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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隆隆的河水在徐向前的脚底滚滚而下，溜索时而慢，时而快，时而又停在半空中，让人紧张地喘不过气来。两岸的人都悬着心，望着河流上空的溜索。
“谁过来了？这很危险！”彭德怀问。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我是徐向前，你好啊，彭军团长！”徐向前没待溜索竹筐靠上岸就开始亲切地招呼。
彭德怀大步迎上前来：“徐总指挥，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本事！”
“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
“真让人担心！”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两军会师，两员主将奇特的相会，这给彭德怀和徐向前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两人一见面还经常提起这黑水河上“奇石传信”和“空中飞人”的场景。１９５６年，红军长征胜利２０周年，徐向前还专门写了一篇《黑水河畔》的文章，以纪念他与彭德怀的如此“飞石”初相识。
彭德怀率红１１团到达亦念后，又先后接引了王宏坤、余天云等军的顺利北上。
第三天，张国焘的特使黄超来到亦念，和彭德怀住在一起。黄超的嘴巴很能说，见面就说：“张主席说此地给养艰难，让我特来慰劳彭军团长。带来几斤牛肉和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元银洋。请军团长笑纳。”
若是仅送一点吃的，彭德怀不会感到稀奇，会像往常一样收下，可这２００多元银洋却引起了彭德怀的警惕，他心中在犯嘀咕：“这不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嘛！”
“我无功受禄，实在不敢当。你实话实说，这次来是想干什么？”彭德怀的话直截了当。
黄超住下后问起了会理会议的情况。彭德怀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你怎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与你谈了？”
“我是听张主席谈的，可能中央在什么会上提起过吧。”
“如果中央谈了，又问我彭德怀干什么？”
黄超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又说道：“张主席很了解你。”
“怪了，我们过去没见过面。他能了解我什么。”
黄超又说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当前的战略方针，我认为欲北伐必先南征。”
彭德怀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的办法。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们不能把全国的形势看成漆黑一团。也不能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成果。”
“西北马家骑兵可是厉害得很呀！应该避开他们才好。”
彭德怀到此把上面的谈话综合起来一想，知来者非善意，黄超此行是来当说客的。张国焘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又从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入手，企图破坏党内的团结。
第二天，口直心快的彭德怀对徐向前说：“这个张副主席看来想拉我到四方面军工作。”
“你千万不要来，我都想法离开。”
“为什么？”
“一言难尽，这边的人并不好相处。”徐向前面露愁容，没有再说别的。
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徐向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两军会合之初，徐向前即想离开四方面军，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因为他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虽然共事多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舒畅。具有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副主席头衔的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喜欢自作主张。徐向前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屈求全，完全是凭党性在坚持工作。
在理番时的一天晚上，徐向前与陈昌浩交谈中即提出：“我这个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代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陈昌浩感到突然，问道：“那你准备干什么去？”徐向前回答：“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陈昌浩当时就表示不同意：“你还是先别考虑这件事。”因此，两军会师后，徐向前的主要想法还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但是，还没等徐向前提出这个要求，他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个漩涡中去了。
７月初，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时，经下东门见到徐向前，简要讲了中央红军的情况和攻取松潘的计划，并即兴渲染讲道：“南面来的这些洋鬼子，戴眼镜，修洋头，穿西装，瞧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他们不要我们！”
“什么？”徐向前感到很惊讶。
“他们说我们政治落后是土匪主义，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张国焘的概括能力很强，一口气说出这两个主义。
“这两顶大帽子我们可戴不起！我们是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的，打游击的时候我们的臂章上都写着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难道我们打蒋介石打错了吗？”徐向前在最近也风言风语听到一些传闻，现在听张国焘这么一说，也感到特别的反感和委屈。
“大概你也听到一些。其实，你对我们四方面军最了解，怎么他们一来，我们一夜之间就突然变成土匪了呢？”张国焘的话似乎很伤心。
“我们四方面军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还不至于一团漆黑吧。这支部队从鄂豫皖的一支３００多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党领导下的一支铁的红军队伍。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应看到这个主流。我们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欢迎党中央和兄弟的红一方面军到来的……”徐向前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个“是”，情绪也有些激动。但他突然意识到张国焘的话中有话，声调也就变得低了些：“反正这对两军的团结没有任何好处。我相信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同志会妥善处理和解决这一问题。”
张国焘匆匆回茂县了，但他的话在徐向前的心中却翻起了千层浪。其实，徐向前此时脑子里的这些驱之不去的问号，也正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心目中的共同疑问。是呀，正打着红旗闹革命的热血青年，无论是谁听到别人说自己是“土匪”时，恐怕心中都感到是一种耻辱、委屈和不平。只不过对身兼重任的徐向前来说，他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自我约束能力，不仅自己不谈论这些事，而且严格要求部属不要瞎议论，要顾大局，讲团结。
不久，张国焘与党中央的严重分歧日益表面化，徐向前作为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无疑也被挤入这场争论的夹缝中。政治斗争的这种复杂局面，对于一直忙于以“十二万分热忱欢迎中央红军”的徐向前来说是感到很突然的，对此，他很是苦恼。徐向前这时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程训宣已被张国焘以肃反名义杀害了。徐向前是到延安后才知此事的。
第四回 蒋介石惩处刘文辉 周恩来让权黑水寺
夹金山以北的红军在中共两河口会议后，本应两军合力，并敌一向，开拓新的局面。但是，由于张国焘闹分裂，没有形成一个拳头，刚有所恢复元气的红军又面临困境。川西北贫瘠之地，产粮有限，仅红军就有１０万大军，很难在此生存，更谈不上什么发展。这时，蒋介石在大渡河之战失败回过神来后，正急忙再度调动国民党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仲夏的南京，炎热气浪比往年早半个月窜入石头城。蒋介石推开桌面上一堆关于日军在华北屯兵滋事的电报，望了望大地图，眼光由南京平扫向正西，停留在川西北。他擦着汗水，破口大骂：“娘希匹，这个刘文辉，坏了我的剿共大事！”
侍从官把呼呼飞转的电风扇向蒋介石移近一些。几张零乱的电报纸被风吹落在地，蒋介石端坐在椅子上，丝毫没有动。
“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不行！”蒋介石用手指敲打着桌面，思考着，但他知道刘文辉失守大渡河防线还够不上枪毙的罪，在红军后面担负追击任务的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说下一步还要依靠这些四川军阀“围剿”红军，于是他决定给予第２４军军长刘文辉记大过处分。
“来人哪，发报！”
蒋介石开始口述电报：“刘总指挥文辉笃信部属，不加督察，实难辞咎。依照国军法定之规矩，着记大过一次，以为督饬不力者戒。以下负责长官应由该总指挥查明严处具报。兹将确实规定：此后军队不论大小行动，不拘前线后方，停止亦不问久暂，无论何时何地，一遇停止，应即赶筑碉堡，时间稍长尤应逐渐加固。违者定将该地高级长官以纵匪论罪。该管区以上长官应以督察不力处罚。言出法随，决不稍宽。希饬属一体遵照为要。”
蒋介石在宣布了给刘文辉的处分后，仍然对川西北的“剿共”军事感到很不放心，几天后，他乘飞机赶到成都，亲自部署对红军的又一次大“围剿”，并把刘文辉暗中召来成都，进行安抚。刘文辉对蒋介石这种打了一个耳光后又问疼不疼的笼络做法，虽然明白其中奥妙，但在听了蒋介石的安慰之后，心中果然也舒坦了许多，刚刚产生的反蒋情绪很快化解，并表示倾全力以功补过，报效蒋委员长的关怀和体恤。
对这种笼络方法的奏效，蒋介石感到很满意，他决定对其他部队也要采取一些安抚方法进行战前鼓动。
“通知川康前线各剿匪指挥部指挥官，到我这里来开会。”蒋介石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吩咐说。
“各纵队副司令来不来？”贺国光问。
“来！各师师长……团长、营长，连长以上军官统统都来！”蒋介石决定把这次军事会议扩大到最基层军官，他决心倾全力打好川西北一仗。
７月１１日，蒋介石在成都北较场内大操场上召集薛岳、吴奇伟等部连以上军官训话。他声称：“根绝赤祸，切勿功亏一篑，致贻隐患。”
台下那些２０多岁的国民党军连长火气正盛，为能见到蒋委员长而激动不已，再经过蒋介石的一番鼓动后，更是热血沸腾，大呼效忠口号，似有立刻踏平川西北之势。
台上，蒋介石满意地笑了。
同一天，川西北群山峻岭之间，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按原计划由两河口向北翻越虹桥山、梦笔山、长板山到达黑水河畔的芦花寨（今黑水城），当地人俗称这里的地名叫作黑水芦花，一个仅从字面上理解就充满鬼怪妖雾和离奇矛盾的地方。
徐向前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当时，中央最关心的是敌情，就此问题详细询问了徐向前。为了表彰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的杰出贡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１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
徐向前从朱德那里得知，红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但兵员较少，徐向前便同陈昌浩商量，主动建议调红一方面军一些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参谋长；同时，调红四方面军的３个建制团充实红一方面军，以便两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并征求张国焘的意见，张国焘回电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到红四方面军。党中央采纳了徐向前的建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原在红一方面军的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李天佑、李聚奎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第４军、第９军、第３０军、第３１军参谋长或政治部主任，还调去了一批师职以下政治工作干部。这些干部的调配，对加强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政治工作，特别是后来对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等人听了徐向前有关敌情的汇报后，心情很沉重，更加密切地注视着战局，决心在国民党军没有形成新的合围圈前，指挥红军打破“围剿”，命令各路部队迅速按原定方案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然而，红军实际行动情况有些出乎毛泽东的预料，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到了这时还没有跟上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言语中已有不满意之词，并重申北上原则：“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切勿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望国焘等同志速到芦花集中指挥，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各部队必须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军中无戏言。若是换个人接到如此措辞严厉的电报，肯定汗水都会流下来，贻误战机那可是要有许多人掉脑袋的大事。可是心已怀二意的张国焘接电后却不以为然，他正在暗中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杂谷脑召集秘密会议，“审查”中央路线，对毛泽东等人的火急电报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他不区别遵义会议前后的不同，向部队散布“博古、张闻天、毛泽东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应统一在正确的指挥员手中”等言论，为自己的另行其事大造舆论，公开伸手向中央要权和夺权。并策动一些人提出了改组总司令部和中革军委的建议，向中央递交了改组名单。
毛泽东真是如火烧眉毛一样的着急了，这可如何处理是好？他大发雷霆：“敌情紧急不说，这当前的吃饭问题就成了不用敌人打就能自溃的大事，几万军队呆在这里，一天也难熬啊！再如此困在这个贫穷的地方，我们可能真的要人吃人了，成为国民党宣传的青面獠牙怪兽。这个张国焘呀，竟置大局而不顾！”
“等一等吧，刚会合的红军不能这么快就分开。”朱德说。
“通知各部队。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吃饭问题，先在原地筹粮待命，准备过草地。”毛泽东作出决定。
说起大草地，对所有红军指战员来说还是一个谜。当人们还没有走近它，或许会对它产生诗情画意般的想象。但是，红军还没有入草地，即从藏民口中得知草地要比雪山还要难通过。
“要说草地呀！反正高原上的野牛、野羊过草地都不敢停留，它们也要快跑呢！那里更是什么吃的也没有，连草都有毒，牛羊不敢吃。”藏民听说红军要穿越草地，惊讶的嘴巴合不拢来。
为此，红军各部队为了准备跨过草地，更加突出抓了粮食这件大事。总部命令各部队一定要筹足７天的粮食，要尽可能多地准备熟食。
但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当地老百姓也严重缺粮。毛泽东等领导人几乎天天在为粮食发愁。这种情况，完全证实了中央一开始的正确判断。
许多指挥员在报告中埋怨，说：“这里没有做生意的，无粮可买。藏民由于受到一些谣言的传播和恐吓而大多数隐藏起来，红军部队的粮秣得不到接济，根本谈不上沿途补充，连一日两餐的青稞、荞麦、红薯饭也难以为继。”
到了这时，许多部队经常是每天吃一顿饭，还吃不饱。有的部队则是断了炊，仅靠挖野菜充饥。
对挖野菜，大家都说朱德总司令最会找野菜，他先组织了一个“野菜调查小组”，并亲自带领这个小组到原野上寻找认识的、可以食用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按照所吃野菜的标本再去找。就这样，朱德带领大家在河沟草地竟然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多少解决了众多红军指战员的充饥大问题，这也为大部队下一步进入草地后寻食野菜预先掌握了一些实践知识。
红军到达黑水、芦花一带后，更加加紧四处筹粮。这一带有很多喇嘛寺，其中刷金寺是附近最大的一座寺庙。寺里的大喇嘛也很阔气，许多家具都是从上海运来的，所储藏的粮食很多，但红军有纪律，不能动用寺庙中的一针一线，因为这个喇嘛的思想工作还没有做通。红军到处筹粮，有些藏民又误听国民党的宣传，把粮食埋藏起来，人也跑光了。部队有时不得不在用了藏民的粮食后，留下几块光洋，写个条子，表示歉意。
毛泽东鉴于红军在缺粮的藏族地区连日行军，吃饭十分困难，遂亲自过问部队的吃饭问题。
粮食奇缺的困难在威逼着红军各部队，每个连队仅剩下够吃一天的粮食，还谈什么筹备７天过草地的熟食。这个时候，地里的青稞麦还没有到成熟的季节。老百姓们都跑进了深山老林躲起来，所存粮食都埋藏在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找到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存粮实在也有限，即使全部集中起来，也不够红军１个军１天的食用。
躲在山里的藏民由于不了解红军的政策，不敢下山。他们通过通司捎话说：“我们的一家老小躲在深山老林中不敢回来，没有房子住，又没有吃的食物，老人和孩子都生病了，希望由此过路的红军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