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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文化知识界的禁锢状况，近 20 年，我国的报道很不少，那是令人震骇的。统一管理的
人事制度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以及建立在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同构
的，或者可以说是同步的。比较庞大的组织，个人是渺小的，意欲脱离集体而独立是艰难的，
无能为力的。当体制内的个体为自身的独立而试图反抗时，将很快为大量的吞噬细胞所搏噬；
因为惟其如此，才能确保整个有机体的健全。
个体被组织化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应当是难以适应的；在新
秩序的面前，他们成了“脱节人”。但是，在新秩序已经建立并且巩固下来以后，这些脱节
人即使抛弃了为之委身的专业，而单从基本生活考虑，也必须进入体制内，为大集体所包容。
唐诗云：“欲采蓣花不自由。”陈寅恪一反其意，改作“不采颠花即自由”，呈示的是另一种
选择，另一种生存状态。然而，即便自愿“不采藏花”，自由亦非易得。
“组织”不是永远敞
开大门的。于是，脱节人只好徘徊于“欲采”与“不采”之间，陷入新的脱序状态。建国之
初，胡风就颇尝了这样一番为组织所排拒，不得其门而入的苦恼。首先是住地问题。由于工
作没有着落，住地也就无法固定，他有一段时间惟在京沪两地流浪人似的奔走。1951 年 1
月，胡乔木约见胡风，提出“三个工作”，由他选择，他随后书面答复说“愿意听从分配”，
但从此没有下文，而外间的传言却说是他拒绝工作。1953 年初春，他搬家的要求终于得到
组织的批准。可是，到了北京，也跟在上海一样，什么理论文字也没有写。用他的话来说：
“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可是，还有另外的一些话是不能不说的，那就是自
我辩护和检讨。
职业及所在单位不是可以随意调动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日记有云：“到京八年，历史所
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胡风的朋友贾植芳曾拿鲁迅和胡风
作比较，说鲁迅懂政治，而胡风不懂政治。那意思，大约是说胡风就栽在这“不懂政治”上
面。说到对中国政治社会的了解，胡风当然无法与鲁迅相比，但胡风也不至于糊涂到要做赤
膊上阵的许褚的。他曾经说过：
“至于我，因为有一点经验，闻一闻空气就早晓得要下雨的。”
对于政治方面的敏感，看来颇为自许。其实，两人战斗境遇的不同，最重要的正如胡风所说：
“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各在领导下做工。”这里说的就是社会组织问
题。胡风知道：普天之下，已经变得无可逃遁的了。
正因为组织的无所不在，胡风才极力怂恿他的同伴在文化单位里占据一定的位置，“从
积极的意义上去争取”，以确保昨天的文学事业的延续。然而，愈是怂恿，愈见“反革命”
的“野心”；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胡风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共产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
据点，扩充‘实力’”的罪证，从而遭到加倍的打击。在组织中，权力是分配的，正如任务
是委派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组织更是如此，怎么可能容许存在“独立王国”，存在自外于
组织的文学使命和目标呢？全国的报纸、刊物、电台、剧院、出版社，统统进入了有组织的
网络，而成为党的喉舌和工具。这就是列宁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中国的具体实
践的产物。后来有人在翻译上闹小花样，把“文学”换成“出版物”，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的空气是强迫人的。”胡风是建国后第一个呼吸到这笼罩的空气
而感觉窒息的人。置身在“僵尸统治的文坛”，他说：
“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但健康的愿
望普遍存在，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地存在着。”
“但我们是，咳一声都有人来录音检查的。”
他要求具有创作天才的路翎“拿出东西去，从庸俗和虚伪中间来歌颂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斗
争”。但是，他和他的同伴们的许多作品，都得不到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他们劫余的通信，
至今仍然留有在这方面到处碰壁的失败记录。至于他个人，“一动笔就要挨骂”“不动笔也
，
要挨骂”。他说：
“现在才懂得了何其芳同志在文代会后说的话：不能给国统区作家有创作机
会。”他致信牛汉说：“现在有权者所要的是没有过程的战斗，无根的花，或者失心的声音。
那又何必写呢？当然，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如你所感到的，要我沉默！
”他通过痛苦的个人
体验，清醒地意识到：
“在一个罩子下面”“
，‘理论’问题仅仅是一个表现，这里面所要的是
一个对特定个人服从的军事服从的企图。”
“教条主义不过是一种表现，骨子里是恶毒的军阀
主义在统治着。或者说，在争取巩固统治权。”军事化管理与权力，是这里的“一大结”。
组织及组织化生活，是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物质基础。惟其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使运动
的空间在瞬息之内扩及全国，在时间上，使运动得以周期性地发生。从有名的运动到无名的
运动，几十年来，大小事件，均呈“运动效应”。这里的所谓群众性运动，与历史上出现的
真正的群众运动是有区别的。后者由广大群众自身利益所激发，因而带有一定的自发性质，
如巴黎公社；前者则是自上而下地，按照权力意志推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政治运
动中，把主义和思想教条化、教义化，从原来的经典意义的征引到后来的言必“最高指示”；
把阅读制度化、教义化，从有组织的学习发展到后来的“天天读”，还有祈祷般的“早请示，
晚汇报”，等等。于是，领袖及其思想被绝对权威化了。个人崇拜和信仰主义盛行。在某种
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现代宗教运动，而作为宗教运动是其来有自的。在宗教
运动中，除了“教主”的思想以外，根本不存在其他任何思想。所以，像遇罗克、张志新等
极个别富于独立思考的人，就不能不被当做“异教徒”被残酷处死。胡风所以对张志新表示
特殊的好感，而且一再提及，是可以理解的。著名宗教家威廉·詹姆斯在其著作《宗教经验
之种种》中说：“圣徒对极微末的对神的侮慢必须愤怒，神的敌人必须受耻辱。……圣徒的
脾气是道德的脾气，而道德的脾气往往是残忍的；它是党派的脾气，而党派的脾气是残忍的。”
对这种极其褊狭残忍的宗教情感，他称之为“奉神病状态”
。罗素也指出：
“历史上无论什么
时期，只要宗教信仰越狂热，对教条越迷信，残忍的行为就越猖狂，事态就变得越糟糕。”
当胡风的“问题”尚未发展成为“事件”以前，在文化界已经招致众多圣徒的谴责了。其时，
《文艺报》编辑向有关的知名人士征集批判胡风的文章，
“几乎都一致感到很气愤”
。真可谓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及至把胡风正式定为“反革命”而进行公开声讨，文艺界群众大
会那种神圣而盛大的愤怒，也便可以想见了。胡风“集团”事件，其实是“权势者”与“知
识者”合谋的产物。这是明明白白的。
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造神运动，同时也是造鬼运动。在运动中，一个或无数个“反面教
员”根据预设的目的给制造出来，然后采取公开“斗争大会”——相当于斯大林时代的“公
开审判”——的办法，不断施加压力，直到使之彻底孤立，投降屈服为止。这其间，也当辅
以其他手段，但惩罚手段是主要的。顾准在 6 日记中有一段关于反右斗争的记录，说：“大
开斗争会，既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了被斗者，也教育了斗争者，并从斗争与被斗争者中物色了
积极分子与骨干分子。于是有的人是经过恐怖达到了屈服，有的人方式不同一些，
‘自觉地’
成为积极分子，但总的说来，无非还是从恐怖到屈服而已。”群众斗争大会使人们长时期处
于被动员的状态，使斗争者在狂热中失去理智，使被斗争者愈来愈显孤立，抵抗力下降，以
致丧失信念，感到精神崩溃。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有一个“强化”理论：在“斯金纳箱”放置
强化物，通过奖赏，强化某种行为模式。与此相反，塞利的“系统性压力”理论通过实验证
明：对老鼠施加系列压力，结果出现“一般适应性症状”从惊恐反应阶段、抗拒阶段到衰竭
阶段。人是高贵的，却又是不堪折磨的。然而，群众性斗争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对人类同时
进行奖赏和惩罚的试验场。由于阶级斗争和群众专政已然成为公理，种种非人道行为也就成
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群众性运动的“天然合理性”使法律成为多余的屏风，良知和理
性遭到公然的践踏，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凶残、贪鄙、虚伪、嫉妒、阴险狡诈，被道德化、
正义化了，告密与诬陷成了时髦的勾当。真诚保持沉默，世界惟余一片附和的喧哗。
胡风“集团”事件就在这样一个文化生态环境中展开。这个环境，是不利于—个正直的
公民的生存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延安时期，工农兵被确定为革命的主体，建国后沿袭下来，
致使知识分子必然下降为附属的等级，可以随意处置的等级。“阶级论”被儒教化以后蜕变
为著名的“皮毛论”。知识分子中，除了技术知识分子可供调用外，人文知识分子基本上在
改造和打击之列。许多政治运动都是针对后者的，对此，敏感而脆弱的作家、艺术家特别容
易产生自卑感。庞大而严密的组织，则进一步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依据。制度化心理的一个重
要提示是：人是生而为集体的，不应当具有独立头脑的，必须听命于人的。在遭遇运动的压
力以后，自卑会迅速转化为恐惧与焦虑。存在主义者把这两种心理状态当做哲学范畴加以探
讨，是不为无因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指出，一个可怕的结果就是：“逃避自由” 胡风
的青年朋友，
“中国的杜勃罗留波夫”张中晓说：
“恐惧和畏罪，是中国道德实践的基础”其
实．这也是针对自由而发的。无论外在的自由还是内在的自由，一旦失去，就只有无条件服
从。中国几千年奴隶根性的养成，就因为权力者致力于培养恐惧，从天罗地网到不测之威。
近些年来，在讨论知识分子的时候，常常提及“人格”问题。人格的建树，除了土壤，
同精神气候如何大有关系。
“风号大树中天立”，这是罕有的。心理学家认为，焦虑作为一种
人格特质，在具有恐怖症状的焦虑状态中可以观察列人格的解体。所谓人格解体，就是自我
的丧失，独立性的丧失。1952 年，胡风的朋友，著名作家老舍发表《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
艺生命》一文，说：“现在，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的作品。”1955 年，著名
学者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中写道：“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
常惶悚。”胡风 30 年代的朋友冯雪峰，40 年代的朋友乔冠华，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与胡
风是比较接近的。到了后来，也都先后反过来批判胡风，疏远胡风了。这种人际间的变化，
是认识上的分道扬镳呢，还是出于自保的实际考虑呢？在“第二批材料”刚刚发布，而胡风
实际上已经被捕将近十天的时候，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会上，
郭沫若致开幕词，正式提出把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与会 700 多人报以热烈
掌声，并一致通过决议撤销胡风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其间，只有吕荧一人公开为胡风辩护，
但也立即招致会议一致的驳斥。这一幕，可以看做是中国知识分子作家群体的一次即兴表演，
自此以后，批判性大会迅速扩展至社会各界，已经是集体人格——“国民性”——的更大规
模的巡回演出了。
1979 年，胡风获释时，问儿子晓谷道：
“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机器？”由系统
控制所引起的恐怖是巨大的。爱因斯坦说：“人们应当明白，人的组织制度同人的心理状态
是相互影响的。”组织生活与群众斗争把个人抛向波涛掀天的大海，使之深感孤立无援，于
是始而被迫继而自愿服从集体，也即权威的支配。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判决》中叙述
一个关于权威的故事：父亲疑心儿子反叛他而判决儿子投河，儿子不敢违抗，死前还低声喊
道：
“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对于外部强加的意志不作抵抗，而是无条件
顺从，甚至本能地顺从，从行动到思想、感情，态度，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正是现代人
文化专制与传统文化专制不同的地方。
回顾建国后的第一个“文字冤狱”，曾经作为“胡风分子”过来的绿原说：
“历史已经粉
碎了那些鸵鸟式的幻想：无论胡风可能怎样反常，或者‘老实就范’，或者，‘装死躺下’，
他也一定逃不脱此后几十年来没有人逃得脱的大小劫难。”这是穿越炼狱之后的觉悟者言。
左拉与德雷福斯案件
贝尔纳 法国作家。本文选自贝尔纳《左拉》，郭太初译，上海译文
出版社，1992。标题为编者所加。
1894 年，左拉在意大利为《罗马》一书收集资料。后来又回到梅塘继续工作。同年 10
月 15 日，德雷福斯上尉被捕；12 月 22 日，他被判终生流放撒旦岛。
1894 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罗马．12 月 15 日前才回来。我在罗
马当然很少阅读法国报纸。这就是我对这个案件长时间处于无知和冷漠状态的原因。
1897 年，我从乡间回到了巴黎，有机会了解到了后来公之于世的事实和一些资料，我
的信念变得坚定了，不可动摇了，这时候我才开始热衷于这个案件。
案发之初，谁也不怀疑德雷福斯有罪：甚至日后成了他的积极辩护人的那些人，如克列孟梭
和饶勒斯，当时都激烈地攻击他。后来有消息在巴黎慢慢传开，认为德雷福斯可能是无辜的。
一位军官，皮卡尔中校，于 1896 年告诉上司，他确信艾思特哈茨是真正的叛徒，是向德国
提供清单的主谋。但是有人强迫他保持沉默，派他到北非去出差。国防部各办公室不打算推
翻前审。他们认为复核案件有损于军队的威望，有可能表明审理此案的方式有多么的武断。
如果左拉在巴黎生活的话，他或许会对当时在全城开始扩散的传闻十分敏感。但是他住
在梅塘，全神贯注地在写他的三部曲：他对德雷福斯案一无所知，或者至少可以说，他把这
个案件看做是一般的通敌案，并未予以过多的注意。
然而不安的情绪在增长。上议院副议长肖尔·凯斯特奈也产生了怀疑，他的正直是无可
非议的，他是一个受人普遍尊敬的人。要强制他像职业军官那样缄口不语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这一场方兴未艾的斗争中，他投入了自己全部的道德信誉。此外，德雷福斯给家里人写的
信也开始为人了解，这些信言真情切，动人心弦。他被关在撒旦岛的一间牢房里，有 12 个
人日夜看守着，他不停地、顽强地鸣冤叫屈，使一些有良心的人深感不安。最后，贝尔纳·拉
扎尔也参加到激烈的斗争中来了，他公开地向舆论发出了危险的警报。从此以后，正如左拉
后来写的那样，“真理在前进，任何东西也不能阻挡它的步伐”了。然而，当时左拉还没有
受到这股正义激情的感染，后来渐渐地，整个法国都燃起了正义之火。
只是到了 1897 年底，他到巴黎的寓所过冬的时候，才看到了一些资料，比较清楚地了
解了事实。自从他从事创作 30 多年来，他第一次看出了行动的理由超越了他创作的热情；
因为重要的是，必须揭露在全国人民面前犯下的罪行。
在左拉身上，犹豫不决的时间总是十分短暂的。当他明白某一行为是正义的、必要的的
时候，他就会立即付诸实现。在他身上，思想和行动之间不存在距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