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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云：‘留得六宫眉黛好，高楼付与晓妆人’，是闺阁语；中丞和云，‘莫向离亭争折取，浓阴留覆往来人’，是大臣语；严冬友侍读和云，‘五里东风三里雪，一齐排着等离人’，是词客语。”诗里用柳叶来比女子的眉，所谓“柳如眉”，黛是画眉用的颜色，晓妆要用黛画眉，经过晓妆，保持眉黛好，即保持青春，六宫借指贵族，所以是反映贵妇人希望保持青春的话。希望不要把柳条都扳折了，好给来往行人做遮阴用，是有权势人的说法。东风是指柳抽条的时候，雪可能指东风中的花如雪，即写春天送别光景，联系到折柳送别，这是词人常写的题材，所以说是词客语。这些诗句反映出人的身分胸襟，也是写得各有新意的，所以为袁枚所称赏。
性灵说要各抒性灵，所以反对沈德潜的“诗贵温柔，不可说尽”。他反对提倡温柔敦厚说，主张怨刺，这是进步的。沈反对宋诗，他主张变，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里说：“先生许唐人之变汉魏，独不许宋人之变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变其诗，与宋人无与乎？初盛一变，中晚再变，至皮陆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风会所趋，聪明所极，有不期其然而然者。”这里主张变，赞成宋诗的变唐诗，也可以纠正沈说。
性灵说用来纠正神韵说的偏重丰度，格调说的偏重格调而忽略性情，要求写得真实，写得生新，写得活，写得贴切，写出各人的个性来，反对模仿，反对庸俗，这些都是可取的。但它的缺点是只求生新而忽视思想性，赞美轻佻浮滑之作，这是它的缺点。
75。肌理说
储侍御《张谷田舍诗》：“碓喧春涧满，梯倚绿桑斜。”虽只小小格致，然此等诗却是储诗本色。窃谓一人自有一人之神理，须略存其本相，不必尽以一概论也。阮亭三昧之旨，则以盛唐诸家全入一片空澄淡泞中，而诸家各指其所之之处，转有不暇深究者。学人固当善会先生之意，而亦要细观古人之分寸，乃为两得耳。（翁方纲《石州诗话》卷一）
先生（阮亭）又尝云：“感兴宜阮陈，山水闲适宜王韦，铺张叙述宜老杜。”若是则格由意生，自当句由格生也。如太白云：“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若以“十二楼五城”之句入韦苏州诗中，岂不可怪哉！不必至昌黎玉川方为尽变也。（同上）
太白咏古诸作各有奇思，沧溟只取怀张子房一篇，乃仅以“岂曰非智勇，怀古钦英风”等句，得赞叹之旨乎？此可谓仅拾糟粕者也。入手“虎啸”二字，空中发越，不知其势利何等矣。乃却以“未”字缩住。下三句又皆实事，无一字装他门面。乃至说破“报韩”，又用“虽”字一勒，真乃遥到无可奈何，然后发泄出“天地皆震动”五个字来，所以其声大而远也。不热，而但讲虚赞空喝，如“怀古钦英风”之类，使人为之，尚不值钱，而况在太白乎？（同上）
《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一篇，前云“蹴踏”“风沙”，后言“腾骧磊落”，而中间特着“顾视清高气深稳”一句，此则矜重顿挫，相马入微，所以苦心莫识，寥寥今古，仅得一支遁一韦讽耳。韦讽只是借作影子，亦非仅仅此人眼力足配道林也。此一段全属自喻，故不觉因而自慨，想到三大礼献赋时矣。末段征引翠华，并非寻路作收，此乃正完得“可怜”二字神理耳。（同上）
杜之魄力声音，皆万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既大，故能于正位卓立，铺写而愈觉其超出，其声音既大，故能于寻常言语，皆作金钟大镛之响，此皆后人之必不能学，必不可学者。苟不揣分量而妄思扳援，未有不颠踬者也。（同上）
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然此外亦更无留与后人再刻抉者，以故元人只剩得一段丰致而已。明人则直从格调为之。然而元人之丰致非复唐人之丰致也，明人之格调依然唐人之格调也，孰是孰非，自有能辨之者，又不消痛贬何、李，始见真际矣。（同上卷四）
渔洋先生则起明人而入唐者也，竹垞先生则由元人而入宋而入唐者也。然则二先生之路，今当奚从？曰：吾敢议其甲乙耶？然而由竹垞之路为稳实耳。（同上）
翁方纲提出“肌理”说，肌理就是肌肉的文理，杜甫《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肉匀”。翁对诗歌风格的要求，取譬于肌理，即要细密。为什么要提出肌理说呢？他认为“盛唐诸公之妙，自在气体醇厚，兴象超远。然但讲格调，则必以临摹字句为主，无惑乎一为李何、再为王李矣。”他认为盛唐的诗，特色是气体醇厚，指格调，兴象超远，指神韵。明代前后七子学盛唐诗，学它的格调，变成临摹字句，不行；王士禛学它的神韵，又不免空疏，也不行。因此他想另开一条路。他认为宋朝人继承唐朝，另开一条路，就是刻划抉剔得深，是从读书学古中来，跟唐朝不同。宋的刻划抉剔已不留余地，所以元朝人学唐朝人的丰度，明朝人学唐朝人的格调，但证明都不行。王士禛的神韵，是变明朝人的学格调而去学丰致，也不行，因此他要学朱彝尊的由元入宋而入唐，即从神韵回到宋人的刻抉入理，从读书学古中来，纠正格调神韵的流弊，使风格趋于细密，内容比较切实，不像神韵派的说空话，音节要求平正，不学格调派的唱高调，认为杜甫的高调不能学、不可学。什么叫高调呢？就是音乐中的高音。音乐中的高音一听就知道，诗歌中的高调看时不容易看出来，大概在用韵用字上显出来，像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就是高调，像“高”字“哀”字声音都高。
肌理说提倡一种学人之诗，赞美宋诗，说：“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如熙宁、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传所不及载，而于诸公赠答议论之章略具其概。”（同上卷四）由赞美宋诗而推尊苏黄，认为“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总萃处则黄文节为之提挈，非仅江西派以之为祖，实乃南渡以后，笔虚笔实，俱从此导引而出。”（同上）这里独推黄庭坚而不提苏轼，“正以苏之大处，不当以南北宋风会论之。”（同上）认为苏超出于宋，因为苏诗不是学人之诗所能限，所以转而宗黄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肌理说的优缺点。优点是纠正空疏，使诗写得有内容，从这些内容中可以反映当时的政事议论；缺点是重视从读书学古中来，不注意即事名篇以反映当时的生活斗争。
他的“学古”学些什么呢？不像神韵派的侧重神韵，格调派的侧重格调，认为“一人有一人之神理，须略存其本相”，要研讨各家各派的神理本相。在创作上，认为“格由意生”，“句由格生”，要研讨由意到格到句。提出“正本探源”，“穷形尽变”，正本即意，尽变即“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笋秉承转换开合正变”（《复初斋文集》卷八《诗法论》），都要讲求，都要“求诸古人”。构成一种切实而细密的风格。
他这样讲究从意到格到组织结构字句音节，使他赞同元稹的《杜君墓系铭》，“有铺陈排比，藩翰堂奥之说，盖以铺陈终始，排比声律，此非有兼人之力、万夫之勇者，弗能当也。……即如白（居易）之《和梦游春》五言长篇以及《游悟真寺》等作，皆尺土寸木，经营缔构而为之，初不学开宝诸公之妙悟也。”（《石洲诗话》卷一）他赞成“铺陈终始，排比声律”，认为这是“尺土寸术，经营缔构”，就是肌理说提倡的“始终条理”和接笋承转到用字论韵，对于白居易《与元九书》提出的“风雅比兴”，像杜甫的“三吏”“三别”等名篇，反而不重视，这说明肌里说的局限。
肌理说的着眼点，可用他讲《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这诗看：“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里批道：“为子房生色，智勇二字可补《世家赞》语。”可是翁方纲评语，放在艺术手法上，从突出“虎啸”起，到怎样勒住，怎样蓄势，怎样逼出“天地皆振动”来，讲修词用字，讲得细致。再像讲杜甫观曹将军画马图一首，先写画的九匹马，是实写；后写忆昔的三万匹，是虚写。对实写的九马，用“顾视清高气深稳”一句来概括，指出用这句来作顿挫，和它所含有的意义，并说明其中有自喻之意。又指出末段是得“可怜”的神理。这样，联系全篇的结构分清虚实，指出其中作为主干的句子和它的寓意。这也就是肌理说讲的“法之立本”和“法之尽变”，看到缜密的肌理。
肌理说注意始终条理到用字辨音，讲得缜密，可以救空疏和模拟字句的毛病，这是它的成就。但它要写学人的诗，不论“立本之法”与“尽变之法”，都要“求诸古人”，这就产生它的缺点。翁方纲用金石考订为诗，这就离开了诗的正路了。肌理说提出，从立意到结构，造句、用字、辨音，从分宾主、分虚实到蓄势，突出重点、前后照应等都要讲究，要能够反映当时的政治事件，构成一种缜密的风格，这是可取的。不过他受到乾嘉时代考证学派的影响，用考证金石来写诗，对反映生活注意不够，这就走入歧路了。
——以上文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