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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还有谁卷入了这件事？”
“没有。”我撒谎了，“我在我的挎包里放了个微型录音机。”
我知道我的脸现在就像一块红布。
高罗威恼怒地摇着他的脑袋。
“耶稣基督，安娜，这样的话我们将被指控诱捕。”
“我很抱歉。”
“你该明白，这次我是不得不在你的档案中写下一个备忘录。”
“好的。我的档案开始看起来像一只标靶了。”
高罗威瞪着我。
“如果你想要我捏造点借口出来对付医生的话，我可以做。”我找到他的眼神。
“那么你将摆脱恶劣的处境。”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高罗威站了起来：“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
他的两只手都在空中挥舞着，像是要抓住什么莫可名状的东西，然后他的手指互相插在一起，好像那东西已经飞走了。
“我明白我的错误。在纽约，你和新闻媒介是很熟悉的。也许并不是和每一个当地于这行的家伙，但是你和电视新闻部主任，和与警方相关的新闻报道人是要有交情的——你的工作总是站在市民的反面，但是也许几个小时之后，你们就会在唐人街的某个下流场所中碰面。出了这儿可就没有认识你了，每一件事都会成为全国性的新闻，因为洛杉矶是世界性都市，每个人都会是对手，因为他们围拢到一起的时间决不会超过五分钟，所以他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去赢得一分。这相当的……”他似乎正在寻找一个恰当的词。
“好莱坞。”
“我想要什么？”他抓起一张报纸把它揉成一根长条，“你以为所有这些狗屁都是她的宣传攻势？我想要以牙还牙。我想为调查局赢得好名声，只要有公平的标准。我想要公众都看见我们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
“那个医生也许是被骗了，”我平静地说，“也许她确实让他写了一两张处方笺，但是我正在告诉你的是，他是清白的。”
“那么就让他在广庭大众之下证明他的清白吧，该死的广庭大众，我们会被它搞得精疲力尽的。”
我很抱歉，比我们能想象的更加抱歉，高罗威，虽然他有全副纽约的智慧与经验，但是现在证明，他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也不过是一个有恐惧忧虑的肉身。
我打电话给外公，是莫比·狄克接的电话。
“你在那儿做什么？”
“我开车送你外公去接受治疗。他现在已经回来了。他正在打盹。”
“哪一种治疗？”
“放射疗法。”
听着从那张啤酒嘴里冒出来的这样复杂的术语，足以让你身子端坐起来，你会以为你一定是在收看标准的电视频道，这些术语却是真正可怕的，因为它们意味着连莫比·狄克这样的粗人为了关心我的外祖父，都被迫学到了这些新词汇——关于一种严重疾病的词汇。
“告诉他我很快过去。我现在正在被一件案子纠缠着。他到底怎么样？”
“消除了一点点，但还是跟以前一样糟。你了解长官的。”
在最好的环境形势下，一次搜查和逮捕也要花上一周时间才能完成，而我却已经被害怕所控制了。除了来自高罗威那里折磨人的压力我知道我必须承受下来以外，我还得尽可能地控制外公的病情。所以我要让自己有勇气对抗官僚主义，我要能够举起比从前多二十磅的重量，喘着气，并祈求能有奇迹发生。
一面威吓一面乞求。一点点地我们积蓄起力量。在创纪录的六个小时内，我使那条标题报道被收回。它强调说，那栋第十五街改建的维多利亚建筑属于达那矫形诊所，其实是一家股份公司，而阮德尔·依见哈特是其委员会的主席。我亲自到位于洛杉矶大街的联邦大楼去，同检察官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手里攥着一纸要求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签署一份授权令和搜查令的文书离开，这使我能够直接进入阮德尔·依贝哈特大夫的办公室，明显地是为了联邦政府的利益，而搜取需要的证据。
二十四小时以后，六名强壮的联邦执法员穿着明亮的桔红色的作战马甲在医生的办公室出现，好像它现在已是东洛杉矶最出名的房子了。伴随而来的是一大群报道员、摄影师和手拿小型照相机从本地或全国各地新闻机构赶来的记者，他们显然得到了我们的新闻联络部有意透露出去的消息。
我要求把这一切都录在录相磁带上。在他的护士告诉他有某些不愉快的事情将要发生后，我被领到了被告，刚刚来到接待室的阮德尔·依见哈特面前。
“早上好。我是FBI特别行动处的安娜·格蕾。我们有没收你的办公室的授权令。”
医生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
“我不认识你吗？我是否曾经见过你，作为一个病人？”
“有可能。我可以进去吗？”
“不，你不能进去。”
“我有授权令，先生。”
“那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这些办公室里的所有东西现在都是美国政府的财产。”
搜查和逮捕通常就是那些坏家伙们的终点线了，因为意味着你已经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可以对他们提请起诉了。他们不喜欢它还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拿走他们的玩物，虽然这些东西他们通常也是从别人那里夺来的。他们会咆哮会怒吼会抗拒，甚至会拨出枪来，有的则试图跳逃，或垮掉或哭闹，但是你一定很少看到一个目标像这天早晨的依贝哈特大夫这样，始终保持着他的高贵举止。
“这就是在新闻报道中简娜·玛森对我的那些蛮横指控的结果吗？”
“我不能讨论一件正在进行中的调查案。”
“我想知道，”他平静地说，“只是我自己对这起荒唐事件的个人感受。”
“也许你应该打电话找你的律师。”
“也许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被卷入新闻媒介圈的中心过。”他拾起电话，但是还没有拨号就又压下，因为这时他看见执法员正要冲进诊察室里。
“等一会儿，我有病人要回来。”
但是我已经抢在了他的前面，就像是一位正带领士兵们发起冲锋的指挥官。依贝哈特大夫出于自重给我让出了门廊，他也总算认识到了，这些面目各异的暴徒真的是要侵占他的世界了，医学的世界，就像纳粹暴徒冲进波兰伟大的图书馆一样，并把它们烧成白地，一千年的理性化为灰烬。当依区哈特大夫开始懂得理智并不能保护他和他的领地的时候，恐惧便上升了；他的一生花在了研究骨头的精致逻辑上，但是也许是一个小小的愚蠢的行为就足以将它完全抹去。
“在后面有一个上锁的橱柜。”我说。
我们所有的人都进了观察室，在这里，我曾经伪装成一个病人，现在它被联邦执法人员塞满了，依贝哈特穿着白色的医褂，还有两个惊慌失措的护士。
“可以把钥匙给我们吗？”
他点点头，一个护士上前来把钥匙递给我，屋子里的空气闭塞闷热，让人难以呼吸，我向那把锁走去，它就像是我自己的一出戏剧外面的旁观者，我希望待会儿我被证明是错的，虽然这样我便失去了在调查局里的所有的信任，而简娜·玛森将被宣称为胜者，在那些搁板上将塞满了麻醉剂——并不是因为我想看到依贝哈特受罪，但是至少所有这些东西的毁灭将是为了一个原因。
“为什么你要将这个橱柜上锁呢，先生？”
“我经常要给一些脊椎有病的孩子治疗，”阮德尔·依贝哈特舔着嘴唇，好像它们突然间变得干燥起来，“你知道，淘气的孩子对什么东西都是感兴趣的。”
橱门被拉开的时候，屋子里的沉默让人有种紧张不安的预感。但是在橱柜里面，竟全是收集的小玩具熊。
“这些都是病人送给我的。过去我都把它们摆放出来，但后来它们就开始逐渐减少了。我担心一些孩子会感到伤心，因为当他下一次再来到这里时自己特别爱的熊不在这里了。”
在众人面前，我必须对这些玩具作一番检查，要足够的严肃，好像我真能从里边发现什么证物一样。但独自在心里却悄悄在想，我应该在门上一头撞死算了。一定有上百种小巧精致的形象，它们是由各种你想象得到的材料制成——瓷土、印花布、金属、丝绒，甚至还有用粉红色的棉球自己做的玻璃眼睛会动的玩具熊。
我用手电筒照了照橱柜内部，看看是否能发现暗格，似乎我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这里的局势。然后我站起来：“我们开始吧。”
当执法员们捆扎起医学设备和医疗记录扔进纸板箱里时，依贝哈特大夫挤出人群朝门厅走去，那边正传来“砰砰”的敲击声。
他打开前门，吃惊地发现一名锁匠正在准备换门锁，另一个家伙则在往门上钉告示牌，上面写着：“国家执法财产。”然后，突然地，在他面前出现了一片照相机的海洋，提问一股脑的迸发出来，都是些关于简娜·玛森的控诉，从这些办公室里配发出去的违禁物，还有惊人的事情是何时发生的等等。
他被弄得晕头转向，脸色铁青。
“我真的没有这样做过。”他的眼睛已经湿润了，睁得更大。
我满怀同情地抓住他的胳膊，护着他离开，我记起他曾经也把这样一只怜悯的手放在我的身上。我把他领到接待室安静的角落里，他颓然倒在桃红和灰白相间的长椅上，带着被深深地污辱过后的游离的神情，这时要逃脱羞辱和折磨的唯一途径就是把身体和心灵都封闭起来。还有一种悲观绝望的神情，那是我在被强暴过后的女人脸上曾经看到的。
第十九章
维尔希尔的国民保障银行，外公还是个年轻的圣莫尼卡警官时曾在那儿开过一个户头，现在叫作加利福利亚实玛鲁银行。从6O年代以来，它一定已几经改头换面了，但是所存这些改变，从里到外，都并没有给那个米色砖头搭起的盒子增添什么新的内容。
可以想象，这个保管库跟外公第一次把他的重要文件存到这里时是完全一样的。即使在改建时你也不能把保管库移去。我敢打赌，过去三十年来的每一天里，时间总是“咔嗒”一声闸在早上八点四十五分。保管员转着轮盘，一边叽咕，用两只手把门拉开，门半开着，人们都会对那扇六时厚沉重铁门感到惊奇。它现在仍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同陵墓般的建构方式一样让人难忘；你知道那种方式的，厚重的花岗石条无比精密的砌在一起，在里面，一切都从来不会有所改变。
一个背着马尾辫，戴着长长的水晶耳环，沉静忧郁的黑人妇女察看了我的签名后才打开一扇内门。显得笨拙的门口镶嵌着黄铜和铬合金的方格图案，我们从中穿过走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排着装着合页、擦得锃亮的柜门。我把钥匙交给她。一只钉着铁掌的蓝色鞋子踩在一张踏凳上，一只手伸上去打开了638号保险盒。在她身后是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紧急通风设备”和一行说明。她从踏凳上跨下来，拿着一个长方形盒子，把我领到一间更小的密室里，里面有张桌子，门我可以关住。然后她就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死寂的空气里。
我因为一种恐惧和沉痛的感觉而几乎呆滞了，费了很大的劲才迫使自己把那个狭长的金属盖子掀开。
我希望除了一张遗嘱，再不要有什么躺在这冰凉的空盒子里，但实际上，里面却塞满了各类家庭资料，就像是一个人随意从餐具柜里往外拖曳出来的东西一样。
这堆东西的最上层，是一张泛黄的剪报，1962年9月12日的《圣莫尼卡晚报》，大字标题写着“‘最自私的贼’忏悔了”。文章讲了一个瘫痪的棒球迷的故事，他由朋友带到“逃避者”体育场去看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他把他的轮椅放在了体育场顶端的通道上，后来轮椅就失踪了。在经过广泛的宣传之后，没过几天，它就出现在圣莫尼卡警察局附近的地方，还附带了如下的说明：
我是偷了你的轮椅的那群自私的贼中最自私的一个，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此作一个说明，是的，我们这样做原来是想开个玩笑，但是我确实以为这张椅子是沃尔特·奥曼尼的，放在那儿防止紧急情况出现。我现在意识到我们的做法除了满足我们最低劣的幽默感之外，什么意义都没有。
我希望有可能的话，在你的内心能最终原谅我。我想我会从这次损人不利己的“玩笑”中接受教训。我真的不是那种好挖苦人的人，我真的希望你和上帝都会原谅我这次的胡闹。对不起。
在文章的旁边另有一幅照片：外公的一只手搭在那架失而复得的轮椅上。剃了平头、穿着黑制服的外公看上去很年轻，朝与蓬勃。你能看得见别在皮带上的警棍和“史密斯＆文森38”的轮廓，解说词写道：
“残疾人的轮椅”，主人在观看上周“逃避者”对“巨灵神”的比赛时被盗，圣莫尼卡巡警伊文内特·摩尔根·格营发现了它，一家出租商行此前已向主人提供了一架新轮椅。
那是一个民风多么纯朴动人的年代啊！这时，圣莫尼卡还只是一个未被开发的熟睡中的海滨小镇，小偷们尚有仟海意识，很多人会认为，如果你的照片能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甚至值得珍藏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在我外祖父的辉煌时刻下面，我发现几枚银元，上面已有了锡斑，显得很破旧，还有被拥成一卷的印有肯尼迪头像的五十美分纸币，却是新崭崭的。里面还有一套1960年起的存款债券，每张面值是100美元，是给我留下的。一张棕黄色的照片，白色的毛边，是我母亲小时候的，被她的父母亲搂着。再有，就是外祖父的最后遗嘱和证明书，指名我作为他的财产受益人，连同他的出生证明文件，我外祖父的出生证明和社会保障卡，保险单，1955年的；一个小笔记本，上面用浮雕凸文印着“你孩子的病历”，里面只有一个我童年时的免疫记录，是我母亲亲手写的；一个便笺簿上记载的是1967年家庭开销的分类账，另外，在一个信封里，是我外祖母的结婚戒指和一枚琥珀石胸针。散落在盒子里的还有一枚镶在一朵搪瓷三色堇上的金心，一些服饰和一串在母亲十六岁生日时给她的珍珠细链。
我一件件地触摸这些东西，好一阵子母亲似乎又来到了我的身边，她亲手缝制的棉布围裙，有几次得到允许可以把我的头靠在上面，溅满了黄油和油脂的污渍，母亲戴着它为我们做过几百餐饭，洗过上千次衣——它好像还在散发着那令人宽慰的气息。我突然记起，她的尼龙长袜，曾闻起来有股丹宁和秋天树叶的香气，晾在镶有橙红色和黑色瓷砖的浴室的毛巾架上。在前卧室她的梳妆台上，她总是把她的戒指耳环放在一个玻璃烟灰缸里。我的上帝，她用“查耐尔五号”家具擦光剂，撒满了绿胡椒的夹肉面包。她穿着羊毛裙，上身是胸前坠着小圆纽扣的白色半透明的罩衫，打着拘谨的褶边，当她为布拉迪大夫作接待员时穿的就是这身衣服，但是在它的下边，你看见的却是包裹严谨的背带衬衣。那些都是短袖罩衫，暴露了她的上臂白皙、肉感的内侧。这些，在这间闭塞的密室里，逐一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带着愚蠢的冲动。
她每周要工作到周六的中午，经常她和我会乘坐“大西洋干道快车”，沿途经过在童年人看来还充满了神秘色彩的站台，从长滩殡仪馆穿街过巷到一栋一层楼的牙科楼，然后我便会在一间窄小的后屋——厨房兼实验室里呆上三个小时，一面等着她在一台IBM上敲打，应答电话，一面读超人连环画，还可以翻出藏在办公室文件堆里的图画书们《儿童的乐园——“益智游戏”）。母亲冷藏了许多小听装的“穆特”苹果汁，但我爱吃我的美国乳酪三明治和用麦秆吮吸雪泥，没事儿就翻看那些染满灰尘的教科书上的畸形牙床的特写照片。这地方到处飘着乙醇的味道。
这边结束之后，我们便回到公共汽车上，接着坐往商业区，她先要到电气公司办公室付清旧账，然后是到“布封和希尔斯”进行一长串冗长乏味的采购：配钥匙，买浴帘和铝锅，几乎每一个小买卖母亲都要询问我的意见，因为她自己从来就是心不在焉。最糟糕的是在“勒内”，当她在那儿闲荡和痛苦挣扎的时候，我却在衣服挂架底下度过了最恼人的几个小时。
如果我们能在“伍尔维什”或者“科内斯”结束那就是我的幸运了。在这儿我想得起来的就是那张扁平的木桌子了，上面摆满了吸引我的便宜的海滩纪念品，像塑料皮夹子，上面贴着棕榈树的彩色画片；还有海贝壳制作的立像，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