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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哪怕她曾经是一个英雄。站在刘佩玲曾经扑救过荒火的土地上，这种感觉袭上我的心头。大地还在，荒火还会再次烧起，而一个人却没有了。
我忽然想起这样的一个问题，开春时北大荒的荒火是很多的，不仅大兴岛，在北大荒许多地方，类似刘佩玲这样为扑救荒火而牺牲的知青英雄也有不少，但为什么烧伤烧死的大多数是知青，而少见当地人和比我们年长而成熟的干部？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楚。荒火太老了，而我们太年轻，年轻得那么轻而易举地就冲进了大火之中，老奸巨滑的荒火立刻就把年轻的生命吞噬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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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女英雄李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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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3队的这块地上的麦子，被风温柔地吹拂着，像是在和风调情。阳光在麦穗上尽情地跳跃着，麦子像金发美人一样，把阳光映照得也格外得金灿灿，在光影的闪烁中，和阳光相互追逐着，一起追逐到了天边。风无声，云无声，阳光无声，大地无声，四周没有一点声音。真的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发生的只是眼前的一些即时性的光和影，和空气一样，和水一样，随时都可以飘走，流走。
我望着这片长满成熟麦穗的金色土地，心里在想，刘佩玲死去了，我们是幸存者，在那已经逝去的岁月里，这里曾经藏有多少我们无法忘怀的痛苦的磨难，我们把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这里，而所有我们认为这重要的一切，已经被这里的许多人遗忘了，为什么我们还是对这里充满着情感，而不是诅咒它痛恨它？在这片曾经浸透着我们泪水埋葬我们希望的土地上，为什么对于我们依然散发着不可思议的魅力和诱惑力，让我们不远千里地重新回到它的身边？这个问题，从一开始踏上北上列车到走在3队的路口，一直在困惑着我，到现在我也说不清。
喜子在催我们，我们向车走去，心里总有些依依不舍，3队的这个路口牵惹着我太多的情感和思绪，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来到这里。我的心里充满伤感。
车子又向场部方向驰去，一路上，我还在想刘佩玲，由她又忍不住想起大兴岛的另一个女英雄，我们2队的北京知青李玉琪。她是女工班的班长，带领一班人到底窑挖沙子的时候，沙层塌方，人被埋在沙堆中，窒息身亡。也是1970年，9月的一个夜晚，夜班，一辆小型车拉着她们到了底窑的沙坑前，小型车的车灯照着她们，就是工作中惟一的照明。只要想一想那时的情景，心里都会感到憋得慌：四周是一片漆黑，只有车灯一点的光亮；四周是一片空旷，只有十几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大自然与一群小姑娘的对比是多么的不成比例。是她带头钻进沙坑里，突然，“咚“的一声巨响，沙坑整个平躺着拍了下来，她连喊一声的机会都没有，人影立刻被沙子淹没，她是多么的无助，多么的可怜，多么的渺小。十几个小姑娘都吓傻了，一通哭喊，当她们意识到在这寂寥的夜晚，在这荒凉的林子外面，不可能有人来救她们之后，马上蹲下来，齐刷刷用双手拼命地挖沙子，想把埋在里面的李玉琪挖出来，挖得她们的手指都挖出了血，有的手指盖都挖掉了下来，但是，她们无法救出李玉琪。北大荒9月的一个黑夜，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吞噬掉一个年轻姑娘的生命。
那一年，李玉琪和刘佩玲一样大，也都才仅仅17岁。
因为她是我们2队的人，她的后事料理和下葬情况，我都比较清楚。她的父亲从北京赶来，补发了10个月的工资320元，她的姐姐（当时也在我们2队，姐妹俩是一起来到北大荒的）被照顾允许回京落户。同刘佩玲最大的区别，她不仅成为了大兴岛的英雄，还多了一个刘佩玲没有的称号：烈士。当时，她被下葬在大兴岛我们农场场部兽医站的后面，那是一片空地，有一片小树林环绕。因为她的埋葬，那里成了她的墓地，后来也成了大兴岛的烈士园和知青的墓园。在下葬之前，我们竖立了墓碑，还特意在她的墓前种了几株小白杨树。下葬的那天，六师师部特别来了一位副师长，宣布了悼词，并拿起铁锨为她的墓地培了培土。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将墓地围得密密实实，整个仪式还是很隆重的。我和2队许多知青都参加了这场追悼会，我们都为她洒下了感动的眼泪。
我之所以想起了李玉琪，是因为在想刘佩玲实在是够倒霉的了，英雄和烈士，虽然都是荣誉，也都是称号，但是，烈士比英雄多了一层可以实际操作的待遇，李玉琪有10个月的工资可以补发，刘佩玲不仅没有享受得到，而且最后连工资都被忘记寄给她了；同时，在李玉琪死后这整整34年来，她的母亲一直享有每月几十元或上百元的烈士抚恤金，刘佩玲的家人则是无法享受到，而留给两位老人的是女儿自杀永远消失不去的阴影。而我无法知道的是刘佩玲是否会有“知有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悔？人们多不肯放弃自己的分寸利益，而社会就可以这样漠视忘却他人的牺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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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寻觅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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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佩玲和李玉琪，两个同样17岁的年轻姑娘，留给我的是同样美好的形象，对于我，她们应该都是英雄，也都是烈士。只是对于刘佩玲，我更多了一番感喟。最起码，她也可以如李玉琪一样，在大兴岛上有自己的一块墓地，有自己的一块墓碑，让家人让后人让大兴岛有个念想，让自己的魂灵有个寄托和归宿吧？面对刘佩玲，我感到羞愧。而哈尔滨、大兴岛、3队不应有更多的人感到羞愧吗？
那天，路过场部的兽医站，我再次想起了刘佩玲和李玉琪。我问一位农场年轻的副场长：你知道原来在兽医站后面的林子前曾经埋葬着一个北京叫李玉琪的女知青吗？
他说：我听说过，在农场的场史里，好像看到过她的材料。
我又问：她的墓地原来就在这里，你知道现在还在吗？
他有些抱歉地告诉我：现在，这片地已经改造成长毛兔的繁殖基地，听说她的墓是就地深埋了。
我又问：那墓碑呢？
他摇摇头说：不清楚。
我清楚他所说的不清楚的意思就是没有了，便又问：为什么不把墓碑保留下来呢？
他没有说话。
过了老大一会儿，他对我说：我是这两年从别的农场新调来的。他说完这句话时，脸上露出十分抱歉和羞愧的样子，好像这一切都是他造成似的。
他那一瞬间羞愧的表情，让我感动，对他忽然生出好感。我有些后悔，刚才我显得有些质问他的意思，有些咄咄逼人了，其实是不应该的。许多事情，不能够怪他，他也确实是不大清楚。只有我们的当事者，稍微清楚一些。只有刘佩玲和李玉琪以及她们的亲属，才会有切肤之痛。流年似水，往事如烟，不要说34年，漫说几年的光景过去了，谁还会记住在大兴岛上曾经有过这样两个17岁漂亮的姑娘，一个为了扑救荒火，一个为了挖沙子，而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呢？
如今，长毛兔子重要了。
那天下午的座谈会，我本来想向农场新一茬儿的头头提这样的建议：应该把李玉琪的碑重新竖立起来，也应该为刘佩玲立一块碑，不必像当年刻上李玉琪是烈士一样也刻上刘佩玲是什么烈士，烈士和英雄都不重要，只刻上关于她所有这真实的一切就可以了。
但是，我没有提。我想，他们未见得采纳，也未见得高兴。而且，他们也有他们实际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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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中的那辆老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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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命中注定，孩子将和他们一起面临着坎坷命运的折磨。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欢乐是那样的短暂。1979年1月，孩子刚满周岁，知青大返城的风吹得很猛烈，他们两人带着孩子从北大荒办回到了北京。以为一切都会花好月圆呢，谁想命运横刀立目在前面正等着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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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北京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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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2队之前，秋子跟谁都没有说，自己一个人先回25队去了一趟。他在那儿当过副指导员，也是在那儿结的婚。自然，对那儿的感情不一样。
25队离2队很近，几里地的样子，从2队的大道上往南望去，一马平川上，25队的那几排房子很清晰地立在田野里，在阳光照射下的一道暗影里，像剪影一样贴在蓝天大地之间，显得多少有些单薄。25队是新建的生产队，当初建它，为的就是开荒，在我们2队南面有一大片荒地，那时是不允许有一点荒地的，便组织人马浩浩荡荡地建起一个新的生产队。那时建一个新队，就像生孩子一样的容易。先搭起一座帐篷，再盖上几间拉禾辫的泥草房子，灶台里的火升起来，烟囱里的烟冒出来，人马和拖拉机一上去，开荒点就算立了起来，生产队给编个数码，就算名正言顺地建起来了，和新生儿剪掉脐带一样，哇哇一叫唤，新生命就算诞生了那样的简单。
秋子是直奔他原来家的那间房子去的，那是25队最早的砖房。1976年底，是秋子带领大家亲手盖了一排四间砖房，两间连在一起（像现在时髦的联体别墅），中间是菜园子（像现在屋前赠送的草坪或花园），每间虽然只有15平方米，但在当时已经算是豪华了。如果不是为了鼓励知青结婚扎根边疆，是不会花这样大的气力盖砖房的。4户北京知青在这里安了家，和老朱在场部的“北京大院”一样，这里成了25队的“北京大院”，一时间也是这里的显山显水的建筑。
1977年1月，秋子和凤琴回北京结婚，2月，过完春节，从北京回来就住在这里。那一年，他26岁，凤琴23岁。随着刚刚开出荒地上冒出的第一茬绿油油的麦苗，和他们家菜园子里的菜畦上长出来的第一抹鹅黄色的新绿，新的生活开始了。凤琴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嘴和手一样一时不停闲，爱说，也能干，家里家外一把手。秋子是个蔫萝卜辣心的主儿，什么事都是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在队里领着大伙忙，在家里帮凤琴也忙。虽然开荒队生活艰苦些，小两口倒也苦中有乐，相互配合，你是有齿的耙子，我是有底的匣子，你不掉齿儿，我不掉底儿，你烧柴，我吹火，颇有些小红吹箫我唱歌的劲头，自得其乐的小日子过得让人羡慕。
如果不是秋子的母亲突然病逝，也许，秋子和凤琴的日子会一直就这样平稳而快乐地过下去。谁想到，秋子的母亲是在这一年的5月病逝的，他们两人在这个新搭起的家里仅仅过了3个来月，炕才刚刚焐热。好日子就是这样的不经过，总是显得那么短，短得像是一声轻轻的叹息。他们两口子匆匆地往北京赶去奔丧。他们都没有料到，更大的厄运，还在后面等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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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耽误的小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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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凤琴已经怀孕。本想既然回来了，干脆在北京仔细检查检查身体，就在北京把孩子生下来，正好有母亲可以照顾自己，也安心。谁让秋子是25队的副指导员，刚回北京没过多久，队里就开始催他回去，说是队里的事情多。肩膀上多了一个副指导员的头衔，像是驾辕的马脖子上多了一个套，秋子只好自己一人先回去了。没过两个月，秋子开始催凤琴也回去，一是想凤琴，二是母亲去世欠了一笔亏空，凤琴在北京，一分钱不拿，再坐吃山空，两家又都不富裕，回去农场起码每月有32元钱的工资，经济上可以宽余一些。凤琴明白秋子的心，但肚子里的孩子在一天天的大，都能够感觉出孩子的小胳膊小脚丫隐隐在动呢。预产期在明年1月，算算，如果在北京生，还得等5个月，5个月的经济压力确实不得不考虑。
虽然母亲一个劲儿地劝凤琴留下来，说北京医院的条件好，还是在北京把孩子生下来再走，其他别的什么也不用想。凤琴还是决心回大兴岛，临离开北京前，她让妹妹陪自己到妇产医院做了最后一次检查，胎儿一切正常，她放心地回到了25队，和秋子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978年的1月，预产期到了，秋子赶着一辆老牛车，拉着凤琴，从25队往场部医院里赶。20多里地，赶到医院，医生检查完后说还得好几天呢，你们也太着急了吧，先回家等着吧。秋子赶着牛车一路嘎嘎悠悠地20多里地又回到25队。
预产期过了十多天了，肚子里的孩子怎么还没有动静？秋子和凤琴都有些急了，那天晚上，凤琴终于要生了，25队是新建的队，年轻人和他们一样都没有一点关于生孩子的什么经验，大家都有些麻爪儿。两位刚刚培训毕业的女助产员，赶到了25队，接生了两天两宿，还没有接生下来，心里也不住地发慌，赶紧又从2队请来了一个接生婆，忙乎到夜里两点，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凤琴实在疼痛难熬，别再慎着啦，赶紧送场部医院吧。别人劝着，秋子这才醒过来似的，赶紧请来车老板，套上马车，拉上凤琴，就往场部赶。那天夜里，天还下起了雪，1月份的天，正是数九严寒，朔风如刀，雪花很快就扑满了一身，冻成了盔甲一般。马车本来就慢，颠簸得凤琴像摇起了元宵。20多里地的颠簸，赶到场部医院里，由于医院前几天刚刚着了一场大火，没有手术室，也没有大夫值班，都让他们赶上了，怎么这么倒霉！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大夫来了，羊水破了！大夫这样告诉他们两人。孩子迟迟就是生不下来，由于大火闹得，又没有办法剖腹产，急得他们真是叫天不灵，呼地不应。又过了两天两夜，孩子终于升下来之后，说孩子窒息，但看到是一个白白净净漂亮的儿子，还是挺令人高兴的。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宋坚，希望他能够坚强地长大。
也许，命中注定，孩子将和他们一起面临着坎坷命运的折磨。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欢乐是那样的短暂。1979年1月，孩子刚满周岁，知青大返城的风吹得很猛烈，他们两人带着孩子从北大荒办回到了北京。以为一切都会花好月圆呢，谁想命运横刀立目在前面正等着他们呢。孩子一天天地长大，别人家的孩子都会说话了，都会走路了，可是，他们家的宋坚都4岁了，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他们两口子傻了眼，带着孩子跑遍了北京所有有名的医院，所有医院的结论是一样的：脑缺氧后遗症，小脑已经损伤，无法治疗。一个那么漂亮的儿子，就要落下终身的残疾，还能有比这样残酷的现实更能够给父母无情的打击吗？
站在25队自己家的门前，秋子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26年前的往事兜上心头，历历在目，让他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就发生在眼前这块地方。那天晚上，就是从这间屋子里，他扶着凤琴出来，迎着纷飞的雪花，坐上了那辆老牛车和那辆老马车的吗？就是那个漆黑的夜，雪白的地，茫茫之间，只有他和凤琴，只有那辆老牛车和那辆老马车，在风雪的呼啸中艰难地行走吗？如果不是那样的夜晚，哪怕没有下雪也好，哪怕不是马车而是一辆拖拉机也好，凤琴也不至于因路上的颠簸和时间的耽搁而闹得羊水破了呀。
当然，如果不是他一再叫凤琴回来，就让凤琴在北京把孩子生下来就好了，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当然，如果没有一场文化大革命，没有上山下乡，不就更好了吗？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早知道尿炕，不就睡筛子了？谁知道在人的一生中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命运就像一个瞎老婆子织的一个破渔网，谁知道哪个网眼连着哪个网眼，哪个网眼破了，会连带整个渔网不可收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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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伤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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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的麦子一片金黄，在8月的热风中散发着成熟的麦香，一眼望不到边，再远处，该是挠力河了吧？那时候，他带着队上的人开荒，一直能够走到那里。眼前的家，已经变成了别人的家，熟悉中陌生的感觉，亲切中刺痛的心情，仿佛在看着一个再嫁的旧日情人。老屋还在，地基下沉了许多；菜园子还在，种的是别的蔬菜了；灶台还在，已经贴上干净的瓷砖了；原来只是用拉禾辫盖的圆形房顶，已经变成了尖顶，铁皮搭下来，鱼鳞瓦骑着房檐了……一切变化，哪怕是再小的细节，秋子都看得格外仔细。虽然，他和凤琴在这里只住了两年。但有时候在人的生命中，时间流逝的长短和事情难忘的程度，是不成比例的。在我们的心里，时间是抽象的，而事情是具像的，它们在我们心里是以两种形式排列的，时间代表着已经逝去的日子，而难忘的事情代表着我们活着的生命，当事情难忘得和时间融为一体，那段时间便一下子被拉长，冲淡甚至挤压了别的时间段落。因此，在25队的那两年，无论甜蜜也好，痛苦也好，悔恨也罢，怨恨也罢，毕竟发生了他们一生那样多的事情：结婚成家、生孩子养孩子、返城回家、儿子落下终身的残疾……那两年的时间无法不变得那样的长，长得足够让他们用一生去品味也品不够，再走一生的距离也走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