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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无成，反而虚妄有害。《古尊宿语录》中记载：
“马祖（道一）居南岳传法院，独处一庵，惟习坐禅，凡有来访者都不顾……（师）一日将砖于庵前磨。马祖亦不顾，时既久，乃问曰：‘干什么？’师云：‘磨作镜。’马祖云：‘磨砖岂能成镜？’师云：‘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
经此点化，马祖顿然而悟。这个故事，正体现了禅宗“任随自然”的世界马。如果违背自然，强心成佛，就会象“磨砖作镜”一样疾呆无成。
在禅宗里，与“无为”相对的“有为”称作“有修之修”，是生灭法，即有生有灭的，因此修成还废。如果想与万物为侣，与天地同道，就要进行“无修之修”。这种“无修之修”其实和庄子哲学的“自然无为”同出一辙。云门和尚说：“终日说事，未曾道着一字；终日着衣吃饭，未曾触着一粒米，挂着一缕丝。”（《古尊宿语录》卷十五）这也是讲禅家以无为之法而达到“随缘而不变”的道理。只要“任运随缘”，虽处于俗世，最终不为世相所染。
总之，只要深谙“任运无为”的法理，“了此天真自然，不断不修，任运自在，为名解脱。”（马祖语）。当然，比起庄子的“自然无为”，禅宗的“任运随缘”更加放任不拘，最富有怪诞意味的要数德山宣监和临济义玄这两位禅师。
德山宣监曾公然对弟子说：
“诸子，莫向别处求觅，及至达磨小碧眼胡僧到此来，也只是教你无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磐涅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
接着，这位和尚又放言，“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粪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磐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薄；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墓鬼，自救得了么？”其实，这些渎神亵圣之语的核心之处，也就是诱导弟子们不要被陈规陋矩所扰，而要任其自然，以获得心悟。
临济义玄更是直口快心，无忌无惧，他言道：“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始得自在。”禅宗大师的这种“逢着便杀”也正是要打破一切反自然的桎梏，而“不与物拘，始得自在”之语同庄子的“淡然无极”、“虚静恬淡”几乎是同出一辙。经过分析可见，禅宗的“任运随缘”在艺术哲学的角度上讲要比庄子的“自然无为”更有着深刻的内涵。
道之无限与心能作佛
庄子哲学与禅宗均追求无限，即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纵观《庄子》一书。对无限的赞美不胜枚举。他所赞扬的“大鹏” “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他所赞叹的“神人”，能够“乘云气，御飞龙，神游乎四海之外”，而且，神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级。”（《逍遥游》）就是在庄子著作的字里行间里，也可见出其文气势恢宏，如光电狂风，上击九霄，下抨六级，汪洋姿肆，字里行间无不透出“道之无限”的庞宏。
禅宗的“心”也是包容一切的无限理念。《宗镜录》上讲，“心能作佛，心作众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狱。”言及了“心”的博伟与无限，与此相类的，还有“三界之中，以心为主，能观心者，究竟解脱，不能观者，永处缠缚。”（《心地观经》）：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也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般若品》）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言及了“心”的广大与无限。
“道”与“心”在哲学上大概都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但是，它想所追求的“无限”，在扬弃其中唯心主义的虚幻之后，我们可见出许多积极闪光的东西。这是因为，二者都充分肯定了人在无限的宇宙方面是自由的，肯定了人可以有等同于无限宇宙的力量。庄禅对无限的追求为后世的人格超越提供了积极的范例。
齐死生的洒脱与离境无生灭的放达
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对生死问题做过最细致详尽探究的，就是庄子。他认为，死生皆为变化之自然，“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因此，生不必悦，死也不必恶。同时，庄子在生死问题上还表现出极其潇洒安然的风神：“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生乃气； 如赘疣，并无可乐；死为气散，恰似决溃，亦不必哀。这种对于生死的达观，是庄子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庄子》一书的外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天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上述故事真伪何如，不得而知，但它确实反应出庄子及其后学的生死观，他们把生死与春夏秋冬四时行作等同相待。当然，这种看法也含有否定生命价值的因素，剔除这一消极成分，我们可见出这种思想包含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几千年前庄子就已把生死视为自然的变化。这确实令人赞叹不已。
在生死方面，禅宗比庄子更远走一步，慧能大师最有名的一首偈句“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坛经·行由品》）既是生死泯界的另一种陈述。既然“本来无一物”，生死又何异哉！这种思想，在后代礼禅的待人伤口中也屡有透露，例如苏轼和其弟子由在渑池怀旧之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诗中寓理成趣，显示了生死聚散无由无根之理。这些都表明，禅宗不仅象庄子那样对生死问题抱达观态度，而且进一步地声称已“悟透”生死。
恍恍惚惚与以手点空――庄禅的神秘主义
庄子哲学中深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是显而易见的。《齐物论》中，有这样的记述：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之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也？周与蝴蝶则必有分也。此之谓物化。”
这种身与物化，物我一体的境界，正是庄子神秘主义的一个形象体现，它显示出庄子哲学不仅仅单从物的属性上去寻找人生真谛，而是从我与物的精神联系上去探索，视人生为一种极其高奥深远的境界。这种“庄生晓梦为蝴蝶”的“恍恍惚惚”为后世文学的“意境”范畴奠定了根本。
另外，庄子哲学中的本根――“道”，也是没有“形色声名”、“不可言传”的神秘之物。“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知之哉！”（《庄子·天道》）在《知北游》中，庄子又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总之，庄子哲学有关“道”的神秘主义阐释，是和他们从大自然的生命中所体验到的一种自由无拘的精神境界有紧密关连。这种“道”的神秘同“心斋”、“坐忘”等等神秘的感知同为庄子哲学的深幽奥奇之境。
无独有偶，禅宗也以其神秘主义而闻名于世。
元和年间，当有人向江西信州鹅湖大义禅师问及“如何是禅”时，大师仅“以手点空”，以示犹然。至于禅的立宗基础和体验方法，更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禅宗源起的传说，本身就带有极其浓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据传，佛祖在一次灵山大会上，手拈一枝金婆罗花以示徒众。当时，众人皆默然不知所为，惟大迦叶尊者点首微笑。佛祖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并向迦叶付之一偈，“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天。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见《传灯录》、《传法正宗记》）。这就是禅宗“拈花微笑”公案的由来。在这拈花微笑，心心相悟的神秘气氛中，迦叶尊者就成为禅宗之祖。
临济宗的“四宾主”，“四照用”等宣教方式，也体现了禅宗在认识论方面的神秘主义。其中，达到“主看主”――即问答双方都已达悟的神秘境界，为参禅之最高妙处。至于禅宗各派在“参话头”中的神秘玄理，则不胜枚举。
曹洞宗的宏智正觉禅师在《坐禅箴》中，也把禅意说得神秘玄妙；
“佛佛要机，祖祖机要，不触事而知，不对缘而照，不触事而知，其知自微，不对缘而照，其照自妙。其知自微，曾无分别之思，其知无偶而奇，曾无毫忽之兆，其照无取而了。水清彻底兮，鱼行迟迟；空阔莫涯兮，鸟飞杳杳。”
由此，可见禅意的神而又妙之处。从艺术哲学的视点观察，禅宗的神秘主义也正体现了艺术心理玄奥的特质，这对于艺术探索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在对庄禅的相同之处作了一番比较分析之后，接下来，再谈谈二者之间的相异之点。
在讨论庄禅的相同点时，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二者在生死问题上的洒脱与达观。但是，它们在生死观方面也存有非常明显的歧异。
庄子认为“万物一序，死生同状。”（《天地》）。“生也，死之徙；死也，生之死。”（《知北游》）。他同时大言：“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表面上看，庄子把生死等一，并有飘然出世之姿。实际上，庄子仍执着于生死，并从内心深处发出“死生亦大矣”的狂野呼声。他的“游心”、“坐忘”、“心斋”等等，都不是真的把此世当作虚幻的蜃景而锐意追求出世“逍遥”，他的目的是要超越此世，把个体精神提高到与宇宙并生的人格高度，以求“物物而不为物所物。”庄子对生命充满了深沉的热爱与无比的眷恋，只是其心灵之上笼罩着一层感伤而神秘的纱帘。
至于禅宗，他们自称已完全悟透生死。他们认为，真实的存在只在刹间的心灵感觉这中，视物我皆虚。因此，庄子哲学中的“超越”在他们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既然“本来无一物”，又从何谈起“超越”呢。禅宗不重也不轻生，一切顺其自然，禅宗也不象庄子那样以相对主义的理论阐释生死观，而是以生活中的琐细实相来参论生死。禅宗一心追求的，只是心灵瞬间的顿悟。
另一方面，庄子哲学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对“真人”、“神人”、“圣人”的倾慕与欣羡，体现了一种对崇高人格的追求心理。而在禅宗那里，却是“佛也无，祖也无”，连渡江传道的达磨禅师也是个“老臊胡”，一切皆虚，根本无神圣仙灵可言，更无此世彼世之分，一切皆存于“心悟”之中。这，也是庄禅二者比较明显的不同之处。
18。生活在现在&“流行文化”的误区
生活在现在
“现在”是个很明晰很简单的时间概念。但是，茫茫人海之中，又能有几个人是真正生活在“现在”之中呢。寥寥无几。大致讲来，世上分为两种人：一种人生活在“过去”，所谓的“悲观主义者”大抵属于活在“过去”的人；另一种人生活在“未来”，这一种人生活态度较前者积极得多，大多数自称为“乐观主义者”。生活在过去的人多留恋当时并不觉得多美好的往昔，时过境迁之后，由于“现在”每每不如意，因此便总是回首从前来时路。生活在将来的人属于另一种自欺类型，他们总是沉迷在对“将来”美好景象的憧憬之中，任凭“现在”流逝，“明天”对他们是个最常用的“词汇”，但他们的“明天”总是步步推迟，似乎永远也不会来临。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得好，“最伟大的智慧，就在于充分地享用现在，并把这种享用变为人生的目的。”信哉斯言！“现在”在每一瞬间不知不觉地流逝，不是梦幻，胜似梦幻，然而如果从一种超然物外的高度辩析“过去”和“将来”，人们可以真正地把握“现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再美好的追忆只徒增伤怀而已；而将来又是不可预知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果依据霍金的“黑洞”理论，我们的星球总有一天会消失在杳不可测的幽暗之中，“将来”的意念因此更令人黯然。只有“现在”是最实的，当你谈到这段文字时你掐一下自己的胳膊，这种感觉能帮助你从基础上了解“现在”的含义。
古往今来，无数贤者睿士，都为“现在”这个时间观念苦恼，真正达观地看待“现在”的并不是很多。李太白放言“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看似不管过去未来只注重现在，实则是失意后的强自宽解而已。他内心真正的忧思仍是执着于“过去”与“未来”之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今日之日”（现在）仍是烦忧不堪，何谈生活的享受。而“庄生晓梦迷蝴蝶”的寓言更是说明了连象庄子这样近乎圣人的大哲学家也仍挣不脱“生前谁是我，生后我是谁”这样“过去”与“将来”的迷扰之中。
真正能享受“现在”的关键在于相互的心灵和超人一等的智慧，以及面对“向死而生”这一重大人生哲学例题的无比勇气。“浪花有意千堆雪，桃李无言万队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词人李煜欣羡的渔父就是能真正享受“现在”的寥寥者之一。素朴的生活和恬然的人生境界使“现在”变得如此生意盎然。此外，历史上还有两个出身知识分子的伟人在生死之际最能表现出他们对“现在”的真正洞悉。一位是明末抗清义士张煌言，在慷慨赴死之际，遥望杭州四周景致，畅然叹曰：“好山色！”另一位是瞿秋白烈士，这位伟大的诗人临刑前饮酒自若，漫步潇洒，至一佳处，从容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谢谢。——这生死之际的豁达，如果不是洞悉“现在”的本真，根本无法做到。
生活在“现在”，把握人生的乐趣，并非是及时行乐式的肤浅思想。“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明月几当头。”南明的弘光帝就是这种浅薄小人，其后伏地受戮于清兵，战战兢兢，无丝毫天子气象。“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李贺此番言语也不是真潇洒，而是个贫弱书生穷困坎 之际的悲鸣而已。
“最不足道的‘现在’，比最显赫的过去都具有现实性之优越。”（叔本华）能真正地把握住抓住了幸福的钥匙，并且能进一步迈向快乐纯真生活的彼岸。
“流行文化”的误区
“我心似明月，碧潭清胶洁。无物堪比伦，让我如何说。”
每当失眠之时，辗转反侧于床上，我心里总是无数遍诵背寒山和尚的禅诗来催眠自己。此种催眠法比数羊要有用得多。也曾试过数羊，一直数到一万八千多只，由于我天生形象思维活跃，每只羊都在我想象的脑海中鱼贯而人，每只羊都有个性，每只羊的蹄角都不尽相同，跳然间忽然数漏了一只，轰地一声我的脑仁儿会因焦虑变得火烫，整夜惦记那只小羊的下落，失眠更加严重。从彼时起，我就决然摒弃数羊催眠法。想一想伟大的寒山和尚禅诗的意境：明月一般透明的心，在一望见底的潭水间幽幽洗灌一一此情此景，无可比拟，寒山和尚都言不可说，我等俗辈更是恍然惚然，如堕五里云雾，不一会就昏然睡去，安躺于那禅境百分百的混沌之中……
近来令我闷肠百结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原因是晚间播放的那些胡编乱造的电视剧。我毕竟是俗人一个，不能（象法兰西知识分子那样对电视节日一概不看。每每打开电视，扑面而来的电视剧之怪力乱神令人瞠目：《吕布与绍禅》，乍见剧名本来挺兴奋，陈寿《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均有两位英雄美人的大好戏肉，无论是《曹瞒传》还是《英雄记》，自晋朝起就流传着“时人语”：“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白盔白甲美少年，虽然“狼子野心，诚难久养”、“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