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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水和土地的利用都有不同的限度，其中许多以成本上升和收益下降的形式，而不是以
资源基础的突然丧失的形式表现出来。知识的累积和技术的开发会加强资源基础的负荷能
力，但是最终的限度是有的，可持续性要求，在达到这些限度之前的长时期里，全世界必须
保证公平地分配有限的资源和调整技术上的努力方向以减轻压力。
很明显，经济增长和发展涉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各地区每种生态系统不能完整无缺
地加以保护。如果对开发已经作了规划并考虑到了对土壤流失速度、水域和遗传损失的影响
的话，耗竭流域中的某一部分的森林，并扩大到一些地方，那不是一件坏事。总而言之，像
森林和鱼类这样的可再生资源，除非利用率是在再生和自然增长的限度内，否则不应耗竭。
但是多数可再生资源只是复杂的和互相联结起来的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考虑了开发
对整个系统的影响之后，必须确定最高的可持续产量。
至于像矿物燃料和矿物这样的不可再生资源，对它们的利用则减少了供子孙后代将来利
用的储存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利用这种资源。总的来说，耗竭的速率应考虑那种资源
的临界性，可将耗竭减少至最小程度的技术的可利用性和可得到的替代物的可能性。土地不
应退化到超过合理恢复的能力。对矿物燃料来说，其耗竭的速度以及对其再循环和节省的强
调都应制定标准，以确保得到可接受的替代物之前，资源不会枯竭。可持续发展要求，不可
再生资源耗竭的速率应尽可能少地妨碍将来的选择。
发展趋向于使生态系统简化和减少物种的多样性。而物种一旦灭绝，它们就不可再生。
动植物物种的丧失会大大地限制后代人的选择机会，所以可持续发展要求保护动植物物种。
所谓的免费物质（如大气和水）也是资源。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和能源只有部分地被转换
为有用的产品，其余部分则成为废弃物。可持续发展要求：为了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要
把对大气质量、水和其他自然因素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
实质上，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源的开发、投资的方向、技术
开发方向和机构的变化都是互相协调的，并增强目前和将来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愿望的潜力。
编者旁白
“科学”这一外来词，自它于上世纪初登陆中国，被“五四”先驱陈独秀尊称为“赛先
生”以来，迄今已近百年。不能想像，若无“科学”，近百年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将会怎
样？
假如 1905 年，那个叫爱因斯坦的苏黎世工业大学毕业生，安心于当小公务员，而不曾
发现物质深层结构中的“质能转换公式”，那么，可以相信，人类对物质构成的理解仍将滞
留于牛顿的力学视野，也就很难在 40 年后制造出原子弹。同理，假如 1945 年，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不是以广岛上空的蘑菇云为最后一幕，那么，还真不知故国山河何日才能彻底挣脱日
寇的铁蹄。此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竖看国史，偌大中原遭外族蹂躏，逼迫朝廷南渡，故土父
老泪眼欲枯，而王师北定却混茫无期，已非一例。
“科学”当是人类智慧结晶，却又反过来要重编人间秩序，重写人类史。是的，
“科学”
不涉及人的终极关怀（克尔凯戈尔说望远镜无助于限定灵魂），但大凡对人类命运有深切责任
感的科学家，却又无时不在忧思何以才能让“科学”和平地造福人类——我们所以要永远记
住海森堡、波恩等这些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巨子，以及前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的不朽
姓名，不仅因为他们作为专家在高能物理学方面的学术发现与技术开发，堪称当年科学史之
最；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世界级大师同时不失赤子之心即良知，故海森堡会在广岛核爆之
日便痛悔高科技所应负的伦理使命，故萨哈罗夫即使面对克里姆林宫的绝对权威，仍敢屡屡
站出来说真话，哪怕因此失却荣华富贵与人身自由。
编者所以格外敏感科学家的道义责任，是因为深受“科学”演化之影响的当代人类，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痛感“科学”本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激励人类征服自然的雄心且倾情享
用高科技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之余，人类未必有足够的清醒与能耐，足以防范高科技因无
知或不慎而铸成的全球性灾难。更毋庸说某些无心肝的“科学狂人”，从未放弃——将人类
命运当做化学粉末置于试管，去经历魔火的焚烧——这类邪念。
科学需要学识，更需要良知。或许对科学家来说，良知是比专业学识、技能更高一层次
的人生智慧。惟其如此，科学在权衡它与人类命运的关系时，才不再有“傲慢与偏见”，相
反它将变得成熟，既积极进取、探索，又谦恭、审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切忌轻举妄动，
将妖魔从“潘多拉盒子”中放出来后，再也收不回。
可以说，现代科学伦理学是发轫于 20 世纪高科技开发对地球生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致使诸多珍稀物种灭绝。由此联想到 21 世纪“克隆”技术作为全球性“生命基因科学”之
前沿，若稍不慎，又将给人类带来什么呢？假如说，上世纪高科技开发之不慎，是以破坏人
的外部自然为代价的，亡羊补牢，已属艰巨；那么，新世纪高科技开发若再不慎，人类怕已
承担不起如此昂贵之代价了：因为它将在“生命基因”层面伤害人的自身自然，而人体基因
之自然变异本是以数十万年为演化周期的，一旦闪失，再悔晚矣。
（夏中义）
纯科学与应用科学
戈兰
美国自然科学家。本文选自莫里斯·戈兰《科
学与反科学》
，王德禄、王鲁平等译，北京．中
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有删节。
物理学家赖德诺尔（Louis Ridenour）在 1947 年 8 月号的《原子科学家通报》中写道：
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大的州立大学的很有才能的带光谱学家。他对氮元素的带光
谱特别感兴趣。他曾经对我说：“每当州立法代表来访问我，我总是告诉他们，我要造
出更好的肥料。”的确如此，肥料中的氮和人的知识都是一种力量。可以想像我的朋友
对于氮的带光谱的探索或许有一天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氮工业。但是，毋庸
置疑的是他的兴趣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光谱学。
所谓纯科学家，并不总是试图把他们的实际活动合理化或确定化。只是人们日益接受把
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分开的神话，他们才试图加以说明。从近代科学起源到最近，科学和它的
应用之间的区别，即便被承认，也很有限。一个课题的先驱者总是积极地从事这一课题的所
有方面的工作。
在第三章中提到了一个不实际的米利都人泰勒斯，当他垄断榨油橄榄市场时却成了一个
讲实际的人。达·芬奇既因他设计的机械仪器而闻名，又因他在纯理论方面所做的努力而闻
名。假设哥白尼是为他的教会对于有效的日历的关心所激励，是有道理的。当他给那些为保
卫城堡而与条顿族爵士战斗的人们提供食物时，第一次发明了涂奶油面包。历史学家小林
恩·怀特（Lynn White Jr。）在加州大学出版社 1966 年出版的《伽利略再评价》一书中说：
“在伽利略的早期生涯中——至少到他利用望远镜获得重大发现的 1609 年——他的周围及
他的兴趣主要是技术方面的。”即使像伽利略这样著名的人物对实际问题也很有兴趣。就在
他去世之前，他还提出了一个在海上测量经度的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法，参加荷兰国会的
科研征文竞赛。由于液压原理而为大学学生所了解的帕斯卡，造出了第一台计算仪器。和牛
顿同时代的伟大的德国人莱布尼兹说：“在我看来，真正的科学的价值，甚至其标志，是在
于从中得出有用的发明。
”
20 世纪许多伟大的纯科学家仍然对应用科学保持有一种兴趣，有时在这一方面还会做
出一些贡献。核物理学之父卢瑟福在其早期生涯中设计过一个测量振动的仪器。他对他未来
的妻子说：
“我希望得到至少 50 镑酬金。”F．哈伯，这位固氮方法的发明者，在技术方面取
得许多成就。甚至抽象和不实际的典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曾经考虑过为一个冷冻机申请
专利。
随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出现，人们开始尝试对纯科学与应用科学进行区分。自然科学
家不再可能插手各种各样的探索，而不得不安心于专业的某一分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能够
写生物学和物理学的书，而 19 世纪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恩斯特·马赫却只能写物理学尤其是
力学方面的书。20 世纪的劳动分工带来更多的限制，以致在物理这一范围内的科学家不得
不被分为固体物理、弱相互作用或其他许多专业。另一种相似的区分是假想的实际工作和远
离应用的工作：纯科学和应用科学诞生了。
在科学界各种专家都把他们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或另一个科学专业作为基本的和重要的，
而把其他专业看做低一个层次的。有时，分类被善意地嘲笑，但它也能在有机化学家和无机
化学家之间或生理学家和分类学家之间爆发严重的冲突。在那些应用科学和所谓的纯科学之
间的情形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仍处于微妙的起伏之中。基金不再对两个方面都提供。技术过
剩造成了更多的敌人而不是朋友。纯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差别正在被寻找出来并传播开来。
1879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罗兰德（Henry A．Rowland）说：
“他使原来只能生长单子叶
植物的地方生长出双子叶植物，所以他或许是社会的有功之臣。他在一片混沌之中发现了这
种生长规律，所以他也是智力上的优秀者，是社会和知识两方面的伟大功臣。”这种概念由
于提供所谓纯科学而或多或少被推进。例如化学家、前总统科学顾问基斯塔科夫斯基写道：
应该严格限定研究任务，不断强调这一点是有价值的，但是，靠其自身不足以、
也不能够发展真正的新思想和新原理，每一个实际工作最终都将发现自身依赖于这些
新思想和新原理。如果社会风气和支持机构不是这样鼓励迅速、有效地对新思想进行
自由探索，我们的技术将会夭折；这是因为缺乏新的、非直接的基础研究的结果，将
导致应用工作将越来越多地局限于代价更高地琢磨和利用旧的思想。
并不是所有无私的评论员都同意这个观点。1965 年，国家科学院发布了一个《基础研
究和全国目标》的报告，其中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逊（HarryC．Johnson）写了题为“联
邦对基础研究的支持”的一章。他写道：“为了给政府的资助找到根据，必须证明基础研究
能产生一种超越其花费的社会报酬并证明偿还任何类型的资源投资后仍有剩余。 他总结道，
”
要得到根据还缺乏信息。……
正像纯科学有其推动者一样，应用科学也有它的支持者。贝尔电话公司实验室的工程师
H．博德（Henrik Bode）的观点就是证明。他主张：
与技术受惠于科学相比，科学更多地受惠于技术……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依赖
于早已存在的发达的眼镜片制造业。磁极作为经验事实为人们所了解，早在 18 和 19
世纪物理学家开始研究这一现象之前的许多世纪就已经用于航海家的罗盘上。而瓦特
蒸汽机是没有借助卡诺循环或焦耳定律发明出来的。
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商务部科技助理的工程师 J．H．霍洛曼（J．Herbert Holloman）在
华盛顿大学讲演时，以相同的语气说：“新技术是来自旧技术，而不是来自科学。”
关于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相对价值和相互关系的争论几乎完全有利于技术。1963 年国
防部选出 20 种关键武器进行分析，看是否存在一种 1945 年以来提出的原始的科学理论构成
每一种武器的基础。在《总结计划的首次报告》（1966 年 6 月 30 日）中得出结论是：
“在我
们所研究的系统中，从最近的科学非直接联系中所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少的。”他们承认“如
果没有 30 年代存在的物理科学的一些学科——经典力学、量子力学、相对论、热力学、光
学、电磁理论和数学——我们的应用科学一门也不会存在，而只有一部分技术事件可能会出
现。”纯科学家所起的作用正如所期望的那样。他们对在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下伊利诺技术学
院所提交的报告《技术回顾和科学中的关键事件》较为满意。此材料描述了与 5 个重要技术
创新有关的早期进行的研究，当时人们极少想到或者说根本没有想到它们后来的实际用处。
1973 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表了一份巴特勒·哥伦布（BatelleColumbus）实验室写的报
告《科学和技术在创新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一些案例研究》。其中研究了口服避孕药、磁化
铁、录像带（也是 1969 年伊利诺州技术论文的一个主题）、电子心脏起博器、电子摄像、进
出口经济分析和有机磷杀虫剂。这些成就来自过去的基本知识，有些可追溯到 1790 年以前。
他们也强调了作为创新主力的“技术促进者”面对着困难和失败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再就是
1973 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人文系发表了一份进行了两年研究的结果，指出：
“来自科学活动
的信息对创新是重要的。
”研究者选择了一组 30 项先进技术，追溯了其思想的来源。
然而，其趋势倾向于支持工程和技术。1967 年，国家科学院发布了一份题为“应以前未
曾料到的。到了 1970 年，国家科学院有 870 位会员，国家工程科学院已经增到 327 位会员。
美国总统约翰逊用这样的话谈到了对应用科学的推动：“大部分基础研究已经完成了。
我在好几年中曾给这些领域多次拨款。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在把我们的知识应用于确定
目标方面所做的工作等于零。”1971 年，被任命为原子能委员会领导的经济学家施莱辛格
（James R．Schlesinger）用另一种方式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说：“在实验室内有一种风气，
一个研究者，若不想完成指定的任务，就可甩手不干——这就是十足的自由探索精神。是的，
我们不能毫无顾虑地让研究者这样下去。”
1956～1964 年期间，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主要是对军事）的资助每年增长 29％；1964
—1969 年期间每年增长率只有 9％。1968 年的国家科学基金修正法案（公共法 90—407）指
定，国家科学基金更多地要用于应用研究。后来，曼斯菲尔德的国防部拨款修正案禁止将钱
拨给与军事任务无关的研究。自从总统科学顾问这一官职设立后，1970 年第一次由一个技
术专家出任总统科学顾问。
基础研究的堡垒是国家科学基金会，它在慢慢地扩大对应用研究的资助。现在它将其
10％以上的预算用于这一目的。1969 年，它发起了一个称为“与社会问题有关的跨学科研
究”的项目。不久，这个项目的名字改成“应用于国家需要的研究”，并且这个项目被分成
了四个部分：先进技术的应用；环境系统和资源；社会系统和人类资源；发展研究和问题估
价。
所有的先进国家的情形都是相同的。在英国的原子能研究机构——哈威尔，一般的工业
研究是根据合同进行的。国家的科学研究委员会（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67—1968
年的报告中指出：“委员会知道多数科学家致力于基础研究更有利，但是能够提供的人数是
有限的，对于国家繁荣来说最根本的是，大部分人，尤其是大部分有能力的人，应该把自己
的才智应用于解决国家的工业问题。
”
1968 年，在一次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上，有人倡议科学院应该开展一些应用研究的计
划。在以色列，纯科学家正在帮助国家发展工业，三个最老的学术研究机构已经建立了工业
中心。甚至古代文明的分析也要借用重要的应用科学。据汤普森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