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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绑票的目的是为了钱，就要设法通知其家人赎回去，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现代劫匪通常以充满威胁恐怖的声调给受害者家人挂电话。旧时代可没这么方便的通信联络手段，一般由受害者或匪帮内精通文字的人写封信，找“花舌子”送信上门，约定日期、索价，带足赎金到某地点赎票。届期不前来赎票，若绑的是小孩，就砍掉小孩手指一个，装在信内送到被绑小孩的家中，再约定赎期和地点，促使其家人遣人前来赎票。届期再不前来换票，就再砍掉小孩一指，再去送信，直到砍掉五指。土匪这样做，是为了使人恐惧，促使其他被绑票人的家中前来赎票。这同处死家人不来赎的肉票有异曲同工之处。价码一般由土匪开，他们遵循的原则是：一要榨出最多的钱；二要留有余地；三是打出讨价还价的部分。价码过高，票主家拿不出钱来，横下一条心舍命不舍财，匪队前前后后的心思、功夫都算白搭；价格过低，捞不到大油水，白忙活一回，也是一件窝囊的事。只有出个不多不少的价，才可靠，这也全靠“花舌子”去周旋。
“花舌子”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把死马说成活马，将稻草说成金条，对票主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常常能让票主家按他的意见去做。他见了票主家往往说；“你家摊上事了，我也挺同情。不过你家也要想开，把人赎回来是大事。有了人不怕没有钱，好歹这是一条命。再者说了，这是你们当家人，古语说的好：家有万贯，主事一人。不能不去赎。”末了，眼睛里果真流下几滴眼泪来。反正，大凡匪队绑到票，不捞足捞够是决不撒手的。
赎人是老百姓最痛恨的事，小户人家自不必说，一般中等人家摊上这种事，不落个倾家荡产，也得大伤元气，几年翻不过身来。就是大户人家也难以招架这种打击，有的人家往往从此一蹶不起，走向下坡路。更糟的情况是，财产全搭进去了，可赎回的亲人也早已被土匪折磨、摧残得伤痕累累，甚至终身残疾。
3、洋票
土匪除绑架本国人，也绑架洋人。本国人质称“本票”，抓来的老外则称“洋票”。民国时期，洋人遭绑架勒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土匪绑架洋人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什么民族仇视，他们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也不完全是为了赎金，而是利用政府恐洋、惧洋心理，把洋票当作对付当局的“王牌”，带在匪帮里，前来剿匪的政府军就不敢随意开枪放炮，或者在谈判改编成军队的条件、索取高额赎金时，当作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洋票
最成功地利用洋票这一法宝的是老洋人匪帮。在老洋人之前，白朗也绑架过38个外国人，但白朗既没有得到赎金，也没能保证自己的匪帮不被剿灭。老洋人却很善于利用这种对付官兵的特殊武器。1922年6月9日，在开始行动后l个月，他的部队洗劫了一个传教场所，抓走了一位挪威传教士。8月24日，他们绑架了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希腊人，然后又绑架了一个意大利人。10月13日，他们袭击了一个美国传教团，绑架了一个美国传教士和一个瑞典传教士。在同一个月里，还有三个英国人被绑架。在11月初，又有一个美国人巴牧林和他6岁的儿子遭到绑架。到11月底，老洋人已经拥有14个外国人质。在遭到官军的猛烈进攻时，老洋人不仅利用肉票来充作战场上的挡箭牌，把他们推到第一线，使得官兵不敢开枪，而且利用“撕票”来威胁官军不得过分追逼。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外交压力面前，诚惶诚恐，生怕洋票出事，并不急于发动总攻，而是派人前往招安。
营救洋票
经过几天的讨价还价，官匪双方达成协议：老洋人释放所有洋票，手下匪徒改编为12个营的正式军队。老洋人本人也获得很高的军衔，并获准继续统帅自己的人马。
各地匪帮从老洋人的范例大受启发，纷纷群起效尤，1923年5月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这一次，有20多个外国人被当作人质。“临城劫车案”之后在整个华北接连发生了大量类似的绑架拦劫火车的事件，结果使外国人都不敢坐火车。同时，这种绑架“洋票”的活动波及到了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1923年这一年有41个美国人、23个英国人和14个日本人被绑架。
洋票。和山东土匪在一起的李·所罗门。
洋票之所以受到土匪的青睐，正如一个土匪解释的那样：“由于持续不断的内战，造成的贫困或荒凉，我们不得不邀请几个洋人上山，这样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坚持某些要求，获得某些保证……我们无意虐待洋人，或者制造外交纠纷。由于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你们同我们谈论赎金是多费口舌。”正因为如此，土匪对待大多数洋票的态度并不坏。云南匪首李绍宗，曾捆走滇越公司职员法国人巴都，但他非但没有勒索钱财，反而给予优厚的款待，数月后还派人把巴都送回家。在“临城劫车案”中，被绑架者都承认没有受到土匪的虐待，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经历看作大笑话。记者乔治·索科尔观察到他们中有“许多人如此健康，气色很好……许多外国人都羡慕他们能在抱犊崮的山峰上休养。”可怜的本票不仅不敢奢望有什么优待，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担保不了。在临城劫车案中，由于山上饮水紧缺，土匪将原有的过期未赎或油水不大的华人肉票，从崮顶掀下去200多人。一时间，崮上哭声四起，崮下血肉模糊，死者枕藉，伤者惨号。一个半月后，当山上土匪被收编下山时，崮下已是一片森森白骨。
获释的洋票。临城劫车案中的洋人被释放。
政府对待“本票”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当局认为本票不值得他们直接插手，本票甚至在土匪“平定”之后往往也得不到自由。临城劫车案中，洋票释放出来以后，抱犊崮上还有一批以往被绑来的肉票40余名，滞留山中已有1～3年，“骨瘦如柴，满身疮癣，污垢不可言，目光痴呆，畏葸瑟缩，惨状不可睹。”但是，官方却不再过问。
土匪劣迹种种摊派
旧市井图
三摊派
摊派勒捐是土匪聚敛财富的又一种途径。
许多土匪为中饱私囊，在自己盘踞的地盘上以保护地方为名，就地征粮派款，搜刮民财，数量之大，令人咋舌。陕西商县大荆地区土霸王——外号“周狼”的周寿娃，一次就派给大荆、腰寺壮丁费8000余银元，小麦1000石。
盘踞陕西陇县吴山的王友邦，由抢劫进一步发展为征派。吴山东北的梨林川南村有安姓“书手”（书手是满清王朝遗留下来专门记载农民纳粮数字人的名称），姓安的家里还藏有梁林里（陇县共有28里）农民纳粮底账，王友邦的匪部查出后，便根据该底账向当地农户摊派。派款的办法按八渡里过去的分配比例，直接向各村摊派。当时的农民普遍种植鸦片，所有派款以鸦片烟款为最重。征收的办法是随派随收，在派后两三天内必须交清，有吴山派来的土匪专门催款，他们乘马持枪，凶恶不可一世，农民稍有反抗，就要遭到杀害，曾经在一天之内就有两人被枪毙。
除了征粮派款，有时为了运输需要，王友邦还向当地农户选派脚力驴骡。1926年后，随着王友邦扩张范围的不断增大，征派的粮款不敷开支，粮食严重不足。于是，他下令到接近陇县东部的千阳县寇家河源上产麦地带抢运小麦。在抢运的前二天，土匪到八渡以下梁林川各村派好驴骡数百头。到抢运那天，选派好的脚力驴骡，整队出发，由吴山匪部派出马队三四十匹作先导，到了抢粮的地方，鸣枪示威，惊散当地农民，再由赶驴骡脚户进入各村庄农户家中抢装粮食；抢装齐全，吹哨集合，脚户驮运粮食先走，马队再鸣枪一次，押送返回吴山。（阎存正：《王友帮盘踞吴山纪实》）
云南有个叫杨玉清的匪首也任意选派劳力为其服劳役。他建盖私房耳房两所，茶房1所，碉楼一座，所用木料，分派给农民运送木材；所需四五万土基，分派赤沙白佃农托好晒干，送至墙脚；石料数百车，分派附近村寨农民拉运至墙脚。但他却不付一分钱，不管一顿饭。（杨竖、陈荣华：《弥勒五匪首》）
陕西还有个土匪叫王海山，他除了在宝鸡县私自派粮收款外，还要老百姓提供学费给其四弟上学。宝鸡七区30多个村，每村分摊20块硬币，全年就负担600多元。（娄生成、段志恭：《宝鸡恶匪王海山》）
虫灾
1、土匪杂税
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土匪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使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试举两例。
闽南著匪高为国的税目有烟捐（鸦片捐）、赌捐、戏捐、花捐（妓女捐）、军队捐（规定高匪防地，每户应出匪兵1名，如果无兵可出，就要每名折洋10元交纳）、门牌捐和铺路捐之类。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捐税中，最不得人心的是铺捐和门牌捐。铺捐即店铺捐。该捐无一定捐额，多少全凭高为国的心腹走狗韦乔说了算，他说这家店面50元，店主必须在三日内一文不少地缴清，过期不缴，加罚一倍，再不交，就派兵封店抓人。所谓门牌捐，即是高匪将其盘踞下的城镇、乡村划为几个区，然后按区派定总捐额，再包给手下爪牙按户征收。按其规定，不论城镇乡村，洋楼草房，甚至牛栏猪舍，一概须缴纳门牌捐，捐率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户征收12元，乙等户8元，丙等户4元。对那些富户和侨户，则给钉上特种门牌，捐额面议，这样的人家往往要被敲索至百余元甚至数百元。（洪卜仁、傅维翰、陈朝卿：《闽南著匪高为国》）
福建另一个匪首涂友清立下的税目有丁钱、田赋税、普通捐、特别捐、子弹费、过节费、优抚费等，使得群众不堪重负，敢怒不敢言。匪徒所到之处，还要地方应酬饭菜，供其享用。另外，涂友清在其势力范围内还印发信用票，以此盘剥群众。票面一元，票印价值与银元和法定钞票同样，发给部下为每月饷款，强迫群众使用通行。经过使用一段时间，发行数次，到收取信票时，票面价值只以七折计算，以此获利坑害剥削持票人。（涂明哲：《匪首涂友清》）
土匪盛行，民不聊生
土匪的发家史，也是善良的穷苦百姓的受难史，土匪们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赋税，使得他们在贫困的深渊里滑得更深。就以“铁磨头”许铁英为例吧。许铁英又名钟琪，“铁磨头”是他的绰号，是河北永年县有名的土匪。自从1939年他成立了“保险团”后，就开始了明暗结合的抢劫，白天要粮派款，晚上绑票勒财。他向群众的摊派从来是想要多少就多少。要粮，除春、秋两季必交外，平时要也得给；要款，随要随收，不论次数和多少；要费，被子费、烧柴费、枪枝子弹费等等，名目繁多；要捐，牲口捐、水车捐等不计其数。以上还都是所谓正项摊派。此外还有不少名目：如“饭折款”，就是催款人到村催款，须以鸦片、烟卷、肉馍招待，不在吃饭时间，就得出“饭折款”。铁匪对永年县的统治是地地道道的土匪统治，他的罚款、派差使得老百姓胆战心惊。1939年，铁匪曾连续向茹佐村要款5次，按每亩地1。2元收款，村民筹措不出，匪徒们就在腊月三十闯到茹佐，摘门卷抄家绑人，家家户户遭到抢劫。农民陈志祥家仅有的准备过年的一斗玉米也被抢去。1941年，铁匪派人到兴业村要款，群众没能按数付出，就把赵承方、刘福珍、崔成志和永冬的母亲4人抓去，村里花了几万元，才将他们赎出来。（成合群：《永年巨匪“铁磨头”》）
控诉土匪大会
除了公开的征派，土匪们还另外想出了许多名目，什么买路钱、什么保险费，变着法儿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钱。1938年，张治中在谈湘西匪患时就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这种情况：
“我们设官收税原有一定的规章，一定的步调；但是在湘西有些地方却有着一种独特的情形。离奇的秘密的税收机关，还是存在；但这不是中央所收的税，也不是省政府和地方所收的税，而是土匪要收的税，是所谓某大王某大王的税收机关。比如商人运输的桐油，经过某大王的‘势力范围’，每1桶就要交3块钱的土匪税，这算是买路钱或者保险费。因为假使不缴纳，那货物的通过和安全，就要发生问题，要是缴纳了，那就可以通行无阻。所以现在一般商运，在那些地方并不是受着政府的保护，合法政治的保护，而是受土匪的保护，受非法的黑暗势力的保护。”（谢心宁整理：《张治中谈湘西匪患》）如湘西瞿伯阶匪帮在抽鸦片烟税的时候，一是在收鸦片烟季节，派人到产地抢收。种鸦片烟的多是地主，他不管是谁种的，一来就给你割得精光。二是他没有去抢收的地方，规定按保交给他捐税多少。三是过往客商贩运鸦片烟，如果向他交了税，可以畅行无阻，如果没有交税，一定财物两空。
旧地主
四川广汉地区的匪头们，鉴于该地区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想出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保住他们的饭碗。即每乡每保每月交与当地大匪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土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1只，月缴5角；养猪1只，月缴3角；种稻1亩，秋收后缴谷1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5角……如此等等。匪徒们通过这种办法，坐享其成，不须动手抢劫，得之易如反掌，何乐而不为呢？（侯少煊：《广汉“匪世界”》）
在某些地方，更有一些取得了合法的军政官员头衔的匪首，成为官匪，公开利用军政名义勒索钱财。例如湘西古丈县匪首张大治，又名张平，他为了谋求官职做护身符，托人送礼给国民党古丈县党部及县政府大小官员，官大多送，官小少送。1943年2月，他在古丈加入了国民党，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员。不久，他又当上了保安乡乡长。亦官亦匪的张平，公开以捐税的形式坑害老百姓，仅巧立名目的捐就有土地捐、人头税、出谷税、存谷税、火坑捐（湘西当地居民在屋子中央，挖一坑，中烧柴火，用以照明、取暖、烧煮食物）、月捐、生孩子捐、娶媳妇捐、子弹捐、碉堡捐等。他自己娶小老婆、生儿子、给儿子娶名字，都要老百姓按户交钱“祝贺”。许多农民因交不出捐税，被割掉下身、吊半边猪，甚至被残忍地杀死。（胡家模：《恶魔张平》）
2、吃票
在东北，有一种变相的摊派勒捐，名之为吃票。吃票就是专门管理地方一些“单开”——专干一种“案件”人的事情。吃票的绺子多指那些常在一个地方来往的大绺子，也有的就是他们派出去的。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东北东部、东南部开放，采参的、放山的、打猎的、捕渔的，淘金的、采药的、放排的，干什么的都有。匪绺在路口、旅店、客栈、车铺、赌场、妓院、货庄、车站、码头等要隘地方设立暗卡、底线、坐线，下山的人、运货的人、担款的人等等，必须接受吃票，一般而言，吃票最高三成，少则一成。
土匪的勒索使得不少民众流离失所
下面是曹保明先生描述的放排季节吃排饭的是怎样向土匪纳献进贡的：
“这些吃排饭的，往往要到管这个地段的绺子掌柜那去‘报号’，取得他们的认可，叫‘考票’。实际是去拜见‘吃票’的头子，也是去寻找‘靠人’（靠山）。不然他们得了钱也出不了山口。土匪是靠吃排饭的这类人物养着。吃排饭的闯进绺子，抱拳在左肩，施礼道：‘西北连天一块云，乌鸦落在凤凰群，不知哪是君来哪是臣？’”
大掌柜的说：“从哪来相府？”
来人说：“称不起相府，抱老把头瓢把子，吃排饭的。”
这时掌柜的说：“给这兄弟倒酒上烟。”这人说：“等一排下来，我恭敬弟兄们和大掌柜的……”另外，也有的匪徒在交通要隘、商旅必经的道口、山货下山必经的河口、山门等地方，临时设卡吃票。
土匪出没之地
辽西巨匪杜立三，17岁时，单人到辽河岸上，用红布缠起一把木头勺子，形似土造手枪，威胁上水船只，一天之内，劫了16只由营口回航的粮船。那时候，辽河两岸出产的粮，多半靠水运到营口去卖，回航买杂货。每到秋季，沿着各码头，热闹异常。杜立三限令每只船，放下“买路钱”，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