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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肃清边区“残匪”。而得寸进尺的日本人见有机可乘，随之提出了许多非法的苛刻要求。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决定忙完一头再说另一头，他稀里糊涂地在日本所提出的条件上划了押，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好像唾手可得的“剿赤”上，他认为毛泽东就擒在即。７日，驻日大使蒋作宾自成都携带蒋介石对日交涉提案到了南京。提案称：（一）东北问题暂置不问；（二）中日在平等基础之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三）平等互惠促进中日经济提携，在此基础上缔结军事协定。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不满。８日，汪精卫请辞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职。紧接着，侨务委员长陈树人、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教育部长王世杰、外交次长唐有壬、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等也先后请求辞职，表示与汪精卫“同进退”。这时，湘、鄂、赣、皖４省水灾甚大，灾民达１４００多万人，受灾区１０万平方公里，淹毙１０余万人。在成都忙得团团转的蒋介石在委任卫立煌为闽赣浙皖边区的“清剿总指挥”后，１４日不得不飞离“剿赤”第一线，由成都飞到庐山，先处理汪精卫等人的辞职事。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灭共”大愿，于１５日责令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严惩共党反复案》，规定：凡“自首”、“自新”共党复而加者，一律枪决，或处无期徒刑。
８月２１日，蒋介石在稍微安顿了汪精卫的复职事后，又飞回成都，指挥追剿红军。
蒋介石在天上飞来飞去时，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于芦花会议后到达毛儿盖地区，准备从此方向突破国民党军的堵截线。
根据芦花会议关于培养大批军事、政治干部的决定，红军大学在原红一方面军红色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基础上于毛儿盖宣布成立。倪志亮任校长（未到职），何畏任政治委员，李特任副校长兼教育长，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黄超任秘书长，下设上级指挥科，张宗逊任科长；上级政治科，李井泉任科长；特科团，韦国清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下设骑兵科（科长苏进），工兵科（科长谭希林），炮兵科（科长冯达飞），机关枪科（科长王智涛），另外还有步兵科等专业。学员是来自红一、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
８月２日清晨，霞光灿烂，毛儿盖沐浴在一片金辉中。红军大学成立典礼的会场选定在喇嘛庙前一块绿茵茵的草坪上。
上午８时过，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政治科、工兵科、炮兵科和骑兵科等科的学员们，列队进场。军容严整的学员们，个个英姿勃勃，整整齐齐地端坐在草坪上，唱起了歌曲，并与红一、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互相比赛起唱歌。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
歌声忽然停止了。一阵急骤的掌声爆发出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满面笑容，走入会场。学员和指战员们边使劲鼓掌，边伸长脖子向前望。
有人在急切地问：“哪个是毛主席？哪个是朱总司令？”
被问人也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介绍说：“走在前面的可能就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后面的是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那个大鼻子肯定就是李德……”
会场四周挺立着松柏。“主席台”非常简陋，就是席地而坐的部队前面的一小片空地。毛泽东等人来到“主席台”，有的站着，有的靠在一旁的树上，有的干脆也坐在地上。
大会开始了，何畏郑重宣布：红军大学成立了！现在，我们请中央首长讲话。
朱德身着军装，腰扎皮带，脚穿草鞋，向前走了几步，首先说道：“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在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走上北进抗日的正确道路。目前，我们要团结起来，继续北上，迎接新的斗争任务。我们的红军大学，就是为了迎接新的斗争而成立的。不要看我们现在的条件差，将来，我们一定能坐进大礼堂。你们现在是学员，一旦毕业出去，就要担负起领导红军和人民抗日的重任。”
会场里鸦雀无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朱德讲话，端详着朴素、和蔼的朱总司令，听着他那一口亲切的四川乡音。
面庞清瘦的毛泽东走到前面，他的身体显得高而单薄，但目光炯炯，显得很有精神。他主要讲了形势和任务，之后，勉励红军大学学员，说：“红军大学是培养干部的地方。你们要好好学习，加强团结。将来形势发展了，你们就是党的骨干力量。”
中午，红军大学成立典礼结束。炊事员抬来一筒筒的青稞面蒸牦牛肉。在愉快的气氛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大学的学员们一起，席地而坐，共进午餐，同庆红军大学成立。
“今天会餐不错呀，有牛肉吃。”毛泽东一边招呼大家盛饭，一边高兴地说。
朱德望着盛饭的同志，也欣喜地说：“今天一、四方面军的同志在一起吃饭真热闹呀！等我们北上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后，我们要请全国各方面军的红军指战员到一起大会餐，那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红军大学。”
毛泽东和朱德的这顿饭并没有吃好，不远处的大松树下，机要科长正手拿电报匆匆向这边走来。原来在大家都忙着准备北上之际，张国焘又节外生枝，发来电报，说应该开会继续讨论芦花会议上没有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
“看来我们想走也走不脱呀！这位新上任的总政委不发话，四方面军的部队也不会让我们走成。”朱德放下饭碗说。
“呸！如此三番五次折腾，他究竟想干什么？想把我们逼上梁山么！开会就开吧，不把大家都饿死在这里，有人就安稳不下那颗野心。”毛泽东气得把饭都喷了出来。
由此，８月４日至６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１０公里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红四方面军的第１１师驻在沙窝，师政委是陈锡联。会议就在第１１师的司令部内召开。
沙窝，是藏语音，实际上是个山口的名字，地点在今松潘县毛儿盖区八寨乡的俄灯寨子附近。红军从打古山顺沟而下，所到达的第一个村庄就是俄灯寨子。毛泽东等人到达这里，经山口进入小盆地中的俄灯寨子时，从牧民口中得知此山口地名为沙窝，因此把在这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就称为沙窝会议。实际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在沙窝山口召开，而是在进入沙窝山口后的俄灯寨子召开。所以，如果确切的说，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的会议应该称为“俄灯会议”。只不过这次著名的会议在当时就以“沙窝会议”记录在案，后人也就约定俗成这么称呼。
俄灯寨子，四周皆山，群山环抱中，１０余户人家的小村庄在茂密的树林中显得很幽静，自成天地的小盆地，倒也很像个“窝”。
张国焘和陈昌浩在２０多名骑兵的护卫下策马到达沙窝山口。张闻天迎上来说：“这是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
陈昌浩感到很尴尬。张国焘解释道：“昌浩同志是中革军委常委，可以列席会议嘛。”
“不行，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只允许政治局委员参加。”张闻天解释说。
于是，张国焘只好在１名卫士的护卫下进入沙窝。陈昌浩暂时在山口外放牛亭中休息，等会议开完后再同张国焘一同返回。
原定红四方面军参加会议的名单有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人，后来改变为只有张国焘一人出席会议。
张国焘赶到会场时，看到出席沙窝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实际只有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４人，邓发和凯丰２人列席会议，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
会议在寨子中一座破旧的小喇嘛庙外亭中召开。山风习习，虽是夏热大暑季节，这里倒显得很凉爽。
张国焘环视了一下到会人员，心中自然很是凄然，问道：
“恩来和稼祥同志还没有到？”
“他两个病得厉害，已经请病假了。”坐在张国焘一边的朱德侧头说道。
“周恩来同志的肝病在这时犯了，把医生戴胡子调了去专门进行护理。稼祥同志也病得厉害，所以，恩来和稼祥同志不能参加会议。”张闻天说得更详细一些。
“聂荣臻随部队到另外一个地方执行任务，也不能列席这一次会议。”博古说。
正说着，大家看到王稼祥坐着担架来到会场。
王稼祥拄着拐杖吃力地下了担架，微笑着说：“我是不是迟到了？”
“没有，没有！”毛泽东显得很激动，他迎上前来，然后扶王稼祥坐下。遵义会议上王稼祥那关键的１票，毛泽东记了一辈子。此时的毛泽东心中清楚，沙窝会议也不能没有王稼祥，说不准王稼祥在关键时刻又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王稼祥在这时的确已经病得很重。他是在１９３３年中央苏区军４次反“围剿”时遭敌机轰炸而负伤的，弹片打进了他的右下腹，穿过结肠，嵌在右肠骨窝上，伤势很重。由于弄不清残留弹片的位置，只好采取保守治疗，但引起了右下腹的局部性腹膜炎。他带伤参加了长征，而伤口在征途中却常常流着脓血。护理人员用橡皮管子塞进伤口，在橡皮管子外面穿上丝线，丝线外面再缠上纱布棉花以吸收脓液，然后取出棉花纱布排除脓液。”后来到达陕北，著名外籍医生马海德在参加了王稼祥的病情会诊后，感叹道：“我看了非常吃惊，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王稼祥就是在这种严重的伤势情况下，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时刻关心着红军的命运，几乎坚持参加了长征路上的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了沙窝后，他的伤口发炎溃脓很厉害，身体发高烧，肠子溃烂，大便从伤口里流出来，处于病危状态。但当他听说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后，病情好像突然好了许多，坚持着拄着拐杖出席了会议。
“我们现在开会。”担任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宣布会议开始，并说：“今天的会议，主要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作出决议。泽东同志刚草拟了一个决议草案，大家就此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站起来，把决议草案送到与会者的手中。
张国焘手握草案，粗略地看了一遍。决议的主要精神是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方针的正确性，并说明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动摇。张国焘的眼光停留在纸面上，这几行字写的是：“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我们之间发生过分歧，我认为这是值不得大惊小怪的。”张国焘第一个发言说：“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都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获得谅解，而不是扩大分歧。”
“请国焘同志直接讲问题。”博古插话说。
张国焘瞟了博古一眼，不理睬地继续说道：“我很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次会面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说清楚，因而酿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言论。
在这里我想就不必一一说了。”
“有什么言论？有话还是摆在桌面上说明白的好。”博古说。
“比如有人就说我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胁迫中央；有人说我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也有人说我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政治局其他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还有人引经据典的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说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杀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还有……多着呢！总之，凡此流言都似乎把我说得不成个样子。”
“好了，国焘同志，流言是很多的，不光你有，我还不少呢！”毛泽东的话明显对张国焘不满意，他说：“譬如有人就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就怀疑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能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我们这次会议就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润之兄所说的政治路线问题，我本人就这样认为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但是，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这次会议，我也许不应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究竟如何，但我们看到的是，当前的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苏维埃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被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博古接过张国焘的话题，实是在辩驳：“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经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是错误的。苏维埃运动现在是胜利，而不是失败。今后无论到什么地方，也要将这面苏维埃的旗帜高举起来。”
毛泽东的神情变得很忧郁。
会议就当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展开讨论。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已削弱，那里也是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同时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资上能得到帮助。西北有很多困难条件，但都能克服，因而要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要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目前我们极具有紧迫意义的是军事问题。所以，根据中央提出的解决政治路线的要求和国焘同志坚持错误的事实，我不主张在这时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后再予解决。但必须指明的是，国焘同志向中央要权，这是十分错误的。”
朱德的发言总是取温和态度，多讲长处，多说鼓励的话，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他说：“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于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不好，存在缺点是可以改进的嘛。”
张国焘这时想起了同来沙窝却等待在山口放牛亭的陈昌浩，于是提出要补选中央委员，改组中央，说：“中央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如果我们从一、四两个方面军中遴选少数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中央机关其它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红四方面军的代言人。因此，我们为何不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呢？”
“怎么个表达法？”毛泽东的火气在向上冒，他已经做好了今天与张国焘撕破脸皮也要斗争的思想准备。
张国焘却根本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中，仍然继续他的讲话，阐述自己的观点：“怎么个表达法？很简单，可采取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方式，吸收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主要为的是实施党内民主，并不是有人想象的要推翻中央领导的阴谋。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这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决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个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在此我不得不告诉大家，陈昌浩接到开会通知已经来到了这里，可是他却又临时接到通知，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现在他就等待在山口上的放牛亭听牛叫哩！”“你这是不要中央！要搞分裂。”毛泽东气呼呼地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说张国焘在向中央要权。
张国焘寸步不让：“我这是在讲团结。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才是无疑阻塞了团结之路，这才是分裂。”
毛泽东据理力争：“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六军团、已经西出的红二十五军、留在苏区的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我不同意举行任何性质的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不赞成任何同志在这时参加中央工作。现在是军事行动的非常时期，我们暂时不能谈什么党内民主，枪杆子必须听党指挥！”
会议直开到凌晨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