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001年调查发现,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已达4001万人,截至2001年底,河南省累计并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495例,其中发病236例,死亡106例。外界对河南官方提供的这组数不充分相信;河南省反复强调:公布的这个数字是严肃的,是对河南历史负责的,数字将会被历史澄清。2004年再次调查,截至8月31日,共登记既往有偿供血人员280476人,有艾滋病毒感染者25036人,农村患者占97。22%,艾滋病现症病人11815人,86。9%通过有偿输血感染。疫情主要分布在豫东、豫南的38个贫困村,农村病人占98。37%。面对38个艾滋病高发重点村的出现,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艾滋病是怎样在河南省蔓延开来的?输血。非法采血供血为什么会失控?太穷了。其他省难道没有比河南省更穷的人群吗?供血者怎么会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媒体披露艾滋病在河南省悄悄传播时,政府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河南省省防疫部门真的不知有“艾滋村”存在吗?为什么一个艾滋村的发现和向外界的公开都是由外省专家进行的?
考证第一个入侵河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谁?用什么方式进入河南,这已是非常困难的事了,溯流而上,去追究什么责任已没有多大意义了。河南省有关部门已向媒体作出了答复:
他们说,1993年左右,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在大办经济实体,血液制品厂受当时生物制品过热的影响,盲目扩大生产规模,抢占血浆市场,擅自到各个省份设立单采血浆站点,大量采集、收购原料血浆,用于生产血液制品。河南是人口大省,很快成为全国各血液制品生产厂家原料血浆的主要供应地。当时,河南全省上下血站泛滥,涉及了许多行业和部门。1993年来河南卖血的有湖北、湖南的农民,还有西北、西南的农民。或被骗来,或被逼来,或想赚点钱找上门来。河南省首次发现本省的艾滋病病例,是在1995年3月8日,该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的马士文是河南这一重大事件的见证者。
河南一农民在昆明接受血液检测时,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河南防治艾滋病的历史从此开始,在河南发现艾滋病之后的第二天,1995年3月9日,河南省政府转发了国家卫生部关于加强血液管理的紧急通知,加强采供血机构的整顿。1995年3月31日,河南省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全省关闭所有的单采血浆业务。
1995年5月3日,省政府批转卫生厅关于迅速控制艾滋病的紧急报告。
1996年,在河南私下采集血液、血液市场取得良好的整顿和控制之后,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发文,严厉打击非法采集、倒买倒卖人体血浆的犯罪行为。
第五部分 寻觅:为农民健康埋单的出路在哪里?第41节 阳光下的盼望
人类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
——摘自手记
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中国对WHO的承诺
阳光下的盼望:怀念与陌生
江洲乡位于长江中游上的一个冲积平原上,长60里,宽20里,最窄处5里,可耕地约4万亩,与九江市隔江相望,摆渡只要10几分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九江坐的是木帆船,顺风顺水还行,逆风逆水到九江市中心西门口要1个半小时。1998年夏天长江洪水暴涨,江洲破堤,全国闻名。其实在这之前,江洲的棉花已小有名气。那儿土肥地多,农民较早地走上了富裕的路。就医的观念也就发生了变化。段海元是江洲乡一个老农,他告诉我,生活在洲上的他已是第六代了,他亲身感受到就医的变化。
1956年段海元从江洲小学毕业,考取了九江二中(解放前叫同文中学,方志敏烈士曾就读过的学校)。
1959年他初中毕业,回家务农,是老资格的农民,应该有点代表性。
2004年早春二月,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乘船去江洲采访他。我们并肩在棉田的田埂上走着,空气中飘散着油菜花的香味,远处的树缀满了绿意。他高兴地给我算了一笔账:2003年农村政策好,皮棉收购价格是每斤3元左右,质量好的可以卖到3元5角,棉花亩产一般是550斤,最好的地可产到600斤,平均亩产500斤,每亩平均收入是1500~1600元左右,去掉种子,化肥、除草剂和农业税,有近千元的纯收入。洲上人家一般都有5~7亩地,只要风调雨顺,加上养点猪、鸡,种点油菜,二三年可以盖幢2厅4房的2层楼房。
2003年他患了胆结石,胆囊炎,住进了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抗感染,开刀取石,花费了1。6万元。
妻子患有慢性骨髓炎,至今已花去医疗费3万元。换算一下,就是他们家损失了一幢装修很好的2层楼房。
中午,他留我用餐。谈起去年住院的情景,愤懑之情又涌上心头。他说,越想少花钱越出事,伤口发炎,医生要用抗生素,尽往高档的用,我们受得了吗?我常和医生吵架,不是为别的,就是要查查他们用的药。医生指责我们农民尖刻、小气、刁钻,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笔下一画,就是几百几千,我们农民病不起,真的病不起呀!那点药费是我们起早摸黑,到地里一锄一锄刨出来的,是血汗钱哪。针打在手上痛,心里更痛。不骗你,这是真话。后来,医生说还要打白蛋白,促进伤口愈合,我更火了。我晓得白蛋白是好药,好药我们用得起吗?城里人可以用,我隔壁床上1个病人1天1瓶氨基酸,2天1瓶白蛋白。我想吗?也想,没钱,穷,想也是白想。天天和医生吵,想早点出院。
他告诉我,乡下人苦一辈子就是为了盖一幢房子留给子孙,这几年政策好,种田也能赚几个钱,尤其他们是种棉花、经济作物,只要身体好,盖房子买车子都不是梦。别看一年只收入万把块钱,乡下人便宜在嘴里,菜是自己种的;猪肉是自己圈里养的;过年腌的,养了鸡、鸭,吃是不愁,省下的钱就置家业。年纪大了,就怕病,上医院就要花几千元,难哪!他怀念起合作医疗的年代,那年月他病了一次,是胆结石,保守治疗,花费了2000元。2000元相当于今天的2万元,结果合作医疗报销了75%,如今旧的合作医疗垮了,新型的还没有办起来。老了怎么办?想想都急。风烛残年,只望有个依靠。
老人把我送到江边,发出一声长叹:“我务了一辈子农,去年过了甲子,还想下田、养猪,赶上了这样的好政策,不干划不来。我没有别的想头,只望多活几年。”像是在暗暗下了个决心后才说:“活到70吧!”
“不,你会活到100岁的!”我说。
他笑了,他脸上的笑意也如这早春的阳光一样是灿烂的。阳光在他额上的皱纹里闪烁,看得出他对生命的热爱,对故乡、对土地的眷恋之情正悄悄地爬上他被岁月刀深刻的老脸上。
阳光下他在期待企盼。期待企盼什么呢?
企盼收成与芝麻开花节节高;企盼合作医疗再显辉煌;企盼农村三级卫生网呵护他们的健康。
九江县黄老门乡杨柳村的农民熊家喜今年61岁。农村办合作医疗那阵子,他不到而立之年。虽然身体健康,总免不了有咳嗽、拉肚子等小伤小病,5分钱挂个号就可以。找赤脚医生要点药,每年每人只要交1元钱,最多一次也没超过5元钱。小伤小病病人不出村,可以不花钱。他们怀念办合作医疗的那些日子。
“合作医疗”在当代青年农民和青年医生的调汇表中是个陌生的字眼。
小郭的老爸是江西省吉水县乌江乡段上村的农民。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解放军南下那年出生的。家里几代人在靠种田谋生,人倒下来不知是个什么字。大概是祖父想让子孙识点字,请了私塾先生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伴书。可书没有与其相伴。小学毕业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回家挖野菜、种地瓜,填饱肚子要紧。20岁时他老爸当了兵,退伍那年响应号召种田务农。祖父一直认为只有种田才能填饱肚子,有粮票顶个屁用。祖父一辈子身子骨硬朗,不知药铺的门往哪边开。他老爸郭伴书却从小就少不了头痛脑热。好在村里办了合作医疗,吃吃药,打打针,方便。每人只要出几角钱。郭伴书当兵回来,合作医疗站就“黄”了。说是村卫生所,实际就是1个私人医生,鬼才知道他有没有行医证。一点头痛脑热就打吊针,没几十块钱别想去看病。现在是小病不敢上诊所,大病不敢上医院,这次得病就在家拖了半年。医生说,要早点来只要2000元钱就可以治好,现在拖晚了就是3万元钱也难保证治好。要治,郭雪保就得回家筹钱,不治就回家,结果是不言自明,主任和他都默默不语。
郭雪保在广州打工,同时还在求学。读的是经济管理专业,他不得不去用经济学的眼光和头脑去审视、去思考。他要算算这笔账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这次住院费预交金5000元,是他找信用社贷的款,利息是每元6厘。民间贷款比旧社会的高利贷还恶,他不敢借。如果继续治疗的话,至少要贷款3。5万元。年付利息2100元,一年一次还清,本利一起就是3。7万元,按他现在年薪1。2万算,减去个人生活费用、读书费用、养家口费用,一年只能还0。5万元。这还要保证自己在岗;如果回来种田,那就不知要拖到哪年哪月了。这时他想起了老爸说过的合作医疗。合作医疗是什么?为什么可以给农民报销医药费?现在又为什么没有了?能重新办起来吗?老爸可以加入吗?他决定回乡了解一下。他毕竟年轻,还不到10岁就赶上了责任田到户,十七八岁就赶上了进城打工的浪潮。用他自己的话说算得上是半个广东人了,他长年在东莞、广州、深圳打工,只到春节才回家。家乡乌江留给他的记忆只是孩提目光摄下来的山和水。
2002年,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合作医疗”这4个字又开始火起来,不过,在其前面加了4个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新旧之别在哪里呢?合作医疗深受农民欢迎,为什么会中途夭折了呢?
今天,当我们指责“农村缺医少药”,指责“投入不足”,指责“政府职能缺位”,指责“农村卫生事业落后”,指责“不关注农村农民这个大多数”时,我们又不能不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一直在关注关心农村、农民的健康卫生工作。
第五部分 寻觅:为农民健康埋单的出路在哪里?第42节 寻寻觅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那时城市人口仅为10。6%,近90%的人口在农村。中央政府深知农民健康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更关系到新中国经济的振兴与发展。首先想到的是生存环境与传染病的流行。针对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卫生条件差,各种疾病猖獗流行,传染病成了农民的头号杀手的问题,建国后农村卫生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抓预防。1950年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出指示开展春季预防霍乱、天花、结核等病的防治工作。数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对农村卫生工作做出了特别的决定,指出要有步骤地发展和健全农村基层卫生工作,每个乡都要有医疗卫生组织,国家在县和区一级要逐步建立全民所有制的卫生院、医院,兴办集体所有制的联合诊所。
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中央政府就开始了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构建。当时我国国力不强,经济不够发达,对占总人口90%的农民的看病不可能由政府包下来,农民看病只能自己花钱,病不起怎么办?几十年的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一种形式叫合作医疗,它是一条为农民看病埋单的光明途径。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合作医疗写进了有关条例。诚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银行称赞的那样:“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惟一范例。”并以此作为样板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
当代人不禁要问,有这么好的制度、组织、办法,合作医疗为什么会三起三落?为什么至今难以恢复?
解读关键词
关键词之一:合作医疗
《东方红》的歌词是这样唱的:“他为人民谋幸福。”这支歌唱了60多年。今天中国人民幸福地进入21世纪,与全人类一起追求幸福。国家富裕,人民幸福,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就是要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创造幸福快乐的明天。我们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持续发展的最后的落脚点是老百姓的幸福欢乐。有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是牺牲环境和百姓健康,尤其是农民的健康为代价的。生产指标上去了,人的寿命下来了,钱赚多了,人死多了,何谈幸福快乐?何谈以人为本?其实,中国农民对快乐要求是很低很低的,世世代代苦惯了,他们只希望年年风调雨顺,有好收成,岁岁平平安安,没有病痛。
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说:“何谓自由?了解人所拥有的权利并捍卫这些权利,这就是自由。”我想说的权利是农民享受健康的权利。我想起了一个小国家,想起了这个国家的一个人,那就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王国。不丹面积4。7万平方公里,人口170万。重庆市是8。24平方公里,人口是309万。不丹只有重庆市的1/2大,这样一个小国家的国王有句名言:“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不丹王国制定政策的依据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是否会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我问过十几个60岁的老农,他这生中享受了多少快乐?我问过十几个40岁的老农,他们又享受过多少快乐?我问过十几个青年农民,他们享受过多少快乐?60岁的老人说,从孩子到中年,都在政治运动中度过的,没有感受过快乐,责任田到户那日子最快乐;40岁的中年农民说,国家在5年内要免除农业税最快乐;年轻的农民说,允许我们到城里打工了,允许我们在城里买房,把我们和城里人一样看待最快乐。几个农民快乐的缘由是:政策,给他们享受快乐的权利。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要在本世纪的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10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江泽民同志又指出,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的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应该说,总体小康是一个偏重于物质消费的小康。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除了注重物质生活提高外,还特别注意人们的精神生活、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追求的是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
用现在一句时髦通俗的话说,追求人民的快乐。
农民手中的那张旧船票登上这艘快乐的新客船,我愿加入他们的行列。在这儿竭诚地呼吁:设立一个“农民健康卫生日”(姑且这样称之吧),让全社会都关注农民健康,让农民自己爱护自己的生命。竭诚地呼吁尽快立法保护农民的健康权利。他们不仅只享有初级保健,应和国民一样享有健康生命的权利。不要把农村医疗推向市场,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
这是实实在在的以人为本!
第六部分 卷末赘语第43节 卷末赘语
2000年,联合国的6个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联合国人口基金(UNEPA)和世界银行(WB)日前联合发布了一篇题为《卫生——打开富裕之门的钥匙: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故事》的公报。公报指出,一些令人生畏的疾病如艾滋病(AIDS)、结核、疟疾等流行性疾病不是不可避免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贝拉米(Carol Bellamy)说:“一种对于在发展中国家能够控制疾病的怀疑论正在蔓延。正如《公报》指出的那样,这种宿命论简直是不可接受的。”贝拉米说,“应该让人们知道,未来10年,我们会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同心协力,就会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无谓地死亡”。
这篇公报分成5部分:结核、疟疾、艾滋病、儿童疾病以及母亲和胎儿保健条件,并对发展中国家的作为作了介绍。
例如在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