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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文人，但却是能做到“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句话的文人；他也是战士，是“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25）的战士，抗战时期写下的政论杂文，就是他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中闪亮人生的写照。如果我们再向他人生轨迹的最终归宿掘进，便不难理解，郁达夫在最后一首旧体诗《题新云山人画梅》后为什么要署“乙酉春日苏门啸隐书”了。一个向以笔作为战斗武器的文人，在他最后岁月里却不能尽情抒写，该是如何的难以排遣心中的郁闷呢？
面对着见识广博，感情充沛的郁达夫，笔者难以自抑的想：站在时代旋涡中的郁达夫，身处家庭破裂的境地，面对老母胞兄的血债，何以能大度之风叙旧情展新谊？何以能不被情感所淹没而看清日阀的本质？何以能透视世界战局，把握敌我战争动向？何以能充满乐观态度满怀胜利的信念？
郁达夫的抗战政论杂文，是充满鼓动力和战斗力的，也是充满理性和智慧的。笔者最终相信了郁风所说的一句话：“他也并非空谈豪言说壮语，而是确能看到敌人的外强中干和中华民族的潜力雄厚，重分析，讲道理，举事实。”（26）这也许就是郁达夫政论杂文能闪烁出光辉来的根基所在。
注释：
（1）（26）郁风《盖棺论定的晚期》，《郁达夫海外文集》第698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1版。
（3）刘尊棋《〈郁达夫海外文集〉序》，《郁达夫海外文集》第5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4）郁达夫《关于沟通文化的信件》，《郁达夫海外文集》第530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5）（20）（21）郁达夫《估敌》，《郁达夫海外文集》第18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6）郁达夫《敌人的文化侵略》，《郁达夫海外文集》第63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7）郁达夫《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郁达夫海外文集》第48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8）郁达夫《语言与文字》，《郁达夫海外文集》第367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9）郁达夫《紧锣密鼓中之东西战场》，《郁达夫海外文集》第107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10）郁达夫《华北捷迅与敌寇的孤注》，《郁达夫海外文集》第130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11）郁达夫《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郁达夫海外文集》第93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12）郁达夫《纪念“九一八”》，《郁达夫海外文集》第60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13）〔新加坡〕方修《〈郁达夫论文集〉序》，《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58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14）郁达夫《沉沦》，《郁达夫全集》第一卷第5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15）郁达夫《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郁达夫全集》第四卷第36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16）郁峻峰《郁达夫与服部担风》，《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3期第120页。
（17）郁达夫《和从哪里讲起》，《郁达夫海外文集》第29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18）郁达夫《日本的娼妇与文士》，《郁达夫全集》第六卷第317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19）〔美〕李欧梵《〈郁达夫抗战文录〉序》，《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55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20）郁达夫《岁朝新语》，《郁达夫海外文集》第274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23）郁达夫《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郁达夫海外文集》第85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24）郁达夫《“文人”》，《郁达夫海外文集》第409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25）郁达夫《乱离杂诗》（之十），《郁达夫诗词集》第16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第１版。
悼郁达夫
悼郁达夫 一个颓废的诗人，一个感伤的浪子，他忧忧愁愁地来了，又忧忧愁愁地走了。 他的才华堪比徐志摩，他的忧郁犹胜梁遇春。 他是不应该属于那个阴暗年代的人，却在那个时代留下他的雪泥与爪印。犹如尼采为自己早生一个世纪而感到的尴尬。 他的多愁善感有如少女，他的直率真诚又似孩童，他是长不大的天真的孩子，就注定了一生的多灾多难。
在那危机四伏岌岌可危人人都戴面具的时代。 。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郁达夫用亲身的体验来实践着裴多斐的诗句。达夫的爱来得炽热，来得猛烈，他从不掩饰自己，从不压抑自己。 他用如掾巨笔述说着坚贞不渝的情爱，他的文采可以感动任何一个女人，也包括王映霞。王映霞接受他的情感，却没有接受他的思想。 达夫的思想怪异绝伦，独树一帜，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人宽恕他，作协拒他于千里之外，王映霞也无法不例外。她是个非常时髦的现代女郎，她看重的是达夫的名声，地位与金钱。和大多数的女人一样，王映霞也不过是包着一层美丽外壳的银蛋。这样的女人什么都有，独缺灵性。当达夫的思想不能唤起爱人的共鸣，当达夫的才情不能满足爱人的虚荣，有钱无才的第三者便有了插足的机会。
自古才命两相妨，有人这样概括李商隐的一生，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郁达夫。达夫正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李商隐。他的妻离子散，客死他乡。也一如李商隐。达夫虽死，他的《沉沦》却足足影响了一代的青年人。
轻轻地他走了，
正如他轻轻地来，他挥了挥衣袖，没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了不少的文化宝藏， 和那深深的遗憾，在你我的记忆中同声叹息。
已过不迷惑之年的他终于用生命，印证了西方谚语里的一句话，我不能救任何人，我只能牺牲我自己。九泉之下的郁达夫如是说。
二十年代初郁达夫与胡适的交恶
刘纳
…
1922年8月出版的《创造季刊》1卷2期，发表了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该文主要内容是指摘一本译著的错误并批评翻译界的粗制滥译，刚刚崭露头角的作者突然以凶猛的火力向文化界权威挑战。他毫不含蓄地骂道：
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虽然郁达夫没有点名，但人们会知道他骂的是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人物胡适——至少包括胡适。《夕阳楼日记》文后注明写作时间是“1921年5月4日夜半”，在此之前的两年间，胡适曾商请北京、南京等地高校筹集资金邀其老师来华讲学，胡适本人则亲作翻译，陪着杜威在北京、天津、济南、太原等地“跑来跑去的跑几次”。
其实，在《夕阳楼日记》发表的三年前——1919年10月，正在日本留学的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期间曾主动致书已经暴得大名的胡适，表达“钦羡”之情，并提出见面的请求。这封信很能说明郁达夫并不在乎名人的骄傲气质，而既不在乎却又要表示敬意请求见面，其间的矛盾心态也就显露无遗了。
没有材料表明胡适曾给郁达夫回过信，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不理睬一个非亲非故的无名青年。郁达夫的钦羡之意很容易便转化成对权威姿态的反感，而反感又很容易转化为锋芒毕露的挑战。1921年9月，郁达夫所拟《创造季刊》“出版预告”措词激烈：“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正是这一份简短的“预告”，在《创造季刊》出版半年前便已经确立了创造社的异端形象和骂派性格。其中所说“一二偶像”当然有胡适在内，而郁达夫“无名作家”的自我体认以及“打破社会因袭”的号召中隐藏着因“无名”而受压制遭冷遇的痛苦——也包括从胡适那里所感受到的冷遇。
“清水粪坑里的蛆虫”无疑是骂人。胡适显然被“粪蛆”的比喻激怒了，他在1922年9月20日发表了题为《骂人》的短文，但他回骂“初出学堂的学生”、“浅薄无聊”、“不自觉”等实在比“粪蛆”要文明得多。
在胡适的《骂人》短文发表四天之后，郁达夫又写了“答胡适之先生”，在这封公开信的末尾，郁达夫“打开窗子说亮话”，指出是《夕阳楼日记》里“粪蛆”那一段话引起了胡适的“愤激”：“看了这几句话，胡先生要疑我在骂他，其实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何尝敢骂胡先生……我怕胡先生谈起政治忙碌，没有工夫细想，要把这些‘无聊浅薄’的文字的意义误会了，所以特地在此声明一下。”语涉讥讽而言辞颇为微妙。
创造社的另两位大将郭沫若、成仿吾一齐上阵为郁达夫助战。1922年11月出版的《创造季刊》1卷3期同时发表了郭沫若的《反响之响》和成仿吾的《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的〈骂人〉的批评》，都是火力凶狠而又条分缕析的论辩文章。成仿吾拉偏架的姿态是十分明显的（“打架”也是成仿吾语），他写道：“胡先生教人莫骂人，他自己骂人没有？郁达夫是骂人骂昏了头的，他的‘蛆虫’、‘肥胖得很’确是不对，谁也不能说他好。可是胡先生的‘浅薄无聊的创作’不也是跟着感情这头凶狗，走到斜路上去了吗？”而郁达夫本人，在1922年11月写了后来被郭沫若称之为“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的《采石矶》，以清中叶诗人黄仲则寄托自己的郁愤，而以考据权威戴东原影射胡适。小说中的黄仲则谈起戴东原，愤愤地说：“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们的大言欺世，排斥异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污苟贱的迎合世人。”这正是郁达夫对自己和胡适的基本评价。
论战和骂人还在继续着。1923年4月1日，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编辑余谈》，继续大摆权威架子，以不屑的口吻鄙落郁达夫、郭沫若等：“《努力》第二十期里我的一条《骂人》，竟引起一班不通英文的人来和我讨论译书。我没有闲功夫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于是，郭沫若针锋相对地驳斥道：’假使你真没闲功夫，那便少说些护短话！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又来压人，不要把你留学学生的资格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要想把人压倒，只好请‘真理’先生出来，只好请‘正义’先生出来。”郭沫若终于把他和郁达夫积蓄了多时的不平、不满和不服气形之于激愤意气的言辞。
至1923年4月，论战双方的对立情绪都正在火头上，而这年5月胡适到上海时则转变了态度，他致信郁达夫、郭沫若，表白说：“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他言辞颇为诚恳：“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他说：“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可能胡适并不愿意世人知晓他“退避为妙”的姿态，因而在信末附笔：“此信能不发表最好。”郁达夫和郭沫若在两天之后分别写了回信。郁达夫回信的语气颇为矜持，他说：“至于‘节外生枝’，你我恐怕都有此毛病，我们既都是初出学堂门的学生，自然大家更要努力，自然大家更要多读一点英文。”两个“都”字和“你我”、“我们”、“大家”等用语表明郁达夫仍然没有把胡适的权威身份放在眼里，也没有放过胡适应当承担的责任。在这封信里，郁达夫也诚恳地表示：“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义气，说话说得太过火了。你若肯用诚意来规劝我，我尽可对世人谢罪的。”据郭沫若回忆，郁达夫当时这样说到胡适：“我的《采石矶》把他比成了戴东原，他一定在暗暗得意。”
通信过后，胡适亲自到郁达夫、郭沫若窄憋的住所看望了他们。在郭沫若的回忆里，他当时对胡适的印象是：“我看他真有点像梁山泊的宋公明，不打不成相识，骂人的官司就像是从来没有的一样。”胡适当时有怎样的感想虽不得而知，但同年10月陪胡适去同一住所访郭沫若（此时郁达夫已北上）的徐志摩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所见到的情景：“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辞出之后，“适之亦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郁达夫在时的“稍整洁”和“较融洽”当然不能说明其生活状况、居住条件与徐志摩此次所描述的有多大差异。胡适向徐志摩迭发感慨：“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创造社“三鼎足”生活之困窘和工作负担之繁重以及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都足以使见闻者唏嘘，胡适甚至因此而理解并谅解了郭沫若、郁达夫等的“狂叛”，其中大概也包括郁达夫的“骂人”。
而郁达夫仍然无法改变对自己遭遇者、受压迫者身份的体认，由于他把这种运命视作了天才区别于平庸者的重要标志，这一本为无奈的处境便被提升为一种理想和一面旗帜。郁达夫在1923年6月23日出版的《创造周报》第7号上发表著名论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郭沫若后来在《创造十年》中说：“最初在中国的文艺界提出了‘阶级斗争’这个名词的怕就是达夫。”又说，“不过达夫的那篇《文艺上的阶级斗争》，结果只是说了些斗争，并不曾说到阶级，离题自然是很远的。”郭沫若说这些话是在30年代，他已经能以较严格的理论定义理解“阶级”，因而会认为当年的郁达夫“离题自然是很远的。”其实，无论是郁达夫、还是郭沫若和成仿吾，从创造社一成立——甚至在创造社成立之前的酝酿期——便怀有十分强烈的阶级意识。当他们宣布“我们愤怒地诉说自己生活是很不好”的处境并表白自己“不曾拜倒在资本家与权贵门首”（成仿吾语）的操守，他们有理由将自己的阶级成分定在“无产”——按照对这个词语字面意义的浅显理解，几个既无资金，又无后台、背景的青年，当然该属无产阶级。
正是在1923年，创造社事业进入了鼎盛期。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三人疲于奔命地支撑着季刊、周刊和日刊，而泰东图书局对他们超强度的经济剥削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困窘，在这种窘境中，郁达夫和他的朋友们不断加深着、强化着对自己被剥削者、被压迫者身份的体认，也就不断滋生着对于“有钱有幸福”者的距离感与对立的情绪。针对剥削和压迫他们出版商和“垄断文坛”者，郁达夫等人将论争或曰“打架”纳入了“阶段斗争”的范畴。《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决非心血来潮之作，它凝集着作者一、二年间的切实感受。
至于郁达夫与胡适，用郭沫若的话说，“他们后来虽然也成为‘朋友’，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也不象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
论郁达夫
◇郭沫若◇
我这篇小文不应该叫作“论”，只因杂志的预告已经定名为“论”，不好更改，但我是只想叙述我关于达夫的尽可能的追忆的。
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1914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同班。
那时候的中国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协定，五校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都成为官费生。日本的高等学校等于我们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学的预备门。高等学校在当时有八座，东京的是第一座，在这儿有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一年预备班，一年修满之后便分发到八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毕业，再进大学。我和达夫同学而且同班的，便是在东京一高的预备班的那一个时期。
日本高等学校的课程在当时分为三个部门，文哲经政等科为第一部，理工科为第二部，医学为第三部。预备班也是这样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数关系，一三两部是合班教授。达夫开始是一部，后来又转到我们三部来。分发之后，他是被配在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