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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已经结束了有关影响国家海权发展的一般性讨论，包括各种主要因素，有利的和不利的。目的一直是首先考虑这些因素固有的倾向是有利还是不利；然后用特殊的事例和过去的经历来说明。无疑这样讨论涉及的范围很广，但主要限定在区别于战术的战略范围。战略范围考虑的事情和原则，是属于不变的或者是不可改变的。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仍然如故。事实上，战略是属于大自然的规律，关于它的稳定性问题，如今已有很多人在论说；而战术则是使用人所制造的武器作为其工具，分享着世世代代人类的变化和进步，战术的上层建筑也不得不经常地改变或全部解体；但是过去的战略基础仍然没有变，好似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之上。下面紧接着要研究欧洲和美洲的通史，特别要从广义上研究海权对欧洲和美洲的历史，对民族的财富所产生的影响。我不时地，一有机会就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通过一些特殊的事例来回忆和加深过去已存在的教诲。因此，研究的总方向将是战略方面的。按以前曾承认和引用的广义的海军战略是：“海军战略的目的是平时和战时都要创建、支援和发展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至于特殊的战斗，我们一方面应直率地承认一些具体实施方法的变化已经使许多学说过时了，而同时要尽力指出在运用了或者忽略了这些正确原则的地方，已经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其它情况相同时，我愿意介绍一些与最优秀的军官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战例，这些战例可以用来说明正确的战术思想，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部门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在古代兵器和现代武器之间表面上呈现的一些相似的地方，希望不用过分强调它们的相似程度，就可得到它们所提供的教训。最后一点必须切记，在所有的变化中，人的本性没有变，尽管在特殊的事例中，数量和质量是不确定的，但是肯定会找到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
第二章 1660年的欧洲形势 1665…1667年第二次英荷战争 洛斯托夫特海战和四天海战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 1890
我们把要研究的历史时期的起始时间大致划定在17世纪中叶，开始的确切时间是1660年。这一年的5月，英国的查理二世在全体人民的欢呼雀跃声中恢复了王位。第二年的3月，法国红衣主教马扎然刚一去世，路易十四便召集其大臣并对他们说：“我叫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如今使我感到满意的是，我可以做那些会受到已故红衣主教马扎然左右的大事，从今以后我就是首相。除了我的命令，不能确定任何法令；国务大臣和财政主管人员，没有我的命令，不能签发任何法令。”这种由一个人执掌的法国政府，就这样维持了半个多世纪。
英国和法国的政局经过了一段持续的混乱之后，他们的国家生活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就看出了这两个国家尽管发展不平衡，但是已经在近代欧洲和美洲的海洋史上，或更笼统地说，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然而，海洋史只是被称之为国家历史中国家兴衰的一个因素。因此，如果忽视了与海洋史密切相关的其它因素，将会产生一种，或者是言过其实，或者是相反的，歪曲其重要性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与海洋关系不大的国家的人民，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人民，如果不是实际上没有看到，也是大大地低估了海洋史的重要性。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海洋史的缘由。
我们确定的研究起始时间1660年是紧接着在标志着欧洲事态和解和作为历史上有名的“三十年战争”的结果签署的条约，即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或《明斯特条约》之后。在这个条约里，西班牙正式承认早已存在并已独立的北部联合七省；在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1659年法国和西班牙两国之间又签订了《比利牛斯条约》，上述两个条约使欧洲呈现出一段表面上的全面和平时期，其后便很快爆发了一系列几乎影响全世界的战争。这些战争持续的时间与路易十四在位的时间（1643…1715）一样长。毫无疑问，战争使欧洲各国的版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期间，将出现一些新的国家，一些国家在走向衰败，并且所有的国家，或是领土范围或是政权，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些，海上力量直接或间接地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本书所叙述的历史开始时期欧洲各国的总的形势。在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结束标志的斗争中，著名的奥地利皇室家族已拥有使其它各国感到恐惧的强大力量。在查理五世 ＇ 译者注：1516年西班牙国王死后无嗣，外孙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继承西班牙王位，称查理一世（1516…1556），后又从父亲方面继承奥地利王位。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1519…1556），1556年退位将领土分别传给其弟斐迪南及其子腓力二世。 ＇ 长期统治时期，这位在一个世纪前退位的奥地利皇帝已把奥地利和西班牙连同这两个国家的所有领地的两个王冠戴在他一个人头上，这些领地包括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并且在意大利也有压倒一切的权势。随着皇帝查理五世退位，奥地利和西班牙这两个较大的君主国被分开了。虽然这两个国家由不同的人来统治，可是他们仍然属于同一个家族，因此有助于两国在这一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的和睦相处。这种和睦是建立在一种皇朝关系的共同目标和感情基础上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着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不断扩大的家族势力和宗教势力，是政治活动中的两种最强大的推动力。这个时期是国家之间、诸侯之间，并且常常是在同一个国家里宗教之间龙争虎斗的长期宗教战争时期。宗教迫害引起了荷兰联合七省的新教徒起来造反，反对西班牙的统治。经过长达80年左右的持续战争，迫使西班牙最后只得承认其独立。宗教信仰的不一致，有时导致内战，它使法国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精力分散，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法国的对内政策，也影响了法国的对外政策。这个时代前后出现了圣巴托罗缪惨案 ＇ 译者注：是指法国胡格诺战争期间，在1572年8月23日到24日夜里，即圣巴托罗缪节的恐怖之夜，三千名胡格诺教徒被杀害，尸体被扔进塞纳河。 ＇ 、亨利四世被天主教徒谋杀的事件、围攻拉罗歇尔和西班牙的罗马天主教与法国的罗马天主教之间不断勾结等动乱。宗教势力过去经常在原本不属于它的范围里活动，按理说，在这个范畴里，它没有合法的地位。随着宗教势力的逐渐清除，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利益才开始享有适当的权力。在前一时期，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利益虽然不是全部受到了冷漠，但是宗教的仇恨或者蒙蔽了政治家们的眼睛，或者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在法国，由于新教徒少数派的数量和特点，它自然是宗教狂热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应该首先看到这种作用并应给予极大的关注。法国位于西班牙和各个日耳曼人的国家之间，在这些日耳曼人的国家中奥地利排在首位，它没有一个竞争对手。法国政治生活所需要的是保持内部团结并且扼制奥地利皇室的势力。幸运的是，法国连续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亨利四世和黎塞留，他们没有宗教的偏执，并且当他们不得不在政界范围内承认宗教时，他们主宰宗教，而不是成为宗教的奴隶。在这两个人的统治下，法国的一些治国之才得到了一种明确的指示，黎塞留规定把这种指示作为一种长期贯彻执行的总方针，它们包括：（1）加强王国内部的团结，平息或镇压宗教斗争，把权力集中到国王手里；（2）抵制奥地利皇室的势力，实际上这就必须与新教徒掌权的日耳曼人国家和荷兰结为真正的联盟；（3）把法国的边界向东扩张，这样遭受损害的主要是西班牙。当时西班牙不仅占领了现在的比利时，还占领着其它很久以前曾与法国合并的省份；（4）创建和发展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以增强法国的财富，同时也是专门用来战胜法国的宿敌——英国。为了这一目的，法国再次期望与荷兰结盟。这些就是著名的、天才的政治家们为指导其国家所制订的政策要点。这个国家的人民已不再是无故地要求成为欧洲文明的最完美的代表，最重要的是在前进过程中把政治进步和各项发展结合起来。这种政策被马扎然继承了下来，后来又被路易十四所接受；可以看出路易十四是如何忠实于这种传统政策的，以及他的行动对法国产生了何等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人们可能会注意到使法国强大所必需的这四种要素，海权是其中的一种，并且因为第二种要素和第三种要素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所以可以说海权是使法国对外保持强大的两种主要因素中的一种。这样英国在海上，奥地利在陆上，它们就成为法国应该致力对付的两个国家。
上面我们已谈到1660年法国的情况，和法国准备继续沿着黎塞留为其标定的道路前进的情况，可以说法国内部的和平有了保证，贵族势力被彻底地打垮，教派不和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宽大的《南特敕令》 ＇ 译者注：1598年4月13日，法王亨利四世在法国西北部的南特城颁布的一项敕令，敕令规定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同时承认胡格诺教徒享有信仰自由和其它的一些权力。1685年该敕令被法国路易十四完全废除。 ＇ 仍然有效；新教徒不满分子的残余势力已被武力镇压下去了。所有的权力完全集中在国王一个人手里，但是，在其它方面，尽管这个王国处于和平时期，可是情况不是令人非常满意的。实际上它没有海军，对内和对外贸易十分不景气；财政处于混乱之中；陆军规模也不大。
位于其它国家之首的西班牙，一个世纪之前曾无忧无虑，但是，现在早已开始衰退，并且到了几乎难以应付的状况。中枢的软弱已经扩散到行政机关的各个部门，但是其幅员仍然很辽阔，西属尼德兰仍然属于它；它占领着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直布罗陀此时还没有落入英国人之手；西班牙在美洲的大片领地，除几年之前被英国人占领的牙买加外，其余的仍然没有被触及。有关西班牙海上力量在平时和战时的情况，前面已概略地作过介绍。很多年之前，黎塞留就曾与西班牙结成过短暂的联盟，凭借这种联盟他对西班牙的40艘战舰取得了支配权；但是，西班牙的战舰状况极差，绝大部分装备不良，指挥不当，因此不得不将这些战舰退回给西班牙。西班牙海军当时处于全面衰退之中，法国红衣主教敏锐的观察力一眼就看穿了它的软弱无力。1639年，西班牙舰队和荷兰舰队之间进行的一次遭遇战，最清楚地表明了，这支曾妄自尊大的海军，已处于完全衰败之中。
戴维斯在其《荷兰历史》一书中，对西班牙海军有这样一段叙述：
此时西班牙海军遭受了一次打击，而且在这场战争中，它要接二连三地承受这种打击，因而使它从东西半球海上霸主的高位坠落为在海洋强国中备受鄙视的地位。它的国王准备派出一支较强大的舰队，把战火漫延至瑞典海岸，并且为了装备这支舰队，国王还命令从敦刻尔克运送增援人员和补给品。这支舰队奉命起航了，但是却遭到荷兰海军冯·特龙普将军的攻击，一些战舰被俘，其余的被迫驶回港内。不久以后，冯·特龙普抓获了3艘从加的斯驶向敦刻尔克的中立国英国的舰船，船上装载1070名西班牙士兵。他卸下了部队并释放了舰船。他留下17艘战舰封锁敦刻尔克，自己率其余的12艘战舰去迎战驶近的敌舰队。很快他就看到了进入多佛尔海峡的西班牙帆船舰队，总共有67艘，船上装有2000名士兵。在德·威特率领的4艘战舰与其会合之后，他用较少的部队向敌人发起了一次决定性的攻击。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西班牙舰队司令率舰躲进唐斯港时为止。如果西班牙舰队敢出来，冯·特龙普决心与其进行战斗；但是，西班牙舰队司令奥肯多率领的强大的配备60门至100门舰炮的舰队被封锁于港内。英国海军将军告诉冯·特龙普他已接到命令，一旦开战，他将加入西班牙一边。于是冯·特龙普向国内请示。英国的这种做法只会招致荷兰动用大批的海军力量。冯·特龙普很快得到由96艘帆船和12艘纵火船组成的一支增援部队，并受命进行攻击。他留下一个分舰队监视英国，一旦英国人帮助西班牙，该分舰队便对其实施攻击。冯·特龙普开始是在极其不利的大雾中进行战斗的，西班牙人利用大雾的掩护砍断锚链逃跑。许多战舰逃跑时因离岸太近搁浅了，余下的企图撤退的绝大多数舰船有些被击沉，有些被俘获，还有一些被赶到了法国海岸。这是荷兰海军所取得的从未有过的较为彻底的胜利。
当一支海军在执行上述这样一种作战方针时，其战斗风格和自豪感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这支海军随着西班牙各方面的总衰退而日益没落。从此以后，它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作用逐渐削弱。
基佐在《英格兰共和国》一书中写道：
在它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和华丽的辞藻之中，西班牙政府感觉到了它自己的软弱，并寻求把这种软弱隐藏在其稳定之中。腓力四世和他的大臣们对于只能被征服的斗争感到厌倦，除了寻求和平和安全，只能把所有需要他做出努力，而他自己又无能为力的问题搁置起来。已经被分裂和被削弱的奥地利皇室，既没有实力也没有抱负，因此，除非确实受到威逼，否则一种自负的惰性便成了查理五世继承者们的政策。
这就是当时西班牙的情况。西班牙的那部分领地，当时有名的低地国家，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已成为引起法国和其天然盟国荷兰共和国之间不断争吵的一种根源。荷兰这个国家，政治名称为北部七省联合体，其影响和实力当时已经达到了顶峰——正如以上所述，这种实力是完全以海洋为基础的，并充分运用了由荷兰人民庞大的海运事业和贸易天才形成的有利因素。一位法国现代作者在描述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荷兰的贸易和殖民地情况时认为，除英国之外，它已超过其它任何国家。这已充分说明了富饶的海洋能够使一个本来很软弱、资源很贫乏的国家富强起来。这位作家写道：
荷兰曾变成了近代的腓尼基。北方七省联合体作为斯海尔德河上的霸主，封锁了安特卫普至海上的通道，并且继承了这个富饶城市的贸易权力。在十五世纪，一位威尼斯派来的使节曾认为安特卫普可以与威尼斯相媲美。荷兰除了接管了西班牙的一些主要城市外，还收留了逃避西班牙专制统治的低地国家的工人。荷兰的服装制造业、亚麻织品制造业等，雇佣了60万工人，为与从前从事奶酪、渔业和贸易竞争的人开辟了新的就业机会。仅凭渔业本身就足以使荷兰人致富。鲱鱼捕捞业供养了荷兰五分之一的人口，每年制造30万吨咸鱼，收入可达800多万法郎。
北部七省联合体的海军力量和贸易能力的发展很迅速，单是荷兰的商船队就有1万艘帆船，16。8万名海员，并且供养了26万名居民。荷兰的商船队曾承担了欧洲运输业的绝大部分。自从议和以来，不仅承担了美洲和西班牙之间的全部商品运输业务，也为法国港口进行运输，并能经常保持3600万法郎的运输收入。经过波罗的海进入勃兰登堡、丹麦、瑞典、俄国、波兰等北方国家的通道，对荷兰人是开放的，这些国家对荷兰来说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交换市场。他们通过在那儿出售自己的产品，和购买那里的小麦、木材、铜、大麻和毛皮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