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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不时组织隆重的欢送仪式，用以激励更多的后来者——
1943年10月21日，上万名从本州的大学和学院应征入伍的学生聚集在东京明治体育场，参加“二战”中日本规模最大的一次送行会。时任首相并兼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等一班阁员都出现在检阅台上。在整整三个小时里，在一片如丝的冰冷雨水中，3。5万名年轻人肩头扛着步枪，一直保持着立正的姿势。在他们周围是6。5万名神情肃穆的送行者，其中有中学生，女子大学的学生，以及他们的亲友。
东条英机发表了题为《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的演讲。
东京帝国大学的一名叫江桥慎四郎的学生，代表新兵发言。他略有伤感却又充满自信力的声音，立即通过电台传遍了列岛的无数会场：“当我们拿起枪和刺刀，开始履行我们打垮顽敌的光荣使命时，我们当然就没有打算生还。我相信，你们这些留在后方的学生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跟着我们的脚步，踩过我们的尸体，向着大东亚战争的胜利进军。”
大会结束后，整个东京仿佛一下寂静下来。只听见新兵们一阵阵如雷的脚步声穿过街道，向皇宫广场进发。他们在那里向着皇宫三呼“万岁”后，便决然地走向了战场。
据战后统计，这批大学生新兵中，仅作为“神风”敢死队的队员而死去的，就有650人。
民间自发的送行，可能更让应征者心绪翻涌，铭记终生——
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事件爆发。8月26日早晨七点，家住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时年25岁的东史郎接到了征召令。命令上写明他已编入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该联队即将出发去中国战场。
次日，他即住进设在一家旅馆的新兵报到点。他的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他告别，他们在旅馆楼上相见。母亲很冷静，重一也很冷静。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
接着，她送给儿子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东史郎“觉得母亲特别伟大”，他当即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
日本人民（2）
9月5日晚7点，第20联队出发了。上等兵东史郎一路在车站、码头看到——
从列车的所有窗口伸出来的头和手，从月台的护拦伸出的像森林般密集的脑袋、胸脯、手臂，像波浪一样起伏。他们的手像是被风吹动一样，不停地上下挥舞，画着一个个圈圈……他们的嘴吐出像怒涛般激烈的爱情和热忱。
在爱情、离别、激励、怜爱等诸多感情高昂交织之中，列车驶出了站台，把人们激昂的“万岁”欢呼声丢在了后边。
沿途，无论是凌晨一点还是两点，人们络绎不绝，点燃红红的充满赤诚的篝火，等着列车通过的那短暂的瞬间。他们在铁路边点燃篝火，为的是向他们的战士送去欢腾的激励……
被挡在防波堤栅栏外的送行的人，一经允许，就一窝蜂朝船边拥过来。卖带子的人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红蓝白三色相间的带子由下面抛向上面，无数条色彩鲜艳的彩带随风摇曳——联系着士兵和送行的人……（《东史郎日记》）
东史郎的日记里提到的是“卖带子”，但给士兵们的带子肯定是送的。此带叫“千针带”，即由一名妇女请街上的1000个行人在一块布上每人缝上一针，线可以是单纯的红色，白色，也可以是相间有序的杂色。然后将其送给前线的士兵，以此表达日本妇女满腔的挂念。空军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也收到了一个“千针带”，他写道：“没有哪个日本飞行员相信这种传统的护身符能避开子弹”，但因这是自己的未婚妻和表姐妹久久地“伫立在寒风的街头”而请求来的大众的祝福，“我当然会戴上它……而且，我把它绑在我的心口上。”
“千针带”是当时最受士兵们欢迎的一种护身符。此外，还有妇女请路人们在一面小的太阳旗上写上一两句祝福的话，在中国战场上曾有许多士兵在口袋里装过它。
祈祷入伍者平安归来的另一类普遍做法是，当时在许多家庭，家人们在每餐吃饭时都会给前者留出一个位子。这一心照不宣的做法，是在强调在前线的亲人是这个家庭生命线上牢不可破的一员。
然而，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他们与在前线的亲人间的联系是十分脆弱的。要么，从来没有任何信件；要么，就是通信突然中断，此后开始了自我安慰自我恐惧自我折磨的漫长等待。这一等待，一般最后为军方信使的到来而打破，信使的声音因为几十次、上百次地重复而显得程式化了，如同一份不可能再简约的电报稿——
请您务必感到宽慰，因为您的儿子是为天皇陛下而牺牲的。在此，谨向英雄的亡灵致以我们最深切的哀悼。
不少母亲面对信使的报丧，她们一向平静、坚忍的面容，一下为之天塌地陷，风云变色。
更多的母亲，却在这一瞬间，确信阵亡亲人的灵魂已被送去了列岛的哪个神社里，当然最好是东京的靖国神社。在那里，儿子的名字将被刻在大理石或汉白玉的碑上，置于每年春天必会盛开的樱花林中……
东史郎没有战死，若真在中国掉脑袋了，他的母亲大概会是这样的母亲。
前文提到的相川孝昭先生，给历史留下了一位这样的日本母亲形象。母亲的儿子也曾是他的学生——一名信使刚报称死亡的海军飞行员。就在信使离开一会儿后：
她突然间走进我家的院子，看见她灿烂的微笑，我以为她得到什么好消息了。站在翻过土的地面上，她开始用一种很普通的方式谈起天气，限量供应和人际交往什么的，突然，她冒出一句；“我儿子光荣地为国家而死了。”
我被这句突如其来的话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凝视着她的脸，还是那么平静。然后，她的眼中闪着一丝奇异明亮的光，说道：“相川先生，你认为我儿子至少应该击落了一架敌机，不是吗？”然后，这奇异的光芒再也没有出现，她又恢复成了一个温柔的日本母亲，带着那种显著的微笑，这种微笑永远挂在她们的唇间，即使在至爱的人死去的时候也不会消失……
——（转引自 ＇美＇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唐奇芳 译 《疯狂的岛国》）
战死的显赫人物，如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他的骨灰是由一辆炮车运往东京的日比谷公园，在那里为他的国葬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帐篷。一般的士兵，一旦战死，其骨灰也会被送回家乡，决不会尸横异邦。只是在临近战争失败，军方发现要将阵亡者的骨灰运回本土变得越来越困难，才在某些地方通过街道组织发布如下大意的声明：奉劝那些即将前往前线士兵的家人保留其头发或者指甲，以防在他光荣殉国后什么都没有留下。但在很长时间里，在整个列岛，骨灰回家已经成了一个不是仪式的仪式，一道不是风景的风景——
没有军阶之分，像山本五十六的那个盒子一样，阵亡者的骨灰均被置于一个小小的白色木盒里。在上下船只或火车时，运送者就在脖子上扎一块白粗布来支撑骨灰盒。如果运送者过去从来都是坐二等舱旅行，那么这一回，他就以绝不坐一等舱来表示对死者的尊敬。
骨灰送达死者家庭时，死者生前的亲友和邻居们都会前来吊唁。如果是几个骨灰盒同时送回来，就会举行一个联合的葬礼。家人用黑色的带子绕遗照一圈，再放在当地寺庙的祭台上，前面摆上水果一类的供品，最后燃点并供奉上香。当骨灰被安葬在神道教的墓地里以后，在家人们的心里，死去的亲人与自己不但有着阴阳之隔，还有着神人之隔。
日本人民（3）
在首都东京，随着战争的死亡人数不可遏止地增加，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失去亲人的平民来靖国神社祈祷。即便是下雨天，哀悼者们也跪在神社外面，放眼望去，皆是一片无边的杂色的雨篷……靖国神社成了东京闹市里一个最为静谧的地方。有轨电车经过它的大门时都会减缓车速，行人们则停下脚步，致以深度地鞠躬。
对“圣战”的狂热与拥载，波及到了社会的所有阶层。
在儿童节，年轻的母亲们给自己的孩子穿上仿陆海军将军的制服，当孩子们举起小巴掌彼此行军礼时，母亲们的脸上溢出幸福的神采。她们还想生更多的孩子，东条英机的夫人东条胜子就一气生了七个孩子，她告诉全国的妇女：“母运，即是国家的命运。”政府宣称日本每年已有300万人口的出生量，这差不多是和平时期的一倍。
老师们告诉学生，如果一个男孩子不投身于这场“圣战”，他将会后悔一世，耻辱终生。孩子们的课余时间全都被一些好勇斗狠的活动给占据：柔道，剑道，刺杀与队列训练。孩子们被命令在寒风中、烈日下也要赤裸着上身训练，胆小的孩子肯定遭到大伙的嘲弄和惩罚。在本州山形地区的一所学校里，上生物课解剖青蛙，一个年幼的学生吓得哭了起来。老师冲了过去，在孩子的头上狠狠敲道：“你为什么会为了一只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长大后，你将要去杀死100个或者200个中国人！”
名噪列岛的东京巨人队的垒球明星们应征入伍了。打小便是日本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专业相扑选手，也脱下传统的服装，穿起了专门加工的军装。最后，连一向遵从“六戒”，鼓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和尚们也拿起了屠刀。当时的许多寺院里，均可看见在现役军官的指挥下，肩扛步枪、腰别刺刀的和尚们在大殿前的院子里操练，大幅度摇摆的海青衫下旋出一片飒飒之风……由于大量的神职人员入伍，以至于在神道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妇女补缺男人担任神职职务的现象。
军方坚持着古代武士的信仰：每个男人首先是一个战士，他们几乎毫不怜惜把那些对于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人们也经常征召去了前线，这些人包括：工程师，技师，工头和技术烂熟的工匠；但在“二战”时，日本仍拥有充足的劳动力，街道组织里总有志愿者在等着，其中包括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许多企业作为兵工厂在运转，任务过于繁重而条件却在不断恶化。开始是每天工作10个小时，又延长到日工作量12个小时，然后变成了13个小时，最后则干脆是任务需要多少小时就是多少小时。为了节省通勤的时间，许多工人选择住在厂里， 当时这样的景象触目皆是：车间里，一边是男女工人们蜷缩在各自的被子里睡觉；近在咫尺的另一边，另一批工人就在闹腾的机器声里挥汗如雨。
在日本的传统社会里，人们可以接受未婚女性去纺织厂工作，去当老师或者护士，但是一旦结婚了，她们就该辞去工作。回家里全身心地做一个专职太太。战争，顿时改变了女性们命运的路线图，一条遍及列岛的口号是“男人上前线，女人去工作！”
到了1943年的夏天，在日本各地，妇女们全面进入了男人们过去集中的行业，如公司职员，司机，厨师，理发师，就是在绝对由强壮男人挑大梁的钢铁厂、矿山、港口，现在也由妇女站在了第一线。在1944年，共有400万妇女在兵工厂工作，还有超过1000万的妇女分布在其他部门。她们和少量留在后方的男人面对同样的艰辛与沉重，工资却比男人微薄，而且每个月最多能够休息两天。
连女中学生们也被发动起来。在东京的一些高中，安装了轻型机器或者简单的流水线。每天的学习时间被压缩到2小时，其余时间女生们用来缝制养伤士兵所穿的病员服。即使是闷热的天气，她们也一个个带着口罩，为着防止有细菌污染了病员服……
不但是在城市， 就是在穷乡僻壤，也能强烈感到战争之神从这里隆隆驶过的痕迹，以及居民们由此表现出的高昂士气。
秩父是位于东京东北60公里、被青翠的群山环抱的一个小镇。战争爆发后，当地一些原先生产奢侈丝织品的工厂转而生产军毯，其他的工厂都关闭了，有些人不得不到小镇外面去找工作。大多数人还是留了下来，除了维持着传统的开垦和耕种，以满足前方对稻米和小麦的需求，镇上的劳动现在变得多种多样：有的人家养殖兔子，长大后剥下皮来，可以为在中国北方打仗的将士提供军服的毛里。有的人家去大山里拾柴烧炭，寻找铁矿石、石灰石，国家急需钢铁，而石灰石能够用来烧炼水泥……
小镇上还有几十个艺妓，在1942年前，这些走起路来有些柳絮般飘飘颠颠的女子，一直是用她们的优雅与多艺，来博得当地的老板、商人与上层人物们的垂爱。在她们光洁如玉的纤手里，曾经握有的最重物件是一把茶壶。现在，她们也进了深山，一日复一日，身影淹没在大捆的柴禾里，在山路上踽踽而行，而在战前，这活儿是用牛马来干的。
无数个东京、秩父这样的城市与小镇，支撑开了日本疯狂地扑向半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魔爪——
横滨的居民沿着城市的主干道种起了南瓜。名古屋一个叫安藤雅子的小学老师，领着600名小学生来到山里，连续13天“愚公移山”，硬是在一片石头与荆棘里开出一块新田。广岛的高中女生，终于在学校的排球场上收割了第一批金崭崭的稻谷……
日本人民（4）
人们空前地勒索着自己。妇女们不再涂抹口红、胭脂和眼影，换上了便于劳动的农妇式衬衣和宽大的裤子。如果每天额定的四根火柴用完了，家庭主妇们就用燧石打火做饭。男人们将昔日笔挺的西装换上了卡其布的军便装，也不再穿皮鞋，力争所有的皮子都能变成军靴。为了军队有充足的烟卷供应，全国烟民们每天只有六根烟，不够的，就将茄子、柿子的叶子晒干碾碎，再卷成“喇叭烟”。
人们也空前地敲诈着空间。东京的装饰性铁制街灯、栏杆、黄铜做的交通车道标志，还有许多建筑物上的饰板，以及桥梁上的金属装饰，几乎在一个晚上，统统没有了踪影。公园和火车站的铁制凳子也被拆走。它们变成了军队各种武器所需的金属与合金属。还有，许多神社捐出了黄铜门栓，寺院捐出铜钹大锣。此外，数以万计的家庭主妇几乎倾其所有地交出了金属容器，到了1944年，日本的许多家庭都只有一口锅做饭，一个桶提水。
临近战争后期，列岛上几乎每一寸可以耕种的土地，包括公园，体育场，甚至还有被取消的原定用于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场，都被用来种植粮食作物。
昔日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渐渐寂静得像一条条脱去了生命的蛇蜕。因为绝大部分石油已经被战争所耗用，街上只有自行车和偶尔几辆燃烧木炭、冒出黑烟的汽车驶过。
而在地下众多的深深矿井里，在昏黄灯光的照射下，虽有男人在场，但妇女们干脆穿起短裤，甩动赤裸的双乳，挥舞大镐与铁锨，毫无羞愧地轮番上阵，为已近力竭的战争机器输送最后一程的燃料……
经典话语被颠覆了（1）
与纳粹德国比起来，“二战”时期日本的社会生态有两个现象特别地引人注意。
其一，日本也存在类似褐衫队的威慑组织，类似党卫军的恐怖机构。
前者便是“帝国协助统治协会”，简称IRAA。当时日本外交协会出版的《日本年鉴》介绍说：该协会“作为国家建构中的一个枢纽部分，以引导本国向一个高度防卫的国家前进。”IRAA的总部设在东京，由东条英机兼任主席，在工会、妇女、青年、农民、商界等社会各阶层均有分会，它的决定与命令，往往影响到大多数国民的态度和日常生活。
后者便是宪兵和“特高”，即特别高等警察。日本所有的国民都受到他们的监视。他们有权要求所有的公共集会都必须在事先通知警方。他们有权驱散任何当局不喜欢的集会，逮捕任何旨在改变国家制度的有组织或非组织成员。他们有权随时封杀那些与政治有关的报刊，当然也可以让对方停刊一段后再出版，但条件是编辑们必须拿脑袋来保证此后的一切言论绝对有益于国家制度和这场“圣战”。
然而，真正维持战时日本社会强力而又稳定运转的，却并不是有着半官方性质、也往往像官方机构一样重叠臃肿，反应迟缓的“帝国协助统治协会”，亦不是其神经之警醒，手段之凶狠，足以令人胆寒的宪兵和“特高”。它是一个叫“邻组”的组织。
“邻组”作为民间社会的自治组织，在战争前早就存在了，但得以大力强化并凸现其作用，是在1939年以后。这时，全日本有“邻组”110万个，每一个有10到12户家庭组成。大约20个“邻组”又划为一个社区协会。每个“邻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