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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报复？……那又是为了谁，并且是为了什么？杨柯夫斯卡亚是不讲道义的，她不会由于谁不讲道义而惩处谁；并且她也是一个恬不知耻的人，她不会硬充尼米吉达……
这样干有好处？但是，如果她甚至还要求助于我，叫我来顶替布莱克，使人认为他还活着，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假设，随着就又把一个个的假设干脆推翻……
天亮了。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早晨。我无事可做，只得焦急地等待……
要是想一下我所处的地位，就会了解到情况是何等复杂。
我落到了敌人的后方。致命的枪伤引起了一场大病，恢复了知觉以后，就不得不扮演一个英国间谍，——这个角色是一个既是害我的凶手又是搭救我幸免于难的女人强加于我的。这个女人要我冒充被她打死的一个英国侦探机关的头子，因此德国人就没有找我的麻烦。我也只好就来扮演一下这个角色，因为如果德国人知道了我的本来面目，他们就会立刻把我干掉的。
但是，主要的问题还并不在于仅仅是为了保住一条命，而是要参加到面临的这场斗争里去，给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从一方面来看，我处的地位十分有利：我身在敌人当中，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我实际是什么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又是独自一个人，很明显，一个人只身作战是极端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究竞应该怎么办才好呢？最好是能同我们的侦察机关取得联系，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能同党的地下组织联系上也好，里加一定会有人民的力量在秘密地进行着活动，但是我也很难找到这些人。最简单的办法是设法跑到自己人那里去，就是越过战线，但是这样做需要极大的预见性，并且要万分谨慎。可以肯定，虽然德国人没有动我，但他们决不会把我忘掉的。
为了建立某种联系，并且确定我在这场斗争当中的地位，我竟干了一件冒失事，到我从前住过的那所住宅去了。柴普利斯不可能不同反法西斯地下组织有联系，他那种人是绝不会逃避自己应尽的义务的。我之所以说冒失，是因为我这样做可能引起对我们两个人的注意。但是，想要在敌人侵占的里加找到一个可靠的人的愿望非常强烈，我还是冒了这次险。
在进行秘密活动这方面我根本没有任何经验。至于怎样麻痹密探的嗅觉，我只在描写革命地下活动的作品里知道一些。我就照着书上说的那样，在大街上反复绕圈子，注意着过路的行人，然后突然拐到胡同里，紧张地等着是否会出现跟踪的人……
我做了这样的准备工作之后，才躲进了不久以前我住过的这家的大门。我在院子里站下了，停了一会儿。身后没有任何人跟着。我从后门转到前面的楼梯，又等了一会儿。四外静悄悄的。于是我就到上面去了。也还是鸦雀无声！我就又回到下面来，站到我住过的那个房间的门口了。我没有冒险用我自己的钥匙。我屏住气息，按了一下电铃……希特勒匪徒很可能在这里设下埋伏！
一个陌生的女人给我开了门，她穿得很不错，撅着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
“对不起，”我说：“柴普利斯家大概在这里住过吧……”
“柴普利斯？”她反问了一句，随后摇摇头，“我不晓得……我根本不晓得什么柴普利斯。”她用怀疑的目光望了望我，冷冷地又重复了一遍，突然她又有点儿温和下来了：“要知这我是不久以前搬来的……如果这家人家是在德国人来到之前住在这里的，那您最好到替察局去打听一下。”她很果断地提议说。她稍微犹疑了一下，又补充说：“他们好象被警察局抓去了……”
我觉得她非常不愿意同我谈话，因为她又摇了摇头，急忙就把门砰地关上了。
可是，其实她已经把我要知道的事情全告诉我了。
我回头看了一下，楼梯上没有人，于是我顺着原路到了街上。
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
不过，这也是预料中的事情。很难设想德寇会让柴普利斯一家人得到安静。而且毫无疑问，在开战很早以前，即在德国匪徒没有到来之前，被派到波罗的海沿岸来的盖世太保间谍早就拟定了该当被处死的当地居民的名单。
啊，这位谦逊和蔼、寡言少语的马尔丁·卡尔洛维奇·柴普利斯！……
不难设想他出了什么事情。
无论如何，指靠他的帮助算无望了……
只剩一个办法了！就是作一个可以说是只身的复仇者，尽自己的可能向占领者复仇，让自己的生命牺牲得更有意义些。我是很可能走这条路的，假如……
我很清楚，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当我确信毫无任何其他办法的时候，我才能只身进行斗争。因此我应该先等待时机，想尽办法同自己人建立联系，到那时就可以更好地确定自己的方向，探听出更多的秘密，特别是可以利用扬柯夫斯卡亚的企图来达到我自己的目的。
又到了一个平常的，同时也是一个奇怪的早晨。
我起了床，刮了脸，漱洗之后随便吃了点那个细心的马尔塔为我做的稀饭和几个鸡蛋，就到书房去。
我坐在那里，想着各种各样难解的问题。等着落在我手里的那些姑娘能来一个。看来，只有布莱克的姑娘来才能使我的生活起一点儿变化。
可是在十一点钟左右，来的并不是什么女侍和做按摩的姑娘，而是扬柯夫斯卡亚本人，她朝气勃勃，很是活跃。
她穿着一身很雅致的棕色连衣裙，戴着一顶黑色天鹅绒的帽子，脖子上围着的也是一条黑色天鹅绒的饰带。她漫不经心地抖弄着她那副黑色的丝织手套，根本没有提我们前一天晚上的那一场谈话。不过应当说，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想越过我们两人之间所形成的那种严肃的、表面上看起来甚至是一种友谊关系的界线。
“一切都好吗？”她问道。
“如果您认为我无所事事就是好，那就算好。”
“我正是要改变您的这种处境来了。”她靠近写字台坐下来，凝视着我，“我们或者干点工作？”
“我不晓得您所说的工作是什么。”我很冷漠地回答说。
“就是一般的工作。”她和解地说，又问道，“您今天是在等哪一个姑娘来吗？”
“是吧。”我说，“我没有给她们规定时间，她们什么时候想来就什么时候来。”
“那您可错了。”扬柯夫斯卡亚反驳说，“她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日子，甚至都有一定的时间呢。”她嘲笑般地看了看我，“她们的名单在哪里？”
我很奇怪：“名单？”
“是呀，您不要以为布莱克是不登记的。他是一个很拘泥形式的人。您的电话簿呢？”
她自己在一堆旧报纸里找到了电话簿。这是一个普通的白细布皮小本子，是记地址和电话码用的。那上面有好多姓名。看来这一定是布莱克的朋友和熟人。
扬柯夫斯卡亚指着名单说：“这就是您的那些姑娘。”
这些姑娘的地址很容易和别人的地址区分开来，因为在她们每一个人的姓名跟前标着一个浑名或是绰号：有小蜜蜂、利扎、蔷薇、爱尔娜、小苹果，然后才是她们的住址和工作地点。
这里仿佛就没有进行秘密工作的任何规矩。任何一个比较明眼的人，只要他稍微注意一下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活动，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他这些仪表可人的间谍。但是，正是由于布莱究所收买的间谍一色是年轻的，而且大都是长得很漂亮的女人，所以，也就很容易被别人把它当做是画家贝尔金这个淫棍的情妇名表，而不会认为这是间谍头子布莱克的秘密工作人员名单。
但是，布莱克先生毕竟还是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只要有人知道贝尔金的真正活动，他就会不难看破这个名单和名单里的那些女人只是一种蒙蔽真象的手段。虽然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从事侦察工作的人，但是我要说，这是一种拙劣的办法，只能骗过一些幼稚的人。
至于是否还存在一个真正的、办事认真、活动有效的间谍组织，我以为是会有的。但是，我却没能看出它的迹象，甚至连布莱克的助手扬柯夫斯卡亚都没有发现。不过，后来我知道了。
她现在也让我进行她所从事的那种工作。
“哪一个姑娘到您这儿来的最勤？”扬柯夫斯卡亚问我说。
我想了一下。
“仿佛……仿佛是那个黄头发的胖姑娘。”我迟疑地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她是在理发馆工作的……”
“唔，您再想一想，她总是什么时候到您这儿来的？”
我又皱起了眉头。
“我仿佛记得她是一星期来两次……是的，一星期两次，都是早上！我以为她就是爱尔娜……”
“您应该更注意一些，”扬柯夫斯卡亚责备我说，“应该设法计算一下她们来的次数，并且记上这些姑娘得了些什么奖赏……”
我天真而嘲笑般地望了望我的这位老师。
“要雇一个会计吗？”
“不，不用。”她很沉着地反驳我说：“不过任何一个间谍头子在这些事情上都不能全凭记忆……”
我叹了一口气。
其实我已经把来访的这些姑娘都仔细地登记了。我的寝室里有几个装着钮扣的小盒；比方说，天蓝色的钮扣是代表爱尔娜的，盒于里这样的扣子一共有七个，这就是她来过的次数，五个小黑裤扣是说明“沙沃”旅社的英加一共只来过五次。但是我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扬柯夫斯卡亚。
“除了这些姑娘以外，再没有别的人到您这儿来过吗？”她又仿佛是无意中问了一句。
“有人来过。”我说，“是一个劈柴店的老板。”
“他要您做什么？”
“他要我买他的劈柴，准备在我们的温水暖气装置不好使的时候用。”
扬柯夫斯卡亚注视着我。
“没有别的事了吗？”
“没有别的了。”
实际上这个人也并没有再问我谈什么别的，只是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他手里一直拿着一个画着一些花的明信片。
虽然我并不认为每一个来访的人都是间谍或是特务，不过，我却觉得这个商人来得很奇怪，他显然是对我有所期望，这一点我已经感觉到了。完全可以这样设想：他说了一句暗语，如果我能够同他有了交往，那就一定能使我更进一步了解到布莱克的实际活动，但是我既不知道什么暗语，也不晓得什么口令，甚至可以说这种无能为力的处境确实使我十分苦恼。不过关于这些我也认为没有必要同扬柯夫斯卡亚讲。
“您还是把到您这几来过的人都记下来吧，”扬柯夫斯卡亚说，“办事情还是有头绪好，如果您这样做起来，您的生活立刻就会变得有趣了。”于是，她又改变了话题：“爱丁格尔昨天同您谈了什么？”
“他叫我去作客。”
“他说得很认真吗？”
“他说我们应当见一见面，并且请我到他的办公厅去一趟。”
“那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呢？”
“不忙。”
“那不对。不要推迟这次会见，在今天的里加他可是一个最有力量的人物，和他处得好能够保证安全……”
她坚持要我当天就去见爱丁格尔。其实我自己也明白不应该拖延。
盖世太保占据着一座很大的六层楼房。管理处有很多的冲击队员，他们鄙视地瞧了瞧我，仿佛我到那里去是走错了路。
我走近了发通行证的一个小窗口。
“我要见爱丁格尔先生。”我说罢就把身份证递了过去。
“长官不接见拉脱维亚人。”一个很高傲的小伙子很粗暴地回答说，“走开！”
这种做法对德国人来说是反常的；德国人对他们所需要的人本来总是十分亲切，看样子，管理处事前一定没有得到通知。
他们很不高兴地让我挂一个电话。我叫给我接爱丁格尔。我刚一说出我的名字，他的秘书就回答说马上就好。
果然不错，没过几分钟，让我走开的那个小伙子就拿着通行证从隔板后面跳了出来，给我敬了一个礼，并且要把我送到长官的办公室去。
我们乘电梯上去。当我和那个向导走到走廊里的时候，迎面走过来两个党卫军军官，有一个没有军衔的人陪着这两个人，这个人也穿着一身黑色军服，袖口上有一个可怕的标记——一个头颅和两根交叉着的骨头。
我觉得这个人很面熟；我怕是看错了，又仔细瞧了瞧，竞认出了这个人，他原来是加什凯，正是和我一同住过院的那个加什凯。
他走在那两个军官的身后，腋下夹着一个棕色的纸夹，架子很大，目不斜视表现着聚精会神的样子，真是一个洋洋得意的希特勒的官员。
我直盯盯地瞧着加什凯，很想知道他能不能认出我来，但他只是冷漠地扫了我一眼，就走过去了，仿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我们走进了接待室，我的向导给那位秘书敬了一个礼，我马上就被请到长官室里去了。
爱丁格尔一头红头发，一撮小黑胡，依旧象那天在格列涅尔教授家的晚会上一样，显得十分可笑。虽然城里好多人都说他非常可怕，说他在审讯的时候折磨人，并且亲自动手使共产党人“无能为害”——希特勒匪徒所谓的“无能为害”就是指“杀死”——但是他的外表却并不显得可怕。
爱丁格尔显得十分亲切。
“请您……”他向我指了指椅子，“我刚才在读我们敬爱的领袖的著作。”他洋洋自得地说：“这本书可太好了！”
我暗自以为他这是装相，可是他桌上确实放着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爱丁格尔那副肥胖的面孔上现出大受感动的神情。
他有一会儿工夫活象个市井的叫卖小贩，对他的领袖表示万分高兴。他又谈到了国社党的功绩，把未来的德国赞美了一通……
可是，他捧了一顿他的领袖之后，马上就又换了一种很随便、又很认真的口吻：“对不起，……”他刹那间有些惶惑了，“您容我直接了当地讲出来吗？”
“讲吧……”我也很随便、又很认真地回答他说，“我是准备直言不讳的。”
爱丁格尔现出了笑容。
“噢，布莱克先生！”他喊道，“对于德国侦察机关来说是没有任何秘密的！”
我装出对他的话感到很吃惊的样子；如果爱丁格尔不那么妄自尊大，他可能就会看出我甚至装得过火了。
“没什么，没什么，不要难过。”爱丁格尔很宽厚地说，并且拍了拍我的肩头，“我们甚至连大地都可以看穿！”
我很客气地笑了笑。
“唔，这也算为德国侦察机关增光了。”
“是的，亲爱的布莱克先生，”爱丁格尔又稍沾自喜地接下去说，“当乌里曼尼斯在拉脱维亚当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您，当拉脱维亚加入了苏联以后，我们就注意了您，而当我们把拉脱维亚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省份以后，我们就把您找到了。还没有谁能逃脱出我们的手掌呢。”
这一次我没有笑，相反地我却尽量冷漠地望着爱丁格尔。
“您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呢？”我问道，“就算您晓得我是谁，那又怎样呢？”
“我只想说您是在我们的手掌里。”爱丁格尔稍微有些迟疑地说，“一个士兵被俘之后，不管怎样说他也算失败了。”
“一个军官的失败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的失败。”我冷漠而又斯文地说：“请您不要忘记，我是一个侦察人员，侦察人员是随时准备牺牲的。我们的职业就是这样的：您可以战败别人，但您也随时可以被别人战败。”
我自己明白，我所说的这一番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大言壮语，但是我也清楚，大言壮语在实际生活中有的时候也会起一定作用。
“您明白这一点，这我很高兴。”爱丁格尔很满意地说，“那我们就来谈一谈收买的价钱吧。”
我在椅子上挺起了身子。
“我还不曾被人出卖和收买过，爱丁格尔先生！”
“莫非您不怕死吗？”我的对手很婉转地间我说，“请您相信，死这并不是一件怎样愉快的事情！”
“一个英国的军官他只害怕上帝和女王。”我很自尊地说，“而我和您，爱丁格尔先生，这只是同行。”
“一点儿不错，一点儿不错！”爱丁格尔喊道：“正因为如此，我才把您当成我的同事，我不仅有意保全您的性命，而且还准备让您继续从事您的活动！”
我警觉地眯起了眼睛：“那您要求我怎样呢？”
爱丁格尔很严肃地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