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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八个旅客走出飞机，在阳光下直起身来，平台上的那个人稍显得有些活跃，他看着这新来的旅客走下梯子。
从丹麦来的这位客人不是牧师就是神父，身穿灰色教会服，戴一个牧师的白领圈。从他那铁灰色、中等长短、从前额往后梳的头发看来，他已年近50岁了，但是他的脸却显得较为年轻。他高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看来身体不错。他和那个从平台上观察他的人身材差不多。
当旅客们鱼贯进入入境大厅等待检查护照和办理海关手续时，豺狼把望远镜扔进身旁的公事皮包里，关上包，悄悄地穿过玻璃门，下楼进入大厅。15分钟后，这位丹麦牧师提着一个旅行包和一只箱子从海关走出来。似乎并没有人来接他。他首先到巴克莱银行柜台去换钱。
六个星期后，当丹麦警察讯问他的时候，他说他并没有注意到有一个浅黄色头发的年轻英国人在柜台前站在他身边，表面上好像也在排队等候换钱，但是却从墨镜后面观察着这个丹麦人的相貌。至少他并不记得有这么个人。但是当他走出大厅去乘坐开往克伦威尔路下客站的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的班车时，手持公事皮包的英国人距离他只有几步路。他们一定是乘坐同一辆班车进入了伦敦。
到了下客站，丹麦人站了几分钟，等他的皮箱从班车后面的行李拖车上卸下来，然后走过服务台，走到标有箭头和国际通用字样“Taxis”（出租汽车）的出口处。在这一过程中，豺狼在班车后面绕过去，穿过班车停车场，来到职工停车场，他已把自己的汽车停在这里。他把公事皮包扔在一辆敞篷赛车的客座上，上了车，把车开到下客站左手墙附近，然后停车注视着右边圆柱拱顶走廊里停着的一长排出租汽车。丹麦人上了第三辆出租汽车，车开上了克伦威尔路，向骑士桥开去。那辆敞篷赛车跟了上去。
出租汽车把那位心不在焉的牧师送到半月街一家舒适的小旅馆门口。赛车驶过旅馆门口，几分钟后，在柯曾街的另一边找到了一个空着的停车处。豺狼把公事皮包锁在车尾后备箱里，在谢泼德市场的报摊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的中午版，不到5分钟就进入了旅馆的门厅。25分钟后，丹麦人下了楼，把房门钥匙交还给服务台。女职员把它挂了起来，钥匙在钉子上来回晃了几秒钟。那个坐在门厅里一张扶手椅上的男人显然是在等一个朋友。当丹麦人进入餐厅时，那个人放低了报纸，看到钥匙号码是47。几分钟后，当女职员到后面办公室为一位客人查找他订购的戏票时，这个戴黑眼镜的人乘人不备悄悄地溜上了楼梯。
一片两寸宽的云母片，是不可能打开47号房门的，因为锁比较紧。但是云母片加上有弹性的画家用的调色刀，就非常容易把弹簧锁的锁舌推回去。因为牧师下楼只是去吃午饭的，他把护照留下了，放在床头柜上。豺狼只花了30秒时间就从房里出来，而把旅行支票的夹子留下没有动。他希望不留下任何偷盗的痕迹，企图让当局认为丹麦人仅仅是不留心在某处遗失了自己的护照。后来证实确是这样认为的。在丹麦人还没有喝完他的咖啡以前，那个英国人已经走远了。
丹麦人回来时并未注意到已经丢失了护照，一直到好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他在房间里彻底寻找以后，才告诉旅馆经理，说他丢失了一张护照。经理也帮着在房间里寻找，后来他指出所有东西包括旅行支票夹子也原封未动，就用自己的见解劝告那位受惊的旅客，不要把警察请到旅馆来。他的护照很可能是他在外出时丢失的。这位丹麦人很和气，而且在国外人生地不熟，同意只怪他自己不小心。因此第二天他向丹麦总领事馆报告说他丢失了护照，就开了一张旅行通行证，用这张证件可以在伦敦停留两周，然后回到哥本哈根。回去之后，他就再不去想这件事了。在总领事馆的办事员签发旅行通行证时，填写了牧师的名字：佩尔·詹森。遗失护照存档，也没有再考虑有其他任何问题。那一天是7月14日。
两天以后，从纽约州雪拉丘兹来的一个美国大学生，也经历了一次很相类似的丢失护照的事。他从纽约到达伦敦，在机场大楼里，他取出了他的护照以便在美国捷运公司外币兑换处兑换旅行支票。他换好支票后，把钱放进他的外套里面的袋内，又把装护照的小袋塞在一个小的手提包内。几分钟后，他想去找搬运工人时，曾把手提包放在地上。一会儿，手提包就不见了。起初他还责怪搬运工人，搬运工人把他带到泛美航空公司问讯处，那里又指点他去找附近的警察。后者带他到一个办公室，在那里他说明了他丢失手提包的经过。
经过一番查找后，排除了这个手提包是由于某些人的疏忽而错拿的可能性，就作为一次故意的偷窃案件列在档案内。
由于在公共场所扒手和小偷的活动频繁，当局向这位高个儿的美国年轻人表示抱歉和遗憾。而且告诉他机场管理人员已经十分注意到制止那些小偷从刚来的外国人那儿去偷提包。他痛痛快快地承认他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在纽约中央火车站也遇到一次相类似的被盗事件。
作为一桩普通案件的报告，终于辗转到伦敦各区的警察局，并附有描述所遗失的手提包内容，小袋内还有钱钞和护照。报告及时列入档案。但10个星期以后，不论手提包或者里面的东西，都没有找到，也没有人再想起有过这次事件。
这位美国大学生名叫马蒂·舒尔勃格，他无奈中只好前往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领事馆，报告了他的护照被偷，并领到了旅行证明，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女友在苏格兰高地度过一个月的假期后再飞回美国。领事馆把遗失护照一事登记下来，报告了华盛顿的国务院，以后两个机构也把这件事淡忘了。
来到伦敦机场那两幢接待海外来客的大楼里的外来旅客，他们在步出飞机走下舷梯时，究竟有多少个曾受到瞭望平台上望远镜的观察，那将永远是个秘密了。这两个丢失护照的人虽然年龄差别很大，却有些共同性。两人都身高6英尺左右，宽肩膀，细身材，他们都是蓝眼珠，并且在长相上跟那个跟踪并偷盗他们的、不引人注目的英国人相当近似。不相同的是：詹森牧师的年龄是48岁，灰色头发，阅读时戴金丝眼镜；马蒂·舒尔勃格只有25岁，栗色头发，一天到晚总戴着一副宽边眼镜。
豺狼最后在南奥特莱街公寓里的写字台上对这两个人的面型仔细地进行了研究。他花了一天时间，然后做了一系列的采购。他到了戏剧服装店、眼镜店、伦敦西区特别制造美国式衣服的成衣店。他定制了一副纽约制造的蓝色隐形眼镜，两副平光眼镜，一副是金丝边的，另一副是黑色宽边的。买了一整套旅行装备，其中有一双黑色皮鞋，短袖汗衫和短裤，一条白色运动裤，以及一件装有拉链的天蓝色尼龙内衣，领口和袖口是红色和白色的毛织品，全部是纽约制造的。还有一件传教士穿的白衬衫以及黑色上衣。他把最后三件的商标都细心地拆掉了。
他那天最后一次出去，是到切尔萨的一家男用专卖假发商店。他在那里买了染成灰色发和栗色发的两种染发剂，卖主还悄声地教他如何在最短时间内使染发剂达到最好最自然的效果。他还买了几把蘸染发水的小刷子。除了那一整套美国服装以外，他不在同一家店里买两件东西。
第二天，7月18日，在《费加罗报》第二版的右下角，登了一小段消息，说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伊波利特·迪皮专员在巴黎凯德索菲弗街的办公室里中风，死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接任此职的是凶杀处处长克劳德·勒伯尔，鉴于刑警大队各部门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工作繁重，他将立即到任云云。豺狼每天都看伦敦出售的各种法国报，由于标上的“刑警”字样而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了这段消息，但却未加重视。
他开始在伦敦机场瞭望以前，就决定在整个行刺过程中使用假名。搞一张伪造的英国护照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豺狼采用了大多数雇佣兵、走私贩和其他化名越过国界的人的办法。首先他开车走遍了泰晤士河谷与伦敦相近的各个郡，专找小村子。几乎每个英国小村子都有一座漂亮的小教堂，在教堂的后院则都有一块坟地。豺狼在他走访的第三处坟地里发现了一个墓地雕刻的内容很符合他的要求。碑上写明：死者是亚历山大·杜根，他于1931年两岁半时死去。如果杜根这孩子现在还活着，他就比1963年7月这时候的豺狼大几个月。在教区办公室里，豺狼对老牧师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业余的家系学者，希望对杜根家系的支系进行研究。老牧师很有礼貌，热心地接待他，告诉他有一个杜根家族，几年前住在这个村庄里。他表现出很吃惊而有点感动的样子。似乎牧师提供的材料对他的研究工作有些用处。
牧师很仁慈，在陪他一路去教堂时，豺狼夸奖这座小小的诺尔曼时代建筑物的美丽，并答应赠送一笔修缮费，这大大地改善了双方交谈的气氛。
教堂的记载注明，杜根夫妇在过去七年里相继死去，很可怜，他们的独生子亚历山大在三十年前就葬在这块坟地里了。豺狼随手翻阅了教区记载的1929年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在4月份里，用字迹难认的教士手笔登记的杜根一姓引起了他的注意。
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于1929年4月3日生于桑博恩·费修利的圣马尔科教区。
他记下了所了解的细节，对教区牧师大谢而特谢，然后离去。他回到伦敦后，来到出生、结婚、死亡中心登记处，拿出一张名片，证明他是希罗普郡德雷顿市场某律师事务所的助手。他解释说他们事务所的一位主顾最近死了，把她的房产留给孙子们。他的任务是寻找这些孙子们的行踪，其中有一个叫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于1929年4月3日生于桑博恩·费修利的圣马尔科教区。登记处的助人为乐的年轻办事员毫无怀疑地相信了这一切。
英国的职员遇到有礼貌的询问时，大多数都是以最热忱的态度予以接待。这次这位办事员对这样的情况，也是毫无例外。他根据询问者的要求，仔细地寻找那个要找的孩子的登记簿，指出这个孩子是在1931年11月8日一次车祸中不幸死去。豺狼只花了几个先令就得到了两张分别有生死记录的证件。在他回家途中，先到劳工部的一个办事处索取了一张空白的护照申请单，又在玩具店里花了15先令买了一套玩具印字机，到邮局去买了一英镑邮汇。
回到公寓，他用杜根的名字填了一张护照申请单，其中年龄和出生日期等都全部正确，而在身材和容貌等方面，则用他自己的。他写上了他自己的身材高度，和头发、眼珠的颜色。他在职业一栏里只填上了“商人”。他还填上了这个孩子的父母的全名，这是他在这孩子的出生登记上抄下来的。在证明人一栏里他填上了桑博恩·费修利的圣马尔科教区牧师詹姆士·埃尔德利。他那天早晨还和这位牧师说过话，在教堂大门外面一块牌子上，这位牧师还助人为乐地写上了他的全名和法学博士头衔。豺狼用一个钢笔尖蘸了淡淡的墨水，用细细的笔划伪造了这位牧师的签字。他用印字机伪造了一个印章，印文为“桑博恩·费修利的圣马尔科教区教堂”，端端正正地盖在牧师的姓名的旁边。他把出生登记证明、申请表和汇票寄到了小法兰西区的护照办公室，又把死亡证明毁掉。四天以后，当他正在看当天早晨的《费加罗报》时，崭新的护照寄到了他的专用地址。午饭后他去拿了回来。当天傍晚，他锁上了套间，开车到伦敦机场，用现款购买了去哥本哈根的机票，登上了飞机。在他的箱子的底层，有一个比一般杂志厚不了多少的夹层，除了极为彻底的搜查，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在这夹层里，他放了2000英镑，这是他那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保险库里他租的私人文件箱里取出来的。
他到哥本哈根旅行，是来去匆匆好像是做一桩买卖似的。他在离开卡斯特鲁普机场以前，就预订了第二天下午飞往布鲁塞尔的比利时航空公司班机的机票。在丹麦首都，买东西已经太晚了，因此他在孔根斯·尼托夫街的英格兰饭店住下，在七国饭店吃了一顿十分豪华的晚餐，在蒂沃利花园散步时和两个丹麦金发女郎略为调情一番，到半夜一点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他到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家最有名的专营男子服装的商店里，买了一套灰色轻质的牧师服装，一双黑色皮鞋，一双袜子和一身内衣，三件带领的白衬衫。他所买的每样东西里面都有一小块丹麦制造商的标记。他并不需要三件白衬衫，买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要衬衫里面的标记，可以换到他在伦敦买的牧师衬衫和圆领上去。当时他假称自己是一个即将授任圣职的神学院学生。
他最后的一项是购买一本书，内容是用丹麦文写的法国有名的礼拜堂和天主堂的书。他在狄沃丽公园湖畔的饭店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冷食，然后搭乘3点15分的飞机去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
第四章
谁也不知道像保尔·古桑这样一个才艺出众的人，为什么在他中年的时候会误入歧途。这对他的朋友或者大多数顾客以及比利时警察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他在列日的国家军械厂工作已有三十年历史，已经成为厂里有精湛技术的、可以信赖的技术人员。对于军械制造来说，精确性是绝对必要的。古桑在这三十年里，在制造武器方面，是厂里第一流的专家。
这是一家远近驰名的工厂，专门生产最精确的武器，从妇女用的小巧的自动手枪直到最重的机关枪。此外，古桑的诚实的品格，也是毋庸置疑的。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简历记录，也是很光荣的。虽然在被德军占领时期，他留在厂里为纳粹继续工作。但是事后证明，他毫无疑问是在暗暗地为抗战而工作。他暗地里参加帮助被迫降的盟军空军逃走或者提供安全庇护的工作。他在工厂里，领导一个破坏小组，使得由列日制造的武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或者打不准，或者打到五十发子弹后，枪膛就自身爆炸，把德国士兵们炸死。这个人十分谦逊，从不自夸，这一切都是他的辩护律师们从他嘴里一点一点地探听出来，然后得意洋洋地在法庭上为他辩护时说出来的。这对于他的减刑大有好处。他自己在法庭上吞吞吐吐地承认，他从未暴露过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活动，因为解放后的荣誉和奖章等会使他感到尴尬。这给陪审团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在他刚过50岁的时候，在一宗同一位外国顾客做的油水很大的军火买卖里，发现有人贪污了一大笔款项。怀疑落到保尔·古桑头上，这时他已是一个部门的领导。他的上级断然对警方说，他们对可以信赖的古桑先生的怀疑是荒谬可笑的。
他的总经理甚至在法庭上为他辩护。但是首席法官认为，由于他以这种方式辜负了人们对他的信任，所以更应从严处理，判了他十年徒刑。通过上诉改成五年徒刑。他由于表现好，三年半就获释了。
出狱以后，所有过去美好的生活都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妻子和他离了婚并把孩子也带走了。在列日郊外那幢在当地也是为数不多的有花园的住宅也没有了。同样，他在国家军械局的职位也被停职了。他独自住到布鲁塞尔的一幢很小的公寓里，私自经营武器。大部分武器供应给西欧各大城市的黑社会，这使他的生意兴隆起来。于是他搬到远离市区的一所住宅里去。
到了55岁以后，他在布鲁塞尔是个著名的制造武器的专家。在比利时这个国家里，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在国内任何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或专营枪支的商店买到左轮手枪、自动步枪或来福枪，只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证，并在每次购买枪支或子弹时，在记录本上写上购买人的姓名就可以了。古桑从不使用他自己的身份证，因为枪支制造商每卖出一支武器和子弹，都要在登记本上记下购买者的姓名和身份证。古桑总是用别人的身份证，有时是偷的，有时是伪造的。
他和城里的一个扒手关系密切，这个扒手除了作为国家的客人闲住在监狱的时期以外，能轻而易举地从任何人的口袋里偷任何钱包。古桑用现金把所有这些钱包全都从扒手那里买过来。他还雇用了一个伪造证件的能手，这人在40年代后期，由于在伪造一大批法国法郎时一时疏忽，在“Bmp deFraud”（法国银行）里漏了一个“n”而倒过霉（他那时还年轻）。以后，此人终于从事伪造护照行业，而且颇为成功。最后一条是当古桑需要为一位顾客购买武器时，他从不亲自拿着伪造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