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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我竟然很快就接到了叶至善先生的回信。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我们的信件都是邮递员从场部的邮局送到队部，我们再到队部去取。那天黄昏，是小尹从队部拿回来的信。他老远就叫我的名字，说有我的信。到那时我也没想到会是叶先生的回信。接过信封，看见的是陌生的字体，但下面一行却是熟的发信人的地址：东四八条71号。我激动得半天没顾得上拆信。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只是一个倒霉的插队知青，天远地远的，又在那么荒凉的北大荒，叶先生竟然这么快就给我回信了。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往往就这样发生了。
说来也巧，那时，叶至善先生刚刚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暂时赋闲在家，正好看到了我寄给他的文章。他在信中说他和叶圣陶老先生都还记得我，他对我能够坚持写作给了很多鼓励，同时，他说如果我有新写的东西，再寄给他看看。我便立刻马不停蹄地把10篇文章中剩余的篇章陆续寄给了他。他一点不嫌麻烦，看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以他多年当编辑的经验和功夫，对我先后寄给他的每一篇文章，从构思、结构，到语言乃至标点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我修改后再把文章寄给他，他再做修改寄给我。稿件和信件的往返，让那个冬天变得温暖起来，我的写作也来了情绪。收工之后点亮马灯接着写，写好之后给他寄去，然后等待回音，这成了那些日子最大的乐趣和动力。他从来没有怪罪我的得寸进尺，相反每次接到我寄去的东西，都非常高兴，好像他并没有把我对他的麻烦当成麻烦，相反和我一样充满乐趣。
每次他把稿子密密麻麻地修改后寄给我，总会在信中说上这样的一句话：“用我们当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可以‘定稿’了。”这话让我增加了自信，也让我看得出他和我一样的高兴。
…
那些珍贵的信
…
让我最难忘的一次，是接到他一封厚厚的信。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到他这样厚的信。我拆开来一看，原来是他将我的一篇文章从头到尾大卸八块地修改了一遍，还怕我看不清楚，亲自替我重新抄写了一遍寄给我。望着他那整齐的蓝墨水笔迹，我确实非常感动。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可以说我接受了叶圣陶和叶至善父子两代人如此细致入微的帮助，他们都是做了这样大量的工作，给予我如此看得见摸得着的指点。可以说是他们手把手地引领我步入了文学的领地。他们让我感受到了那个时代难得的无私和真诚，那种对文学和年轻人由衷的期待和鼓励。他们那一辈人宽厚的心地和高尚与高洁的品质，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难以企及的。
当初叶至善先生写给我的那些珍贵的信，其中一封是这样写的——
复兴同志：
寄来的四篇稿子，都看过了。
《歌》改得不差，用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上可以‘定稿’。我又改了一遍，还按照我做编辑的习惯，抄了一遍。因为抄一遍，可以发现一些改的时候疏忽的地方。现在把你的原稿和我的抄稿一同寄给你。
重要的改动是第二页，把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改成：‘寻找作者，了解创作思想。’文章结尾并没有找到作者，可是这支歌的创作思想似乎已经说清楚了。这样改动勉强可以补上原来的漏洞。
有些地方改得简单了一些，如第一页，既说‘到处可以听到’，似乎不必再列举地点。谁唱的这支歌，后文已经讲到，所以也删掉了。有些地方添了几句，是为了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些。
关于老团长在南泥湾的事迹，我加了一句。用意在于表现一个普通战士，经过革命的长期锻炼，现在成了个老练的领导干部。
有些句子，你写的时候很用心思，可是被我改动或删去了，如‘歌声串在雨丝上……’，‘穿梭织成图画……’两句，不是句子不好，而是与全篇的气氛不大协调。
要注意，用的词和造的句式，在一般情况下要避免重复。只有在必需加强语气的时候，才特地用重复的词，用同样的句式。
《歌声》改得不理想，也许我提的意见不对头，也许是对要写的主角，理解还不够深。是不是把这篇文章的初稿和我提的意见一同寄给我，让我再仔细想想，看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有没有再做修改的办法。
《树和路》也不好，写这种文章需要高度的概括能力。没有什么情节，又不能说空话，即使是华丽的空话。是否暂时不向这个方向努力，还是要多写《歌》那样的散文，或者写短篇小说，作为练习。
《球场》那篇，小沫（叶至善先生的女儿——肖注）说还可以，我觉得有些问题，让我再看看，给你回信。
这三篇暂时留在我这里吧。
想起《照相》，我以为构思和布局都是不差的。不知你动手改了没有。主角给‘我’看照片的一段要着力改好，不要虚写（就是用作者交代）的办法，要实写，也就是写主角介绍一张张照片的神态和感情，这种神态和感情，主要应该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我希望这篇文章能改好。如果再寄给我看，就把原稿和我提的意见一起寄来。
你的朋友之中，有没有愿意像你一样下功夫的，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寄些文章给我看看。我一向把跟年轻作者打交道作为一种乐趣。
祝好。
叶至善
在那个多雪的冬天，盼望着叶先生的信来，是那个冬天最美好的事情了。
…
作品发表了
…
在叶至善先生具体的帮助指点下，我在那个冬天一共完成了两组文章：“北大荒散记”和“抚远短简”。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2年的春天，全国各地的报刊都在搞纪念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的活动，征文成为了最普遍的一种形式，我先拿出了那10篇文章的第一篇《照相》装进信封里，并在右上角剪一个三角口，不用贴邮票，先寄给了我们当地的《合江日报》。真的像叶先生说得那样：“用我们当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可以‘定稿’了。”很快就发表了。花开了，春天真的来了。新复刊的《黑龙江文艺》（即《北方文学》），很快在复刊号上也选用这篇《照相》（当时《北方文学》的编辑后来的副主编鲁秀珍同志亲自跑到我喂猪的猪号找我，拿走了这篇文章，我应该记住她）。以后，我写的那两组文章中不少文章也发表了，尽管极其幼稚，现在看起来让我脸红。但是，令我永远难忘的是，在我最卑微最艰难的日子里，叶先生给予我的信心和勇气，让我看到了文学的价值和力量，以及超越文学之上的友情与真诚、关怀与期待的意义和慰藉。
记得是那样的清楚，《照相》第一次发表的时候，我的厄运终于走到头了。那是1972年的夏天，我已经不在猪号了，调到武装营组建宣传队。那天黄昏，武装营部旁边的小学校里跑出一个女教师，手里扬着刚刚到的一张报纸，推开营部的窗户告诉我：你看见了吗？你的文章发表了！
那个女教师，后来成为了我的妻子。
现在，她就在我的身边，和我一起走进祝英建的家。家里没有人，我问他的儿子呢？他现在已经有两个儿子了。提起他的儿子，他挺自豪的，指着墙上挂着的镜框里的照片告诉我：前年征兵，两个儿子报名后检查都合格，两个儿子都想去当兵。不能都走了呀，就剩下我们两口子，得有人帮我们干活呀。我就到富锦找到那里的征兵处，这不最后留下一个儿子，和他妈到地里干活去了。
从祝英建家走出来，沿着他家的围栏往西走，就是2队的边缘了。当初也是，现在还是。不同的是，当初我在这里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原，现在已经开出荒来，绿油油一片。不过，眼前的开阔，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眼能够望到天边，平铺到地平线的大豆，浓绿色豆叶，取代了原来的凄凄荒草，在风中摇滚着层层的绿浪，一样芳草碧连天的劲头，是惟一像原来猪号的感觉了。
走上了一漫不高的小土坡，往下看，突然是一片姹紫嫣红，除了玉米高高的正在秀穗，屏风一样站在最外面，其余种的都是矮了一截子的菜和瓜。架子上的茄子黄瓜西红柿和倭瓜，满地爬的西瓜香瓜萝卜洋葱和卷心菜，红的红，黄的黄，紫的紫，白的白，随意而恣肆地疯长着，周围也没有一点围栏和遮挡，真是开阔而自由自在。让我忍不住想起萧红写过的她家的后园里，那些想爬上架就爬上架、想爬上房就爬上房的倭瓜，愿意开一朵谎花就开一朵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的黄瓜，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愿意长到天上去也没有人管的玉米……
这符合祝英建的天性，也是当初我们的天性。可惜，那时，我们把这样的天性扼杀了，我们便没有像祝英建这样在猪号旁边开出一片菜园子。
远处大豆地里像海一样翻滚的豆叶，绿浪从天边涌来，涌到菜园，涌到我的脚下，喃喃自语似的，诉说着今天对昨天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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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时我不敢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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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头是让一个北京知青悄悄地藏在水井里面了，上哪儿找去？以后，2队每次再杀猪，事先，队长都要指指还活着东摇西晃的猪头，给我们知青敲敲警钟，别再动它的歪脑筋，想自己多吃多占！猪头，成了我们2队的一个典故。
…
不敢回头
…
从原来的猪号出来，我让祝英建带我去老王家。老王原来是猪号的班长，他先后领导老朱和我在猪号养过猪。想想，也真是有意思，我从建三江宣传队回到2队，李龙云去了建三江宣传队；我回到2队的猪号，老朱从猪号调走到了场部的宣传队——我们三人像是让人给玩了一把跳棋的游戏。
老王是好人，不爱说话，不管外面“棋盘”上的风云变化，只管养他的猪，我和老朱谁去了他那里，他待我们都很好。在他的眼里，我们还都是孩子，而且也应该说是有正义感和有才华的好孩子。这是他心里牢靠的定海神针。
想起老王，我就想起猪号的那口井。冬天，我最怵头那口井，井沿结起厚厚的冰如同火山口，又滑又高，我打水时常常把水桶掉进井里，都是老王帮我再捞上来。我的尴尬面对的常常是他抖动结满冰霜胡碴儿上宽厚的笑。
我也想起那年的冬天，呼啸而至的暴风雪在半夜里吹开了猪栏，猪崽子跑了出来，老王带着我和小尹追猪，一起掉进荒原的雪窝子里，冻成了雪疙瘩，老王的老婆抱着在自己家热炕头上早就烫好的大衣裹着我焐热我。
那是我人生的冰封季节，有着老王一家给予我的暖流，抵御着外界的寒冷。
通往老王家的路，我已经不认识了。2队的两条南北大道，连接着人们的住房，格局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拉禾辫的旧房子之间，盖起了新的红砖房，新旧杂陈，将历史和现实交错在一起，显得错位一般。似乎主人忘记了，应该在客人来之前把旧的东西收藏一些才好，还是让它们那样大大方方地亮在那里。路上没有一个人，清静得像是走在冥冥的梦里一样。有小孩子抱着篮球，趴在自家的院墙上好奇地看着我走来，两眼乌黑，一声不响。正是正午时分，各家的烟囱冒出了袅袅的炊烟，柔和地飘浮在湛蓝的空中，然后再不动窝，一动不动地定格在那里。
老王已经搬了家，在我的印象中，他家应该是2队的西头，现在却搬到东边。祝英建对我说：没错。就领我迈过一条水沟，跨进了老王的院子，径直走进老王的家。他的家很奇怪，厨房在前，住房在后，穿过厨房，刚进家门，老王的老婆迎了上来，直问我是谁啊？我走到她的身边，告诉她：是我，我是肖复兴啊！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连连说：是你呀，我眼睛不行了，看不清了。然后，她告诉我：老朱刚才也来了，老王和他们到队部去了，那边催他们快去呢！
我知道，那里已经备好了杀猪菜，2队为了迎接我们，特意杀了一头猪，二胖主厨，现在2队上的红白喜事，都是他亮手艺。中午大家要在那里好好聚聚。家里只剩下了老王的老婆一个人。她用眼睛凑近我，仔细瞅了瞅，对我说：你模样没怎么变。我问她：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啊？她摆摆手，说：我的心脏不好，眼睛也不好，你看，我的这只眼睛是假的了，我不敢和老王去队部看你们。
我说不出一句话，因为我看见她昏花而浑浊的眼睛里含着泪花。我看见她家还是老样子，简陋的陈设，还顽强地站立在以往的岁月里，掉了墙皮的灰白的墙上，挂着的还是那个老镜框，里面还摆着我和同学们当年在这里照的照片。我的心里一阵发热，忽然明白千里万里地回来为了什么，遥远的2队正因为有老王和他老婆他们这样的人在，才让我觉得再远再荒僻也值得回来，但也只是回来看看他们而已，能为他们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们都不过是候鸟，飞来了，又离去了，而他们却一辈子在这里，在这个被七星河和挠力河包围的大兴岛上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做不了什么，就别那么轻易地忘掉，我们的青春是和这些人对我们的关爱连在一起的。
队部来人，催我们赶紧过去，我只好和老王的老婆告辞。走出老王的家门，我看见老王的老婆也跟了出来，她眼神不好，走得磕磕碰碰的，我赶紧回去搀扶着她，说：您不用送了，您眼睛不好，又有心脏病，别再磕着哪儿！
她向我摆手，单薄的身子在我的手中挣巴着，非要坚持送。
刚刚送出院子，我见她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毕竟70多岁了。我赶紧扶她起来，想送她回家，她摇摇头说：让我送送你，送你到路上，我看不清，能感觉着你走远。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劝她，她就这样一直把我送到队里的土路上。走了很远，我回头看见她站着站着，一屁股又坐在土路上，向我使劲地挥着手，又使劲地摆着手。
那一刻，我不敢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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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头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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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队部，我的脑子里全是老王老婆站着站着突然一屁股又坐在土路上使劲挥摆手的情景。好半天，没有缓过劲来。
菜热腾腾地一道一道地上来了，盘子摞着盘子，和大家的情绪一起在高涨。二胖的手艺不错，全都是猪肉炒的菜，一头猪上上下下都派上了用场。特别是用猪血灌的血肠和猪下水一起炖的一锅汤菜，是最正宗的东北菜，叫做杀猪菜。由于是刚刚宰杀的猪，鲜美的味道，在北京再好的东北餐馆里也是尝不到的。我想起那年国庆节前2队杀猪，猪杀完了，猪头不见了。全队开始到处找猪头，但到处也找不着。队长气急败坏地嚷嚷：太不像话了，抓住偷猪头的人，一定要毫不留情的好好处理。猪头是让一个北京知青悄悄地藏在水井里面了，上哪儿找去？以后，2队每次再杀猪，事先，队长都要指指还活着东摇西晃的猪头，给我们知青敲敲警钟，别再动它的歪脑筋，想自己多吃多占！猪头，成了我们2队的一个典故。
我没有想到，二胖学到这样一手好厨艺。我们在2队的时候，二胖还小，他没有我们知青大，但和我们知青一起干活。在2队，他还有一个叔伯哥哥，我们管他哥哥叫大王，因为他长得比他哥哥矮一点，又胖一点，就管他叫二胖。前几年，二胖带着大王的儿子外出干活，给人家去安装电线，大王的儿子被电死了。后来，大王郁闷而死。虽然大王并没有责怪二胖什么，但毕竟是自己带着哥哥的儿子出去干活时电死的，大王父子两人相继而死，二胖心里更加不好受，闷在心里的一肚子心事无处排泄，就学会了这种厨艺，让心情释放在煎炒烹炸之中，这多少也是个转移。
由于队部没有厨房，二胖只能在自己家的厨房里忙乎，炒好了菜，再由别人（都是2队老人们的女孩子）端着盘子跑到队部里来，一个个接力似的。穿着花衣裳的女孩子们，端着盘子穿梭在二胖家和队部的土路上的情景，是道很好看的风景。我们只是见到二胖炒的一道道菜次第上来，却见不到二胖本人。大家吃得美，喝得美，开始招呼二胖，一定要把二胖给请出来，好感谢感谢他。一个女孩子只好跑到他家，把他叫了过来。一脸热汗珠子的二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连干了几杯北大荒酒，不住地感谢大家的捧场。
1982年，我来2队那次，也是在早晨杀了一头猪，分在两家灶台前忙乎，男人们去接我，女人们在院子里摘菜洗菜、切肉剁肉，热闹得像过年。吃饭时候，聚集在一家，炕上、炕下、院子里，分别摆了几桌，里里外外，人头攒动的劲头，和现在没有什么两样，好像是在办喜事。只是那天多了这样一个小插曲：聚会到了尾声的时候，院子里传来粗葫芦大嗓子的一声喊：肖复兴呢？肖复兴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