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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的供奉牌位
2，会笼络人心。
正如菲尔·别林斯里所指出的，虽然匪首在名义上拥有匪帮的最高统治权，并且拥有生杀大权，但是专权并不意味着专横，他们不能脱离自己的部下。一个匪首，要获得匪众的尊敬和顺从，必须有笼络人心的手段。近世以来，有些著匪之所以为匪几十年而不灭，与他们善于笼络人心有较大的关系。据记载匪首瞿伯阶对人处事气量大，能容人，是很懂笼络术的。
瞿伯阶，湖南省龙山县二所乡人，1926年开始为匪，在内部倾轧兼并、外部搜捕围剿的情况下，他的土匪队伍不断扩大。他由副连长起家，直到自号湘鄂川黔总司令。至1949年病死于龙山，几乎为匪四分之一世纪，人民深受其害。
瞿伯阶这支土匪队伍是一支典型的军队化土匪。据统计，瞿伯阶的这支土匪，共辖15个支队，4个独立大队，5个特务大队。支队最小的有300多人，最多的千把人左右；大队则是40…300人不等。全部人数为19000，约有步枪机枪12000余枝，司令为瞿伯阶，副司今为杨树成，总指挥彭春荣，参谋长侯振汉。瞿伯阶的这支土匪队伍以湖南龙山为中心，称王称霸于湘、鄂、川、黔四省边境，时间之长、活动范围之广，是一般土匪股难以匹敌的，而这一切与瞿伯阶的笼络术有很大关系。
瞿伯阶笼络军心的手段是气量大、能容人，他能做到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事，例如，杀父之仇可以不报；想暗杀他的人可以留用；犯了错误只要来见他，什么事都没了。
有一年，国民党86军来围剿他，瞿的父亲年纪大不便跟着土匪队伍到处流窜，瞿便把自己的父亲寄居于四川一个姓王的人家。86军来后，对老百姓窝匪者，杀无赦。这个姓王的人害怕了，便把瞿的父亲用绳子勒死，然后丢到了深山中，并向瞿谎称出走了，找不到人。但是，瞿伯阶后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便派人捉拿姓王的人，要剐了他。姓王的东躲西藏，实在无路可走，便在一个晚上跑到瞿那里，述说他如何害怕，只得杀了他父亲，原原本本地讲了，并且准备接受瞿的剐刑。不料瞿伯阶听了，反而饶了他，认为既然来了，也就算了。部下有人劝他为父报仇，他还说服别人，说：“杀死我父亲，难道我心里真的不想报仇？还不是为大家、为部队的发展而容忍着。”
从匪活动十分险恶，这对瞿伯阶也不例外，经常有人要暗杀他，可瞿伯阶竟能做到对想暗杀他的人作留用。典型的一例是，后来当了他的支队长的彭雨清，就是四川土匪张少卿派来暗杀他而又被他留用的。
此外，瞿伯阶还能做到，如果他要杀人，他的下属从大队长到士兵，都可以向他求情，只要他不在喝酒，一般往往能满足他人要求。而如果他的下属要杀人，他不会以司令官的名义命令不准杀，而是以一种求情的身份去向下属求情。
以上并不是瞿伯阶的软弱，而是他的笼络手段，并且十分得人心，大大巩固了他的统治。（瞿伯平：《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纪实》）
华容义释。对于匪首来说，义气是非常重要的。
而匪首刘黑七有七种笼络人心手段：
刘黑七的阴险，狡诈，残暴，在近世匪首中是赫赫有名的。但是，刘黑七绝不仅仅依赖阴险与毒辣巩固其对匪众的统治，相反，他还有一套“仁治”。这一套“仁治”的目的是为了笼络部下、收买人心，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①严禁部属骚扰近邻乡亲，违者严惩不贷。有一次，刘匪部来到他的老家山东费县锅泉村，刘黑七早已发出通告，不许欺压抢劫百姓。可是刘匪军已掠夺成性，到了锅泉村后，仍有抢劫群众的匪兵。刘黑七知道后，把抢劫的匪兵抓来，立即枪毙，还口口声声说：我常给你们讲，有些人就是不听，连野兽都不如。兔子还不吃窝边草，都懂得窝边草是伪装，使敌人看不到自己，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②重用家乡和有能耐的人。刘黑七常把家乡的人安插在自己的身边及一些重要的岗位，他常给这些人以好处，使他们死心塌地替他卖命。当然，对那些非同乡但确有学问和能力的人，刘黑七也能予以重用。
③帮部下找女人。每次抢劫掠夺到一些妇女后，刘黑七就把她们分给手下的人，有的土匪自已找到女人后，刘就为其成亲，亲自主持婚礼。这大大安定了部下的心，又使得部下对他感恩戴德。
④为部下解决实际困难。刘黑七常常走访士兵家属，问这问那，以表示“关心”，当发现土匪家属确有困难时，就给予帮助、救济。就此一举，不仅匪兵感激，连匪兵的家属也能为他“做思想工作”了。
⑤同匪众称兄道弟，接近下层。刘黑七对其部下很少打骂，常和他们称兄道弟，一派江湖味。他常常厕身匪兵中，躺在一起，同匪兵拉家常，这使匪兵认为刘很看得起他们，因此也愿意同他讲心里话。
⑥舍饭放粮。为了笼络群众，刘黑七有时会把抢来的粮食煮成米饭，放在大路口，让饥饿的人们随便吃，的确蒙蔽了一部分群众的眼睛。
⑦金钱收买。凡是乡里四邻，只要找到刘黑七或者找到他的部下禀告一声，刘黑七就会给几块钱。（张占军整理：《山东巨匪刘黑七》）
土匪军阀张作霖
刘黑七从1915年起上山为匪，至1943年被八路军击毙，中间经过多次跌落，但常常旋灭又旋起，为匪时间长达30年，最多时有3万余人追随他，这些与上述刘黑七七方面的笼络手段有极大的关系，可以说，刘黑七如果没有这些手段，是不可能横行那么长久的。
3、具备足智多谋的才能
近世社会是个十分险恶的社会，土匪这个非正常的社会群体尤其险恶，在这个险恶的环境里，没有足够智谋的匪首是难以出人头地、长久存在的。
那种足智多谋的匪首被菲尔·别林斯里称作“阴谋家”类型匪首，他们远比纯粹的“恶霸”类型的匪首要成功得多，这以东北胡子出身的军阀张作霖最为典型。在同时代的人中，他被看作是一个“随身携带枪枝的好汉，具有天赋的非凡的领导才能，既有开拓的勇气，又有灵活的外交手腕；他非常善于捕捉时机……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该谈，什么时候该集中精力建设他的队伍。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品质，才使张作霖以后具有不同凡响的成功。”（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32页）
张作霖从小机灵多谋。他的母亲欠了邻居一笔账，总也还不上。张作霖听说后，眼珠子一转，想了个鬼点子。某天，他故意将邻居的猪撵入池塘中，并大喊“猪落水了”。人们听到喊声后便来观看，他便跳入水中，把正挣扎着的猪救上了岸。邻人见状，甚是感激，为表示谢意，张家借的钱也不要还了（张占军整理：《张作霖的土匪生涯》）。
废墟
在以后的土匪和军阀生涯中，张作霖诱杀辽西巨匪杜立三，“文劫”东北将军增祺的姨太太，排挤袁世凯的亲信段芝贵，夺取老友汤玉麟、冯麟阁的兵权……一步步从土匪中看押肉票的秧子房小头目到成为控制东三省的东北王、奉系军阀头子，成为“中国第一匪”，这些“辉煌的业绩”，无一不是张作霖通过狡诈、手段、智谋而获取的。
此外，果断、坚强、勇气等也是匪首应具备的品质，那些不能显示这种素质的人，很快就会发现，无论如何也没有人愿意跟从他们。
土匪的信仰和习俗神灵崇拜
土匪是社会肌体病变而产生的毒瘤。这个变异的犯罪群体，立意向法律和现存社会秩序挑战，用暴力来蹂躏整个社会，并以此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他们是国家的叛逆者，也是整个社会的敌对者。他们抛弃了人类社会，也自然被人类社会所抛弃，他们生存于这个社会，却又无法和这个社会共存。在独立于社会、远离社会的状态下，群居的土匪内部，逐渐形成了有别于正常社会的特殊心态，从而为土匪亚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他们拥有自己的信仰和习俗，更有独特的语言（即黑话）和“盗匪之道”，也有自己的娱乐和时尚追求。这是蒺藜丛中的一朵狗尾巴花，虽不艳丽，却也自有其独特的一面。我们这章就来看看土匪的信仰和习俗。
一神灵崇拜
神灵是宗教学的一个常用术语。神，指神秘、神圣，灵是灵力、灵性，二者合一为“神灵”。它是寓于客观形体之中而又独立于客观形体之外的超自然的灵性，它能够主宰人类和自然的一切活动，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和永恒性。神灵支配世界和人间生活的特殊意志、智慧与权能就是“神意”，而最能体现“神意”的就是神灵创造的“神迹”。这一切令人感到惊异、畏惧，并由此而产生了依赖和敬畏，这就是“神灵崇拜”。神灵世界多姿多彩，有自然神，如日月星辰、风雨雪霜、山石江湖、林木禽兽等；氏族神，如古华夏的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等；职能神，如战神、爱神、牧神、农神、财神、商神等；至上神，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古罗马宗教中的朱比特等；惟一神，如犹太教的耶和华、伊斯兰教的安拉等。
土匪用的香炉
1、达摩老祖和十八罗汉
那么，土匪的神灵崇拜是属于哪一种呢？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它属于职能神崇拜。职能神不是以自然界或社会中的某些具体事物或现象作为崇拜主体。它是自然物所具有的某种属性或功能的代表，是社会中人的某种特性或职业、行业的象征，它同时也成为这些特定的性质和职能的保护神。行业神是职能神的一种，所以，更进一步说，土匪的神灵崇拜属于行业神崇拜。
三百六十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信奉和崇拜的神灵或祖师。如木匠信奉鲁班、铁匠信奉老子、茶商信奉陆羽、屠宰行崇拜张飞、豆腐行崇拜乐毅、酿酒行崇拜杜康、医生信奉华佗和孙思邈、船家信奉孟公孟姥、酿醋行崇拜醋姑、陶瓷业崇拜童宾、补锅炉匠崇拜太上老君等。
江湖上的各种门派、行当也各有所奉，如占卜行供奉伏曦、文王、鬼谷子，娼妓行崇奉真武帝君，乞丐行崇奉“搪帐老祖”等。这些祖师爷们或贡献卓著、或技艺精湛、或德行高尚，因而在该行业中享有盛誉。有的则纯粹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各行各业的神灵崇拜，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借神自重”。尤其是一些显得低下贱陋的行当，其从业者更具有这种心理。他们往往选择一位神灵作为自己行业的崇拜神，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同时求得一种历史的和文化的肯定。二是渴望得到神灵的佑助，使其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以求行业发达，生意兴隆。这两方面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自我安慰和自我调适。三是行为规范和群体整合功能。信奉者希望借助祖师神灵的威信来团结和约束同行同帮，维护本行业的形象、声誉、行规和秩序等，使行业内部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以利行业的组织和发展。
土匪，可以说是社会上最为鄙贱的一个行帮，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蹂躏社会、抛弃社会的同时，也自然受到社会的敌视、抛弃和抵抗。他们成为历来朝廷和上层追杀的对象，整日里惶恐不安，东躲西藏，朝不保夕。饥饿劳顿的苦楚，情感生活的匮乏，生死无定的处境，以及无法抑止的对美好未来的渴望，这一切使他们更需要冥冥之中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灵来佑助他们。于是，他们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最有代表性、最吉祥的“神”来充当他们的祖师爷和保护神。他们选中的是达摩老祖和十八罗汉。
达摩老祖，全称“达摩波罗尊老”，六世纪印度达罗毗荼国的高僧。“达摩”的意译是“护法”。他自幼奉佛，少年时即出家为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佛教衰微，外道盛行，国王招来一位外道高师与僧侣们辩论，并宣布如果僧侣落败，将禁止佛教流行。僧众害怕失利，无人应战。危难之际，达摩波罗挺身而出，登坛护法，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交锋，达摩获胜，并从此成为印度佛教十大论师之首。
梁武帝时，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佛法。武帝闻讯后，亲自迎接他到首都金陵，请教佛法。会谈后，达摩潜行北上，到了河南西部的嵩山少林寺，面壁十年，影像印入石中。达摩在少林寺面壁时，相传有一位名叫神光的信徒慕名而来，欲拜达摩为师，潜心学佛。为了表示诚意，神光于风雪之夜端立于达摩身旁，直到积雪没膝。达摩虽然怜其至诚，却不为所动。
神光便断然抽刀，砍去一条手臂，以示诚心。达摩终于答应收他为徒，并赐名惠可。达摩在少林寺传授禅宗，惠可深得其髓，成为衣钵传人。达摩返回印度后，惠可不负厚望，潜心传播和光大禅宗，使中国古文明的百花园中又增添了一朵璀璨的奇葩。达摩也从此被奉为中国禅宗的始祖。
这样一位佛教大师，怎么会成为土匪的祖师爷呢？想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江湖上演绎了这样一个传说。
相传康熙十三年，西鲁国大将彭龙天领兵东侵，一路上攻城陷邑，势不可挡，直逼潼关。康熙数次派兵迎敌，屡遭败北。于是贴出黄榜，诏令天下，“不论军民人等、僧道女将、山林豪杰、草泽英雄，如能退得敌兵者，赏万金，封万户侯。”当时，福建圃龙县九莲山少林寺有一百二十八名僧人，个个武艺高强，能征善战。他们听说此事后，就揭了榜文，前往京城请命杀敌。康熙皇帝大为高兴，派杜龙、苏洪为先锋，命郑君达督粮策应。兴师祭旗之后，一百二十八僧出师西征。到了潼关，他们斩杀敌将彭龙天，击退西鲁军，逼迫西鲁王急驾来到前线求和。凯旋回朝后，康熙如约封赏。众僧身入佛们，四大皆空，请准回归少林，继续修炼，以期修得正果。不料，事过不久，康熙听信谗言，害怕众僧谋反，竟派兵用计在上元节火烧少林寺。一百二十八僧被大火围困，死伤惨重，最后只有五人拼死逃出，他们是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色开——这就是后来的洪帮“五祖”。朝廷欲将他们斩尽杀绝，穷追不舍。当“五祖”逃到惠州府长沙湾时，前面有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后面追兵又已逼近，情况极为危急。这时，天空突然出现两个神仙，一持铁板，一持钢板，瞬间搭成一座桥，让这五人走了过去。这两位神仙，就是达摩专门派来救“五祖”的。可以说，没有达摩就没有后来的“五祖”创立洪门。因此，江湖上的洪门供奉达摩为祖师爷。同时，又有传说达摩是少林武术的创始人。而土匪虽然以抢掠为生，却向来自居为绿林好汉，崇威尚武，他们眼见洪门和少林名满天下，心生羡慕，于是，把达摩搬过来作了自己的祖师爷。
土匪的供奉神
土匪们开立山堂，焚香盟誓，要请达摩老祖等神灵前来证盟。土匪拦路抢劫时，货主若懂得规矩，恭敬地喊声“达摩老祖威武！”或许可以免遭劫难。土匪在“三十六誓”中也多次提到要尊奉“老祖”，其中，第三十六誓说：“自入绺门，便归达摩老祖所掌管，命运新起始，当乐而为之，大起局业。如不振旗鼓，无有新业绩，死在万刃分尸。”（曹保明：《中国东北行帮》，第120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一些实力较强的绺子中，还常常建有达摩老祖的香堂，加以供奉，有的还写上对联，如“出门望见君王面，入室方知古佛心”等。如果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多求助于达摩老祖的佑助。比如，同治年间，土匪马傻子攻打长春，他们的队伍里有炮。那时，南门一带是一片涝洼塘，炮车陷入淤泥，怎么也拖不出来。这时，土匪就开始祈求达摩老祖的佑助。军师刘三走到炮前，用手摸着炮筒子，说：“我奉达摩老祖之命，前来收编此城；大炮再不出泥，就要天打雷轰。”说完，他用战刀一砍炮身，说，“拉吧！这回该出来了。”果然“灵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