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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子在书包里慢慢地翻来来翻去，一边提心吊胆地生怕有人注意我。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十来个人，都是打算在这里上自习的。
我把书包抱在怀里，不时瞄一眼讲台上的动静。老师慢条斯理地关掉电源，收好电脑，收拾东西似乎收拾了一万年那么久，真是折磨我啊！
收好东西，他便朝教室后面走来，我低下头，注视着地面，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一双很新的adidas慢跑鞋进入视线——我在专卖店看到过，要九百多，贵死了。有钱就是好。
“你有空吗？”我听见他问道。
“没有。”我回答。
Chapter 12
“呃？”
“我——我在华西那边还有事，要回去。”其实我屁事都没有，只是刚才太紧张，脱口而出说了“没空”。
“那一起走一截吧。”老师说着便朝门口让了几步，我提上书包跟了过去。
路上人不多，我俩并肩走着，谁都没说话，微凉的秋风伴着我们走完林荫道，一直来到华西的校园里。
我现在该做什么？回寝室？那老师怎么办？我从寝室楼前经过但决定先不进去，带着老师转啊转的，一直转到钟楼下。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或是要对我说什么，是他提议要一起走一截的，我等待着。
“那是什么花？”老师终于打破了沉默。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那是几树约有两米高的植物，开着好多大朵的花，花形和百合很像，但颜色不似百合那么洁白，而是带上了少许绿色。
“那是曼陀罗。”
“曼陀罗？真的有这种花存在啊？”
“当然。在东方的文学作品中这种花似乎被描述得很神秘，而且还和宗教扯上了关系，其实这种植物很普通。”
“可怎么我从没在其他地方看到过？”
“曼陀罗有毒。”
“那你们怎么——”
“在东方，曼陀罗是医学的象征，就像在欧洲以德莫克里斯权杖作为医生的标志一样。不过究竟是出自什么典故我也不太清楚，对于东方文化我是外行。”
关于曼陀罗的讨论告一段落，我们又陷入难堪的尴尬。
老师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伸手摸了摸脸，又朝我笑了一下，让我等得很心烦。
“那个，那天的事，我很抱歉。”
我没表态。尽管心里立刻就原谅他了，我还是对自己说面子上一定要绷着，一定要让他感到内疚，免得下次再这样。
“我不该那么说你，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何况你说的是正确的。”
这，这，这是什么跟什么啊！
“这和民主无关，但我接受你的道歉。”我赶紧回答，再让他继续说下去不知会说出什么来了。算了，反正他也道了歉了，我及大人大量吧。
“上周你为什么没来上课？”不会吧？这么快就兴师问罪来了！
“生气，心情不好。”我可是有啥说啥了。
“那这周怎么又来了？”
我不行了。拜托，有你这么刨根问底的吗？我自己也不知道啊！
“跟你开玩笑，上周学院里开会，谁会为那点小事生气啊。”为了避免太复杂的解释，我选择撒个小谎。
“真的？”他不相信地侧头望着我。
“真的真的。”
“那就好。”
接下来的时间如此平静。我每周四准时出现在老师讲课的教师室，他的课一如以往那般激情洋溢，我放纵自己沉溺于语言的快感中，迷失在老师用文学创造的世界里。对我而言，这个世界远比现实世界更绚丽多姿，再现实中无法经历的事，在现实中无法孕育的感情，这个世界都能给予。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我都花在了图书馆和购书中心，在这一学期中我阅读的文献和做的笔记比大多数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年所读所作的更多。在课堂上，我总是能紧跟着老师的思路，有时甚至能表达得更准确，因此，老师非常尊重我的看法，在讨论中也几乎总是站在我这一边，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之间的交流已经远远超过了老师和学生，更像是同事或朋友。
最后一节课是讨论课，所有的学生可以自由谈论对文学，对这门课程的看法。因为是期末，大家都忙着复习，来上课的人比以往少些，只有六七十个，但这丝毫无损于讨论的质量。
第一个发言的是李文林，他谈得是关于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的比较。不愧是老师的高徒，言辞犀利，一针见血，除了情感上稍微欠缺一点，几乎也算得上完美了。他分别以拉辛和莎士比亚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代表，阐述了十七十八世纪法国文学的矛盾和发展，十分精彩。
在他之后立刻有人站起来为古典主义辩护，认为古典主义作品的严谨结构和华丽的语言都是人类文学的宝藏；反对者也毫不示弱，以斯汤达的论文回击。一时间教室里的气氛热闹非凡。我偷偷望向老师，他正倚在讲台旁，以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热切、激动的目光注视着唇枪舌剑的学生们，表情充满了骄傲。
待关于古典和浪漫的争论告一段落，教室里暂时安静下来。老师靠在讲台旁，微微低着头，仿佛还沉浸在方才热烈的气氛中。
Chapter 13
我安安静静地坐在左边靠窗的位置。窗户半开着，冷风不时地灌进来，冻得我直打哆嗦。尽管如此，我还是很享受这里的新鲜空气——教室中间的二氧化碳浓度实在太高，呼吸那样的空气很难使智商不降到80以下。老师还能保持清晰的思维真是个奇迹。
老师迟迟没有说话，学生们又分成一小团一小团的开始继续方才的辩论。
李文林本来坐我旁边的，挨不住冷风逃到一个染了一头红发的MM身边去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因为这里冷而离开的还是因为看到MM才觉得这里的温度越发难以忍受的，估计两者都有。不过话说回来，他倒是很受女生欢迎，个子高（没事长那么高做什么啊？杵在面前太打击人了！），面部轮廓又清晰（北方人，没法子，我承认这方面比他欠缺点），看起来挺成熟，可以满足不少女生的被保护欲，再加上会穿衣服（比他老板强多了），所以虽然算不上帅得惊动党，但惊动一个班还是勉强够了，听说文新学院不少学妹都是他的崇拜者。看到他身边女生一个又一个地换我一点也不会不平衡啊嫉妒啊什么的，我总觉得没事干嘛找个包袱来背着？有空看看书玩玩游戏，再不济好好睡一觉，有闲钱就去大吃一顿，也强过和女朋友卿卿我我，打打闹闹，哭哭笑笑。我妈偶尔也问我为什么不找个女朋友，我回答还没有玩够，她就说我没长醒。其实，大学里谈恋爱有多少是成了的？大部分是毕业就分手，还不说时下更流行的是放假就分手，反正都是镜中月水中花，竹篮打水一场空，何必花那么多钱那么多精力前去经营一段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呢？再说了，如果以后遇到个老婆是醋缸子，难保不会时不时地翻我旧账，与其予人把柄不如保住我的清白身世，省得以后纠缠不清。每次李文林问我需不需要济贫时我就这么回答他，他说我的思想太沧桑了。
呵呵，到底是没长醒还是太沧桑？
不管他们怎么说，我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我并不十分在意他人的目光，让自己活得舒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要风度不要温度”是绝对无法用在我身上的，一到十一月，我就会把臃肿的羽绒服从箱子底拖出来穿上，走在学校里看着男男女女穿着中看不中用的衣服在风中呵手跺脚时，更觉得心中越发温暖。班上有个女生声称穿一件毛衣一件外套就可以过冬，我很想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活到第二年春天的。
哎呀，想远了！这不还在上课么，我怎么扯到那头去了！赶紧将精神拉回课堂上，现在是一个胖胖的，长得挺白净的男生在发言，我觉得他很像食堂里做的馒头。他讲的是读《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感想，正是我感兴趣的话题。
可能是比较紧张，他的表达经常不那么准确，我听了一会儿，明白他想以《奥涅金》为立足点讨论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的形象，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题目，牵扯了太多历史和宗教的因素，他也很尽力地想说明白讲清楚，但似乎力不从心，将莱蒙托夫说成了“蒙莱托夫”，还想不起拉夫列茨基这个名字。等他说完坐下，大家都觉得有点混乱，找不着头绪。
老师示意我发言。这次的结业论文我做的就是一篇关于俄国文学发展的综述，从《伊戈尔远征记》一直写到《日瓦戈医生》，花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由于时间跨度太大，我必须慎重选择每一部讨论的作品，尽量保持结构的完整和连贯，以防成为一篇俄国文学作品目录。在这篇综述中，我着重分析了欧洲文化对俄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矛盾，以及混乱的价值观造成的俄国人内心的迷惘，其中当然少不了“多余的人”，而我使用的模特是毕巧林，而不是许多人钟爱的奥涅金——我认为奥涅金最终还是爱上了塔吉亚娜，没有把“多余的人”的置身事外和愤世疾俗进行到底。
一周之前我便将综述交给了老师，所以他知道此刻要我发言我可以说很多。但我并不想说，一方面是我以前说过的原因，另一方面，自从我和老师达成谅解，他就特别喜欢上课时让我发言，似乎我的话都很有价值，搞得选这门课的人都知道有个叫裴海泓的人话特多。其实在很多方面我都懂得很少，比如现代文学，也没有太大兴趣，但为了不让老师失望，我只好强迫自己去读去查资料，但因为不喜欢所以做起来效率很低，我只能加倍投入时间精力，但效果并不总是很好——比如《洛丽塔》就让我看得头昏脑胀，直想把作者拖出来狠揍一顿，没办法，只好把纳博科夫排除在俄国作家之外。以免影响综述的整体质量。
我很抱歉地摇头，老师似乎不懂我的意思，仍然用眼神要求我站起来，我只好又摆了摆手，他便不再看我，转向了其他同学，用温暖的目光鼓励着每一个人，催促他们抓住思想中每一个微小的火花，捕捉情感的每一次跳跃的痕迹，剥去他们羞怯的外壳，让鲜活柔嫩的心灵暴露在词汇的醇酒中，他就像一阵风，撩拨着年轻人内心深处对美的渴望和追求，唉，我多么喜爱他洞察一切的目光，我从没见过比他更善于驾驭语言的人，假如有一天我能像他一样，从我口中说出的话能和他的一样生动精致，我会怀着多么喜悦的心情奉上我的一切！
Chapter 14
这是我第二次来老师家。准确地说是受邀吃晚饭。
出门前我对着镜子仔细检查过，避免任何会被认为是孩子气或吊儿郎当的东西，比如棒球帽，再比如那条粉红色的绒毛大围巾（必须承认，那颜色曾遭到许多非议，但围巾是我妈买了又嫌不合适，丢在衣柜里，我觉得很暖和才捡来用的）。我本来打算穿老爸的长大衣，配我表妹送的羊毛围巾，结果一照镜子发觉跟《上海滩》里的丁力差不多，吓得我立刻换回羽绒服。
站在深蓝色的防盗门前，我第N次整理仪容。紧张。真是的，又不是要去见陌生人，怎么还会紧张呢！深吸气。按门铃。先按一下，隔两秒，再按一下——确保主人能听到，又不会急匆匆的显得失礼。
门后响起了脚步声，好像是用跑的，拖鞋在地板上敲得“嗑嗑嗑”的响。门“呼”地被拉开，老师手握锅铲站在门口，腰上还系着围裙，“阿泓你来啦！快进来，自己倒水喝啊，我在煎鱼！”说完又“嗑嗑嗑”地跑走了。
不会吧——！我还以为他会叫外卖，谁知道是他自己下厨！有人说现在会做饭的女人越来越少了，那会做饭的男人岂不是块宝？我自己也会做几个菜，但从来懒得做，家里有手艺赛大厨的老妈，也轮不到我出手，偶尔老妈有事照顾不了我的饮食，我就去超市买那种洗干净切好的蔬菜，拌成沙拉，饭是不煮的，吃面包（虽然我更喜欢馒头，但馒头冷了需要热，面包不用），汤也是不煮的，要么喝水，要么喝牛奶。出于对自己的了解，我很怀疑单身男人的厨艺，而且老妈把我的胃口养得刁，万一老师做的东西难以下咽，那不是很悲惨？——我倒不是怕东西难吃，而是如果我表现出来不喜欢吃一定会让老师很没面子，而那种心里想一套行动上做一套的事情我一向做不好。
我从鞋柜里找了双看起来最暖和的棉拖鞋穿上，鞋底又厚又软，走在地板上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么冷的天，搞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还穿橡胶拖鞋。一进客厅我就明白了原因——房角柜式空调的液晶屏上闪烁着淡绿色的“24°C”。我没语言了。
我家的的空调基本上只在夏天用，成都的冬天温度并不太低，最冷也有四、五度，用空调反而使人不舒服。以前我以为北方人肯定不怕冷，上了大学才知道，其实北方人比南方人更怕冷，更不要说热了。在我们寝室，每年冬天陈新烨叫冷的次数比其余五个加起来还多，我问他如果在成都都觉得受不了，回太原岂不是没活路了？他说太原十月中旬就开始供暖气，呆在屋子里时只用穿件毛衣就行了。靠！搞了半天北方人的娇气都是国家惯出来的！南方夏天多热啊，怎么不见供冷气呢！
环顾四周，除了懒人沙发被丢到了墙角，茶几上的报纸理得整整齐齐，其余的一切还和上次一样，墙上仍然挂着那幅令人反感的画。哼哼，不把这垃圾弄下来我誓不为人！别以为我只是随便说说，今天我是有备而来。半期前我就拜托以前教我油画的潘老师帮我花张装饰画（听说潘老师还是某某美术协会的主席，平时找他求画的也不乏其人，我跟他学过八年画，关系相当不错，常去他家玩，师母也很喜欢我，高考时我没报美院他们很为我叹息了一阵子，后来听我说以后免费为他们看牙才又高兴了起来），一周前才拿到。打开画的那一瞬间，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太漂亮了！那是一幅朗毕克风格的肖像画，立体写实主义画法，画面上的金发妇人形体清晰分明，笔触细腻精致，抹去笔锋，显得光滑坚实，理想化的光线给立体的人物以块面感，规整的构图使人物处在一种精确感与秩序感当中，透出稳定的结构印象与冷漠的感觉——尽管我是学员派的坚决拥护者，却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幅画挂在老师这间极富现代感的客厅中再合适不过了！
从厨房里飘出一股煎炒香味，引得我跟踪而去。不错，至少闻上去不错，我站在厨房门口，享受着混着花椒和油香的气味。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我礼节性地问了一句。
“没有，”老师头也顾不得回，声音听起来就向有大敌当前一样，看来还是比不上我老妈，老妈料理厨房比料理我还顺手。
我又回到客厅里，去翻那一架子唱片。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布鲁克纳和贝多芬都是一套一套地买，还是切利和卡拉扬的录音，哪像我啊，买一张正价版CD要架好大的势。哼，等我有钱了，要按照公司目录把唱片全买下来垒成墙！
在一大堆贝多芬中间，一张熟悉的唱片拽住了我的目光——舒伯特的第八、第九交响曲。我也有这张西诺波利的录音，只不过是重发版的，让我百听不厌。
我把CD放进播放机，调整好功放，把播放锁定在第八的第一乐章——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用西诺波利自己的话说，它属于哀悼的悲伤的音乐，代表着音乐文献中最慌乱不安的范例。
缓慢、低沉的引子出现了，我惊叹于昂贵的音箱所营造出的真实的空间感和密度感，我觉得自己就坐在乐队前，甚至能感受到弓弦交错所产生的共鸣！赞叹了一会儿，我又回到音乐上，此时已经到了展开部，是整个乐章最哀伤的部分，犹如痛苦的呻吟、绝望的悲戚和艰难的抗争，它是对失去的美好事物的祭奠般的纪念，它是梦，是回忆，那般纤细，稍纵即逝，却又因为空虚和沉寂而发出痉挛的嘶鸣。旋律漫无目的地在时间的缝隙中游动，缠绕在奏鸣曲支架上，成为折磨与被折磨的延伸，成为波德莱尔的“不可再现的距离的幻影”。
“你怎么坐在地上啊？”我在舒伯特的梦中沉沉浮浮，突然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惊得我心跳骤停了几秒钟。
“拜托，不要突然在别人背后讲话，会吓死人的！”
“我叫了你两次了，你没听到？”老师还没把围裙取下来，看着有点滑稽。
“呃？”肯定是我听得太投入了。“菜做好啦？”我一边说一边将舒伯特换成轻松的弦乐四重奏，第八交响曲只适合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听。
“还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