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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慌张的慰问，绕过车子搀扶住夫人的胳膊。
“来吧，亲爱的，我们回家去吧！”总统对夫人说。
然后，他转过身对其他官员说出了他对“秘密军队组织”这次行动的评价：“他们射不准！”说完，他就扶着夫人上了直升飞机，坐在她的旁边。德儒戴也跟着上了飞机。他们动身去乡间度过周末。
到这时，法朗索瓦·马鲁还心有余悸，脸色灰白地坐在方向盘后面。汽车右边的两个轮胎已被打掉，最后仅靠轮圈向前滑行。杜克勒暗自庆幸，没有出大乱子。他安慰了马鲁几句，接着就去处理那些必须尽快处理的事情了。
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都在打听这桩谋刺事件，但苦于缺乏这方面的真实资料，只好凭个人的猜想来写报道。然而，法国警方则以保安总局为首，加上特工人员和宪兵队的力量，发动了一次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侦察工作，接着进行了搜捕。
这次搜捕活动仅次于以后进行的追捕另一个刺客的活动。这个刺客的情况至今尚未弄清楚，档案里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号——“豺狼”。
※※※
9月3日，警方获得了第一个线索。
这和其他一些案件情况有相似之处，是在一次例行的检查中获得的。
在里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区，在一条巴黎通往马赛的公路上，警方的路障拦住了一辆坐着四个人的小汽车。这一天，他们已经拦住了几百辆汽车，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当他们检查这辆小汽车时，其中有一个人拿不出身份证，说是已经遗失。警察就把他和另外三个人带到瓦朗斯镇进行例行的查问。
在审讯中，他们知道其他三人和此人无关，因为这三个人仅仅是给此人搭了便车，所以就释放了他们。警察把第四个人的指纹印下来，送往巴黎以便核实他自己所报的姓名。12个小时后，巴黎的答复来了：指纹属于一个30岁的外籍军团的逃兵，根据军法被控有罪。但是他所说的姓名倒是确切的。他的名字叫皮埃尔·德尼·马加德。
马加德被带往里昂的司法警察区分部。马加德在接待室等候审讯时，一个看守他的警察开玩笑地说：“喂，小克拉玛是怎么回事？”
马加德无奈地耸了耸肩回答说：“好吧，你想知道什么呢？”
就这样，马加德一连讲了八个小时，惊呆的警官听着，速记员的笔飞舞着，记了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最后，他把小克拉玛的每一个参加者的姓名都说了出来，还有其他九个人，有人在策划期间担任了某些次要任务，有些人帮助搞了器械。一共二十二个人。
警察的大追捕开始了，这次他们知道该捉谁了。
最后只有一个人逃脱了，直到今天也没有捉到。这就是乔治·瓦当，他逃掉了，估计和大多数“秘密军队组织”的首领们一起住在西班牙。
对巴斯蒂安·蒂尼和阿兰·布格勒内和其他参与这次阴谋活动的为首人物的审讯和起诉工作是在12月前就完成了。1963年1月，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审判。
当审判正在进行中的时候，“秘密军队组织”又集中力量对戴高乐政府进行了一次全面出击。法国保安总局也竭尽全力予以反击。在愉快的巴黎生活方式的背后，在所谓有文化、有教养的外表下面，一场现代历史上最残酷和最激烈的地下秘密战争开始了。
法国保安总局的全称是国外行动与反间谍总局，简称SDECE。它的任务包括在国外搞间谍工作和在国内进行反间谍工作。因此，这两部分工作有时又互相重叠。第一局是纯粹的情报工作，下分几个处，以字母R（法文情报一词的头一个字母）为各处的代号。R1为情报分析处；R2东欧处；R3西欧处；R4非洲处；R5中东处；R6远东处；R7美国和西半球处。第二局主管反间谍工作。第三、四局设在一个办公室里，主管共产党事务。第六局是主管财务。第七局是行政管理局。
第五局的名称叫行动分局。这个局是对付“秘密军队组织”的战斗核心。该局指挥部设在巴黎东北一个肮脏的郊区，里拉门附近的莫尔埃大街上一座毫无特色的楼房里。行动分局有一百来个硬汉子。这些人大部分是科西嘉人，他们练就一身最棒的体格，然后被送往萨托里训练营，在该营一个与其他部分完全隔绝的特别部门里，学习一切有关破坏的技术。他们成为用小武器或赤手空拳——徒手劈杀和柔道——进行格斗的高手。他们还学习无线电通讯、爆破、破坏、用刑或不用刑审问、绑架、纵火和行刺等课程。
他们有些人只会说法语，其余的人能够流利地说好几国语言，并且能在全世界任何首都行动自如。他们有权在执行任务时杀人，并常常行使这种权利。
随着“秘密军队组织”活动的日益狂暴残酷，保安总局的头子尤金·纪博将军最后取消了对这些人的一切限制，听任他们去搞掉“秘密军队组织”。他们有些人参加了“秘密军队组织”，打入了该组织的最高机构。他们只满足于从内部提供情报，而由其他人采取行动。把“秘密军队组织”派进法国或其他地区执行任务的间谍逮捕归案，都是靠打入这个恐怖组织的行动成员提供的情报。有时，警察无法把所要抓的人诱骗来法国，就残酷地把他们在国外杀掉。许多失踪了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的亲属从此就都认定他们是被行动分局的人干掉的。
对于“秘密军队组织”成员来说，教训是够多的了。他们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批行动分局的人，称他们为巴布斯，“大胡子”，甚至比痛恨警察还要痛恨出卖自己组织的人。
“秘密军队组织”和戴高乐政权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持续的权力斗争的末期，“秘密军队组织”活捉了七个“大胡子”。后来他们的尸体被挂在阳台和电线杆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这一场秘密战争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至于究竟谁在哪个地窖里死于谁的酷刑之下，这一切将永远不得而知。
剩下来的“大胡子”仍留在“秘密军队组织”内等候保安总局的差遣。他们中有些人在参加保安总局之前是地下黑社会的职业刺客。他们仍保持着以前的老关系，他们不止一次地请地下黑社会的老朋友帮助他们为政府干一些特别肮脏的勾当。这些活动使人们认为法国存在一支平行的、非官方的“二警察部门”，据说是在戴高乐总统的得力助手M·雅克·福卡尔指挥之下的。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平行的“二警察部门”，这些事情都是由行动分局的刺客或是从那个“社会”里临时借用的黑帮头头们干的。
科西嘉人在巴黎和马赛的黑社会里是很有名的，他们对于这场仇杀也略知一二。当七个“大胡子”在阿尔及尔被杀后，他们宣布要向“秘密军队组织”讨还血债。科西嘉人的黑社会在1944年时曾帮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他们后来得到的报酬是有权垄断科达聚地区的大部分非法生意。而在60年代初期消灭“秘密军队组织”的行动中，科西嘉人则以同样的方式又一次为法国效劳。“秘密军队组织”里有许多成员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科西嘉人差不多，因此这场战斗有时几乎是兄弟间互相残杀。
在审讯巴斯蒂安·蒂尼和他的同伙期间，“秘密军队组织”也在展开攻势。他们这时候的指挥者是曾经在幕后参加策划小克拉玛事件的安东尼·阿古上校。他毕业于法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工业大学，具有灵敏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他在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部队里当过少尉，并且参加了在德国纳粹统治下进行的解放战争。后来，他曾在阿尔及利亚指挥一个骑兵团。他虽然长得身材矮小，但却是个硬汉子，同时也是一个有战绩而又非常残忍的军人。从1962年起，他就成为“秘密军队组织”流亡在外的行动首脑。
阿古有丰富的心理战经验，他知道反对戴高乐政权的斗争必须在各方面进行，既搞恐怖活动，也要通过外交渠道及宣传活动。作为整个活动的一个部分，他安排“秘密军队组织”的外围政治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负责人、前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同全西欧的报纸和电视举行一系列的会见，用体面的词句说明“秘密军队组织”反对戴高乐政权的原因。
阿古的才干，过去曾使他成为法国军队中最年轻的上校，而现在则使他成为“秘密军队组织”中最危险的人物。他安排让乔治·皮杜尔接连地接见一些主要的报刊记者，在这些接见中，这位老政治家可以为“秘密军队组织”的这些活动披上正直行动的外衣。
皮杜尔的宣传活动，几乎和这几天在法国各地电影院和咖啡馆里出现的炸弹爆炸恐怖活动一样，使法国当局感到吃惊。
然后，到了1963年2月14日，发生了另一次谋刺戴高乐的事件。戴高乐预定要在第二天到军事学院去讲话。谋刺计划是当戴高乐步入大厅的时候，由一名刺客从附近房子的屋檐下向戴高乐的背后开枪。
有三个人在这次事件后被捕审讯，他们是让·比农、一个名叫罗贝·普瓦纳尔的炮兵上尉和一名军事学院的英语教员保罗·鲁瑟莱·德·莉菲阿夫人。射手应该是乔治·瓦当来担任。但这次又让“拐子”乔治逃脱了。他们的被捕是因为在普瓦纳尔的套间里搜出了一支带有红外线瞄准器的步枪。经过审讯后表明，他们为了把乔治·瓦当和步枪偷运进军事学院，曾找过马吕·杜准尉，后者立即报告了警方。
2月15日，戴高乐将军准时出席了军事学院的典礼活动，但是令他很不高兴的是，乘坐了一辆装甲汽车。
那次的阴谋搞得非常笨拙，但是它却使戴高乐很生气。他在第二天把内政部长罗杰·弗雷伊叫来，拍着桌子对这位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长说：“这种暗杀的勾当搞得太过分了。”
弗雷伊决定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某些高层阴谋分子来个杀一儆百。他对最高军事法庭正在进行的对巴斯蒂安·蒂尼的审判结局十分放心，因为蒂尼已在被告席上直言不讳地努力说明为什么他认为夏尔·戴高乐应该死。这一点就足够判他的死刑了。但是还需要更多杀鸡儆猴的例子。
2月22日，法国保安总局第二局局长致内政部长的一份备忘录的抄件到达了行动分局局长罗兰的办公桌上，内容摘要如下：
〖我们已经查明这场颠覆运动的一名主要领导人的下落，他是前法国陆军上校安东尼·阿古。他已逃往德国，根据我方情报局的情报，他将在德国停留数日。
既然如此，应有可能对阿古下手，或可捉拿归案。我方的反间谍机构曾向能干的德国反间谍当局提出合作要求，但遭到拒绝。德国反间谍当局现同意我方人员跟踪阿古和“秘密军队组织”的其他领导人。因此，我方的行动，凡针对阿古者，必须以最快速度周密进行，而且要求授予全权。〗
这项任务交给了行动分局。
※※※
1963年2月25日，安东尼·阿古在罗马会见了其他“秘密军队组织”的领袖后回到德国的慕尼黑。他没有直接回到乌纳特尔街的寓所，却乘坐出租汽车到伊登·沃尔夫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打算在这儿开个会。他还没有到房间去，在旅馆的大厅里就遇到两个口操纯粹德语的人找他谈话。他还以为他们是德国的便衣警察，正打算从口袋里取出他的护照。
这时，他突然感到两只手臂被紧紧夹住，他的脚离开了地面，被架到停在旅馆门口的一辆洗衣房的面包车里。他开始抗议，却遭到了对方用法国话的一顿臭骂，一只强有力的手打在他的鼻子上，另一只手击中了他的腹部，一只手指点了他耳朵下的神经，他突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就不省人事了。
24小时以后，巴黎凯德索菲弗街36号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电话铃响了。一个沙哑的声音对接电话的警官说，他代表“秘密军队组织”说话，并说安东尼·阿古已经“捆绑停当”，待在这座房子后面停着的一辆面包车里。几分钟后，面包车的门打开了，阿古跌跌撞撞地从车上下来，出现在一群惊呆了的警官面前。
阿古的眼睛被蒙住了24小时，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着才站得住。由于鼻子出血，他的脸上沾满着血迹。他的嘴被一个钳子夹住。
警察把钳子拿掉，有人问他：“你是安东尼·阿古上校吗？”他说：“对。”至于阿古前一晚如何被特工人员偷运过国境，这辆汽车又如何开到警察局后院而由一个陌生人用电话通知，这只不过是他们在工作中开了个玩笑。阿古一直被拘留到1968年才释放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行动分局没有估计到的：他们弄掉阿古虽然使“秘密军队组织”的士气大为低落，但是却为阿古身后那位不出名的副手——马尔克·罗丹上校掌握谋刺戴高乐行动的指挥权铺平了道路。他虽然藉藉无名，却同样精明强干。从许多方面来讲，这是一件不合算的买卖。
3月4日，最高军事法庭宣布了对巴斯蒂安·蒂尼的判决，他和其他两人被判处死刑，而“拐子”瓦当则没有逮住。
3月8日，戴高乐总统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听了犯人辩护律师提出的减刑请求。最后，他把其他两人的死刑减判为终身监禁，而对巴斯蒂安·蒂尼则维持原判。
这天晚上，律师把最后的判决告诉了这个空军中校。当后者微笑着表示不相信时，律师说：“日期定在3月11日，你将被枪决。”
巴斯蒂安·蒂尼依然保持微笑并且摇摇头。
他告诉律师说：“你不知道，在法国军队里，没有一队士兵会对准我开枪的。”
他毕竟估计错了。
在法国的第一欧洲广播电台早晨8点钟的新闻节目里，报道了这条执行枪决的消息。在西欧大部分土地上，只要愿意收听的人都能听到这条消息。
在奥地利一家小旅馆的一间房子里，这条消息触发了一系列的计谋和行动，这些计谋和行动使戴高乐将军比他毕生事业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死亡。住在这个房间里的就是“秘密军队组织”的新行动首脑马尔克·罗丹上校。
第二章
马尔克·罗丹关了半导体收音机，从桌子旁站起身来，一盘早餐几乎原封未动地留在桌子上。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跟前，又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远眺窗外白雪覆盖的景色：这迟来的春天，使积雪还没有开始融化。
“这些混蛋！”他小声地诅咒着以表示愤恨。接着他又轻轻地用一连串的咒骂以发泄他对法国总统、他的政府和行动分局的强烈仇恨。
罗丹在许多方面都不像前面几个领袖人物。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灰白色的脸蕴藏着满腹仇恨。不像其他的拉丁人，他经常以一种冷淡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的感情。由于他没有理工科大学毕业的学历，使他不能再往上晋升。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在德国侵略法国的时候，他才十七八岁，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他驾驶着一条渔船，从法国逃到英国，后来在洛林十字架的旗帜下当了一名列兵。
罗丹从列兵到下士，然后上升到准尉，经历是很艰苦的。在科尼希将军率领下，他在北非参加了几场血战。后来又跟着勒克莱在诺曼底登陆，通过灌木丛林，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中，才使他带上了军官的肩章。如果凭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无论如何也是升不上去的。要是在战前，他只能考虑自己是复员呢，还是留在部队里终身当一名小兵。
可是，复员后回去干什么呢？他除了父亲教给的修鞋技术以外，一无所长。他发现自己家乡的工人阶级已归共产党控制，共产党接管了“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的内务部。因此，他只好留在军队里。后来他看到从军官学校毕业的有知识的年轻新一代，通过教室里的理论课程赢得了同他一样的、用鲜血换来的“V”形军官臂章，这使他更感到不平。当他眼看着他们在军衔和特权方面都超过自己以后，这种不平之感便变得难以摆脱了。
剩下来的惟一出路是参加殖民军部队，那儿的士兵勇猛顽强，长年征战，不比那些义务兵只是在操场上练个没完。因此，他设法调到了殖民军空降部队。
他在印度支那的一年里，很快成为一名连长。和他生活和战斗在一起的人，说的和想的都是和他一致的。作为一个鞋匠出身的青年人，要想往上爬，还必须通过战斗、战斗、更多的战斗。他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时，已经是一名陆军少校了。他回到法国又经历了不愉快和受挫折的一年以后，又被调到阿尔及利亚。
法国撤出印度支那这件事以及他在法国度过的那一年，使潜伏在内心的愤愤不平变成了对政客们和共产党人的厌恶。在他眼里，政客和共产党是一路货，他们这些人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法国的各种社会生活中去了。法国如果不由军人统治，就永远无法摆脱那些遍布法国政界的卖国贼、马屁精的掌握。只有军队里才不存在这两种人。
罗丹像大多数作战军官一样，曾亲眼看着自己的士兵死去，有时还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