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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服药的办法来自杀的病人，我们的治疗方法是先给病人洗胃，再教训他一通，然后送他回家。那是治疗——但很难说是治愈。病人迟早会再进医院。洗胃洗不走病人心中的抑郁，它只能治疗过量服药。”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
“我还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我们医院遇上的那位Ｌ先生。你还记得那个病例吗？”
“我认为：Ｌ先生的情况在此不适用，”埃利斯说。但他的说话声僵硬又恼怒。
“我不敢肯定，”曼依说。由于阶梯房间里有几个疑惑不解的人朝他转过身来，他作了如下解释：“Ｌ先生是几年前这里出了名的一个病人。他三十九岁，患有晚期肾炎，是慢性肾小球性肾炎，医院考虑为他作肾移植手术。因为我们的移植设备有限，手术病人有医院审查委员会选定。委员会里的精神病科医生强烈反对把Ｌ先生当作肾移植候选人，因为他患有精神病。他相信太阳统治地球，他白天拒绝出门。我们感到他反复无常，肾脏移植对他不会有好处，可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手术。六个月后，他自杀身亡，真是一场悲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花费成千上万美元并且专家要辛苦许多小时才能完成的肾移植手术，不是可以让别人从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吗？”
埃利斯踱来踱去，一只坏脚在地板上轻轻地拖动着。罗斯知道他在这咄咄逼人的言词下感到害怕。埃利斯通常总是小心翼翼，尽量不暴露他的残疾，只有眼尖的人才看得出他的跛脚。可在他劳累、愤怒或害怕的时候，这缺陷就一目了然了，简直就像他无意识中在乞求同情：不要攻击我，我是个跛子。
“我理解你的反对意见，”埃利斯说，“就你刚才的话而言，你的观点是无可辩驳的。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本森受到扰乱，我们的手术也许无法改变这一情况，这千真万确。但要是我们不为他进行手术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他的发作对他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都是一种威胁。他的发作给他惹了法律麻烦，况且他的发作日见严重。手术将阻止发作，我们认为这对病人是一大好处。”
高高在上的曼依微微耸了耸肩膀。珍妮特·罗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它表明双方的看法不可调和，已陷入僵局。
“好吧，”埃利斯说，“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人再提别的问题。
《终端人》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
第三章
“他妈的见鬼，”埃利斯说着擦擦前额。“他还有完没完？”
珍妮恃·罗斯和他一起穿过停车场，朝兰格研究大楼走去。这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太阳渐渐泛黄，变得越来越暗淡无力。
“他的观点是有根据的，”她温和他说。
埃利斯叹了口气。“我老是忘记你是站在他的立场上的。”
“为什么你老是忘记呢？”她边问边笑。作为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的一名精神病科医生，她从一开始就反对给本森动手术。
“听着，”埃利斯说，“我们尽我们的所能。治愈他的病是件了不起的事，但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帮助他部分治愈，但我们也将尽力而为。我们要帮助他，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
她默默地和他并肩而行，无话可说。她对埃利斯多次讲过她的看法，手术不会有任何好处——事实上可能会使本森的病情变得更糟。她肯定埃利斯明白这种可能性，可他固执己见，对此不理不睬。至少在她看来是这么回事。
其实，罗斯就像喜欢别的外科医生一样也喜欢埃利斯。她把外科医生看作是以行动为目的的男人（她发现意味深长的是，外科医生几乎总是男人），他们拼命想做点什么，想采取实际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埃利斯比他们大多数人还要强。他在本森之前已明智地拒收了几个第三阶段候选人，罗斯知道他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早就渴望着进行这次新手术。
“我讨厌这一切，”埃利斯说，“医院政治。”
“可你想给本森……”
“我已做好准备，”埃利斯说，“我们都已做好准备。我们必须跨出这第一大步，现在是时候了。”他扫了她一眼。“你为什么显得这样没有信心？”
“因为我没有信心，”她说。
他们来到兰格大楼。埃利斯和罗斯分手要去和麦克弗森共进早晚餐——他烦躁他说是一次政治晚餐——罗斯坐电梯上了四楼。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神经精神病研究室在兰格研究大楼里占据了四楼的整个楼面。其它楼面都漆成了死气沉沉而又冷冰冰的白色，但神经精神病研究室却漆成了鲜艳明亮的原色，目的是要让病人感到乐观和开心，可原色在罗斯身上始终起着相反的作用。她觉得这种愉快气氛是虚假的和人为的，就像是低能孩子的托儿所。
她走出电梯，朝接待处望了一眼。一堵墙漆成了明亮的蓝色，另一堵墙是红色的。和研究室的其它任何东西一样，墙上的颜色也是麦克弗森的主意。罗斯感到奇怪的是，一个机构居然能如此鲜明地反映领导的个性。麦克弗森的身上历来具有一种欢快的幼儿园的品质和无限的乐观主义精神。
毫无疑问，如果你计划为哈里·本森动手术，你就必须抱乐观态度。
这时，研究室里静悄悄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已下班回家。罗斯沿走廊走过挂着指示牌的彩色墙壁：超声波脑调射线，脑皮层功能，脑电图，顶骨Ｔ，走廊的尽头是远程信息处理室。这些工作室里进行的工作和标志牌本身一样复杂难懂——而这里仅仅是病人护理部，也就是麦克弗森所说的“应用部”。
应用部和发展部（即研究部）相比是很普通的，更不用说像乔治和玛莎或Ｑ模型这样的大项目了。发展部要比应用部领先十年——尽管应用部也非常非常先进。
一年前，麦克弗森请她带一队报社的科学记者参观神经精神病研究室。他选择她承担这个任务，他说“因为她就是这种骚女人”。他的嘴里能说出这种话很有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令人惊讶的。他通常总是彬彬有礼，像个慈父般的长者。
但罗斯的惊讶和记者们感到的惊讶相比就不足为奇了。她原计划带他们参观应用部和发展部，可参观应用部后，他们全都感到焦虑不安，显然心里负担过重，于是她压缩了参观计划。
事后，罗斯老为这事惴惴不安。记者们不是天真烂漫没见过世面的人，他们的一生都在科学领域问来回穿梭。然而，他们看完罗斯带他们参观的工作之后一个个变得哑口无言了。罗斯自己没有看到的一点是——她已在神经精神病研究室工作了三年，已逐步习惯这里从事的一切。人和机器，即人脑和计算机的结合，对她来说已不再新奇和刺激，它只是朝前迈进和把事情付诸实施的一种方法。
另外一方面，罗斯反对为本森进行第三阶段手术。她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意见，认为本森不是合适的对象，并且她仍有一线希望证明这点。
罗斯来到走廊的尽头，在远程信息处理室的门外停下脚步，听着打印机轻轻的嘶嘶声。她听见里边有说话声，就把门推开了。远程信息处理室确实是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的心脏部分。这是一个大房间，里边摆满了电子设备。四壁和天花板都是隔音的，因为早期的落地式读出机都是劈劈啪啪的电传打字机。现在，他们或者使用无声的阴极射线管，或者使用带喷嘴的喷墨打印机，而不再是机械的打字机。所以房间里最大的声音就是喷嘴的嘶嘶声。当初是麦克弗森坚持换上这声音更小的打印机的，因为他感到原来的劈劈啪啪声打扰了前来研究室接受治疗的病人。
格哈得在里边，还有他的助手理查兹，人称一时奇才。格哈得年仅二十四岁，理查兹年纪更轻。他们是研究室里最没有专业知识的人，两人把远程信息处理室视作堆满复杂玩具的运动场。他们要是心血来潮，玩起来就没完没了，常常从下午一直玩到天亮。使麦克弗森极其恼火的是，他俩很少出席小组会议和正式的会议，但他俩又是无可否认的出色青年。
格哈得穿着牛仔鞋、斜纹布工作服和珍珠纽扣的缎子衬衫。十三岁那年，他在风凰城家中的后院里造了一枚二十英尺长的固体燃料火箭，从而引起了国人的注意。该火箭拥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电子导航系统，格哈得感到他能够把它送入轨道。他的邻居们看到造好的火箭在后院的车库上方竖了起来，整天惶恐不安，于是打电话告诉了警察，最后部队也接到了通知。
部队检查了格哈得的火箭，把它运到了白沙发射基地。发射过程中，第二级火箭过早点火，在两英里的高空发生爆炸。但那时格哈得已在他的导航机械方面获得了四项专利，大学和实业公司提供的奖学金纷至沓来。他把奖学金一概拒之门外，让他的叔叔来投资他的专利。当他到达开汽车的合法年龄后，他买了一辆马什拉蒂。他在加州伯班克的洛克希德公司谋职，一年后因没有正式的工程学文凭提升受阻而辞职。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同事们讨厌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开一辆马什拉蒂·吉伯利车，并且还有在半夜里工作的习惯。他们感到他不具备“团队精神”。
之后，麦克弗森聘请他在神经精神病研究室工作，设计与人脑协作的电子元件。麦克弗森是研究室的主任，他在这之前已面试过几十个候选人，他们全都认为这项工作是“一次挑战”，是“一个有意义的系统应用环境”。格哈得说他认为这项工作很好玩，结果立即被录用了。
里查兹的背景相差无几。他高中毕业后上大学，六个月后应征服兵役。在即将派往越南的时候，他提出了改进部队的电子扫描装置的建议。改进建议取得了成功，里查兹从此远离战场，在圣莫尼卡的实验室里工作。他退伍后也来到了神经精神病研究室。
一对奇才。罗斯微微一笑。
“你好，简，”格哈得说。
“事情进展如何，简？”里查兹说。
他俩都是简慢无礼的人，研究室里只有他们敢把麦克弗森称作“无赖”，麦克弗森也隐忍不言。
“很好，”她说，“我们的第三阶段病人已通过特别会诊。我现在就去看他。”
“我们即将完成一项有关计算机的检查，”格哈得说，“东西看上去不错。”他指指摆着一台显微镜的桌子，显微镜四周堆放着许多电子仪表和刻度盘。
“在哪里？”
“在镜台下。”
她凑近一看，只见显微镜镜片下摆着邮票大小的一个塑料盒。透过塑料片她能够看见里边密密麻麻、乱七八糟的微型电子元件。塑料板上露出了四十个触点。他们两个人借助显微镜正在用探针逐个测试触点。
“逻辑电路最后检查，”里查兹说，“我们还装了辅助器，以防万一。”
珍妮特走到档案卡存放架前，开始在测试卡中翻寻。接着她说：“你们还有没有心理分析卡？”
“在这边，”格哈得说，“要五空位的还是Ｎ空位的？”
“Ｎ空位的，”她说。
格哈得打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纸，还拿出了一块平整的塑料书写板。塑料板的金属链上有一根尖尖的金属探针，看上去像枝铅笔。
“这不是给第三阶段病人用吧？”
“是给第三阶段病人用，”她说。
“可你以前已对他进行过许多次分析。”
“还要来一次，病历上要用。”
格哈得把卡纸和书写板递给她。“你的第三阶段病人知道进行的一切吗？”
“他知道大多数情况，”她说。
格哈得摇了摇头。“他一定是脑子有毛病。”
“他脑子是有毛病，”她说，“问题就在这里。”罗斯来到七楼的护士办公室，要拿本森的病历表。值班的是个新护士，她说：“对不起，病人亲属不许看病历。”
“我是罗斯医生。”
护士不知所措。“对不起，医生，我没看胸牌。您的病人在７０４。”
“什么病人？”
“小杰丽·彼得斯。”
罗斯医生露出了茫然的神情。
“您不是儿科医生吗？”护士终于问道。
“不是，”她说，“我是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的精神病科医生。”罗斯自己都听出来她的说话声有点刺耳，这使她忐忑不安。但在她这么多年的成长岁月中，她周围的人总是对她说：“你其实不想当医生，你想当护士。”要不就是说：“是啊，对一个女人来说，儿科是最佳的，我是说最自然的选择……”
“噢，”护士说，“那您要的是７１０的本森先生。我们已为他做好了手术前的准备。”
“谢谢，”罗斯说。她拿起病历表，沿走廊来到本森的病房前。她敲敲本森的房门，听见里边传出一阵枪声。她打开门，只见房间里灯光昏暗，只有床头的一盏小灯亮着，整个房间笼罩在电视机发出的铁蓝色光亮里。电视屏幕上，一个男子正说着话：“……落地前就死了，两颗子弹正巧从心脏穿过。”
“你好！”她说着把房门又推开了一些。
本森朝门口望去。他笑了笑，按动床头的一个电钮，关上电视机。他的头上裹着一块毛巾。
“你感觉怎样？“她问着走进房间，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光秃秃的，”他说着摸摸毛巾。“很有意思。头发全部剃下来之前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头发。”他又摸了摸头上的毛巾。“女的这样子一定更糟。”说完他看了她一眼，感到十分难堪。
“谁也不会觉得好玩，”她说。
“我想是的。”他往后靠到枕头上。“他们为我剃过头后，我朝废纸篓里看了一下。我大吃一惊，这么多头发。我的头变得冷冰冰的，这真有意思，成了一个冷冰冰的头。他们给我裹了条毛巾。我说我想看看我的头——看看光头的我是什么模样——可他们说这不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一直等到他们离开，随后我起床走进卫生间。但我进去之后……”
“怎么啦？”
“我没有取下毛巾。”他哈哈大笑。“我不能取下毛巾。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认为是什么意思？”
他又大声地笑了。“为什么精神病科医生回答问题从不直截了当？”他点燃香烟，用挑战的目光望着她。“他们叫我不要抽烟，可我还是照样抽。”
“恐怕没什么关系，”她说，她在仔细观察他。他似乎心情很好，她可不想让他扫兴。可另一方面，在大脑动手术的前夜还这般兴致勃勃也不很合适。
“埃利斯几分钟前在这里，”他说着吸了几口烟。“他给我打了些记号。看得见吗？”他轻轻掀起右侧的毛巾，露出了苍白的头皮。耳朵的后面标有两个蓝色的“Ｘ”记号，“我看上去怎么样？”他问着咧嘴笑了。
“你看上去很好，”她说，“你感觉怎样？”
“很好，我感觉很好。”
“担心吗？”
“不，我是说有什么可担心的。我毫无办法。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全在你和埃利斯的手中……”他咬了咬嘴唇。“我当然担心。”
“担心什么？”
“什么都担心，”他说着吸了口烟。“担心一切。我担心我如何睡觉，明天会有什么感觉，手术结束后我会怎么样，如果有人出了差错会怎样，如果我成了植物人会怎样，如果疼痛会怎样，如果我……”
“死了？”
“当然也有这个担心。”
“其实这是一个小步骤，不比阑尾切除手术复杂。”
“我肯定你对你所有的脑外科病人都是这样说的。”
“没有，真的。这是一个简短的步骤，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他茫然地点点头。她说不准她的话是否已让他放下心来。“你知道，”他说，“我真的认为这事不会发生。我一直在想，明天早上他们在最后一刻会走来对我说：‘你的病治好了，本森先生，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我们希望你的病能通过手术获得根治。”她说这话时感到一阵内疚，可这话又是顺顺当当从她嘴里说出来的。
“你实在是大通情达理了，”他说，“有时候我简直受不了。”
“就像现在？”
他摸摸头上裹着的毛巾，“我是说，天哪，他们要在我的头上钻孔，还要把电线放置在——”
“这你早就知道了。”
“没错，”他说，“一点不错。可这是手术的前夕。”
“你现在感到恼火吗？”
“不。只是害怕。”
“害怕没问题，这是完全正常的。但不要让这事使你恼火。”
他捻灭香烟，随即又点燃了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