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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的声音不高，但很有分量，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但把中央骂的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果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吗？”
张国焘无言以对，他太了解徐向前的脾气，弄不好反了脸，就会影响这“第二中央”的组阁进程。徐总指挥的威信在红四方面军中可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至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卓木碉会议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就此完成了他的反党三部曲：两河口会议后的伸手要权——毛儿盖会议前后的分庭抗礼——卓木碉会议的自立中央。
但是，张国焘的“组阁”很不顺当。由于朱德在党和红军中有着巨大的威望，也只有这位总司令，才能在红四方面军中与张国焘这位总政委平起平坐，据理强争。所以，当张国焘的“第二中央”挂出招牌时，心中无不存有几分胆怯。他多次掂量着朱德在党和红军中的份量，知道没有朱德的支持，他所私自成立的“中央”和“军委”都只能是镜中楼阁。
朱德在会下也专门主动与张国焘作了一次长谈，倾心相告：“我说国焘同志，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
张国焘却执迷不悟，反而劝说朱德：“总司令，你最好能出个面，帮我做一些新的中央的工作。毛泽东他们应该承认我们这个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
朱德的态度非常坚决：“这绝对办不到！国焘同志，你听我再次劝说一句，事情不要做得太绝了，留下一点转圜余地，对党对红军对你自己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说别的话如果你没有记住，那么，请你记住今天我说的这一句话：“给自己留下一点转圜余地。”
张国焘被朱德宽宏的人格力量所震慑，久久没有再说出一句话来。朱德的“转圜余地”这句话，张国焘果然铭记住了，这使他在以后的言行中不能不有所收敛。近４０年后，他还把这句话写进自己的回忆录中。
朱德、刘伯承等人在会上会下坚决表示反对另立“第二中央”，这对张国焘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他虽然私自宣布成立了“第二中央”，但却一直没有敢对外公开宣布。他等待着时机，决定在南下有了轰动的战绩后再揭“龙虎榜”。
朱德和刘伯承等人只好在私下里商议对策，策划对付张国焘的办法。
“张国焘这个人，我算看透他了，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肯定就在打哆嗦。”朱德蔑视地说。
“对，看得出他心里是很不踏实的。不过，总司令你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就是这种忽左忽右的人，才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刘伯承提醒说。
“现在张国焘造反，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坚持坚持吧！我们人少，却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但在逆境中我们不能踏步走，我绝对不能当‘空头总司令’，你也不能当‘空头总参谋长’。”
刘伯承也坚定地说：“对，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我们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只要革命，只要打蒋介石，全国红军总有一天会走到一块的。”
怀着矛盾的心理，朱德不得不随着南下的红军行动了。徐向前在后来的回忆中，对朱德在南下途中的这种复杂心情有较为详细地描述，他说：“朱德总司令虽然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局面，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
红军各部队指战员到了这时，也开始先后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消息，深感不可理解，在行军途中或休息中，有人开始心存疑问，反复琢磨其中的因由，偷偷议论。
“怎么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呢？”军、师一级的干部有的表示十分不可理解。
“中央也应该是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怎么能就这样随随便便成立了呢？”团、营干部有人单纯地想到了组织原则。
“这是搞什么名堂？两个中央，一个连队能有两个支部吗？”连、排干部身处基层，只能以小比大，越比越感觉到“两个中央”不成体统。
不过，议论毕竟是议论，大家仍然是按照命令一步一步地南下了。几天后，这种议论声很快也听不到了，但这并不是大家解除了疑问，而是有口不敢张。因为就在这时，有条消息迅速传开来，红３１军军长余天云在懋功自杀。
余天云军长对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一向很反感，说了几句张国焘不愿听的话，张国焘就把他的军长撤了，送入红军大学高干班学习。余军长也的确有着他自身的缺点，他脾气暴躁，目中无人，身上有着张国焘军阀作风的影子。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余天云又与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发生了矛盾。他看不起何畏，认为何畏在红９军打仗不如他，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反而受何畏的管束，越发从内心大为不满。一轮到何畏作报告或上课，余天云就带头邀请一些学员在附近遛马赛跑，故意与何畏捣乱。可这个白天不愿做学生的余天云，到了晚上却又口口声声喊何畏“老师”。原来在这时，红军大学只有何畏带着妻子行军打仗，余天云为了捉弄何畏，每天半夜里一见何畏的房间熄灯，就去敲房门，说有问题不明白，没有学懂，大家也讨论不清，请“老师”给予解答疑问。何畏对此真是被捉弄得哭笑不得。特别是有次余天云在公开场所拿出手枪，扬言要枪毙两个人，其中一个他即暗指的是何畏。
余天云与何畏的矛盾不断激化。何畏给张国焘打了小报告，张国焘宣布给余天云以纪律处分。个性很强的余天云对这所谓的处分很是不满，与张国焘的对抗情绪越来越大，在校期间又与地方干部吵了一架。如果仅仅是这些琐碎小事，张国焘对余天云这位战将还是有怜悯之心的。但最令张国焘不满的是据何畏报告，余天云对南下开始有微词，张国焘即找个借口下令逮捕了余天云，由保卫局看押，禁闭在红军大学。对此，余天云更加不满，有次他吞黄金自杀，经抢救未死。
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凡是由保卫局看押并沾上了“反对南下”的政治大问题，在众人的眼中必是“阶级敌人”无疑，其地位甚至不如俘虏。因此，在南下途中过懋功铁索桥时，根据张国焘旨意把余天云当作“犯人”看待的何畏，非让余天云去背大米袋。当时同行的有许多人是余军长的部下，也有红一方面军的人，都暗中知道余军长因反对南下的“犯罪”真相，对张国焘这种虐待行为敢怒而不敢言，只能从眼神中流露出对余军长的遭遇表示同情和不平。但这些默言和双目相视，对余天云来说，好像是刀剐火烫，他的自尊心向来很强，面子观念极重，怎能再忍受这心灵上的创伤。他背着米袋颤颤悠悠走上了铁索桥，他的脸色在众人的注视下变得非常难看。他一定在想到张国焘的权势越来越大，“平反”几乎无望，他失去了生存下去的信心。突然间，余天云在众目睽睽之下，扔掉米袋由铁索桥向河水中投去。
余军长自杀了！在场的人无不一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没有人敢说一个“救”字，其实说救也救不上来。湍急的激流打着漩涡奔腾而去，余军长转眼间就不见了。这件事一时在红四方面军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是，随着张国焘又制造的新的迫害事件的发生，余军长的自杀又很快被别的新闻所代替，犹如余军长投河的瞬间，一切都被激流转眼间淹没。
一个军长既然已如此绝望，基层干部战士心有余悸者也就不在少数了。
“走吧，革命不分前后，革命也不分南北帮。”绝大多数红军基层指战员就是这样在难明上级意图的情况下，认定只要打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就是革命，聚集在红旗下向南挺进。他们不必要也没有必要考虑那些政治路线上的大问题。不管政治家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口号，战士先以服从班头为第一天职，古今中外都是同一个理。
南下的红军行动后，朱德积极协助总部制定各种作战计划。１０月７日，红军总部发布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命令红军一部钳制马塘、梦笔山一带之敌人，以掩护主力采取秘密迅疾战术，分别由观音铁桥及党坝沿大小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然后夺取丹巴、懋功，以此作为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依托。
１０月８日，红军分左右两路纵队，沿大小金川沿岸急进。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不便大部队展开，利守难攻。在这里，红军所面对的敌人主要是四川地方军阀部队近７个旅的兵力。它们分别是：川军刘文辉部的两个旅防守在大金川沿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川军杨森部的４个旅另１个团防守在大金川以东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抚边、达维一线，川军邓锡侯部的１个团防守在达维以东的日隆关、巴郎山等地。
红军按照原计划发起战役后，右纵队首先发起抢占观音铁桥渡河的战斗，但抢渡受阻，延迟了出动时间。１０月１１日，左纵队红４军部队从党坝地区抢渡大金川，第３０军的３个师和第９军的第２７师随即投入战斗。左纵队抢渡成功后，沿河急进绥靖、丹巴、抚边、懋功、达维、日隆关、巴郎山等地。激战至２０日，红军共击溃川军杨森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５个旅另２个团，毙俘敌３０００余人。此战，红军由于右纵队渡河受阻，并在左纵队激战时未能给予有效支援，延迟１０多天过河，仅靠左纵队奋战，未能集中两个纵队的兵力，致使战斗打成了击溃战，未能达成预定战役效果。
南下的红军第一仗虽然以小胜推进了兵锋，但也明显暴露了协同上的问题，说到底，红军中不同的政治观点反映到战术协作上必然也会带有“分裂”倾向，由此也注定了张国焘的南下在作战上不可能获取大胜。张国焘为此大发了一顿火，但这时也只好在最后以息事宁人为结局而了事。
经过如此几次战斗后，原来喊破嗓子要南下的张国焘，到了这时却对南下渐渐感到没有办法，打不开局面，没有出路，变得消极起来。因此，他一直嚷嚷着要避开敌军锋芒，向西躲到道孚一带去，对主动地进攻敌人不再感兴趣。
“怎么能这个样呢？部队还没有全面展开，就忽左忽右。”朱德生气地说，他来到前敌总指挥部，与徐向前等一起指挥作战。
红军指战员关心着朱德。李伯钊想方设法见到了朱德，像见到了亲人一样，叙说自己心中的不愉快事。
朱德关心地问：“你从哪里来呀？”
“从绥靖来，我在川康省委工作，做工农剧社的社长。”
“能工作就好！看来你身体倒还结实。”朱德打量着李伯钊说。
李伯钊不知说什么才好，过去所受的委屈真想一下子全哭诉出来。她眼中饱含着泪水，一张口说话就会控制不住滚落下来，只是点头表示听懂了朱德的话。
朱德叙说着红军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也说到了李伯钊的丈夫杨尚昆，说到了北上的中央红军和毛泽东。
“他们北上的路也很难呀！长途跋涉整整１年了，也真是吃尽了天下苦。北方的冬天气候是很冷的，不知道战士们能否适应过冬？”朱德的思绪飞到了远方。
说到中央红军，李伯钊的眼泪还是控制不住滚落下来，朱德不断地安慰她。
“我怎么办呢？”李伯钊半天才从嘴唇中挤出一句话。
朱德明白李伯钊所说的话，他的神情在这时变得非常严肃，沉思片刻，坚定地说道：“他张国焘打红旗，就跟他走；
他如果打了白旗，再说！”
过了一会，李伯钊问道：“克清同志咧，她好吗？”
“她在党校工作，情况还不错。”
“总司令，你要多多保重。党校离我们剧社很近，我会去看克清同志的。”李伯钊说罢，行礼告辞。朱德的一席话，使李伯钊有了主心骨。
１０月１８日，是中央红军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留在南下红军队伍中的陈伯钧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回忆去年今日，正是我们离开中央苏区兴国模范县的日子。在这一年中，我们奔走了七八个省，经过了千山万水；历尽了人间辛苦；始安抵川中。但是这些血汗所换得的究竟是什么呢？真是不堪设想！午夜静思，能不泪下！……可怜我大好男儿，岁月就这样逝去……”
第二十一回 朱老总危难中救人 张独裁放人血祭旗
两个方面军的分裂，给许多人带来的心灵创伤是很深的。昼间想，静夜思，有烦恼后的思考，也有思考后的更烦恼。再宽的草地也有边，可心中的迷茫是无边的，南下何处觅坦途？
这时，尽管张国焘的密探把朱德的行动监视得好像是严严实实，但仍有些原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络绎不绝来探望朱总司令。李伯钊来看望朱德后不久，总政宣传队的刘志坚等人也冒着危险来看望朱德，控诉对张国焘等人的不满，询求怎样开展工作的答案，并表示要离开红四方面军。朱德说：“搞分裂的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这里主要是政治工作薄弱，你们要留在这里，少说话，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层政治工作。”
朱德找到张国焘，要求对两个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应一视同仁，并严厉斥责那种宗派主义的山头作风。
“是我有山头思想还是你有山头思想？你总司令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正常。”张国焘倒咬了一口，并利用红军总政委的职权，又召开各种名目的“削山头”会议，对朱德发起围攻。甚至用“枪毙”相威胁，再次逼迫朱德同意“第二中央”。
朱德却嘲笑道：“你这仿照第三国际成立的第二中央，还不知道第三国际同意不同意呢？可我总觉得，第三国际也有个章法，不会同意你这样搞的。红军内部有人想杀我，我想第三国际也是不会答应的。”
张国焘恼羞成怒：“我撤你的职。”
朱德平静得像一片大海：“红军总司令的职务不是你给的，也不是你说撤就能撤得了的。”
“你这个总司令，哼！我看你霉的很，大青马跟着你都要倒霉！”
“是不是有人又看上我的骡子了？”
张国焘没有回答朱德的问题，两人一言不发的又静坐在那里。在一边的警卫员听到了这些话，都明白朱德所说“骡子”的问题是指怎么回事，很多人私下四处打听和寻找那匹失踪的大青马的下落。
对于张国焘是否秘密宰杀了朱德的座骑，这是自那匹大青马失踪后多少年来就始终争论不休的一件事。康克清对此事是持肯定态度的，她有文字记载道：“张国焘让人宰了朱德的座骑，撤了他的警卫。朱德自己就曾说过这件事，说张国焘的这些伎俩为的是杀人不用刀。”
张国焘一时没有敢对朱德下手，但对其他不顺他心的人则就手下毫不留情了。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调到第３０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明确表示他不赞成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然而，彭绍辉太不了解张国焘耳目的厉害了，有人说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如果某连队刚计划要外出采集山果去摘桃，很可能不用等到出发，就有消息直通到张国焘的耳朵里，说：
“某连队正阴谋叛变，他们集体行动要‘宰焘’。”
彭绍辉的信果然没有传到朱德的手中，收信人却是张国焘。
“哼哼！这个彭绍辉看样子意见还不小哩。”张国焘手中捏着信，没有挪动半步，就把电话打了出去。
“彭绍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坐在墙角看地图的朱德听到张国焘说彭绍辉的名字，急忙问。
“一会你就明白了。”张国焘的口气异常傲慢，他并没有把信转给朱德，却是顺手丢进了一边的炉火。
朱德意识到彭绍辉很可能与刚才张国焘烧掉的这封信有关，但他绝对没有猜测到这封信是写给自己的，却被张国焘这样蛮横无理地毁掉了。
不出半个小时，彭绍辉被捆绑进了总部，刚一进门，就被已经等候在门两旁的负责审讯的人打了一个嘴巴子，厉声问道：“你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