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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会担心中国，中国没有资格做日本的对手，我一直相信中国会自己把自己打倒。日本民族是非常优秀的民族，我们的一草一木都是金子，我们的每一位国民都是日本的生命 ，无论科学家，教师，政府人员，还是企业家，每一个日本国民都会自觉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的信息，每一个人都以生为日本人而自豪，即便像秘鲁总统藤森这样的一国之尊，也以能成为日本人而感到骄傲……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更称不上强国。我们在经济泥潭中慢步前进的时候，中国飞速的经济增长不会引起我们的任何羡慕，因为日本知道中国永远超越不了日本，中国的经济规模越大，它面临的风险和问题也会越大，一些棘手的问题已经如我早前的研究，开始在中国出现……
认定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必将爆发，心目中的对手却不以你为对手，这便有些像你已经买好定婚钻戒，可心目中的佳人却不愿戴上，这颇有几分悲哀。但这决不是“不再战”的悲哀，而是“幻觉”的悲哀。
依我这十几年的观察，国内有一批制造、描绘幻觉的人从不下岗，最明显因而也最易指的便是在股市房市上，他们总让别人钻进幻觉中去，自己从中获得的各项收益却是真金白银。再比如，当时下许多城市的老百姓在为交通拥塞而怨声迭起时，肯定有人说：“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对我等这样的清风草民来说，只有在好莱坞电影里才看过的长岛那样的豪宅，对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是切实存在的。
满是幻觉的日子，可入歌星们唱一曲便有几万、十几万元的热烈或甜腻的歌子，可进黑乎乎的穷街陋巷的外面那灯海璀璨如银河落地的大道，可串起故事总是发生在海滨、别墅、高级酒店和房车里的电视连续剧，却纷纷坠落于老百姓的沉默与叹息，更镌刻不进历史苍劲的年轮。
第十一章 “伪悲情”
“恐日症”，“恐韩症”（1）
在许多国家，大约爱国主义是不需要唤起的，只要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来，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如同从血管里流出来的一定是血。
这里当然有一个前提，即当政者必须把国家治理得人人安居乐业，生死无忧，如同一匹杭锦，经纬分明不说，还光彩照人。倘若逼近天下板荡、河决鱼烂之时，再提倡爱国主义，古语云：“乱邦不入，危邦不居”，那就肯定不灵了。美国就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叛国者”们向往并踏上的一片新大陆，但这些不同肤色的男男女女一旦在星条旗下宣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毕生热爱这个国家，并以自己是个美国人而自豪。
在中国，亿万中国人也由衷地热爱自己的国家。
其中，绝大多数人是普通的平民。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除了是自己这辈子的栖居之地，可以预料也是自己的子孙们身家性命的托付之地，他们流下滚滚汗水，抛洒殷殷心血，辛劳地建设这块土地，努力地改变这块土地。他们的眼界并不宽广，身上多的是与国情相适应的本分，从容，还有那么一点“阿Q精神”，即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很少拿中国去和西方国家比谁更进步，大约在他们看来对于有着五千年悠长历史、有饱经忧患的祖国，评价其进步的尺子的长
倘若说，上个世纪国破家亡，兵荒马乱，本世纪却享有政局一统，长久和平，这就是进步。
倘若说前40年天下饥馑，路有饿殍，有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40年后亿万农民却得从农业上转岗，城里人则流行起“富贵病”，如急着过冬的鼹鼠一般纷纷在寻野菜、杂粮，这就是跨越。
倘若说前30年还在举国搞全民大内斗，几乎人人都是批判家，30年后却举国开放大建设，男女老幼都在经济大潮里扑腾；还有前30年，你向一个小小的科长提意见，就有可能被扣上一顶右派的帽子，叫你此后20多年里生不如死，30年后你就是检举了一个厅长，甚至省长，只要自己行为端正，对方也拿你无可奈何，若要打击报复，你亦可拂袖而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些就更是飞越了！
因此，没有谁比普通平民更能感受时下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的种种困惑与矛盾、沉重与艰难的了；也没有谁比普通平民顾盼回头时，更能察觉这个社会看似危机四伏，“山穷水尽”，却又总是犹如神助，“柳暗花明”。
他们从不用西方的“民主”、“人权”概念来苛求这个国家。也不懂得用“新左派”或“自由派”等词汇来标榜自己。如果要说他们是什么的话，他们中的多数人不过混了个“温饱派”，至今都是“打工一族”。
他们虽然也有沮丧，有时牢骚还挺大，但他们的要求归纳起来不过只有一点，即希望这个国家的变化能稍稍快一点，比如“社保”、“医保”，最好在自己的余生就能赶上，他们这辈子被耽误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还盼着变化能普遍一点，比如乡下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内陆的孩子和北京、上海的孩子，不能喝汤的总是喝汤，吃肉的总是吃肉……
可以说，对于亿万普通的中国人，如同他们的希望很现实，他们的爱国也很朴素，肯定与提不提倡爱国主义，是否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关系不大。
尽管如此，或许因为爱国主义被注入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成为了政治上的一个标杆，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教育在中国一直常抓不懈。一旦国际上发生什么与中国有关的风吹草动，便成了某些“爱国者”们化蛹为蝶、蚌病成珠的好时机。他们在将自己的一头秀发经爱国激情贲张为一簇簇奋勇的怒火时，总将持不同看法者往死里上纲上线。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吕思宁在2003年11月4日的《时事开讲》栏目中说：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一种现象，就是中日关系在民间很难冷静讨论。主张理性处理中日关系的言论，往往被民粹主义的热情所淹没，甚至为此常常出现人身攻击和漫骂，这些都是一个文化优秀的国家公民所应有的道德水平吗？中国最厉害的一个词就是“汉奸”，而这个“汉奸”直接就和中日关系相联系的。事实上，我们包括凤凰卫视的几位评论员，不管是在讨论任何问题上，只要谈论到对日的关系，都有人被骂“汉奸”的。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觉得在中日关系上这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如果现在不把大家的理性的东西都调动出来，将来对中国并没有好处。
按理说，与普通的中国人比起来，不那么普通的中国人层次更高，见识更广，走出国门的日子不是隔三岔五，就是三年五载总有几回。为国家做脸为民族争光的机会多多，有能力如周恩来生前一直带着一块上海牌手表一样，多用国货，少用、拒用外国货，为发展壮大我国民族品牌添砖加瓦的机会亦多多。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应该更强烈，更自觉，并成为时代之先声，人民之楷模。现实的情况却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所作所为，让老百姓失望，甚至让外国人吃惊。
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事实在中国汽车行业。
有专家认为，如同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品牌家电产品的崛起是当时中国国力跨上一个新台阶的标志，现在能否用自己研发的民族品牌轿车和中国芯的崛起，将是中国国力能否再上一个台阶的标志。日本和韩国就是靠着民族品牌交通产品的崛起而使自己上升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如前者的丰田、日产、本田，后者的大宇、现代……
“恐日症”，“恐韩症”（4）
在那场亚洲杯的决赛中，很多中国人说日本队取胜是靠裁判的“上帝之手”，不公平地赢了比赛。但始终看过日本队比赛的观众，都明白日本队在本次亚洲杯各场比赛中遭到的“黑哨”，远远多于中国队。特别是日本对巴林一战，上半场中，双方队员不过是身体很轻微接触一下，新加坡裁判居然判日本队员红牌出场，使日本队面临10个人打对方11个人的被动局面。 这时日本电视的足球解说员说：“居然有这样的事发生！不过没关系，日本队10个人打对方11个人照样能赢，这才是真正显示日本队的实力。”
巴林队在比赛结束前5分钟进球，比分为3∶2，观众都认为这次日本队肯定完了，日本队却阵形不乱，仍然寻找机会，终于在比赛结束前1分钟把比分扳平，最后在加时赛上战胜巴林队。日本队教练济科说：“直到最后一刻，队员们的心理上也没有放弃比赛，良好心态使我们获胜。”
在中日决赛中，日本队一个有“黑哨”嫌疑的“手球”进球后，离比赛结束还有20多分钟，中国队完全有扳平比分的机会。可是这个“手球”让中国队员倍感凄风苦雨，士气与斗志一下大打折扣。央视的解说员雪上加霜，也不停地埋怨对裁判的不满，诸如“我们呼唤公平的比赛”，却没有说出一句鼓励中国队背水一战的“豪言”。在比赛最后几分钟，中国队已阵形大乱，队员在心理上已经放弃了比赛，就在这时，日本队再进一球，锁定了胜局。
正是凭着一种挑战者的斗志和心态，日本足球协会已经不满足于在亚洲丛林里老虎一样气定神闲，他们宣言日本队的下一个目标是夺取洲际奖杯，并且放出30年后超过巴西队的豪言。中国足球协会什么时候也能为中国足球制定一个挑战性的目标：“5年内赶上日本队”，5年没底，那就再打一场“抗日战争”，8年内赶上。8年再心虚，一代人总够吧，“12年内超过日本队”。看来至今未提出一个挑战性目标，首先缺的便是直面日本队的勇气。而且，据说现在不但有了“恐日症”，还有了“恐韩症”。
似乎勇气不足的并不只是中国足球协会。日本队战胜中国队后，球迷们山呼海啸地开骂日本人“鬼子”，诅咒裁判“出门撞车，上天摔机”，骂完了，咒完了，就算是报仇雪耻了。有多少中国人为中国足球打不过日本而真感到羞耻呢，又有多少中国人因坚信中国队早晚会打败日本队而而满怀憧憬呢？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中国队打不过日本队，便犹如国产货没有日本货好使耐用一样，这仿佛早已无庸质疑。
有论者也注意到了这并不仅仅是盘旋在绿茵场上的心态——
在北京决赛场外，我们看到球迷打出“抗日”的认输心态标语（因为他们默认日本比我们强，所以才需要“抗”），却没有人打出“超日”这样有挑战者心态的标语。
同样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发起“抵制日货”的认输心态的号召，却没看到过有人发起一个“超过日货”的挑战性的号召。
——（林思云《中国足球为什么打不过日本》）
一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体育竞技上附载了那么多厚重的政治内容，奥运金牌的竞争俨然已经上升到国家荣辱的竞争，据说为备战雅典奥运会的费用达到200亿元人民币，这笔钱如果投入在教育上，可修建10万所希望小学，让1000万农村失学儿童再背上书包；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它的国家队几十年来却能安然接受总是在亚洲的二流足球队中混日子的现实。一向视面子比泰山还重的中国人亦默认在最能与日本人争面子的地方失去面子。
历史上也与日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韩国人，上世纪60年代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日本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番鼓励的话，最后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日本海峡）了！” 那意思就是——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见 张宏杰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阿根廷人剽悍，法国人浪漫，英国人细腻，日本人坚韧，韩国人顽强。绿茵场上，反映出了我们民族什么性格呢？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1）
看过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手机》后，我倒有了这样一个发现——
如今在中国，几乎除了聋哑人不用手机，坐班房的不让用手机，谁不用手机？人们随时随地掏出手机来，不管身边有人无人，哼哼哈哈、哇啦哇啦说上一阵，随意得像在中国久治不愈的随地吐痰、扔瓜皮果壳。手机在时下，已经几近于阳光、空气，没有了手机，可能就没有了生活。但我怀疑，天空下有如此多的资讯、决定、商榷、友谊、嘱咐、期待在作无形而勃勃地纷飞？
上个世纪80年代，手机还在科学家的脑子里受孕，三支歌风靡了亿万中国人：一曲《希望的田野上》展开噩梦醒来是早晨的泉水般叮咚的阳光；一曲《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流泻着似蜜一样浓稠的热情；一曲《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放飞一只只白鸽般悠远而又纯洁的理想……
如今有了手机，却像是少了阳光、热情与理想，多了空话、假话、骚扰、陷阱，乃至新的作案手段、作弊方式，那一张张使用频繁、用后即扔掉的“神州行”卡，在破案片里屡屡可见，利用手机在考试时作弊，更是层出不穷，以至于要发明“探测狗”来对付。
手机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敞开，更快捷，也更阻隔、更虚假，明明你是在本埠，却可以说是在外地，明明你可以接电话，却关了机，说是没有电，或是没有了信号。手机让许多人以一副羔羊般无辜的神情，去从容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尴尬与破绽。
手机可以使阴谋的策划脱离于暗室，同时也成了阴谋破灭后的罪证。手机让许多节日的问候失去了温馨与私情，变得程式化，流水线化。手机制造了数不胜数、防不胜防的信息垃圾。如果你没有耐心及时删除，它们就像一条条翻着白花花肚皮的死鱼晾在你的信息箱里。
手机还是当代某些人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道具——再没有格调的人，拿着它便显得严肃起来。再无所事事的人，拿着它便像是时代先锋。再卑微的人，手里握着它便几近握着一个世界。
手机产量与销量均为世界第一的大国，却未能使我国的经济、科技，更有文明与文化，也名列前茅于世界。如果让我在时下与没有手机的80年代间选择，我愿意回到那个年代的朝气、希望与单纯中去。至今偶尔在哪里听到那三首歌子，我耳边还恍若飘来了一阵天籁之音……
在某种意义上说，时下的这个手机时代，只是个“伪手机”时代。
若套用这个说法，现在不少的国人看似有牢记民族耻辱、溢满浓重悲情的反日仇日情结，可究其实，那份悲情是否只是一种“伪悲情”？
可以做得到的说说，不管日后如何，至少眼下让人感到真诚。
做不到的事情，可能说起来不无动听，诸如一些贪官墨吏上了法庭，回顾平生时老是说“我是人民养育的儿子”，人民的奶头是圆的还是扁的呢？你们在台上时人民能够左右“儿子”些什么呢？道理说得越是像是诗情，可能就越没有道理。
或者，连国家的力量都很难操作的事情，也老挂在咀上说，说得越是宏阔如太空，但做起来越是够不着……
倘若在中国实行彻底的抵制日货，那将会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
抵制丰田、日产、本田？恰恰是不那么普通的中国人，如热带鱼向往华贵的鱼缸一样向往它们。抵制三菱电梯、TOTO洁具？亦是不那么普通的中国人，过江之鲫般去星级酒店、高级写字楼。抵制日本料理、资生堂的化妆品，中国的老百姓打生下来一直到死都在英勇地抵制。
从根子上看，抵制它们所代表的优质或优雅的日货，是在抵制一种生活方式。毛主席老人家那么大的魄力，不惜发动一场横扫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未能抵制它在中国的登陆，今天谁又能抵制得了？
不久前，日本《新华侨报》副主编孙秀萍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中国人团体是电器街的最佳客户》，内称——
且看下面的几个事实。东京秋叶园电器街的“赤木国际店”每天大约有1000人左右来客，其中四成左右是中国人。记者看到一河南省的男性一个人就买了三台价值9万4千日元的摄像机。一桂林的女性买了数码相机等，消费总额为13万日元。
“赤木国际店”是主要以中国人为消费对象开设的店铺，仅仅两年就衍生出三家分店。社长阿部介绍说，店铺发展如此之快，完全是靠着中国人旺盛的购买力。他就曾经遇到一个中国人，一次买下了10台数码相机，一台大型电离子电视，总额达200万日元。现在的中国人还喜欢购买100万日元左右的大型电视。这种大型电视是他们店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