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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你的时间卡，我也看过你的宣誓书。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今天下午我要把你从河谷召回来？”
一阵惊栗：“为什么？”
“你闯祸了，小姐。”
“怎么？”
“你坐在那儿好好想想，我去撒尿，等我回来时我相信你已经找出答案了。因为你是个聪明的小东西。”
他留下我瘫软在椅子上，被一种原始的羞辱感蜇痛，像是他正把尿撒在我头上一样。
他回来的时候我的手掌已经变得潮湿，呼吸更加艰难。“我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并且遵循书本。”接着，像个小孩子一样脱口而出：“我干得很漂亮嘛。”
丢勒坐在办公桌后面，又开始玩网球。
“它可以是漂亮的，”他冷静地回答道，“如果你告诉别人后面的事情。”
“你想说什么？”
“在整个过程中你都没有呼叫211。”
我笑了，解决起来如此富有意味我感觉好像自己撒了一泡尿。
“那又怎样？”
“你不知道银行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途径去了解。”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呼叫。你把你自己和公众都置于无法控制的危险之中。”
我情不自禁地嘲弄道：“结果却一切顺利。”
“就差没有变成一堆狗屎。”
“是的，没有。我活得好好的。”
我的手臂抱在胸前，腿也舒展开向前伸出，这是挑战，如果你能，就来捉我吧。
“我很高兴，你能如此轻松地看待这件事，安娜。”
“对待我的工作我没有任何松懈，但是我考虑，出于尊重，丢勒，你应该置身事外。”
“我不能。你的判断力极差。这就是我的评价。”
他用的这些词“判断力”还有“评判”几乎使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判断力”是我们每半年一次的成绩评估项目之一。如果他在判断力上给我一个寒酸的成绩，我就将不得不在分局里再呆上几年。
如果他真的坚持要迫使我就范的话我也知道我该怎么做，尽管这样做又麻烦又让人恶心。
“意见收到。下一次我会呼叫的。”
“不，安娜。恐怕‘抱歉’是无济于事的。”
“我没有说过抱歉。我是说，下次我会呼叫的。”
丢勒给了我一个真正郑重的表情，郑重而且严肃，看来老爹对我很有兴趣。
“我知道你已经申请调到C—1组去。”
“正确。”
“安娜，你知道我毫无保留地相信……”
我等着告诉芭芭娜的并不是这个。
“……所以我想让你了解，在你的申请前面我会追加一个附录。”
“什么样的附录？”
“我将说明，作为你的直接上司我的看法是，你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判断力脆弱并不适合于调动。我们需要你同这里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
现在我的整个身体已被冰冷塞满了。我几乎已不能弯曲我的膝盖，我怀疑要是这样的缓慢动作，花老长时间才站立得起来，一定会让我难堪得要死。
“你用不着拿走申请。”
“我知道。它会直接送到特别行动处高罗威主管那里。”
“他的意见也一样。”
丢勒毫无表情地点着头：“跟现在一样。”
我到资料中心找到两条有关古特瑞丝夫人的资料，回到我的办公桌旁，“牛栅”里灯光昏暗，我的视野两旁全都是黑暗，所以我所能直接看到的空间里就只有那架电话。我试图反复用双手去扯动电话想把它从与地板的连接线上拽下来，但是它却牢牢地钉在那儿，我不得不沿着地板把电话线逐一扯开，最后才能抓起电话狠命地向墙上砸去。
两只手臂抱住了我，一股男人上浆衬衫的味道，这一刻我正站在楼井口脸贴着矿渣砖壁。一只手先轻轻搭在我背上。
我的鼻子剧烈地曲张着，似乎喘息不停。
我的手已松弛下来，我静静地站着。肩膀因为刚才的扭曲有些痛疼。
“好点儿了吗？”
我点点头，脸仍冲着墙，背后没有进一步的动静。我转过身来，滑落在铁梯阶上。唐纳多挨着我坐下。
“我希望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刚才的小闹剧。”
我用袖口揩了揩鼻子。好像被抓破了，流着血，但没有感觉到有破口。
“对不起，我们必须出去了。不知道你是否带着家伙。”
“带着。”我嗓门嘶哑地回答，似乎来一次伏击战就可以把刚才的阴云全部扫去。
“在银行他呼叫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要找你的碴子。他历来就是踩着别人的身体过他的职业生涯的。你不会什么麻烦都遇不到。别把他他妈的当回事。”
我向前歪着身子，头埋在手掌里。我真想彻底消失。在这黑暗之中，人是显得如此的孤独、渺小、没有价值。
“跟我说话。”他说，如此的轻柔以致我再也难以抑止泪水滑出眼眶。
我摇着头不说话。我弄不明白这些不可抗拒的，无名的内心感受，我似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声音。
有几个人经过。我把脸扭在一旁。唐纳多用欢快的声音叫道：“诸位好吗？”那些人继续走下楼梯。
“七年的辛苦。”等他们走远了他才说。
“那又怎么样？”
“除非你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且这么多年来一直对我隐瞒了这点。”
不自然地笑容：“再试试吧。”
“这将是一个新的安娜·格蕾。从哪儿开始？”
我难以描述出来。“压力。”
“我能看到这点。请你喝一杯？”
我对刚才的事情深感羞愧，当然不想再坐在这里被它绊住。如果我不是过于注重因失去自制而产生的羞辱，我也许可以听出唐纳多声音中的温柔。
“谢谢，但是游泳对我来说也许更好。”
“你看起来很好。”
“嗨，我本来就是出类拔萃的。”
“至少试着在做。这就是你为什么把电话往墙上砸。”
我们从楼梯井的门口退回去，我的身体似乎又感到一处撞击。
“并不仅仅是卡特尔。”我犹豫着怎样找个恰当的说法，“有一些古怪的麻烦事正把我的家庭牵扯进去。”
“我希望你外祖父一切都好。”
“他？壮得像头牛，能一杆子把高尔夫球打到帕尔姆沙漠去。”外公的印象立即鲜活起来，我似乎清晰地看到他穿着黄色夏威夷短裤，在清晨七点钟和一大群老爹——如果你能描述出来的话，那是清一色的退休警察，就挡在大道正中诅咒和谈论着种族歧视的笑话——被沙漠里初升的太阳蒸烤着，享受着扰乱通行的顽童般的乐趣。
“外公早不管这些事儿了，”我告诉唐纳多，“不，是别的人。”
“亲戚。”唐纳多摇着头，“带他们到迪斯尼乐园去。”
这个可爱的单纯使我笑起来。
“现在好了吗？”
我点点头。
“你能处理好这事？”
“当然。”
唐纳多捏着我的胳臂。“好一块三头肌。”做了一个滑稽的却是充满深情的表情，“去游泳吧、明天见。”
我回去取游泳包时注意到“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落在地板上，恰好遮住了乱成一团麻似的电话线，而空空的座机仍然摔在上面。
第六章
几天以后，我带着一台打算拿去退换的加湿器钻进我的小车里，我没怎么学会换水，所以它去年冬天就停止工作了，整个春天它都烂在我的卧室里。在万圣节前夕我终于把上面的水槽取了出来，结果发现新的生命体已经在里面形成了。我买加湿器的那家商店许诺提供“终身保证”，因此你可以把这个发出死鱼气味的旧家伙拿去换一个崭新的回来，不会有疑问的，可供你的后半生用。我知道的，因为我去年就已经打算玩这种手段，所以才会听任它们彻底地干掉、坏死。
尽管先驱车到“世纪城”然后回来吃午饭的主意很不错，但我却一直坐在车里没有发动引擎。因为我在客座上发现了那本属维于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圣经，与一大堆废纸和法律书扔在一块儿。于是就翻开看，忽然间在联邦大楼停车坪的中央就有了一种晕头转向的感觉。
我就像古特瑞丝夫人那样小心、缓慢地取下橡皮筋。我的手指轻轻揭开那精致的薄纸页，上面用西班牙文细密地排着字型。又一次仔细地审视那些褪色的快照，最后目光停在抱着孩子的维奥莱塔的母亲身上。在她们身后的场景是灰绿色的，败落、无情。
我从未到过热带地区。难以了解那个女人和孩子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从始至终都和外祖父在一起——他的加利福尼亚童年时代，他自己的母亲从堪萨斯到这个村庄的艰苦跋涉，在宝贵的五十年时间里他为警察工作的道义责任所付出的牺牲，形成了我自己对“精力旺盛、乐观勤奋”的美国人的印象，长大了，也从来没有对此产生过怀疑。
现在，我却不得不对它进行彻底的反省，我的手上拿着这张纸，从一个小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写着一个白人妇女的名字，据说她解雇了我那拉丁美洲的堂妹。这个名字是：克莱诺·依贝哈特；地址：第二十大街。离外公的老房子只有八个街区，在蒙塔娜之北，我在那儿度过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五年，就住在这座圣莫尼卡市——从前是一座海滨小镇，低矮恶臭的平房，迎面就是太平洋的盛景；而现在，却成了洛杉矶西部边缘上一块不断扩建增容的卫星城。
开出停车坪后我仍然在犹豫，最后还是决定先不去管那“世纪城”和新的加湿器，而是沿着维尔希尔往西，朝着圣维森特林荫大道方向开去。这几天我因局里的公事去过圣莫尼卡，也到第三街剧场看过电影，但是明确地说，在蒙塔娜之北已不是我的地盘。那儿是个新富区。到了月亮出来的时候，慢跑者喜欢跑到长在宽阔草坪上的叶端腥红色的珊瑚树下。福特车的样子看起来很笨重，旁边的默赛得斯、宝马和丰田车都是一尘不染。我手里把玩着餐叉走向蒙塔娜大街，拐过高尔夫球场。空气中飘荡着花和浇过水的草、松树、按树的气味。
在蒙塔娜大街的尽头也许该是那种随处可见、小得难以形容的住宅街，但是当你经过一个学校开始沿着斜坡往下走的时候，一排搭着蓝色遮篷的商店就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我注意到，无论何时，你要有了遮篷的话，就会凭添许多情趣。
在蒙塔娜大街上有许多遮篷：带有白色扇形花样的酱紫色遮篷，用铁索挂起来的华而不实的现代派遮篷……那些没有遮篷的商店就用二楼的玻璃窗户加上莫明其妙的字母充当，让你知道在这儿买东西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付钱：大笔的。
男人和女人们提着购物袋，推着婴儿车，迈着悠缓的步调，自得其乐。我猜想他们大概整天都无事可做。道旁的桌子上摆满了刀叉，人们在绿伞底下悠闲地吃着午餐，一面观看从蒙塔娜大街到海滨川流不息的人潮。到海边你就可以看到第十五街像条平展的蓝色带子，一直伸到远方。
我有点迷惑了，这里和城市的其余部分以及我陈旧的童年印象根本就不是一个步调。甚至可能我已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经过这么长的时期，埃诺剧院现在变成了一家奸滑的零售企业。我默想着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曾在这儿看过一场电影；然后，一阵冲动，我转向到第十二街去寻找我们的旧住址。
就在这里，刚过玛格瑞塔，在许多装着圆窗户的粉红高大现代建筑旁边：一座旧式加利福尼亚小型别墅，大概建于二十年代，斜屋顶，一块房地产公司的“待售”牌子挂在门口。我把车停下来，没有熄火。房子小得可怜，屋前一棵干枯的普通大小的山毛榉树就很容易地将它掩去了一半。树的侧身被漆成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棕黄色，而前门和整个屋的外表都是巧克力般的棕红。门的两边都有以狭窄的玻璃板条做成的嵌板。唯一显出夸饰特色的是由两根木柱支撑起来的入口上方的拱木，就像一顶拖着飘带的童帽。
什么东西撞上了我的挡风玻璃，是从附近路旁长着的橡胶树上掉下来的一颗多刺的圆籽。我等待着那些相关的记忆浮现在脑海里，但结果什么也没有，除了这幢废弃的老宅。邻屋的地产也是等待出售的。它由白色的隔板建成，秀气到只能算是一窝子田鼠的家。将两边废墟分隔开的藩篱大部分已经毁坏，就像是因为街坊倒错了车，从只有巴掌大的行车道冲过来把它给撞得七零八落似的。
真是有点难以理解。站在这个孤零零的地方很容易就产生了这样的图景：留着淡黄色头发、脸盘坚毅的外公还是个英俊的年轻人，他穿着蓝色的警察制服正大踏步地走出门来；母亲刚从厨房里出来，梳着二次大战留下来的头发式样，正呆在陌生狭小的门廊里剥豌豆……但是，这是幻想罢了，并不是记忆。
我真正的最早的记忆发生在十五英里以南的地方。1965年，那一天是位于长滩的彼得·H·布内特小学幼儿园开学的日子，妈妈站在人行道上，说完再见就转身走了，似乎毫无感情。在那一刻之前她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已经五年了，但周围除了黑暗就是沉默。可那以后，我就记得了一切事情：当我穿过操场孤单朝那幢沙色的建筑走过去的时候，我感到双腿孱弱无力。建筑的外国式样使它看起来像是用沙糖雕成的城堡。在里面，我记得的有一幅蛋白画，有新书的清新气息，还有我的第一个朋友劳诺·列纹，她扎着两条好看的辫子，下午我们一同分享酸奶。
外公、妈妈和我住在松树街，有一个中下阶层的邻居叫作瑞格雷。大多数的住房是三十年代修建的，属于工匠活或者平房。但我们的却是崭新的红砖房。有轨电车只能跑两个街区远近的路程，而乘坐“太平洋电动红车”到洛杉矶去逛一趟西勒罗马或者五月公司可就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件了，在长滩还根本没有一家这样令人目眩神迷的百货商店。
公共安全大厦里面就是长滩警察分局，外公在这里最终得到了上尉官衔，而这时，大厦修建还不到十年，海蓝色的玻璃和用马赛克镶嵌的门柱使它看起来富有朝气。在六十年代的南加利福尼亚，一切事物正欣欣向荣。
从这里我还可以继续下去，对于这个阳光明媚的海滨小镇上的普通童年，会有成千上万的记忆碎片滑落出来。一个农民也许因为厌倦了中西部的严冬来到这里；一个保守主义者，在那些开发者来到之前痴恋这里，又随着生命的每次抽动而离去。我的尊严的证明是在长滩高等工艺学校被选为女子游泳队的队长。我最擅长的学科是科学和数学。学校入口处的箴言我至今还能背出：“进来学习——出去服务”。我猜想我一直把它郑重地记在心里。
那些都是很清楚的，而所不能描绘出来的却是圣莫尼卡这座潜意识里凋敝的小屋。我努力想把自己放进它撩人的历史里。我是怎样一个小女孩？哪里是我的秘密处所？我爬过那棵山毛榉树吗？谁住在我们的隔壁？记忆没有作出回答。我坐在那里，手里仍握住方向盘，人已麻木了。
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驱车到那条有高高的松树和浓浓树荫的大街。明显地，我们住在这里时是住在街道不起眼的尽头，但现在街道的号码已变得更大了，旧时的踪迹已荡然无存。在第二十大街，场景十分繁荣，花团锦簇，桔红色的喷射涂料在白粉墙上鲜艳夺目。在每一个街区，花匠或者是建筑的工作都是由拉美人担当的。卖墨西哥午餐食品的小贩跟着私人安全巡逻队一起在整个街区里兜圈子。我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并避免生长出悲伤的感情来。我知道就快看到那座房子了，我现在才在祈求能够逃避开。我看到一个穿制服的侍女正遛着一条狗，脸上尽力幻想出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却只留下些悲伤。也许我把我自己和维奥莱塔的孩子们弄混淆了，那一定是特瑞萨，我描绘出来的，在裙子和上浆上装的包裹之中，站在凋零的金盏花丛中，站在外祖父的房子旁边，不是我，特瑞萨孤独地哭着，不是我。
依贝哈特一家住在一幢两层楼的现代地中海式建筑中，不加装饰，新近建成。红瓦屋顶，有两扇巨大的竖铰链窗，可以直接看到底楼的起居室内部，起居室和一扇超大门内的拱廊相对应。瓷砖铺地的走道弯弯曲曲穿过一块毫无价值的褐色草坪。一些植物贴着白色墙根生长起来——除了一丛茁壮的年轻的白桦树以外，这地方看起来十分干匮，好像是主人支付了一百五十万美元之后再也没有精力来处理这些景致。我想对大多数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