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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过浮沉起落带来的世态炎凉，如鲁迅少年时小康之家家道中落后人情的冷暖，不可能理解鲁迅为什么〃白眼看鸡虫〃，对某些他所蔑视的人，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没有经过同行者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颓唐有的落伍，没有目睹同是青年人〃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就不可能理解鲁迅为什么说〃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那样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地决绝。
没有〃横站〃着迎接过来自几面的明暗的攻击，没有在草间独自舔过伤口，就不会懂得为什么鲁迅至死也〃一个都不宽恕〃。
没有在〃无声的中国〃感受到如被囚禁于铁屋、于古墓的痛苦，就不懂鲁迅为什么呼唤敢哭敢笑敢爱敢恨敢骂敢打的人，为什么主张〃能憎才能爱，能杀才能生〃；没有体会过〃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幻灭，就不懂鲁迅为什么首肯于〃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为什么预见到几乎每一次改革后的反复和搀杂，并指出中国的文化是个染缸，能够征服和俘虏原先的战士。
惟思想者为痛苦，惟清醒者为痛苦。
鲁迅却绝不虚伪；不以自欺来逃避痛苦，也不以假话去安抚别人。
鲁迅向烦他撰文代寡母请求旌表的乡人说：〃你母亲贞节不贞节我怎么知道？〃
不能这样说真话的聪明人，能够轻言学到了什么〃鲁迅笔法〃么？
也不必担心一下子冒出好些个鲁迅；没有那回事。鲁迅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更不会大量涌现的。
然而鲁迅又不是不可学习的。但不是学模范学标兵的学法。
以鲁迅阅世之深，阅人之深，他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一切反动派及其帮凶、帮忙、帮闲者除外）的知己。但我们是不是鲁迅的知己？他的书我们读懂了多少？他这个人，我们是否从某一个侧面接近了他的精神世界？
读《孔乙己》，我们是否想过我们跟孔乙己有几分相似？读《阿Ｑ正传》，我们是否在阿Ｑ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并想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患的胸怀？何况除了这位传主，还有王胡、小Ｄ以至假洋鬼子、赵秀才……鲁迅留给我们多少面亮可鉴人的镜子啊。
小时候把鲁迅当做不同于一般长者的长者，尊敬地呼为先生。
今天，我的年齿已多于鲁迅的年龄，我对先生的人格和识见更加高山仰止，因为我以为经过世事沧桑，我对先生有了较深一步的理解，理性的而非情绪的。掩卷之余，或还可以与先生对话，斟酌，直至争论。
我自然不可能如瞿秋白那样成为鲁迅的知己，或亦不能为雪峰，为胡风，但能不能像萧红那样得到在先生面前放言的权利，或是像木刻研究会的青年，掏出带着体温的钞票买书的工人那样，可以不拘形迹地相互视为同道呢？
说鲁迅是伟大的，诚然，但他是不同于一般所谓伟大的伟大。
说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诚然，但他是不同于一般所谓革命家的革命家。
说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诚然，但他是不同于一般所谓思想家的思想家。
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诚然，但他是不同于一般所谓文学家的文学家。
一般的发发议论，是远不可望鲁迅之项背的。
以上云云，是不会为时下一些从抵制〃鲁货〃到〃告别鲁迅〃的主张者所满意的，我也不想让他们感到满意。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鲁迅。我的鲁迅，是我这多年不断发现和不断加深理解的鲁迅，我引为师友，忘年之交，别人对他怎么看，其实是无足轻重的。
1997年1月1日
代序北大精神北大人
今年要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一百年来，北京大学有光荣也有耻辱。光荣无过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成为〃五四〃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发祥地。北京大学蒙受的耻辱，则是在沦于敌伪的年月，沦于既不讲科学也不讲民主的人掌权的时段。
可以说，北大的光荣传统就是为科学与民主而奋斗，这是五四精神，也是北大精神。过去，北大老校址红楼是北大的象征；50年代以后，北大迁往西郊被撤销的燕京大学原址燕园，而红楼和连带的建筑改归若干政府机关，相应的〃民主广场〃也已不存；后来人们说起北大，倒是拿燕园里的未名湖和水塔当做标志了。不过，好在北大精神的载体不在物而在人，我们回首20世纪，无数北大人在现代史上为科学与民主所作的奉献，煌煌不掩其光辉。
历数百年北大人，首推开风气之先的蔡元培先生。而在世纪下半叶，我认为马寅初堪称典型，〃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啊。
马寅初先生1957年发表高瞻远瞩、切合国情的《新人口论》，随后不久就遭到声势浩大的围剿。我是直到最近才读到他本人几份表达立场的声明。其一曰《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他还说，〃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到1960年，他在《重申我的请求》中又说：〃过去的二百多篇文章都是'破'的性质，现在的五篇也是'破'的，我总希望诸位先生多费些时间，做些真正的研究工作，写出一篇'立'的文章出来。你既然说'马寅初对大跃进情形的解释是不科学的'，那么，读者们都希望你做出一个科学的解释来。〃云云。
在论战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马老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以免影响既得的政治地位。马寅初先生写了《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当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1？郾04万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这可以视为马寅初先生关于治学、关于做人的谆谆嘱咐，他对后生学子的一片厚望蔼然可感。他主张并且身体力行的这种坚持真理、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既是现代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又符合中国文化中〃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
我想，马寅初是北大人的代表之一，在他身上体现着北大精神。这种精神和这种典范，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足可引以自豪的，也是我们应该当做镜子经常揽以自照的。
上引马寅初的遗文，当时未能得见（也许因忙于〃改造〃，自顾不暇，疏于读书读报之过）；近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人世文丛〃第一辑〃学者卷一〃读到，丛书由张岱年、邓九平主编，是一套读来受益的好书。
1998年1月6日
代序让孑民先生安息
北京大学今年纪念建校一百周年，总是让人想到老校长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1940年在香港病逝，蔡墓就在香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坟场依山而建。墨绿色的云石碑上，闪着金字〃蔡孑民先生之墓〃，为叶遐庵所书。
前些年就有人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建议援萧红墓由浅水湾迁回广州之例，将蔡墓迁回现北大校园。无人作出回应。近年在香港的文化人尤其是北大校友中，也有这样的主张，他们总觉得一代宗师的老校长，遗骨〃沦落于香江一隅〃，使学生和后死者于心不安，希望能归葬北京大学，与曾执教燕京大学后来病逝瑞士的美国记者斯诺之墓在未名湖畔为邻。
从一本书上读到北大校长办公室给一位居港的校友复信称，学校领导对来信作了研究，答复如下：〃北大现在的校园为原燕京大学旧址，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迁到这里。校园的主要部分已于1994年3月，由北京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区，该文物保护区必须保存现有格局，一切翻修和兴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经批准后，才得执行，学校方面无权动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区的校园，如学生宿舍、食堂、文体活动中心等，楼间的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云云。
因此，关于将蔡先生遗骨迁葬北京大学的建议，是〃得毋庸议〃的了。
我则以为，在北京，在香港及在其他各地的北大校友和蔡先生的景仰者们，有迁墓之议，心情可以理解；此议不成，却也不必感到遗憾。即使归葬未名湖畔，对蔡先生来说，那也只是〃燕园〃；而蔡先生曾主校政的北大，他抗战流亡中至死魂牵梦萦的，应是在沙滩的红楼。昔之红楼，久已拨作他用，楼后校园，早就填满了简易楼房，而〃孑民堂〃则属文化部机关所有：老北大旧址，倒更是〃楼间的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了。
当然，燕京大学旧址亦即今天的北大校园，在可以预见的时日里，大约不会像五十年来的红楼经历恁多沧桑，然而即使是校园内的〃文物保护区〃，能否得到切实的保护，也还在未定之天。从目前我国文物保护法的执法情况来看，我是不敢乐观的。有法不依，执法不力，触目皆是，见怪不怪。万里长城在世界上也是只此一家吧？鼎鼎大名的山海关附近，竟有一段几百年保存完好的长城，据说为了修路，在区政府办公会上决定，说扒就扒了。南京太平天国天王府，后来曾是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府和蒋介石的总统府，其文物价值当不在燕园文物保护区之下吧？通衢大道，众目睽睽，且在省府省委眼皮底下，竟破墙开店，改建餐厅，据说还造了一个〃配有裸女浮雕〃的〃非常西洋化的大门〃！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尚且未必能保护得好，若把蔡元培先生墓迁移到现在的北大校园来，谁能保证一劳永逸？主张迁墓的朋友，以为蔡先生墓在香港，〃葬非其地〃，其实那个〃华人永远坟场〃，因在香港仔山上，没有修路开店炒地皮之虞，加之市政规划早成定局，一般不会改来改去，倒许能〃入土为安〃；业已半个多世纪，不如就让蔡先生在那里安息下去。
何况香港已经回归祖国，蔡先生有灵，从香港办个回乡证也不难；魂兮归来，回故乡浙江绍兴比回北京还近便得多。再说，蔡墓怎么也比不上雨花台烈士陵园的革命历史纪念意义，而雨花台曾拟举办狗展，近来在粤报上又在讨论借烈士陵园场地办舞会是否适宜：北大校园一般不会考虑举办狗展，而校园里办舞会，在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先生或当引以为慰；然而，日久天长，在校园里怕难免有为蔡先生所不乐闻见者，也许还是互相回避为好吧。
真正要继承蔡先生治学治校的精神，为人为文的风格，其实并不需要守墓，也不一定非北大人不可；正如北京大学出身乃至在北大做事，却未必就具有北大精神。若不知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为何物，不知蔡先生在现代中国社会进步中的历史贡献，那末，就是把蔡先生的墓建在他的门口，又有什么用？
中国人历来太重视遗骸的安顿，所以骂人最厉害的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整人最厉害的就是弄得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刘少奇、彭德怀送火葬场都用的假名字）。最大的尊崇呢，便是保存尸骨，大修坟墓，古代帝王这边呱呱一落地，那边就动土挖穴，建地宫、修陵庙，准备后事了。但我们所纪念的蔡元培先生，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而且是反对皇权的革命者，是民主主义的教育家，是反对〃忠君〃〃尊孔〃、主张信仰自由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活在后人的事业中，他的形象活在后人的记忆中，固不在乎葬在何处，有无牌位，是否奉为图腾也。
1998年2月5日
代序也是一个北大人
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是朝野〃想到一块儿〃的一件事：人民大会堂郑重地召开了大会，北大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校园以外，教育界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界，知识界文化界读书界，沸沸扬扬，满城争说，这不同于一般商业炒作的效果。
一时涌现了不少关于北大尤其是老北大的书，多有可读。有许多文字追怀蔡元培先生，别的不说，单是五四运动前后那一段，其言其行，就使人高山仰止。我读到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萧夏林编）一书，编入蔡元培与北大有关的函电、演说、论战文章，包括五四运动前后的言论及去留声明，还有北大人和现代学人及亲友在他生前身后所写的回忆和评述，搜罗较为完备。
只有一句四十年前对他的血泪忆念，可能因为当时未曾见诸文字，在这本书里没能看到。
那是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林昭（彭令昭）被划为右派分子，她像《牛虻》中的亚瑟发现自己被蒙泰里尼出卖一样，由绝望想到自杀，她在绝命书里写道：〃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不到我心头在无声地流血……〃她自杀未死，这个生性刚烈的女生仍然不肯〃低头认罪〃。她悲愤地质问校领导：〃蔡元培先生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
林昭在生死关头想起了蔡先生，不是偶然的。她所面对的校领导是哪一个，今天看来已不重要。从这一今昔对比中，我深深体会蔡元培之所以为蔡元培，一位伟大教育家之所以为伟大的教育家，首先是他以赤心热爱自己的学生；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人类的希望，如果没有对青年学子的由衷热爱，侈谈什么爱国？侈谈什么办教育？当年五月四日刚过，蔡元培听说政府有焚烧北大、暗杀校长的计划，他并不在意，然而当他听说〃在政府方面，以君去（离职）为第一义；如君不去，则将严办此等学生〃云云，他立即请辞北大校长，以保全无辜学生。对照爱乌纱帽为第一义的人们，则真心爱学生抑或只是保官职、求私利，才是对一切教育者的根本检验。
可惜当林昭落难时，蔡元培墓木已拱。而林昭因不服莫须有之〃罪〃，刑罚不断升级，由50年代而60年代，由〃劳教〃而逮捕入狱，由有期徒刑二十年而改判死刑，终被杀于1968年4月29日。她留下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十余年后平反昭雪，感谢历史真的宣告她无罪。她这份写给世人的遗言和预言，至今与她的大量狱中诗（长诗《海鸥之歌》、《普鲁米修士受难之日》，以及《啊，大地》、《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还有纪念其舅父许金元烈士的《家祭》等诗）一起，应该还保存在上海公检法部门的死囚档案里。希望有一天得见天日，这不仅是当代诗歌的遗产，也是时代的化石，历史的见证，一面道德的明镜。
林昭：这也是一个应该纪念的北大人。
1998年6月2日
代序伤心人祭（1）
张若名的悲剧人生
几年前张若名《纪德的态度》一书中文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张若名的名字重新引起了注意。早在1930年秋，纪德本人读到这篇中国女留学生的博士论文时，立即给作者写信说：〃由于您的劳作，我又重新意识到我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
张若名，生于1902年，如果活到今天，实足九十六岁，但她终年五十六岁，已经不幸去世四十周年了。
1958年，张若名在云南大学改造知识分子的〃交心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于6月18日投河自尽。她被划右派的大儿子正在北方某地劳动改造，她的丈夫杨教授从外地赶回，没有见到尸体，也不知道是否留下了什么遗言。
张若名在五四运动中，是天津觉悟社的创始人之一。1919年冬，她和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四位学生代表被捕，直到次年7月释放。周恩来在《警厅拘留记》中节录过张若名记述她和郭隆真两位女代表狱中情况的日记。
1920年11月，张若名跟一百九十多名勤工俭学生一起，从上海登船赴法。1922年，张若名、郭隆真加入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等在巴黎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名在〃少共〃内化名〃一峰〃。他们以互教互学的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1924年周恩来回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