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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
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铎曼医生一流的人物（斯铎曼
事见上文四节），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
民公敌”；要想社会上有许多人都能像斯铎曼医生那样宣言道： “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
个最孤立的人！”
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
年后或者须用泄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
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
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
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 20 世纪的中国。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
“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
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
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
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
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
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
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
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写信给朋友道：
十年之后，社会的多数人大概也会到了斯铎曼医生开公民大会时的见地了。但是这十年
之中，斯驿曼自己也刻刻向前进。所以到了十年之后，他的见地仍旧比社会的多数人还高十
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觉得时时刻刻总有进境。我从前每作一本戏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
渐变成了很多数人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赶到那里时，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
我希望我总是向前去了（《尺牍》第一七二）。
民国七年五月十六日作于北京 民国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改稿
编者旁白
本章选文专谈“知识分子” 从知识分子特征、
： 知识分子责任到知识分子姿态及其历史命运。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知识分子”《汉语大词典》是这样解释的：
。 “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
的脑力劳动者。如教授、工程师、医生、会计、编辑、记者、文艺工作者等。《现代汉语词
”
典》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
者、工程师等。”这代表着一种流行观点。在这里，
“知识分子”是从学历与职业界定的，
“较
高文化水平”和“从事脑力劳动”是其识别标志。
海外的解释与此不尽相同。人们一般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
19 世纪的俄国。当时，一些有知识的俄国人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念，并用以观察俄国现实，
因而对俄国专制制度及其后果强烈不满，表现出改变现实的强烈责任惑。这些人被称做“知
识阶级” 根据别尔嘉耶夫在
。 《俄罗斯思想》中的说法，
“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
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于被处死。”他还认为：当拉吉舍夫在《从彼得
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
知识分子就诞生了。
“知识分子”一词的另一来源是法国。1894 年，法国发生了著名的“德
雷福斯事件”。在这事件中，左拉等一批具有正义感的人士站出来为遭受诬陷的德雷福斯上
尉辩护，并于 1898 年发表了左拉的《我控诉！》。这篇文章被称做“知识分子宣言”
。
由此可见，上述“知识分子”并非是从文化水平和从事的职业划分的。一个人如果具有
一定文化知识并从事脑力劳动，还不一定算得上是“知识分子”。根据西方学界的一般理解，
“知识分子”除了受过较多教育和献身于专业外，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人类的
一切利害。也就是说，他们还需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社会良知，敢于伸张正义等。
至于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国内外不同见解甚多。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知识
分子是指那些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并创造文化知识的人，他们不仅是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
和应用者，而且是文化的发展者与创造者。文明发展需不断地批判既有和探索未知，知识分
子就是选择并承担了这种职责的人。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前沿性知识往往产生于某些个别的
大脑，因此在其开始常常是异端的、不同于大众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却又往往被社会接受
而流行。但在这时，新东西又在某些头脑中产生了。这些不断批判、不断探索，并以此为社
会提供前沿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
因此，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阶层，也不是一个利益集团。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一个人
只要承担起知识分子责任，发挥知识分子职能，就已是知识分子了。当然，其前提是占有较
丰富的知识资源，且具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能力。
在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创造了自身的辉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现代中国提供了
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不依附于权威，也不取悦于大众，他们通过独立人
格和自由思想使自己从权力网络中独立出来，又通过启蒙立场使自己迥异于民众的意识形
态，执著地探寻表来。遗憾的是，作为一个新生群体．知识分子人数毕竟太少，且多数人没
完成从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转化，所以，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许多人又回到了
传统文人角色。至于在特殊年代，知识分子成为改造对象，失掉了精神存在的合法性，更是
一步步丧失了自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悲剧。
但文明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再次对知识分子发出了迫切的呼唤。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陆键东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
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选文有删节。
一
对于一些关键的历史来说，一年等于很多年。时代总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它总要将一些
人、一些事纳入自己的轨道。顺之者则合潮流，逆之者则产生所谓的历史悲剧。最能令人一
咏三叹的，是有时实在无法分清究竟是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
在被传统的中国人称为旧历癸巳年的 1953 年，对于陈寅恪来说，的确发生了不少不同寻常
的事情，以至不能不在这一年徘徊、流连，细辨每一声历史在宇宙天籁发出的轻微的叹息声。
癸巳年，一年等于好几年。
沉寂往往是风雷激荡的前夕。毛泽东于 1950 年 6 月撰写的那篇著名的《不要四面出击》
雄文中所描绘的理想目标——“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
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在癸巳年开始实现。大批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列
主义，接受了新的思想教育，共产党对知识界的领导开始发挥作用。
以史为镜，是中国历朝吸取江山更替教训的最好法宝。对“史”情有独钟的毛泽东，在
夺取政权后，在政治、经济等压力稍为减轻的时候，便不自觉地对这个于智者来说充满了迷
人色彩的领域，投入浓厚兴趣的关注。考察 1949 年以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人们会发现，
在好几次重大的历史抉择前夕，总能在史学界隐约辨听出毛泽东在这里发出的新声及前奏。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1953 年，这个委员会由陈
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及尹达
等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当时陈伯达的身份很奇特，他兼着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一职，身为院长的郭沫若反而要接受他的领导。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 1949 年后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权威人士。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广东的杜国庠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
这样，陈寅恪成为这一年筹办的《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并愿意在该刊物第 2 期上发
表《论韩愈》一文，历史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在 1953 年 10 月，历史研究委员会做出了几项重大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
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
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特别
指出：
“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迎接文化建设的
新高潮。
陈寅恪被纳入时代运行的轨道。
在即将设立的历史研究所三个所的所长名单中，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三人分别出任一
所（也称上古史研究所）所长、二所（也称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及三所（也称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现代中国史学界人才济济，名家辈出，更有新史学家领一时之风骚。从身体条件与对时
代的顺应而言，比陈寅恪更适合担任所长职位的人很多，是谁还能感觉出远在几千里之外的
陈寅恪的存在？今日已无从知晓其中的详情，但这一点已经变得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时代
需要陈寅恪随其运行。
不过，这时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
再度勃发。历史出现了它永远不忍看的时代与个体生命不可调和的撞击与冲突。这种冲突在
历史的星空中留下了多少悲歌与千古绝唱。
自进入 1953 年以来，北国便不断捎来信息，“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陈寅恪称为“北
客”的北京来人，也不时借路过广州之机劝陈寅恪重返北京。早在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清华
园的一些弟子便寄信来劝恩师重返清华。这种亦私谊亦关怀的劝说，陈寅恪并没有看得很认
真，但一个“劝”字，历史已很朴质地点出了陈寅恪对北返的态度。
终于，一个肩负使命的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的出现，意味着劝陈寅恪北返的行动达
到高峰；他的出现，也意味着共产党在全国学界最高层的领导，第一次正式表达对陈寅恪的
尊敬和对陈寅恪学术地位的肯定。
这位带有私谊色彩兼学生身份现身的“使者”，身怀两封沉甸甸的信件，兴冲冲地踏上
了南下的旅途。他就是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钱（加竹头）。他是怀着志在必得的
心情上路的。
二
汪钱也许没有想到，他身上的两封信，他要完成的“使命”，使他此行爱徒探视恩师的
温馨色彩荡然无存。而正是这种色彩，历史才会挑中这位无论从辈分、地位都不足以与陈寅
恪作正式对话的其时才 37 岁的后学充当“使者”。汪钱更没有想到，一别四五年，自己已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恩师也发生了变化，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
汪钱不会迟于 11 月 21 日抵达广州。还像五年前师生亲若无间一样，汪钱一抵中山大学
便直接住进恩师家中。但很显然，谈话谈“崩”之后汪钱便搬到学校招待所去住了。
今日我们要感激汪钱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相当珍贵的原始记录。这份一万字以上的报告，
真实地记录了陈寅恪与汪钱多次交谈时的真实思想和喜怒哀乐的情感发泄，令人闻其声而想
见其人，陈寅恪的神态跃然纸上。
这份报告显然是汪钱即将结束广州之行时写下的一份汇报。其记忆力惊人，忠实地录下
了陈寅恪的心声。
11 月 21 日晚，汪钱将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转交给陈寅恪。 日晨” 陈寅恪即作答复，
“22 ，
由唐员（加竹字头）执笔书写，提出了陈寅恪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所谓“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与刘少奇。陈寅恪让唐员（加竹字头）将此两个条件
写于纸上，明显地要让汪钱带回北京，以示并非空口无凭：
以后在全国学界暗地里流传的“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说法，便源自 1953 年 11
月 22 日的这个早晨。这一天是星期天。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很难堪的话题。汪钱没有叙述自己的心态，但汪钱说到了冼玉清与
黄萱。这两位与陈寅恪有很多共同话题的女性，在这个早晨目睹了这一幕，参与了这一场谈
话。冼、黄一齐劝陈寅恪没有必要这样提，陈寅恪倔强地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走出家门刚一年的黄萱问陈寅恪，
“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陈寅恪回答“那我
就去，牺牲也可以”。
冼玉清再劝陈寅恪不必如此，陈寅恪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
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汪钱用忠实的笔调客观地记录下每个人的原话，今人仍能感觉出陈寅恪话语中含着一股
怒气。以陈寅恪对历史对现实的“通识”，陈寅恪当然明白他这样做是极大的不合时宜。
这将是一个令人永不能释怀的人生场面。陈寅恪为何毫不掩饰地提出两条足以惊世骇俗
的条件？
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怕是要解开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关键。可惜，至今还不知这两封
信的内容。以后事件的发展，说明陈寅恪的“气”，相当部分是冲着郭沫若而来。
其次，正像人们后来流传的那样，汪钱怕要负一定的责任。汪钱显然用了“党员的口
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陈寅恪谈话。这位内心不乏善良、正直的学人，在北平和平解放
、
后的初期工作中，曾以无限的热情主持编辑《北大周刊》，为赶时间常常编稿至通宵，创下
这样的“记录”：在全校师生代表大会上担任记录员，三天共写下十多万字，随后又花了几
个通宵整理誊清。对新时代的顺应，令汪钱从思想到语言都有了深刻的巨变。这种变化显然
与他甫下舟车即入住恩师家的“旧我情结”格格不入。陈寅恪难以接受四年前的学生，四年
后会用这样充满了“时俗”的口吻对自己说话。于汪钱来说，这也许不是他的错。他也许直
到最后也不明白，恩师为何如此反感！而他所说的，不过是在政治学习会上人人都能说上一
通的道理。
这次会面后，陈、汪两师徒从此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于陈寅恪，此事给他的伤害无法估计；
于汪钱，亦是一个终生的遗憾。最具悲剧意味的是，从始到终，汪钱一直挚爱着自己的老师。
1953 年 12 月他从马列学院毕业后回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书，对讲台下的学生，他总不自觉
地流露出对陈寅恪的敬意以及对陈寅恪治史方法的肯定。这些，陈寅恪都不会知道了。在
1953 年岭南这个初冬季节里，陈寅恪在火气正盛时说出了这样的气话，
“你不是我的学生！”
不过，历史从来不认为个人行为能解释历史的全部原因。
陈寅恪是有感而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学习与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著作的号召。
1951 年 5 月，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就强调：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教育全国
人民，而不是用其他任何观点与方法；要运用各种办法和克服各种困难，做到“在全国范围
内和全体规模上”宣传马列主义。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政治学习”的热潮，对绝大
多数的人民进行政治启蒙的教育。
50 年代初学马列的热潮声势浩大，风气所及，人人言必称马列，著文论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