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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囚犯医生想法来到了掩体。他检查了伤员，并告诉地下组织，他的病势没有希望。地下组织的成员秘密给逃跑者供应食物和饮水。三天后，伤员决定去向集中营当局自首，局势变得极其危急。于是，地下组织决定将他处死。这五个囚犯中最后只有一人逃了出去。
但是，逃跑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因为每一个犯人都知道，如果不逃跑，在比克瑙别无生路。从比克瑙逃跑的总计有数百名囚犯，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功地摆脱了党卫军的追捕。
一些犯人试图逃跑而被处死，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了党卫军所用的奸细。
囚舍长施奈德尔就是这样一名奸细。他和犯人开诚布公地谈话，宽恕他们无关紧要的过失，帮着做一些“组织”工作，最后答应帮助犯人逃跑。两名波兰犯人为施奈德尔弄到了很珍贵物品，并和他谈妥：他将他们带过重重铁丝网。
一天，施奈德尔带着一纸提审公文来找他们。准备逃跑的两名波人跟着他走了，但施奈德尔并没有将他们带出铁丝网，而是带到“库房”里，交给盖世大保，并在那里声称：他们想逃跑，因而试图收买他这个党卫军人。于是，这两名囚犯受到讯问和拷打，最后被绞死。
如果不是一个被吊死的人“讲述”了这一切，这些犯人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是怎样被抓获的，谁杀死了他们。在他的尸体上，囚犯们看见了用化学铅笔写的一行字：“囚舍长施奈德尔出卖了我们，为我们的死难报仇！”
还有另外一件党卫军的阴险勾当：有一位叫布洛·兰格尔的斯洛伐克人，在党卫军中发现了一个当囚舍长的中学时代同学，这个人答应帮助兰格尔逃跑。他只要求兰格尔掏出一些钱来。兰格尔和四个囚犯一起凑足了这个党卫军分子所要求的数目。
兰格尔建议他们也一起逃走，他保证说，这个党卫军分子是他童年时的朋友，可以信赖，他们没有同意。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和兰格尔分手了，并瞧着他们怎样和其他的犯人一起去干活。
这个党卫军分子和他的一名同伙来履行诺言了。他们来到兰格尔和他的同志们干活的地段，要卡保让兰格尔等到铁丝网外去干活。这些犯人在党卫军的押送下走出了铁丝网眼看逃跑就要成功。党卫军押着他们走了两公里，然后就背信弃义地枪杀了这五个人，并抢走了他们身上的财物。回到集中营，他们向长官报告，有五名犯人企图逃跑，被他们击毙了，为此，他们得到了奖金，还休息了三天。
惨遭不幸的逃跑者的尸体，黄昏时运回，放在集中营入口处的椅子上。犯人们收工归来时，随着一声“向左看！”的号令，必然要看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尸体。集中营领班达尼什站在尸体旁边，活像市场上的小贩在声嘶力竭地叫嚷：“谁想逃跑，这就是他的下场！”
因企图逃跑，被杀死的还有一名党卫军分子彼斯迪克，他是罗马尼亚人。他和游击队合作，试图帮助几名囚犯逃跑。然而，他是费了好大的劲才取得犯人们的信任的。
1944 年5 月，捷克斯洛代克军队的军官、比尔森人雅罗斯拉夫·莱杰列尔从比克瑙逃跑了。他是穿着党卫军的制服，和彼斯迪克一起离开营房的。
彼斯迪克后来又返回集中营来帮助其他的犯人逃跑。
比克瑙的前29867 号囚犯约瑟夫·海曼讲述了有关彼斯迪克的下述事情：“1942 年春天起，我被编进了清尸队。每天，我要跑遍各个集中营，清查在最近24 小时内死去的犯人数字，随后再用载重卡车把他们运进陈尸棚。这种工作使我有可能出入各个房，方便了逃跑的准备工作。
1944 年3 月，囚舍长彼斯迪克（我认为他和别的党卫军分子没有两样）对我说：‘我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人，尽管我穿了一身党卫军的制服。我从不责罚犯人。我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每周有一次，我能到克拉科夫和卡拉维采去，在那里我要报告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想搭救犯人’。我没有相信他，彼斯迪克接下去说：‘什么样的危险在威胁着你们，您是知道的。难道捷克犹大人家庭集中营里的惨剧对你们还不够吗？下一次该轮到你们了，你们怎么办？决定吧，我能把你们带出去。’
我将波斯迪克的建议告诉了一位同志。他警告我，让我想想过去几次和党卫军分子的这种合作都是以不幸终局的。我承认他的话是对的，就对波斯迪克说，我要是逃了，巨大的危险将威胁我的妹妹，还有一位亲戚，以及比克瑙的囚犯们。彼斯迪克理解我不信任的原因，试图再次说服我，但我还是没有相信他。
在我们谈话数周后，彼斯迪克不见了，和他一起走的还有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的雅罗斯拉夫·莱杰列尔。显然，彼斯迪克说的是真话，而我错了。彼斯迪克不仅给莱杰列尔搞到了党卫军制服，而且弄来一辆自行车，他们二人一起离开了集中营。这件事无论是对党卫军，还是对囚犯们，尤其是对我来说，是完全意想不到的。我很懊悔没有听彼斯迪克的话，于是我继续做逃跑的准备工作。
5 月25 日，我得知，从前的党工军分子，现在的游击队员波斯迪克穿着党工军制服又回到集中营里来了，并在BⅡ营区的称为里西哥的尚未竣工的囚舍里等我。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走进集中营，一个看守朝我走来，进行搜身，同时把一张彼斯迪克的条子放到我的口袋里，条子上写着，他何时何地等我。
当我在彼斯迪克的藏身处找到他时，他举起两支手枪瞄准我说：‘我希望，这一次你该相信我了吧。要是想跑，就准备吧，11 点半我们一起走。’
除我外，彼斯迪克还想搭救其他几名囚犯。他们中间有长得极漂亮的少女列涅·海曼诺娃，她是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的女犯。彼斯迪克爱着这个姑娘，显然，这是他再次回到集中营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作好了逃跑的准备，并在规定的时间年来到了指定地点。还在远处，我就发现，在彼斯迪克藏身的办舍发生了什么不顺当的事情。原来，彼斯迪克被党卫军发现了。要往回返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走进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迅速扔掉所有的物品，并脱掉身上的衣服。
刚刚换好衣服，我就听见，人们在集中营里到处找我。三名粗壮的党卫军分子走进了囚舍。他们一见到我，就嚷叫起来：‘彼斯迪克呢？’
“不知道”我回答说，为此，我被打掉了两颗牙齿。
他们将我打得皮开肉绽，然后把我带进了望塔，在那里我看到了彼斯迪克，他被反剪双手吊在窗格子上。他们也把我吊在另一扇窗子上，照样反剪双手，他们把我们放在一起，是期望我们会单独谈些什么。
随后，集中营的警卫长官施瓦尔茨古贝尔亲自对我进行审问。我什么也没有承认，他们就把我和彼斯迪克绑在一起，送进了奥斯4 威辛臭名远扬的11 号囚舍。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情景：一名浑身血淋淋的党卫军分子和一个犹太犯人，捆绑在一起，被送进了监狱舍，从这里极少有人能活着出去，进入这座囚舍意味着只有等待死亡。
彼斯迪克经受了无数次的拷问，一个月后被枪杀了。
而他们让我活下来是为了充当彼斯迪克“罪行”的见证人，以便好向上级盖世太保证实他们没有参与此事。集中营的警卫长官施瓦尔茨古贝尔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中止了审讯，宣判我在集中营终身监禁。
1944 年10 月26 日，我终于被装进一列满载囚犯的军车送到巴伐利亚去。弯曲的手指和拷打留下的累累伤痕使我至死也不会忘记比克瑙。”
关于在所有的德国集中营里，自然，也包括比克瑙，所使用的惩罚手段，可以写整整一本书。各种惩罚都是按照德国方式巧妙安排并精心实施的。
除了各种惩罚和殴打外，盖世太保和卡保还对长官打专门的报告，集中营警卫长官对此从不加以审查核对，就宣布对被告犯人的判决。
最常用的刑罚是责打25 鞭。通常在点名时，当着全体犯人之面行刑，犯人们在整个行刑过程中必须脱帽肃立，受刑人被绑在一种“木山羊”上，然后由党卫军分子或卡保凶狠地、有节奏地鞭打。
这种在集中营内司空见馈的刑罚，通常是在有几个犯人都该受鞭答时一起执行的。犯人们在“木山羊”前站成一排，等待着轮到自己去挨打。皮鞭或者钢索抽打在皮肤上的呼啸声撕裂周围死一般的寂静。被绑在“木山羊”上的犯人的软弱无力的身驱在鞭答中抽搐。很快，犯人就皮开肉绽，满是鲜血的衣服碎片四处横飞。。在整个行刑过程中，被鞭答的人自己要大声报数。要是有人疼得失去知觉，无法再报数，就要被重新鞭打。而在鞭答之后，犯人必须到集中的警卫长官那里报告：“长官先生，××××号犯人衷心感谢领受25 鞭。”
被“正式”判处体罚的犯人规定要接受医生的检查，以便查清他是否能经得住这种惩罚。
但党卫军医生从来不检查这样的囚犯，然而，报送柏林帝国中央保安局的行刑详细报告却都是由医生作证的。
在一种特别报表里，详细记载犯人挨了多少鞭打，行刑后身体情况如何，报告由集中营警卫长官和三名党卫军军官签署。
犯人们还常常在囚舍内受到“非正式”的刑罚。在这种情况下，刑罚由囚舍领班来执行。因为囚舍中没有行刑的“木山羊”，犯人不得不将头伸进炉口里去，而领班则用粗木棍来代替微不足道的长鞭。
犯人们还常常被饿着肚子罚站，在门外站上整整一天。在严寒季节，犯人们有时因此冻饿而死。
直到1943 年，在比克瑙为了进行惩罚，都使用了种特殊的笼子，这种笼子狭小得只能站两个人。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一名活犯人贴着一个冻饿而死的人站立着。这个笼子放在BIb 营的3 号囚舍内。
对于整组整组的犯人或者整整一队的犯人，如果他们干活不好，或者有人从集中营逃跑了，通常就使用一种叫“运动”的惩罚。盖世太保或者卡保强使犯人们迅速趴在地上，再跳起来，匍匐前进，再双膝行走。这种刑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多数犯人再也不能从地上爬起来，而其他人在如此“运动”后，数天内都痛楚不堪。
华沙人斯特凡·加尔巴尔斯基是一名老囚犯，对集中营生活有丰富的经验。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几乎要了他的命。
加尔巴尔斯基在厨房里弄到一锅汤。锅太沉了，他把它放在地上。几个饥饿的犹太犯人刹那间扑了过来。
加尔巴尔斯基生气了，动手把他们轰开，并叫喊说：“反正一样，大家都得进焚尸场！”
为了这句话，他可能送命，尽管他讲的是所有囚犯都知道的真话。在一旁目睹这一切的盖世太保分子抓住加尔巴尔斯基，把他带进守卫室，在那里进行记录，加尔巴尔斯基因散布关于焚尸场的谎言而被判处在仓库里监禁25天。
只是靠了在仓库干活的囚犯们的帮助，加尔巴尔斯基才活了下来。直到获得自由后，他还长时期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残酷地惩罚他，因为盖世太保分子是从来也不隐瞒他们仇视人类的计划的。
对细小过失的惩罚采取什么形式，全凭盖世大保分子个人的高兴，犯人们整理不好床铺或者干活不使劲，这都是过错。而如果搜查时，在犯人那里发现了亲属的照片，写给营中其他囚犯的信件、食物或者贵重物品，那他就要遭受可怕的惩罚。
转入监狱舍是对某些过错进行惩罚的常规措施。而来到这一囚舍就必死无疑。
监狱舍和所有其它囚舍隔绝，最初叫BIb 营1 号囚舍，后来改为BId 男主营2 号囚舍。党卫军说它是“教育舍”，而实际上，在那里，盖世太保的兽行登峰造极。
“铁的纪律”——盖世太保分子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侮辱和惩罚的。
在监狱舍，劳动条件最恶劣，卡保也最残酷。他们打死的人愈多，他们从营中出去的希望就愈大。
为了使囚舍的犯人和营中其他囚犯易于区别，在他们上衣的前后襟缝有黑圈，而对那些被怀疑企图从集中营逃跑的犯人，则缝大红圈。特别危险的政治犯还另外有“YM”两个字母的标志。意思是，他们无权离开集中营的土地。
被判处在惩罚队干活的犯人干的都是最昔的土方工程。他们在任何天气里都得在露天劳动。冬天也好，夏天也好，他们干活时都是一身单衣，一双木屐，不穿袜子。他们能否领到一份食物，全靠囚舍领班或者卡保的个人意志所断。在囚舍里，犯人们睡在没有垫褥的光板子上。夜里在监狱舍睡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那里通宵在拷打犯人。舍内根本不生火。直到1943 年，惩罚队的病人都不能去医院治疗。
集中营里的死刑是在所有的犯人面前当众执行的，刽子手是德国罪犯——卡保。
公开执行的目的是恐吓犯人，使他们永远打消逃的念头。
但是，在这个每天都杀害数以千计的无辜者的集中营里，作出这种宣读由希姆莱本人签署的判决的戏剧性表演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死刑判决达不到目的，被判决的人表现得沉着坚定，反而鼓舞了其他犯人继续进行斗争。于是，在第二天，警笛又吼叫起来：又有人试图从集中营逃跑了。
32704 号犯人，后来回到祖国的亚历山大·埃森巴赫的经历是盖世太保这种审判的“人道”例证。
1944 年初，埃森巴赫在奥斯威辛的各个集中营收集尸体，并将它们集中到BIf 营的陈尸棚。他在集中营地区能相当自由地活动，所以他和三名囚犯想法要逃出去。
1944 年3 月2 日，这四名犯人消失不见了。在公路上发现了他们运送尸体的板车。逃跑者在一个木柴仓库里藏了两昼夜。
第三天夜里，他们试图跑往斯洛伐克，但在离比克瑙40 公里的地方被德国护林人员抓住了。他们被带回奥斯威辛I 号营，并交给了盖世太保。
1944 年3 月7 日，他们和其他两名逃跑者被绑到比克瑙的监狱舍。逃跑者们的沉重预感开始应验了。还在白天，他们就听说，厨房前立起了两个绞架。晚上，“绿标”卡保出现了。六名逃跑者被绑着手，在盖世太保的押送下带到了行刑地点。整个集中营的犯人早已集中在那里了。
向那两名犯人宣读了判决书，随后他们就被吊死了。埃森已赫和他的三名同志等待着对他们的判决。但是，使所有犯人感到惊讶的是这四名逃跑者又被赶回了囚舍。这场极为残忍的滑稽剧就这样收场了，这些逃跑者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监狱舍和惩罚25 鞭。
1944 年9 月15 日，在比克瑞处决了一名犯人，波兰人约瑟夫·雅辛斯基。判决书中指出，他从集中营寄出了一封信，谈到了比克瑙的生活条件。正如判决书所说，这“已经构成威胁，这封信可能被敌人所利用，来损害德国政府的良好声誉。。”
第五节纳粹德国似乎成了铁扳一块
1935 年1 月23 日到24 日夜间，一个名叫鲁道夫·福米斯的移民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在普里邦的一家旅馆被人用手枪打死。捷克当局声称，这次谋杀很可能是两个德国籍的男人和一位德国籍妇女所为，但捷克当局并没有提供任何细节。
许多德国的记者想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戈培尔把持的宣传部请他们不要管这件事：“对此事已没有任何更多的情况可以奉告。”
捷克人已经查出凶手，但不知道这次谋杀的原因何在。
虽然捷克人成功地查清了那位年轻女人的身份，但他们不知道阿尔弗雷德·格尔贝就是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而格尔特·许贝尔特则叫格尔特·格罗特。两人都是海德里希麾下的保安情报处特务。十几天以前，保安情报处处长海德里希在柏林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他的办公室召见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并密示给他一个男子的照片。这个男子身材修长，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一张媚人的嘴巴和洁白的牙齿；两眼镇定自若，炯炯有神。海德里希说：“他叫鲁道夫·福米斯，是一个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纳粹分子。元首亲自指示我找到此人。我答应将他活着带回柏林。我要对你说的就是这些。。”
海德里希转身走到挂在墙上的一张巨幅欧洲地图前，用手指着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地区说：“。。他在布拉格以南大约40 公里处活动。我们无法精确地确定他的位置，因为我们的无线电测向专家与他相距太远。福米斯每天广播两次，晚间8 点和10 点，整个德国南部地区都能收听到，全是为奥托·施特拉塞领导的‘黑色阵线’进行反希特勒宣传服务的，不过，他的宣传手段并不巧妙。元首要我们制止这种宣传。现责成你全权完成一任务。重要的是行动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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