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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现在军事院校情况的现代军官恐怕未必能充分地想象到，我们当时是怎样学习的。甚至最详细的描绘也不能把当时学习生活中极端艰苦而严峻的特点完全表达出来。其实，这涉及到的不仅是学院。有时，学院进来一批预备学员，而后留下来学习就成了正式学员，这就需要宿舍。我们的宿舍离基督教堂不远。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一群群虔诚的教徒在正教日到教堂去作礼拜。当看着他们怎样在寒冷的日子里冻着牙齿打颤时，我们也不由自主地在自己房间里环视四周，搜索着，还能把什么东西添到火炉里，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房间里只放着一些床铺，几乎再没有其他家具。所以我们很乐意地卸劈柴，因为我们知道，回来时可以在腋窝下夹几块劈柴。一般地说，除了午休时间外，所有白天时间我们都用在学习上。
至于午餐，按那时的标准我们认为是够丰盛的了。每天给我们每人两俄磅面包，若干所洛特尼克（俄重量单位，约为4。266 克——译者）砂糖，黄米稀粥和■鱼。每星期能吃两三次肉，最常吃的是马肉。
大讲堂里的座位不够用。因此学员们忙着为自己占据能放板凳的地方。有时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有人在画地形图，在另一个角落有人在分析博罗季诺会战要图，第三个角落一些人在选修德语，在第四个角落，经济委员则在开会研究要不要给学员在宿舍里发床头柜。我们在这些大讲堂里，每天要听四节课，还要作两个小时实习作业。一直到精明能干的总务主任在黑市上买到了中学教学参考书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我们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这个过去曾是猎人俱乐部财产的图书馆，可以毫不吝惜地向读者赠送有关狮子狗和灵■（一种锐目捷足能迅速逐赶野兽的俄罗斯猎犬——译注）的区别的资料，或用阿克萨科夫方法钓鱼一类的资料。但对我们的帮助却不大。有时出现一批从旧书贩那里运来的军事书籍，就得赶快登记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再一次见到这些书：多数学员对向图书馆还书的“资产阶级偏见”还是陌生的。只依靠笔记是不行的。冬季在大讲堂里有时非常冷，甚至带着手套写字也很困难。一些人记忆力好，这就帮了他们大忙。当学院的印刷厂投产后，我们很高兴。我们都领到了年级教学大纲和石印的战术教令、地形学和军制学教范。
最初，我是在1918年11月至1919年5 月在学院学习的。当时学院领导常常将学员派到各指挥机关和部门的办公厅去，不择手段地索取作业所必须的各种常用工具，如铅笔、圆规、地图、纸张等等。各种模型都在工厂制作，并且常常是在学员直接参加的情况下制作的。学员中间有很多是过去的工人和技师。他们样样都会。包装纸、糊墙纸都用来写字，或者把字写在旧书每页的字里行间。有时当你拿起一本笔记，在你面前竟是一本沙皇时代的中学生文选，而你会读到费特的诗篇：
啊姑娘，你的面庞是那样的苍白！
你将自己婉转的歌声融会在起伏的波涛中，
我爱你那苍白的面庞。
在窗前，在原野上。
只有大海，只有在大海中，
才是浪花追逐的地方。
在书的偶数页面石印字行之间写着汉尼拔（古代迦太基国统帅，传说他九岁时向父亲誓言要对罗马作终身不渝的斗争——译注）与罗马人在坎尼附近会战的讲义。在单数页上写的是在进攻中对现代化师物资保障的讲义。前线需要指挥员，而教学计划又是硬性的，院领导很着急，于是我们同时学完了士官生学校教学大纲内容中的军事学科和适合各军事学院学员的军事科学方面的高级课程，其中包括：总参学院的，诸兵种合成学院的，炮兵学院的。明确地按专业分班学习进行得很晚，虽然开始时有的学员班根据不同的学习目的已得到调配补充。
春季在霍登克开始了野外作业，我们不只限于在课堂上分析用粉笔划在黑板上的作战要图，而且一般战术课也在野外进行，时间约两周。有数天时间用来进行侦察和对地形进行目测（当时没有进行仪器测量的教具）。
到了1919年4 月，有二十人动身去东方面军。同样也通知我们，在近期内将有三十人到南方面军去。到兵团和部队（派到分队去的很少）去的都要委任较多的职务，但是，当那些幸免于难的人们在1919年秋天再次相逢时，才弄清楚，几乎没有一个人就地得到提升，而多数人后来提任的职务更低，或者总是没完没了地从一个职务调到另一个职务。我的情况（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则属于比较满意的少数人之列。
艰苦的学习和工作条件锻炼了人的坚强性格。从第一批和第二批毕业的学员中已涌现出了许多当时比较有名的、专业水平高的指挥员。这样的著名军事首长可以列举出一些，如帕维尔·德边科、伊万·费季科、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鲍里斯·费尔德曼、伊万·丘列涅夫、谢苗·乌里茨基、列昂尼德·波得罗夫斯基。不少精明而有见识的专家毕业于1920年成立的所谓东方学研究所。该所由A ·E ·斯涅萨列夫亲自领导，总的说来，他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史学领域，对苏联东方学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说实在的，从该研究所毕业的学员我知道得不多，因为他们入学的时间比我晚两年，而且还由于他们具有一些特点：同时学习些附加学科（亚洲国家的专门地理和东方语言），他们的学习时间表特殊，和我们的不一样。东方学研究所的学生对自己的专业非常自豪。他们之中有些人学习阿拉伯语，有些入学习土耳其语，也有学习波斯语、汉语和日本语的。这个研究所的有些毕业生后来到中国担任了苏联军事顾问。他们是应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而去的。
后来，所有“院士”的年度考试和测验都筹备得非常隆重。但在1919和1920年组织得还是非常认真的。特别是1920年的春季很忙，当时有两个年级的全体人员，还有一些教员被派往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集团军去。为了庆贺学院开始工作而举行的隆重晚会也不是在平淡无奇的气氛中度过的。
学院作为一个学府是从1918年11月24日开始工作的，而学院正式开学是在12月8日。在许多人的讲话中我特别记得雅克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当时的那段简短而又非常热情动人的发言。那段话是当时他向未来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所作的临别赠言。
从军事学院我得到了些什么呢？可以说收获很大。我的生活经历就是没能使我受到系统的中等教育。然而，就我的记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追求知识，渴望扩大自己的视野。我能够受到军事学院的教育，这同我向往成为一名军事干部，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红军的愿望直接吻合。所以我如饥似渴地抓住了这个已成为现实的机会，尽管学习有过中断，尽管学习组织得不够严密，尽管当时教给我们的不全是国内条件下首先需要的那些知识，我还是不愿低估我在1918、1919、1920和1921年冬季和春季所接受过的那些学习的。相反，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做为喀山战斗参加者的我，同担任第14师副参谋长，以及同尔后担任第4 师和第6 师副参谋长的我，中间有着一段很大的距离。有时我在沉思中向自己提问：我从哪里的收获更大，是那次战争中在战场上作战的实践，还是在学院学到的理论？我久久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既是前者，也是后者，两者已交织在一起，汇成一体了。
例如在喀山我就看到了战士们高涨的士气，他们的觉悟，对自己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政治上的坚定性所起的作用有多么的巨大。而经过半年，在学习过程中我理解到，由受过充分专业训练的人来领导这些战士该有多么重要，指挥员的才干起着多么大的作用，由此，我联想起了戈沃尔科夫。又过了几个月，在观察A ·K ·斯捷平的同时，我完全确信，理论和实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在1919年6 月我们在南方退却时的艰苦条件下，如果是一位才能不如斯捷平的师长，很可能要毁掉很多同志的生命。
布琼尼是一位在国内战争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非常有才能的指挥员，他在领导庞大的骑兵兵团时，在很多方面又是一位革新能手。他和骑兵第1 集团军其他领导成员常常推翻指导战争的老一套理论，迫使白匪处于不利或不习惯的条件下作战。这是否意味着，在这里所有的军事理论都过时了呢，一切只取决于天赋的头脑敏捷呢？完全不是这样。当然，没有头脑敏捷是行不通的。但现在所谈问题的实质是指陈旧的理论原则不再适用，要用其他新的理论原则来取代。于是正是这些新的观点通过骑兵第1 集团军的作战实践产生了。当我把原先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与1920年夏天在前线遇到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时，我再一次确信，指导战争是一门科学和艺术，并且是复杂的艺术，它不仅要求最大限度地付出和运用天赋的才能，而且需要严谨丰富的知识，以及对其创造性的应用。
例如我们在别尔季切夫附近突破了波兰的防线。这是一次要在前线的深远后方的广大战区内同时重创敌人，并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役。
又如前后不到一个半月的利沃夫战役，沉痛的失败是由于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战役性的错误。难道说，当时向华沙进攻的西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就无可指责了吗？当该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调到我们军事学院任院长时，学员不止一次地去请他解释。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是由于违背了指导战争的某些原则（前方和后方必须保持可靠的通信联络，对军队进行正确而又妥善的保障，善于利用敌人的错误，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从而造成了那次进攻全面失利。这又一次使我确信：指导战争是一门艺术。
如果不是在1918—1920年的三次会战中经受了战斗的磨炼，我当时就不会成为头脑稍微清晰的军事首长。但是我仍然认为，如果没有经过相当正规的军事理论训练，我也就不会造就成一名能干的人。这种训练在后来的西班牙战争期间，芬兰战局和伟大卫国战争中都是非常需要的。这里又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两者不是停留在原地不动，而是在向前发展。我不止一次地反复回忆起过去的经验教训，有时是为了直接运用它，有时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很少是为了完全按另一种方式行事的。
有学院由谁和如何具体地为我们讲课，以及指导我们的作业，这里面关系很大。下面我来谈谈直到今天还记得的那些教员的总的印象。教员有各种各样。有些入看来是有经验的指挥员，但课讲得并不理想。他们到学院来是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邀请，现在他们向学员传授的知识，还是他们在旧军队中服役时所掌握的那些。另一些人则是有能力的讲师，但不适合在这样的讲堂上讲课，在这样的讲堂里他们不习惯，经过精选的军官团成员，是与旧军官并排坐着的昨天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很多人的文化水平很低。当然也有一些教员，他们善于同学员建立联系，讲解问题也通俗易懂，同时又符合科学性，因此他们受到学员的普遍尊敬和爱戴。
一些教员强调不问政治，这引起了学员的强烈不满。声名狼藉的“军人不过问政治”的论调，在教员中仍然有许多人信守不渝。但对我们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当国内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又怎能“不过问政治呢”？如果战争本身不是别的，正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又怎能“不过问政治”呢？“超阶级”的软弱无力的对待军事的观点，过去和现在只能对劳动群众的敌人有利。我不会认为这类教员的思想改造能很快见效。他们的保守思想存在的时间够长了。例如，在教学的第一年，社会经济学的课程根本没有纳入计划。认为是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然而所有的人都去听了，而且怀有极大的兴趣，难道与人的整个活动和人本身存在的意义紧密相联的政治能与人分开吗？！对于我们，不要求在一年级考社会学这一门课，但我们深入钻研它的劲头比对任何一门军事学科都要大，社会经济学这门课程当时尚未调整就绪。在这里，根据党支部提议邀请来的授课人的政治倾向和知识水平，对课程有直接的影响。然而，事情逐步走上了轨道。在1919年我们听到了马克思主义课（由学院政委B ·H ·扎列日斯基讲授）和对外政策及革命战争战术课（由著名的革命活动家H ·и·波德沃伊斯基讲授）。
这些学科的作业经常被取消，有时是因为授课人工作忙，有时是因为突然要集体外出采集木柴。希望获得系统知识的学员就去普列奇斯坚工人进修班听课。1920年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也派人到我们这里作报告，他们报告的内容是有关当前形势或重要的理论问题。
1921年在讲授社会经济学课程的教员中，有几位我还记得。政治经济学由A ·A·波格丹诺夫讲授，他是位医生、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他过去曾是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5年俄国革命后的反动内阁时期一译注），开始背离列宁的立场。由于在哲学问题上的混乱，列宁曾在自己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波格丹诺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二十年代波格丹诺夫积极从事医学活动。他曾但任过输血研究所所长。而在学院他讲述自己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简明讲义。他对问题的讲解非常含糊不清，讲课中充满了学员经常听不懂的复杂术语。
历史课是由H ·M ·卢金—安东诺夫讲授的。他主要讲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他描述当时杰出的代表人物马拉待·曼伯斯庇尔和丹东非常生动。卢金早在本世纪初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积极参加了莫斯科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一次他偶然了解到我于1913年曾散发过布尔什维克报纸《我们的道路》，该报的创办与卢金有直接关系。他长时间地询问了我的生活，并且对我是否愿意参加由他领导的莫斯科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很感兴趣。但被我拒绝了。我所向往的是在工农红军中服务。
我们还学习了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军事心理学课程。第一门课程实际上阐明了国家理论和法制学说。第二门课程很有趣味，提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大战时期的心理学问题。这两门课程是由M ·A ·列斯涅尔教授担任。他的课很有意思，但内容较深，能够听懂的人不多。
历史唯物主义是B ·и·戈列夫给我们讲授。从他的讲课中有时散发着孟什维克的气味，特别是当他阐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他在对我们的训练工作非常不满的时候，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各条战线的形势，国外的无产阶级运动，《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党的日常生活，占据我们时间的首先是这些问题。当然我们对一切同党的路线不相符的东西反应异常强烈。
军事科学的课程从开始就安排得较好。1919年冬季和春季，一年级学的课程有“战术、司令部业务、军事学术史、炮兵、工程保障、地形测绘和军制学。此外，有些学员由于文比程度不高，还去听普通文化课。向我们传授知识的范围每星期都有所增大，5 月外出参加了战术演习。演习的主要缺点是它脱离了当时的形势。我们强烈希望战术教员和军事学术教员讲课中所引用的战例，主要不是取自亚历山大·马其顿反对波斯或叶夫根尼·萨沃斯基王子反对土耳其人的远征史，甚至是十九世纪的战争史（当时教员只讲这个时期以前的），而是取自日俄战争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和国内战争史。
对于国内战争，为我们组织了专题讲座，由过去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的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蒂斯和原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参谋长费奥多尔·瓦西里那维奇·科斯佳耶夫两人讲授。瓦采蒂斯是革命前旧军队的上校。科斯佳耶夫是革命前旧军队的少将。他们两人精通军事，战例讲得清晰生动，通俗易懂，尤其是不久前他们还亲自领导过苏维埃军队，开始是在东方面军，尔后在各个方面军任职。听他们讲课的不仅有学员，而且还有教员。后者一边听着报告人讲述不久前发生的事件，一边耸着肩膀说：“得啦吧！要知道这才是昨天发生的情况，有关事件的资料暂时还没有收集齐，并且事件的参加者都还健在，他们是当事人。这能会是客观的吗？这是学院——可不是你们的小卖店。”
第一位同意与我们共同研究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是战略学教授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维钦。第二位是军事学术史教授瓦西里·费奥高罗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