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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声音问道：“是安东尼·曼林逊先生吗？”
“是我。”他把肩膀上的被单抖落掉，看看表。
“我是法国国家司法警察署警官路西安·卡龙。我代表克劳德·勒伯尔专员和您通话。”
这个声音说着准确但口音很重的英语，非常清晰。现在电话线路显然很空。曼林逊皱着眉头，心想，这些家伙为什么不能找一个文明点的时间打电话呢？
“什么事？”
“我想您认识勒伯尔专员吧，曼林逊先生？”
曼林逊想了想，勒伯尔？啊，对了，小个子，曾是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头头。人不出众可是极有效率。两年前那个被害的英国游客一案，他帮了好大的忙。如果不是他们迅速地抓住凶手的话，报界一定会闹得满城风雨。
他冲着电话说：“是的，我认识勒伯尔专员。有什么事？”
他的妻子莉莉被说话声所干扰，在睡梦中嘟嘟囔囔。
“发生了一件非常紧迫的事件，同时也要求高度保密。我协助勒伯尔专员办理此项案件。这是一件极不平常的案件。专员希望今天上午9点请你在你们警厅的通讯室和他进行直接通话。你能到场和他通话吗？”
曼林逊考虑了一会儿。
他问道：“这是警方联合行动的一次例行调查吗？”如果是的，他们可以用国际警察组织的普通线路，因为在警厅里，早晨9点将是最忙的时刻。
“不，曼林逊先生，不是的。这是专员本人求助于你，请你给予缜密的协助。所发生的问题可能跟苏格兰场毫无牵涉，很可能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作为正式要求归档。”
曼林逊又考虑了一下。他生性谨慎，并不想牵涉进外国警察部门的秘密调查中去。但如果出现了犯罪事件，或者罪犯逃到了英国，那又另当别论。即便如此，又何必这么诡秘呢？但是看来勒伯尔需要老伙计联络网的帮助，这正是组织老伙计联络网的目的啊！
“好的，我接这个电话。9点钟。”
“太感谢你了，曼林逊先生。”
“晚安！”曼林逊放下听筒，把闹钟从7点拨回6点半，又睡下了。
※※※
当巴黎在睡梦中迎接黎明时，一个中年的中学教师在一个狭小发霉的单身汉套间里踱来踱去。他周围的一切都杂乱无章：书籍、报纸、杂志和手稿摊满了桌子、椅子和沙发，甚至摊到屋子另一头角落里小床的床罩上。在另一个凹进去的角落里，洗碗池里堆满了没洗的碗碟。
他这样来来去去地踱方步，令他感到烦躁的并不是那一团糟的卧室，自从他放弃掉中学校长这个职位以后，同时也失去了一套很舒适的住宅和两个男仆，他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了。他的麻烦问题并非为此。
当东方破晓的时候，他才坐下来拿起一张报纸，眼睛移到国际版的第二条新闻。标题是《“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们被围在罗马旅馆里》。当他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之后，下定了决心，穿上一件薄薄的风雨衣，出门了。
他在街上找到了一辆正在兜客的出租汽车，让司机开往北火车站。司机把车停在车站前，他下车等汽车开走后，又走到马路对面，走进了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
他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个电话的硬币，他把咖啡留在柜台上，到咖啡馆的后间去打电话。问讯台给他接通了国际台，他询问一家罗马旅馆的电话号码。60秒钟以后他得到了回答，放下听筒就走掉了。
他在街上走了100米左右，拐进另一家咖啡馆，又使用了一次电话，这次他向问讯台打听的是最近的能打国际电话的通宵邮电局。正如他所料到的，人家告诉他从干线车站拐弯就是。
他在邮电局要了刚得到的罗马旅馆的电话号码，没提旅馆的名字，颇为紧张地等了20分钟才叫通。
他对来接电话的意大利声音说：“我想和普瓦蒂埃先生通话。”
对方问：“哪位先生？”
“一位法国先生。普瓦蒂埃，普瓦蒂埃。”
“谁？”
“法国人，法国人……普瓦蒂埃……”
“啊，对，一位法国先生。等一等，请等一会儿……”
一系列的咔嗒声之后，一个疲劳的说法语的声音答话了：“什么事……”
他恳切地说：“听着，我没有时间多说话，拿一支铅笔记下我所说的一切。现在开始。瓦尔米告知普瓦蒂埃，豺狼已经漏气了。重复一遍，豺狼已经漏气了。科瓦尔斯基被捕了，临死前说了话，结束。都记上了吗？”
“是的，我会转告的。”对方回答说。
瓦尔米搁上电话听筒，匆匆忙忙地付了钱，溜出了邮电局。一会儿功夫，他就消失在从车站出来的人群中了。这时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升起，巴黎的街道已经逐渐热起来了。不出半小时，早晨的面包香味和磨咖啡豆的香味，将要被各种车辆排出的废气、人身上的汗臭以及发了霉的烟味所代替。在瓦尔米离开邮电局两分钟后，有一辆汽车开到了邮电局门口。边防检查站的两个人从汽车上下来，急忙走进邮电局，要求接电话的服务员描述一下刚才打电话那个人的模样，但得到的回答几乎适用于任何人。
※※※
在罗马，马尔克·罗丹于7点55分被楼下值夜班的人摇着肩膀叫醒。他立即惊醒过来，半个身子下了床，摸着枕头底下的枪。当他看清叫醒他的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的相貌时，才放松下来，哼了一声。他朝床头柜看看，知道反正也睡过头了。在热带地区多年的生活，使他惯常醒来的时间比这会儿早得多。
罗马8月的骄阳早已高高地照在屋顶上。几周以来的怠情，晚上靠玩纸牌消磨时光，过量的劣等红葡萄酒，聊胜于无的锻炼活动，所有这一切的综合作用是使他懒散、困倦。
“来了个口信，上校。有人刚打电话来，好像特别着急。”
军人从便条本上撕下一页，上面记着瓦尔米那些支离破碎的词句。罗丹看了一遍记录就跳下了铺得薄薄的床铺。他在腰上缠了一条棉布纱笼，这是他从东方带回来的习惯。然后，他又看了一遍记录。
“好了，走吧！”罗丹挥挥手，军人离开房间回到楼下去了。
罗丹紧张地在心里边咒骂了好几秒钟，把手里那张纸捏成一团。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科瓦尔斯基！
当科瓦尔斯基失踪的头两天，他曾想过这个人大概开小差了。最近一个时期，组织里有些人叛变，因为他们开始认为“秘密军队组织”已经遭到了失败，谋刺戴高乐并把他从法国总统的职位拉下来的打算也没希望了。他总以为科瓦尔斯基会永远忠于组织的，但是事实证明他不知为什么偷偷地溜回了法国，或者在意大利被人骗走了。可能他已经在严刑拷打下招供了。
罗丹真心实意地为他死去的随员难过。因为他罗丹所树立起来的战士和指挥员的形象，有一部分就靠着他对部下所表现的极大关切。任何军事理论家都未曾充分估计士兵多么赞赏这种品德。现在科瓦尔斯基死了，罗丹能够想象出他是在什么境遇下死去的。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立即追忆一下科瓦尔斯基能招供些什么。维也纳的会见，那家旅馆的名字，这些他都说得上来。三个参加会见的人，这对法国保安总局来说也不算新闻。可是关于豺狼他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他不会在门外偷听，这是肯定的。他可以告诉他们：有一个浅黄色头发的外国人来见过他们三个人。这没有什么意义。这种外国人可以是个武器商或者是个捐款人。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呀。
但是，瓦尔米的口信使用了豺狼这个代号。这是怎么回事？科瓦尔斯基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呢？
突然之间，罗丹惊恐地回想起分手时的场面。他和英国人站在门道里，维克托·科瓦尔斯基站在走廊上几步远的地方，因为英国人居然发觉了他躲在角落里，正在大生其气。他这个行家竟让另一个行家杀了威风，他倒要较量较量，几乎想动手了。当时，罗丹说的是什么？“晚安，豺狼先生。”就是如此，真他妈的该死，科瓦尔斯基一定听到了。
经过反复回想以后，罗丹认为科瓦尔斯基不可能知道这个刺客的真名实姓。只有他、蒙克雷和卡松知道。瓦尔米的消息是对的，现在保安总局手里有科瓦尔斯基的招供，看来我们也无法再进行下去了。他们知道这次会议，这个旅馆，也可能他们已经跟这家旅馆的服务员谈过话了。他们可能已经知道这个人的面貌和体形，还有他的代号，无疑他们会和科瓦尔斯基一样，猜想这个人是个刺客。从此以后，戴高乐周围的安全措施将会加强；他将取消一切公开露面，并限制爱丽舍宫的出入，避开一切可能被刺的场合。这样，这次行动计划就算是告吹了。他打算和豺狼联系，把预付的钱要回来，只给他一些已经买东西所花的钱以及这段时间内应该付给他的费用就可以了。
现在得马上处理一件事，必须紧急警告豺狼停止行动。罗丹仍然保持着一个指挥员的习惯，他从不派任何人去执行绝对不会成功的使命。
他把他的保镖找来，向他详细说明要求。自从科瓦尔斯基离开以后，他让这个保镖每天到邮电局去取邮件，必要的时候由他去打电话。
9点钟，保镖到了邮电局，要了一个伦敦的电话号码。20分钟以后，那头的电话才接通。接线员示意法国人到隔音间去接电话，他拿起筒时，接线员放下了她的听筒。他倾听着一部英国电话机“嗡嗡……”的铃声，却没有人来接电话。
※※※
这天早上，豺狼起得挺早，因为要做的事很多。昨天晚上，他已经一再检查和重新装过他的三个箱子，现在只剩下手提袋里要装的海绵包和刮脸用具。他照例喝下两杯咖啡，洗脸、冲澡、刮脸，把剩下的这些梳洗用具收拾好以后，他合上手提袋，把四件行李都放在门旁。
他在套房小巧玲珑的厨房里做了一顿方便的早餐：炒鸡蛋、橘子汁和更多的咖啡，就在厨房的桌子上吃了。作为一个整洁有序的人，他把剩下的牛奶倒进下水道，剩下的两个鸡蛋也打碎了倒进下水道。喝掉了其余的橘子汁，把空罐头扔进垃圾筐，和剩下的面包、鸡蛋壳、咖啡渣一起倒进了垃圾管道。这样，在他离家期间，就不会有什么东西腐烂发臭了。
最后他穿戴起来。他选了一件薄薄的开领丝织衫，一套浅灰色西装，口袋里装着杜根名字的证件和100英镑现钞，深灰色袜子和瘦长的黑便鞋。这一套行头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墨镜，就装备齐全了。
9点15分，他拿起行李，一手提两件，关上套房的撞锁门走下楼，在街上叫了一辆出租汽车。
“伦敦机场，二号大楼。”他告诉司机。
出租汽车开动了，这时，套房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
直到10点钟，那个军士才回到旅馆，报告罗丹他花了30分钟试图接通伦敦的电话号码，可是没有成功。
安德烈·卡松听到了军士对罗丹的报告，等到把军士打发回警戒哨位后，他问道：“怎么回事？”这两个“秘密军队组织”头目正坐在他们套房的客厅里。罗丹从内插袋里抽出一张纸递给卡松。
卡松看了以后传给蒙克雷，两个人望着他们的头目，等待回答。
但罗丹没有回答，他只是坐在那里，望着窗外烤得灼热的罗马屋顶，眉头紧锁，思考着。
卡松终于又问：“这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罗丹简短地说：“今天早上。”
蒙克雷断然地说：“你得制止他。他们会出动半个法国来追捕他。”
罗丹镇定地说：“他们会出动半个法国追捕一个高个子浅黄色头发的外国人。8月份在法国的外国人有100万之多。迄今为止，据我们所知，他们没有掌握到他的姓名、长相和护照。作为一个行家，他可能用假护照。他们离抓住他还有一大段距离呢。假如他给瓦尔米打了电话，他会得到警告。他能够及时抽身。”
蒙克雷说：“他如果打电话给瓦尔米，当然会得到终止行动的指示。瓦尔米将会给他下达命令。”
罗丹摇摇头。“没有授权瓦尔米这样做，他的任务是从姑娘那里收听情报，当豺狼来电话时把它传达给他。这是他的任务，不能干别的事。”
蒙克雷反对说：“但是他自己必须认识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他必须在第一次与瓦尔米通话后，立刻离开法国。”
罗丹想了一会儿说：“从理论上说，这是对的。但如果这样，他应该把钱退还给我们。我们也还有很多事要做，包括他在内，我想这完全要根据他对自己的计划有多大的信心。”
卡松问道：“照你的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有成功的希望吗？”
罗丹说：“坦率地说，没有什么希望了。但他是个行家。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个行家，这是大家共有的心情，我想一个人是不肯轻易撤销自己的计划的。”
卡松反对说：“想办法通知他撤销吧。”
罗丹最后说：“我不能这样做。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这样做。但是我不可能，他已经走了，已经着手进行了。他要这样做，而且已经做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以及他将怎么干，他完全独立自主地干。我也不打算通知瓦尔米让他去转告豺狼停止行动，这样做的话，将会使瓦尔米倒霉。现在没有人能阻止豺狼的行动了。已经太晚了。”
第十二章
还不到早晨6点，克劳德·勒伯尔就回到他的办公室。看见卡龙卷起了衬衫袖子，紧张而又疲倦地坐在桌前。
在他面前放了几张纸，上面有不少手写的记录。办公室的布置跟昨晚有些不同了。在文件柜上放了一个电热咖啡壶，正在冒气，不断地散发出咖啡的香味；旁边放了许多纸杯子，一罐淡奶和一袋白糖，这些都是晚间由食堂送来的。
在两张桌子之间的墙边，放了一张行军床，上面铺了一床军毯。字纸篓已经倒干净了，放在门边的椅子旁。
窗子都打开着，卡龙喷出来的烟雾从窗口飘散了出去。窗外，晨曦照耀在圣塞尔庇斯教堂的尖顶上。
勒伯尔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在椅子上。虽说他只有24小时未合眼，但他看上去像卡龙一样疲倦。
“什么也没有，”他说，“我查了十年来的一切材料。只有一个外籍的政治刺客曾经打算在这儿下手。这个人叫德盖尔德，他已经死了。另外，他属于‘秘密军队组织’，我们档案上记了他的账。可以推测，罗丹一定会选择一个与‘秘密军队组织’毫无关联的人，他这么做是正确的。十年来，除了土生土长的那类人以外，只有四个按合同杀人的刺客在法国试过身手，我们抓住了三个。第四个正在非洲什么地方服无期徒刑。话又说回来，这是一些黑社会的刺客，根本没有刺杀法国总统的那份能耐。
“我还去了中央档案局，他们现在正进行彻底的复查，暂时还没有收获。可是我怀疑我们的档案里可能没有这个人。罗丹在雇用他之前，一定会考虑到这一点。”
卡龙点燃了一支高卢牌香烟，喷出一口烟雾，叹了口气。
“这样一来，我们只能靠国外那头了？”
“完全正确。这种类型的人必然在别的地方受训并取得经验。他必然有一大串成功的记录，不然怎么能证实他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刺客呢？他干掉的也许不是总统，但至少是要人，比那些黑社会头子大得多的人物。这意思是说，他必然在某个地方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一定是这样。你怎么安排的？”
卡龙拿起一张纸，右边开有名单，左边是一列时间表。
他说：“七个人都安排好了。先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处长开始，7点10分，就是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10分。这在美国已经很晚了，我先安排了他。
“布鲁塞尔是7点半，阿姆斯特丹是差一刻8点，波恩是8点10分。与约翰内斯堡的联系时间是8点半。苏格兰场9点。最后罗马，9点半。”
“找的都是刑警首脑吗？”勒伯尔问道。
“或者是相应地位的人。苏格兰场找的是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先生。看来他们在都市警察局里没有设凶杀处。除此而外，对了，除了南非。我根本找不着范·鲁伊斯，所以你得和副长官安德生通话。”
勒伯尔思索了一会儿。
“这很好。我宁可找安德生，我们合作办过案子。还有一个语言问题，他们中间有三个人说英语。我估计只有比利时人说法语。其余的人在必要的时候也准能说英语……”
卡龙插嘴说：“那个德国人迪特里希，会说法语。”
“好吧，那么我用法语和这两个人直接谈。另外那五个人，你得在旁边用分机给我当翻译。咱们该动身了，来吧！”
6点50分，这两位侦探乘警车来到窄小的保罗·瓦列利路，在一扇平淡无奇的绿门前停下。这里是国际警察组织的总部。
在地下室的通讯室里，勒伯尔和卡龙足足花了三个小时靠在电话机旁和世界头等的破案专家通话。在这座建筑物的屋顶上，看来纵横交错、杂乱无章的天线，把高频信号发射到三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