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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心目中，土匪一向以凶残狠毒著称，一提起土匪，总要和杀人放火、抢劫奸污等恶行联系在一起，殊不知，土匪之中也有义士。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那种劫富济贫、伸张正义、颇具侠义心肠的土匪称为“社会土匪”。他认为：“社会土匪是一些被国君和政府视为罪犯的农民歹徒，但他们存在于农民社会之中，并被人们奉为英雄、胜利者、复仇者、为正义而战的斗士，也许甚至被看作解放的领导人，并且总是受到钦佩、帮助和支持”。
老百姓把这种梁山英雄式的绿林好汉称之为侠客、义士，我们称之为“义匪”。他们中有些人家产丰厚，也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性格豪爽，喜好交友，路见不平，常拔刀相助，往往得罪了官府或地方实力派，惹来官司。还有人性格倔强耿直，不肯趋炎附势，受到奸妄之徒的攻讦和迫害，激愤之下，与仇人刀兵相见，然后沦入绿林。
梁山好汉图 作者：戴敦邦
1、形形色色的义匪
据《老残回忆录》记载，甲午战争后，辽宁省牛庄有一位铁匠，叫赵志刚，为人有胆有识，遇有不平之事，常据理力争，甚至拔刀相助，深得当地贫苦群众的爱戴，称之为赵义士。当地有个姓范的恶霸地主逼令佃农白老头将其女儿菊花押为侍女，引起赵志刚的愤慨。有一天夜里他探知范氏夫妇毒打菊花，便逾墙潜入范宅，杀死范恶霸，救出菊花，随后聚集贫苦群众数十人组织穷人队。赵志刚本人亲自率领青壮年杀官济贫，为穷人报仇。老弱妇孺则由白老头率领，到处吃大家，声势颇为浩大。赵志刚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斗争，表现很勇敢，辛亥革命时，不幸因被部下出卖而牺牲。
辽宁省还有一位名叫高鹏振的义士，家境富有，性情豁达，曾就学于沈阳文登书院，返乡后广交侠客义士，习文练武，以诗酒酬唱为乐。民国11年某日，高鹏振在郊外射得一只狐狸，被东北军混成第二旅的一位营长知道了，非要夺为己有不可，高鹏振说什么也不给他，这位营长竟恼羞成怒，派人抢去狐狸，还把高鹏振绑至营中，毒打了一顿。高回家以后，越想越气，心思一横，持枪寻回军营，将营长及其小老婆击伤，然后拉起一支绺子，报号“老梯子”，只抢大户、不扰百姓，他为匪10余年，据称从未杀过一名平民百姓，没有烧过一次民房，没有奸污一名妇女，被当地民众称作“大爷”。（参见王希亮：《土匪秘录》，第8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年版）
象赵志刚、高鹏振这类人物，由于对社会现实的严重不满而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去改变这种现实而沦落的土匪，以行侠仗义为己任，抒大丈夫之胸怀，标榜以手中武器扫尽天下不平。这些人率领的匪帮多是只抢大户，不掠民众，故而被百姓称之为“义匪”。
旧民团
义匪之所以能够博得“义”这一好名声，受到人们的欢迎，同他们打出的口号和制订的纪律也是有关系的。
他们不仅打出了富有正义色彩的口号，如“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体现老百姓愿望，而且，还规定了许多不同于一般土匪的清规戒律，以维护这一宗旨。如拥有“中州大侠”美誉的河南巨匪王天纵，他在伏牛山初拉杆匪队伍时，规定了三条禁令以约束匪众：“一禁奸淫妇女；二禁在保护区和公道范围内劫抢；三禁私吞公财（即手下人所经手的任何粮钱物品收入，都必须如数交公）。”（张钫：《中州大侠王天纵》）
遵循“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食”的抢劫准则，也为他们博得了或多或少的好名声。类似这样的准则，虽然大多数土匪都实行，但作为“义匪”的土匪，实行起来则更严格一些。更有些匪首，有着很强的兄弟情谊、江湖义气等封建道德观念，当别处匪帮在其家门口骚扰的时候，他们还充当了本地利益保护神的英勇角色。
辛亥革命时期，豫西有一个与“中州大侠”王天纵齐名的侠盗，叫丁老八。丁老八18岁时，因岳父毁亲，投身绿林。丁老八宣称“打富济贫，替天行道，得财不伤主”，专以殷实富户为劫掠对象，对穷苦百姓不仅严格遵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还深表同情，曾于积雪盈门时到古庙，送点抢来的粮食接济他们。丁老八在土匪中有极高的权威和声望，一言九鼎。他约束匪众“不准采花摄朵，不准路劫商旅”，如有谁胆敢违抗，则必受到最严厉的处罚。有一次，土匪张老二、张安父子劫掠了一个过路的基督教神父，被丁老八知道了，他将张氏父子扭获枭首，将首级挂在树梢上。从此，丁老八的辖区内路劫商旅者几乎绝了迹。至于土匪的采花行为，更为丁老八所不容。“只要一采花，脑袋就搬家；只要你采花，难瞒丁老八。”这是当时民间流传的两句民谣，而丁老八也因此获得了“戴花英雄”的美称（苗培萌：《清末民初的洛宁绿林人物》）
旧农村
义匪绑票也不像别的土匪那么凶恶。
和王天纵结拜为义兄义弟的栾川人柴老八——柴云升为筹集粮饷，提出了“仁义借款”的口号，即向老财富户“飞叶子”，令其仁义解囊，缴送银粮资助他们的造反队伍，否则就绑架家属。有一次，柴率众奇袭了卢氏县范里镇，劫走了号称富贵之家的刘吉的母亲，作为“仁义借款”的人质。柴奉刘母如上宾，亲自陪她看戏、聊天，用轿抬她出外游览和去温泉洗澡，还指派佣人精心侍候。后来刘吉筹措了10袋银子送到柴部，将其母赎回。临别时，柴云升还认刘母为干娘，派部属护送刘母安全返回范里镇。（王凤梧口述、李玉瑞整理：《柴老八与家民揭竿造反》）
洛阳一带的名匪黄全贵，因结冤仇杀，被迫拉杆当了土匪。有一次，他拉回一张肉票，是个老人。老人愁眉苦脸，食不下咽，坐不安席。黄全贵见状，百般安慰，老人才放下心来。黄全贵还专门给老人请了一个厨师做可口的饭菜吃，久而久之，老人竟乐不思蜀了。几个月后，他的儿子们差人带了很多银两来赎老人，老人说什么也不愿意走，并说道：“把银子放下你们回去吧，我在家亲儿亲女也没有像黄家对我这样好，我不走了。”后经黄全贵好言相劝，他才答应回去。（王兼三：《忆洛阳市郊匪患》）
东北旧景
2、东北义匪
东北的马贼也有不少值得颂扬的故事：
吉林双阳的“大来好”是一支绿林土匪绺子。他们人多，枪好，打头的心正，他们也“绑票”、“砸窑”，但主要绑有钱的主，砸那些“挂旗”的人家。还往往“救票”（帮助一些穷人从小绺子里索人要票）。一次，双阳的邪岔子“红山帮”，把黄榆家一个豆腐店老头的孙子给绑去了，还抢走了拉磨的驴。这天，正好“大来好”路过，听屋里哭得伤心，问明了事由，就亲自到红山地界要票去了。到了那儿，他斥责红山说。“缺钱花就‘涨’（扩大）队儿，去碰响窑，也别欺负老百姓啊！”一席话噎得红山白眼直翻，哑口无言，只好把孩子交了出来。这家见小孩子要回来了，不知怎样感谢“大来好”才好，听说“大来好”没成亲，就要把17岁的闺女许配给他，“大来好”坚决不同意，说：“我救人是应该的，我就是这样一个绺子。我弟兄和我的脾气也一样。你们可以闻一闻，我‘大来好’的身上一辈子没臭味！”（曹保明：《土匪》，第22～2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
义匪在起局时，往往没有明确的投靠共产党或国民党的政治意图，为的是吃喝玩乐，逍遥法外，一般不骚扰老百姓，只是砸大户人家的窑，绑有钱人家的票。可是一旦民族矛盾一起，他们也会良心发现，觉得应该对付外来的敌人，于是转到抗敌救国的道路上，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
旧集市
1937年，在吉林的敦化、汪清一带的山里，出现的“野马”绺子，就是典型的救国救民的“义匪”帮。“野马”与“老三省”、“江南好”、“包打一面”、“黑星”等绺子联合起来以后，于是年旧历正月初六，直奔延吉，袭击了那里的日军。他们打了一个胜仗，战果赫赫：歼敌250人；缴获野炮1门，轻重机枪各6挺，手枪、骑枪270枝，军马刀75把，弹药60箱，钢盔270顶，军马76匹，焚烧兵营一栋。（曹保明：《土匪》，第22～2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
出现在辽河沿岸、名震东北大地的“老北风”也是一位典型的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绿林英雄”。老北风，名张海天，原名张贺年，1890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九台村（今属台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912年，辽河发了大水，九台村一带颗粒无收。为求生存，张海天的父亲乃带领一家人迁到郑家屯附近一个村子落了户。
张海天23岁那年，到警察分所去当杂差。由于他年轻气盛，性情耿直倔强，不甘忍受所长的打骂，于是决意投身绿林，去做一条杀富济贫的好汉。决心既定，他先把妻子赵氏休掉，让其另嫁他人，然后从警察分所偷出几枝抢，投到报号“老头票”的匪伙，干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老头票”的首领是一个姓刘的山东人，他们不仅杀富济贫，而且经常与日本侵略者作对。他们在抢劫日本人时，专要日本银行在东北发行的“金票”，这种“金票”上印有日本“武内大臣”的头像，俗称“老头票”，他们即用“老头票”作了他们的报号。张海天身材高大魁梧，遇事胆大心细，为人大度，精于骑射，深得众望。他曾多次参与对日本奸商的抢劫和绑票，还同众人一起捣毁了设在郑家屯、洮南附近的日本特务机关以及军火、鸦片贩卖所。张海天十分能干又很讲义气，不久便被推为“炮头”，成为匪队首领之一。
日军占领沈阳。日本侵略带来的国破家亡，使得许多土匪打起抗日的大旗。
1928年，张海天离开“老头票”匪帮，第二年他又参加了纪兴玉的“西胜”匪伙，仍当“炮头”。不久，他的报字“山河”的三弟张海贷、报字“黑龙”的四弟张海秋以及五弟张海迟也参加到“西胜”匪帮之中。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20余万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没作任何抵抗即退入关内，日军很快占领辽宁全境，横行肆虐，残害中国百姓。张海天闻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后，悲愤异常，怒发冲冠，决心拼死抗击。他召集部下说：“原来当土匪是想升官发财，这回鬼子打进来了，国没了，家也没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要不打日本，还有什么人性？还算什么好汉？”众人一齐响应，打起“抗日自卫军”的旗号，报号“老北风”，开始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老北风”这个报号含意深远。“北风”本是麻将术语，为本庄的上家，本庄能否吃上牌，全看北风位置上的人出牌如何，北风是可以控制本庄的。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张海天取报号“老北风”，正是取麻将牌的北风克本庄之意，暗含一定要克敌制胜、打败日本侵略者之意。“抗日自卫军”成立后，吸引了许多绿林豪客，不久就发展2000余众。
日军占领沈阳后，一方面继续向吉林、黑龙江进攻，一面提出了“以华治华”的方针。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利用汉奸、上海《国民日报》驻沈阳特派员凌印清，指使他收编各地胡匪，为日军效力。凌印清随后在辽宁省海城县沙岭镇成立伪“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部”，由日军提供步枪300枝、手枪24枝、机枪6挺、子弹7万发。老北风、项青山等人为获取凌匪的军械，假意接受了他的收编，均被任命为旅长。在获得了凌的军械供给后，他们暗地里与在锦州的辽宁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取得了联系，相约合力消灭凌印清和日本特务。1l月18日，老北风和项青山以宴请为名，将凌印清和日本顾问官岗繁太郎等16人一网打尽，全部枪决。各股胡匪顿时分崩离析，伪东北民众自卫军随即瓦解。老北风此举，极大地鼓舞了辽河两岸人民的抗日斗志，抗日队伍迅速发展到5000多人。
12月，日军关东军精锐第二师团主力偷渡辽河，攻占田庄台和大洼。老北风、项青山闻讯率部同日军展开激战，义勇军不顾敌人炮火猛烈，英勇冲杀，经三进三出的拉锯战，日军败退。老北风的义勇军第一次与日军作战即取得胜利，对当地人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喜讯。
田庄台和大洼战斗后，老北风等率领义勇军在营（营口）沟（沟帮子）线上，与日军第二师团第三十九联队多次进行战斗，使日军每向北进犯一步，都要付出一定代价。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一再电令东北军退入关内，致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12月31日，锦州门户沟帮子落入敌人之手，锦州危急。在此紧急关头，老北风、项青山以东北民众义勇军名义通电全国，慷慨陈词，谴责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坐视东北沦陷的滔天罪行。1932年1月3日，关外重镇锦州城陷于敌手。
日军在屠杀抗日义勇军
东北军全部退入关内后，老北风被队伍拉到敌后，继续浴血奋战，同时还取得了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援助与支持。1月16日，老北风进攻驻沙岭镇的日伪军，收复沙岭镇。2月18日，老北风率部直捣牛庄，缴获了许多军械物资。不几日，他又乘胜出击围攻营口。这期间，救国会派出高鹏、马宏德等军政人员到老北风的部队工作，成立政治宣传处，加强了政治领导。5月初，老北风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命为第二军区第三路司令，下辖10个旅，20个独立团。
老北风率领的这支抗日队伍活动于辽河两岸，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名震长城内外。5月，老北风联合吴三胜等袭击辽中县，占领了老鹳坨、六间房村。6月，老北风率部攻克台安县，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抗日爱国人员，焚烧了伪县府的文书档案，抄走现款及贵重财物。7月袭击海城，打败了前来围剿的日伪军，并将闵家房的伪警队缴了械。8月，老北风在项青山等部的支持下进攻营口，战斗中将日军少佐阴山、少尉忠直等10余人击毙。
老北风的抗日义勇军，成了日伪军的心腹大患。为消灭这支抗日武装，日军于10月间，派第十六旅团长川原少将指挥所部和王殿忠的伪军共万余人，进犯高力堡子抗日根据地。老北风率部与敌激战3小时后，因寡不敌众，退入海城界内。为保存势力，老北风奉军团之命率部退入热河，后被国民党四十一军孙殿英部改编。1935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北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老北风率400余人前去参加，不久队伍被打散，老北风回到北平。后他又参加了平西抗日游击队，在与日军作战时负伤，回到北平治疗。此时，救国会亦被国民党强行解散，使其经济来源断绝。1939年5月28日，老北风在悲愤与绝望中死去，时年50岁。（参见潘喜庭、魏福祥：《走上抗日之路的“老北风”》）
抗日义勇军
3、悍匪白朗
民国初年，中州大地崛起的一代悍匪白朗，是一位令后人无法盖棺论定的“义匪”（参见《白朗起义》）。
白朗，字明心，汉族人，当时的统治者又诬称他为“白狼”。1873年出生在河南宝丰县大列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白朗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姐。白朗幼年时读过一年多私塾，后辍学参加农业劳动。成年后娶关姓女子为妻，有一子四女。青年时的白朗，身高五尺有零，背微弯，脸圆微黑，双目圆大，眉浓黑，膂力过人，喜欢弄武玩枪，崇威尚武，对朋友很讲义气。
白朗25岁时，因和本村地主王真发生口角，被王家众人痛打一顿，白朗气不过，就找了一帮朋友找王家评理，王家七八十岁的老父亲出来阻拦，被白朗推到在地，抬回去不久就死掉了。王父死后，王家兄弟为此投诉公堂，白朗遂被逮捕，蹲进监狱，直至一年以后家中变卖百余亩地将其赎出。期间，白朗受尽狱卒的百般折磨与凌辱，旧仇新恨，使白朗发誓非报此仇不可。
被俘伪军。
河南南部自古以来就土地贫瘠，百姓贫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11年，宝丰一带兵荒马乱，群匪趁机兴妖作怪。著名的匪杆有杜启斌、泰椒红、牛天祥、郭以德、董万川、张黑子等，其中尤以杜启斌枪多杆大。白母这时不放心家里积攒下来的钱物，为了保险，便打点了托两个人送往城中，准备存在女儿家。孰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