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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下车时，摄影师朝他们走来，他没背相机袋，只是单手拿着相机和闪光灯，口袋里塞满一卷卷的底片、闪光灯炮及镜头。马丁·贝克以前在犯罪现场也见过这个人。
“错了，”他对勒恩说，“看来是报社的人先到。”
这位小报摄影师上前跟他们打招呼，并在两人走向门口时拍了张照片。同一份报纸的记者则站在台阶下，正在采访一名巡警。
“早啊，警官。”记者一看到马丁·贝克便说，“我大概不能跟你一起进去吧？ ”
马丁．贝克摇摇头，跟着勒恩一起拾阶而上。
“至少跟我说几句嘛。”记者紧追不合地说。
“回头再说。”
马丁·贝克说完帮勒恩拉开门，关门时差点儿没撞到记者的鼻子，后者扮了个鬼脸。
警方的摄影师也到现场了，正背着相机袋站在死者房外。
走廊再过去一点儿，站着那个怪名字医生和第五分局派来的便衣探员。勒恩跟摄影师一起走进病房，让摄影师开始工作。马丁·贝克向走廊上那两个人走过去。
“怎么样？ ”他问。
同样的老问题。
叫哈松的便衣挠挠脖子。
“我们跟走廊上大部分病人都谈过了，没人看到或听见任何动静。我正在问乌克……乌克……问这位医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跟其他病人谈一谈。”
“你问过隔壁房的人吗？ ”马丁·贝克问。
“问了，”哈松说，“而且所有病房都问过了，没人听见任何声响，不过这种旧大楼的墙都很厚。”
“我们可以等到他们吃早餐的时间。”马丁·贝克说。
医生没说什么，显然他不会说瑞典语。过了一会儿，他指着办公室用英文说：
“得走了。”
哈松点点头，穿木底鞋的卷毛医生便咚咚咚扬长离去。
“你认识尼曼吗？ ”马丁·贝克问。
“不怎么认识，我从没在他的辖区工作过，不过我们常碰面，他在警界待了很久。十二年前我还是新手时，他已经是刑事警察了。”
“你知道有谁跟他很熟吗？ ”
“去克拉拉问问吧，”哈松说，“他生病前就是在那儿工作的。”
马丁·贝克点点头，看看盥洗室门顶上的电子钟，四点四十五分。
“我大概会过去看一下。”他说，“反正目前我在这里没别的事可做。”
“去吧。”哈松说，“我会告诉勒恩你去哪儿了。”
马丁·贝克到外头深深吸了一口气，沁凉的夜清新而洁净，记者和摄影师已经不见踪影了，但巡警还站在台阶底下。
马丁·贝克朝他点点头，然后走向停车场。
过去十年来，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整个地区夷平后重新建设，街道拓宽，公路四起。都市建设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剥削土地的价值，而非创造一个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城中心不仅百分之九十的大楼被拆除掉，原有的街道设计更是彻底改动，破坏严重天然地形。
斯德哥尔摩的居民怅然痛心地看着耐用又无可取代的老公寓被一一铲平，换上了难看的办公大楼。他们无奈地目睹自己安居和工作的宜人环境被捣成瓦砾，不得不迁到遥远的郊区。
市中心变得震耳欲聋，几乎全被工地堵死，而新的斯德哥尔摩便从中慢慢茁壮成长，渐渐有了喧嚣宽阔的交通要道、闪亮崭新的玻璃建筑和钢铁大楼、硬实单调的水泥外貌，以及都市的荒漠冷寂。
在这狂乱的现代化过程中，似乎只有城里的警察局被完全忽略了。昕有市中心的警察局都十分陈旧破烂，而且大多因警力逐渐扩张而变得拥挤不堪。马丁·贝克正要去的这所位于里洁林街的第四分局，空间不足的问题就非常严重。
马丁·贝克在克拉拉警局前下出租车时，曙光已开始显露，太阳就快要升起了。天空见不到一丝云彩，看来今天虽冷，但应该会相当晴好。
他走上石阶推开大门，右手边是总机，目前看不到人，另一个柜台后方站着一名灰发的老警员。警员摊着早报，正趴着看报。见到马丁·贝克进来，老警员坐直身体摘下眼镜。
“是贝克警官啊，这么早就在忙啦。”他说，“我正在报上找尼曼组长的消息，听起来好像很恐怖。”
他又把眼镜戴上，舔湿大拇指，翻着报纸继续说：
“他们好像没来得及报道。”
“是啊，”马丁·贝克说，“我想他们是来不及。”
斯德哥尔摩的早报早早就付梓了，也许在尼曼遇害之前就已经准备发送报了。
马丁·贝克走过柜台进入值班室，里面没人，桌上放着早报、两个塞爆的烟灰缸和几个咖啡杯。他从审讯室的窗门看到值班警官正坐着盘问一名留着金色长发的年轻女人。警官看到马丁·贝克时，站起来跟女人说_ ，几句话，然后走出小小的审讯室，关上门。
“嗨，”他说，“你要找我吗？ ”
马丁·贝克在桌边坐下，把烟灰缸拿到面前，然后点根烟。
“我没想要找特定的人，”他说，“你有几分钟空闲吗？ ”
“请等一下好吗？ ”警官说，“我把这个女人转到刑事组去。”
他一溜烟跑掉，几分钟后跟一名巡警回来，从桌上拿起一个信封交给巡警。女人站起来把皮包甩到肩上，然后决速地朝门口走去。
“走吧，小伙子，”她头也不回地说，“咱们去兜兜风。”
巡警看看警官，警官耸耸肩，一脸好笑的表情。巡警戴上帽子，跟在女人后面出去了。
“她好像把这儿当她家。”马丁·贝克说。
“是啊，这不是她第一次来了，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警官在桌边坐下，开始把烟斗里的烟灰清到烟灰缸里。
“尼曼的遭遇太惨了。”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
马丁·贝克大略说了一下情形。
“唉，”警官说，“下这种毒手的人太丧心病狂了，可是为什么会挑上尼曼呢？ ”
“你认识尼曼吧？ ”马丁·贝克问。
“不是很熟，他不是那种跟别人嘻嘻哈哈的人。”
“他是被特别指派到这里的吧？ 他什么时候到第四分局的？ ”
“他们三年前给他一问办公室，那是一九六八年二月的事了。”
“他为人怎么样？ ”马丁·贝克问。
警官把烟斗填满，点燃后才开始答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我想你也认识他吧？ 他很有野心，非常顽固，没啥幽默感，观念也很保守。年轻同事虽然跟他没什么接触，不过都有点儿怕他。尼曼很严厉，不过我说过，我其实对他了解不深。”
“他在局里有没有交情好的朋友？ ”
“在第四分局里倒没有，他跟我们的警员处得并不好，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警官想了一会儿，然后神秘而古怪地看着马丁·贝克。
“嗯……”他说。
“怎么了？ ”
“我想他在总部应该还有朋友吧？ ”
马丁·贝克没回答，反而问了另一个问题。
“敌人呢？ ”
“不知道，也许有吧。不过在这儿应该没有，就算有也不至于想置他于——”
“你知道不知道他有没有受过威胁？ ”
“不知道，这种话他不会对我倾诉的，而且——”
“而且什么？ ”
“而且尼曼这种人不可能容许别人威胁他。”
审讯室里的电话响了，警官进去接电话，马丁·贝克走过去，手插口袋站在窗边。警局里很安静，唯一听得到的声音是警官的电话对谈，以及总机老警员的干咳声——也许楼下的缉捕小组会比较忙吧。
马丁·贝克突然觉得很累，眼睛因缺乏睡眠酸疼不已，喉咙也因抽太多烟而干得不得了。
看来这通电话要打很久，马丁·贝克呵欠连连地翻着早报，看看头条新闻，偶尔看一眼照片解说，不过都没读到心上。最后他合上报纸，走到审讯室敲敲窗。还在电话中的警官抬起头，马丁·贝克示意自己要走了，警官挥挥手，然后继续打电话。
马丁·贝克点起另一根烟，心不在焉地想，从昨天凌晨到现在的二十四个小时里，这应该是他的第五十根烟了吧。
第十章
如果你真的想被抓，就去杀警察吧。
这个法则放诸四海皆准，尤以瑞典为甚。瑞典的犯罪史上有许多悬而未决的谋杀案，但其中没有一起涉及弑警案。
只要有同事遇害，警方办起案来就似乎有如神助。平时抱怨的人力不足、援助短缺等问题，突然都不见了，他们可以火速动员几百名人力来调查一件通常最多由三四人承办的案子。
在警察头上动土的人，最后一定会被绳之以法。倒不是因为社会大众跟英国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力挺捍卫法律秩序的人民保姆，而是因为这批警察首长的私人军队突然知道自己要什么了，更有甚者，他们还要得非常迫切。
马丁·贝克站在里洁林街上，享受清晨的舒爽。
他并没带枪，但外套右仂口袋里有一封警政署的信函，那是最近一份社会学研究的复印本，昨天他才在办公桌上看到的。
警方对社会学家很有意见——尤其最近几年他们开始大量研究警察的活动及态度问题之后——警方高层对他们的报告总是抱有极大怀疑。也许那些高宫发现，光是给那些搞社会学的人扣上共产党或破坏分子的帽子，是很难让自己站得住脚的。
社会学家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马尔姆督察最近才愤愤地破口大骂。马尔姆算是马丁·贝克的长官。
也许马尔姆说得对。社会学家什么点子都有，比如，他们宣称分数只要到达及格线，就可以进警校就读，而且斯德哥尔摩的巡警平均智商已经掉到九十三。
“胡说八道！ ”马尔姆怒斥道，“完全是在胡说！ 咱们的智商再低，也不会比纽约的警察还差！ ”
马尔姆刚刚从美国考察回来。
马丁·贝克口袋里的那份报告提出了几项有趣的新发现，证实警务工作未必比其他职业危险，许多其他职业的风险反而比当警察高。建筑工人和伐木工人的工作风险就高出很多，更甭提码头的装卸工、出租车司机或家庭主妇了。
可是一般人都认为警察工作的危险『生特别高且特别辛苦，而且薪资偏低。没错，大家确实这么想，但那是因为其他职业所扮演的角色不像警察那样醒目，而且每天都必须经历一些风风雨雨。
报告中的数据充分，比如受伤的警员人数与每年遭警方凌虐的人数相比，前者简直无足轻重，诸如此类的。
这情形不仅见于斯德哥尔摩，以纽约为例，死于执勤的警察每年平均七名、出租车司机每月两人、家庭主妇每周一人，而失业人士则是平均一天一个。
对这些讨厌的社会学家而言，没有什么是值得尊重的。有一组瑞典社会学家甚至还拿英国警察开刀，说是因为英警没有配枪，所以才不像其他国家警察一样煽动暴力，所以他们也不用太得意。就连丹麦当局也发现了这项事实，因此警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获准携枪。
不过斯德哥尔摩的情形就不一样了。
昨天马丁·贝克看着尼曼的尸体时，突然开始思考这个研究报告。
现在他又在想那份报告了，马丁·贝克发现该研究的结论相当正确，更荒谬的是，他觉得那些结论跟他目前接管的这个谋杀案，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
当警察并不危险，其实会造成危险的正是警察，不久前他才看过一具被屠杀的警察尸体。
马丁·贝克发现自己的嘴角竟然开始抽搐，有那么一会儿，他很想坐在里洁林街的台阶上放声大笑。这整件事实在太荒谬了。
他突然想到，自己最好回家拿枪。
他已经一年多没瞄准了。
一辆空出租车从斯蒂勒广场驶过来。
他挥手将车拦下。
黄色出租车身两边涂着黑色条纹，按以前规定，所有斯德哥尔摩的出租车都得漆成黑色，最近才放宽的。马丁·贝克坐进司机旁边的位子上。
“科曼街八号。”他说。
话才说完，马丁·贝克便认出了司机，他是那种在下班时间开车赚外快的警员。马丁·贝克会认出他纯属巧合。几天前他在中央车站外看到两个笨警察，把一个年轻的酒后驾车的司机从心平气和搞到暴跳如雷，最后这两人也失控了。眼前这位开车的司机就是两名笨警之一。
他年约二十五，极为饶舌。
这人大概是天生多嘴，加上他的正职不容他乱发牢骚，所以全倾诉给车里的客人了。
一辆卫生局的扫洒车暂时挡住他们的去路，兼差的巡警焦躁地看着一幅电影海报，那是理查德·阿滕伯勒的《里灵顿街十号》。
“《里灵顿街十号》？ ”他说，“这破片儿有什么好看的，还不是你杀我我杀你，惨不啦唧，一堆倒霉催的，没意思极了。”
马丁·贝克点点头。这位巡警显然没认出长官，以为他点头是表示赞同，随即又口若悬河地说：
“你知道吧，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耶群外国人造成的。”
马丁·贝克没说话。
“不过也不能一竿自打翻一船人，那样做可不对。比如，跟我一起开这辆车的就是葡萄牙人。”
“哦？ ”
“是啊，你哪儿都找不到比他好的人了啦，人家工作努力又老实，而且开车技术一流！ 你知道为什么吗？ ”
马丁·贝克摇摇头。
“嘿，因为他在非洲开了四年坦克。葡萄牙有个叫安哥拉的地方在打仗，人家在那儿为了自由打得你死我活，可是瑞典这儿什么都不知道。这家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四年里至少打死了几百个共产党。你在他身上，真可以看到军人钢铁般的纪律呢。人家工作一丝不苟给你做好，赚的钱比我认识的人都多。就算碰到喝醉酒的芬兰人，钱一厘也不会少赚。那些领社会福利的游民越来越多了。”
幸好这时车子停到马丁·贝克住的大楼外，他要司机等等，让他上楼回公寓一下。
那把七点六五毫米的沃尔特枪就放在书桌锁好的抽屉里，弹匣则放在另一间房的锁屉里。他把弹匣安装到枪上，在外套右袋又塞了一盒弹匣，然后翻找了五分钟，才在衣柜的一堆旧领带和T 恤中找到插枪用的肩套。
马丁·贝克回到街上，多话的巡警正靠在黄色出租车边愉快地哼歌。他客气地拉开门，坐进驾驶座，正想开口接着往下说，却被马丁·贝克打断了。
“请到国王岛街三十七号。”他说。
“可是那里是——”
“没错，是刑事组，麻烦你走斯克邦街过去。”
司机寺刻涨红睑，一路上一声都不敢吭了。
随他怎么说吧，马丁·贝克心想。斯德哥尔摩再不好，他还是深爱着这个城市。此时此刻也许是这个都市一天中最美的时候了，朝阳照射在斯多曼河上，水面舒缓而平静，全然感受不出都市的人口密集与杂乱。他年轻时——事实上，一直到不久前——都还可以在河里游泳。
城市码头边有艘旧的货运汽船，船上有高直的排气管，主杆上是黑色的桅木。这年头不太看得到这种东西了。一艘早班渡船驶过水面，船头顶出小小的浪花。马丁·贝克注意到烟窗上全熏黑了，旁边的名称也被白漆盖去，但他还是看得出上面写着“笛卡五号”。
“要收据吗？ ”司机在警局门外问。
“是的，谢谢。”
马丁·贝克走到凶杀组办公室，看了一些文件，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写了点儿东西。
一个小时后，他整理出尼曼的生平概略，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斯蒂格·奥斯卡·埃米尔·尼曼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六日生于塞佛
父：奥斯卡·亚布拉罕·尼曼，伐木工工头。
母：卡林·玛丽亚·尼曼
教育：在塞佛上两年小学，两年初级学校，在亚曼上五年二级中学。
一九二八年进入职业步乓团士官学校一九三零年一等兵，一九三一年下士，一九三三年任巡警。
毕业后尼曼便成为警官了，一开始在瓦恩德担任副警长，然后在斯德哥尔摩当普通警员。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尼曼的军事背景大受青睐，很快获得升迁。
二次大战之初，尼曼重披军袍，而后得到晋升，接受了许多奇怪的特殊任务。战争后期，他被调到卡斯勃，一九四六年转到后备部队，一年后又重回斯德哥尔摩警界服务，担任巡警。
马丁·贝克看到他一九四九年时的履历，那时尼曼已经是副组长了，几年后便担任辖区的组长职务。
尼曼在不同时间曾调到市里不同辖区任职，中间偶尔因特殊任务而调回亚聂街的总局。
他大半生都在军警界服务，长久来仕途平顺，一直担任警界高层。
只是碍于环境，才无法更上层楼，成为常任的首都刑事组长。
什么环境？
马丁·贝克知道答案。
五十年代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