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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所谓〃这那生〃成了一顶不大但也不小的政治帽子，戴在十七八岁的孩子头上，毕竟是沉重的。今天说起来，匪夷所思，视为笑谈，笑谈过后，依稀辨出帽子上沾染的几多血泪！
人是可以按照不同类别加以区分的。不然就没法进行社会调查和统计。按照在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不同的利益占有状况，作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划分，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只要这种划分反映了实际的存在。但像因有〃这样那样问题〃而划定〃三类、四类学生〃这类做法，和各种阶级标签、政治帽子一起，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分类学〃的产物，应该永远成为历史了，并且应由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以及人类学家从中研究出一点什么有益的东西，才不枉付出了一两代以至两三代人青春和生命的代价。
1997年5月13日
下篇：品事（下）论歧视
地区的歧视，比如上海人看不起〃江北佬〃，城里人看不起〃乡巴佬〃，那根源是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有些地方有些人，据说多半是服务员售货员，把港台的旅客叫〃港巴〃、〃台巴〃，则是出于逆反心理。
年龄歧视，老人骂年轻人〃黄口小儿〃，〃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既是基于对经验的自负，又是宗法社会〃长幼有序〃的恶性表现。年轻人回骂〃老朽〃曰：〃老不死的〃，〃占着茅坑不拉屎〃，逆反心理中同样搀着利益的矛盾。
人的观念反映着社会上各种利益的分配和占有。田连阡陌的富者认为自己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吃香的喝辣的，贫无立锥家无恒产者，自然认为没有我泥腿子谁养你油嘴子。冲突于是越来越激烈。那时候有钱有势的叫做出身好，贫贱人家自然是出身不好。富贵人家处处讲门第，招女婿也讲，王宝钏小姐彩球抛中了无业游民，硬跟着去苦守寒窑，为阔人所歧视，却被穷人歆羡，才成了千古佳话。出身寒门的陈世美凭文章考上状元还觉得不保险，想通过联姻改变自己的成份，若不是斜刺里杀出个包拯，光是演登第与招亲的好事，说不定也传为一则千古佳话呢。
革命：〃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有时会把历史颠倒过来。农民革命虽不能彻底革故鼎新，但也能一时〃搅得周天寒彻〃。原本说焦大不会爱林妹妹的，但主奴位移以后，焦大的意识随着存在而改变，也未必不会到太太小姐的牙床上去滚一滚。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翻天覆地，烈烈轰轰，虽也以农民为主力，却非历史上短命的农民暴动可比。在〃耕者有其田〃的旗帜下，实行〃土地还家〃，部分地解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贫穷问题，并动员了千百万农民子弟为保卫分到的土地走上反蒋打天下的战场。当然，要彻底〃刨穷根〃，其实是要靠发展生产，分到手那点浮财管不了多久的。不过，这个穷人革了富人命的格局，不再需要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作〃贫非罪〃的辩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越穷越光荣〃的舆论和风尚。原先处在社会底层的贫雇农成了好成份，地主富农当然是坏成份，时代变了，这时地富家的王宝钏小姐如果主动下嫁贫雇农，就有了谁腐蚀谁的嫌疑，要好好查一查了。
阶级和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不同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不同阶级中人，互相隔膜互相戒备互相歧视，是正常的。假如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富贵者不知节制地巧取豪夺，使贫贱者有切肤之痛直到面临生死的抉择，仅仅是一干人等在那里宣传鼓动，制造起革命来，似不可能；有人看到革命对生产力对文化对人民生命的摧残，遂作〃告别革命〃之想，征诸过往的史册，窃以为是偏于一厢情愿了。
中国现代的革命，在四十多年前天下大定。当时使人耳目一新的，是工人农民地位的骤然提高。土改后乡村里的气氛（而且不止是气氛）此刻弥漫全国城乡：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成为人们羡慕的好出身，城里的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一下子邻近了乡里的地主富农，那些无法选择自己出身的子弟们，仿佛有了〃原罪〃。事后回想，这是〃二分法〃过了头；承认阶级差别无疑是正确的，但致力于激化而不是钝化和缓解矛盾，就不是长治久安之计了。
在文言文，当时教育向工农敞开大门，是功在国家，利在后世的。从五六十年代培养的工农出身的学生中涌现大量人才，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的失策，一是没有坚持让已成年并担任相当职务的工农干部（年龄一般并不太大），普遍入校接受正规教育；二是后来的学校特别是大学，强调〃阶级路线〃和政治审查，逐步对〃成份不好〃的考生关门，经一次运动便紧上一扣，到文化大革命达到极点。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重新认识历史，明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之后，虽然〃儿子是自己的好〃的传统观念一时在所难免，但〃唯成分论〃一般是不见提倡了。商品，市场，利润，货币也不但不再是讳莫如深的禁区，相反成了趋之若鹜的热门。问题随之而来。还拿上学来说，学杂费疯涨，工薪收入者常感不胜负担，至于供一个大学生，动辄成千上万，变相对工农子弟关上了大门。学校内外，按流行的观念，工农出身又不〃吃香〃，谁的爹妈有权有钱，那才是好门第。当然，今天的富贵人家，也有个别的延续着一度断了几十年的香火，但大部分并不是旧时王谢了。然而新的贫富分野又必然地产生了新一轮的歧视，制造着新的恩怨；处于矛盾主导方面的人们，大概是没法从过去不久的历史接受前人教训的。
歧视还仅只是歧视，然而作为心态、作为偏见的歧视，在一定条件下是会转化为显性的矛盾和对抗的。我是最没出息的，〃随遇而安〃的人，在反右派以后戴上右派帽子，遭到难堪的政治歧视，我逆来顺受地活下来了。文化大革命起来，又换了一茬新人来颐指气使，我也还能一不乱说二不乱动，但现在回头来看，若完全没有一点腹诽，也不能算正常。事实就是这样，在〃专政队〃，有个年轻的监督员，所作所为未免过分，一旦我听说他父亲在某部当小官，而其时运动已经转入抓〃走资派〃，我并不是缺乏同情心的人，此时也竟阴阴地想：〃你加诸我们的，别人也会加之于你爸爸！〃我心安理得地原谅了自己幸灾乐祸之褊狭。可见任何程度的歧视都必然招致不同程度的反抗，至少是恶毒的诅咒吧。
从社会根源上解决各种歧视问题，要依靠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来进行调节。强调阶级仇恨以导致阶级斗争，或者把不是阶级矛盾的问题也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即所谓〃上纲上线〃），事实证明是以怨报怨，冤冤相凑，你死我活，永无宁日。而若是一味谈同情、说爱心，多半又无异于痴人说梦，有时是对牛弹琴，有时则竟是与狐谋皮。
那就束手无策了么？不见得。但我今天所能说的，却不过是近于空话的实话：法律虽脆弱仍诉诸法律，道德虽式微仍诉诸道德，这才能保持心理健康，维护社会正义也维护个人尊严。
可以预见的人类的前景，应该是依靠法律和道德来维持人际关系的平衡的。当然，首先要靠物质生活资料维持人类的生存。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个人和群体所处地位的差异，由此产生的矛盾，是可以通过文明而不是野蛮的途径，寻求尽可能合理的解决的吧？
人们之间的歧视也当如此，我以为。
1997年7月4日
下篇：品事（下）扩大化与缩小化
现代汉语里所有什么什么〃化〃的构词方式，都是从日语引进的。而〃扩大化〃这个词，却来自前苏联。1956年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其中提到曾把成千上万忠诚的共产党员和正直的苏联公民加以迫害的〃肃反扩大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惨痛教训。同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长文，对此作出评论。
在那以前，肃反扩大化的事情，在中国，30…40年代的革命根据地也发生过，但没有这样称呼。1949年后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政治运动里，都有过扩大打击面的情况，只是没叫扩大化。
1957年到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据公布的数字，全国打击和处理了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子。到70年代末甄别，承认这次运动严重地扩大化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从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上来探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源，是政治家和理论家的事情。从文化心理上找一找扩大化的原因，我粗浅地认为，那就是〃好大喜功〃。
一次政治运动，形同一次没有硝烟的战争。战前动员，战地鼓动，都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任何战争都以消灭敌人为主要目标，我们更是要求〃全部、彻底、全面、干净消灭之〃，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越多越好，此之谓战果。战士们请缨请战，斗志昂扬，〃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在战场上，是不容战士们讨论炮火所向是不是真正的敌人的；即使误伤无辜，也是难以避免的，此之谓大局。战役结束，上报战果，打死打伤的敌人，就只有数字没有姓名了。然后是庆功会，表扬和奖励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最勇敢的人。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战场上毫无疑义的事，在政治运动里复制，结果怎么样？在土地改革里，好歹有一个计算剥削量的界限，在〃三反〃〃五反〃运动里，好歹有一个按照贪污受贿偷税漏税及其他盗窃国家资财的数字定罪的界限。尽管如此，在具体执行中还会发生罪罚不当的误差；而在像反右派这样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里，一次讲话以至一句话，一本书以至一行文字，一个态度以至一个表情，据以判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据以判是非与敌我，由于缺乏可靠的量化标准，最后统统以需要打多少人的〃控制数字〃为依归。在政治压力下，一边倒的情势自然倾向于〃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擂〃，这里面有被群众运动调动起来的非理性因素，也有区别于运动主持者和积极分子〃好大喜功〃心理的，一般随大流者屈从压力、仅以自保，〃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的心理。因为如果对昨天为好人为朋友为同志为座上客今天为坏人为敌人为阶下囚的人稍稍流露同情，就是右倾，就沦为姑息包庇或同案疑犯，就有从敌我之间〃两可〃堕入敌人界内的危险了。
此时此地，欲不〃扩大化〃，岂可得乎？
接着，1958年兴起的，首先从工农业发轫后来遍及各条战线的全面大跃进，也是用指挥打仗、指挥政治运动的办法，大造声势，形成压力。稍有怀疑，或持异议，就有〃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等着，从〃画乌龟〃的人格侮辱到〃拔白旗〃的实际解决，在这裹挟一切的大潮里，发生作用的心理机制，恐怕也不外前一个运动即反右派时起作用的，上则好大喜功，自欺欺人，下则明哲保身，随波逐流了。眼看着信口开河、浮夸虚报、报喜不报忧、吹牛不上税的走红了，升官了，眼看着实事求是的，不肯瞎说的挨批垮台了，眼看着一套套胡来的政令出台，然后是人祸超过天灾，导致三年大饥馑。
回顾这个大跃进，〃大放卫星〃，〃大炼钢铁〃，跟人民公社化标榜的〃一大二公〃相后先，都是突出一个大字，好大喜功，求多求快，深层心理与历来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心理相同，至少是近似；况且这本身也是一次阶级斗争，不用说反对大跃进，有所消极抵制，都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承担相应后果的。
把一点灵感式的思维扩大为全面的结论，把对一只两只〃麻雀〃的解剖结果扩大为对全局形势的估计，把政敌个人扩大为集团，把党内的矛盾扩大到党外，等等；贯串在文化大革命始终的也是诸如此类的〃扩大化〃思维，因嫌历次政治运动解决问题不够彻底，这回要把积累十几年以至几十年的社会矛盾，一揽子加以彻底的解决，把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大树特树，立竿见影地实现大地山河〃一片红〃。〃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样的战略目标，倘非〃扩大化〃地甩开膀子大干，是难以竟其全功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把所有能发现的，能〃预见〃的，能够超前防范的敌对势力、敌对个人、敌对思想、敌对情绪、敌对态度，能打倒的打倒，能消灭的消灭，能搞臭的搞臭，使之全无立足之地，才有暂时的国泰民安。说暂时，因为旧的矛盾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原有的主要矛盾解决了，就会有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旧的、已经打倒的力量，人还在，心不死，还会时时企图复辟。各种矛盾，各种敌人，纠缠往复，无有已时。
卷入这样〃扩大化〃潮流的人们，被晓喻以相应的雄心壮志。然而无论干部或群众，除了少数纯粹或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外，都是自发地为一条唯物论的规律所支配，用一句流行的话，就是逃不脱〃利益驱动〃。随梆唱影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求不至被视为〃异己〃而失掉原来一点小小的利益，这是群众中的大多数；积极投身，追赶潮流，争当先进，不肯后人的，意在夺取红旗奖状和红旗奖状后面的东西，在作为干部所获的既得利益之上，尽可能再增铢加两。最大的悖论就是，文革中争相讲用〃斗私〃，却只是为争取〃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称号。公耶？私耶？也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
时移势易，事随境迁。利益驱动可以使各色人等参与〃扩大化〃；利益驱动也会使若干人在另一种境遇里力促〃缩小化〃。
放眼四望，〃扩大化〃的阴影并没有完全隐去，而〃缩小化〃却已经层出不穷。各地各级〃反腐败斗争〃中，千夫所指的，落网和漏网的案犯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的事所在多有，就是所谓〃腐而不败〃了。
还需要举例么？还需要论证么？还需要分析这种现象的来龙去脉么？我想，那将贻笑于搞腐败的诸公，也会被不搞腐败但对腐败看得一清二楚的朋友讥为书呆子了。
前文关于〃扩大化〃的缕述，其实也是说了些尽人皆知的话。既已写出，不再删去；一个人一生能说几句未经人道的新鲜话呢？不过，人所尽知的事实，有时也还被人否认，人所尽知的真理，有时也还被人歪曲；谎话既然可以重复千百遍，上述一些大实话也就还不妨一说再说，不算废话。
1997年8月21日
下篇：品事（下）读《牛棚杂忆》
读《牛棚杂忆》（四则录二）
季羡林先生书中说：此时我们早已成了空中飞鸟，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
空中飞鸟，已经不是自由的象征了。
南山有网，北山有罗：公刘有诗及此。
鹰击长空，但也有猎鹰者时时窥伺狙击呢。
筱敏用里尔克意写〃风中行走〃，至此可引申为〃飞在空中〃，一方面状羽毛类之自由，同时又有不测的对自由的射击也。
我1981年写萨格勒布等地鸟儿忘机，与人盘旋上下，作《野鸽子》一诗，末段言及有网罟箭矢子弹之虞；这一段原指保护野生和珍稀动物，防止破坏环境和生态平衡，却被编者独具慧眼地删去了。
慧眼之外，更有慧心，即政治敏感。然则他们心目中，自有对人实行非正义的猎捕者在，且被他们认为是不可涉及的吧。
舒婷为玉渊潭被射杀的白天鹅鸣不平的诗，自亦难逃政治嫌疑。
其实，再一想也就想开了：为禽鸟说话之成为政治问题，不全在借鸟喻人，影射政治。列〃麻雀〃为四害之一，在反右之后的1958年大搞群众运动以消灭之，即是按〃敌我矛盾〃处理。即此一端，拙作《麻雀篇》也必是〃毒草〃无疑了。
季羡林先生在书中写其本欲自尽，却因红卫兵突然闯入揪斗，后遂泯灭了自杀的念头之后说：
我还得到了一个结论，一条人生经验：对待坏人有时候还是态度坏一点好。我因为态度坏，才拣了一条命。
寥寥数语，大有值得深味者在焉。
1998年11月下旬
下篇：品事（下）豆选情结
也算怀旧吧，我想起我读的第一本毛泽东著作，是《论联合政府》，那是在1946年初，旧政协在重庆召开，一时好像有成立联合政府的一线希望。刚刚结束八年抗战，中国人多么盼望能够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啊。正在这时，看到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夕就说：〃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他强调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