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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儿子，不管你如何对我，作为母亲我总是希望你生活得好些，身体健康。你弟弟建一去世后，我马上将由我承租的三间房子转给你和你女儿租用、居住；还有无锡的商店铺位也交给你，使你和你女儿能生活得更塌实些。但我从没有奢想过你对我有任何报答。只希望你认真总结生活经验。
1966年“八、一八”在天安门你们一些年幼无知的学生，得到领袖的接见，受宠若惊，热情奔放，思想狂妄，从此也鹦鹉学舌地高喊：“我不主沉浮，谁主沉浮？”一时，红卫兵不可一世，到处破四旧，反封资修，成了破坏文化的疯狂力量，文革抹去了你儿时生活在学者家庭所接受的良好影响，你只上到初中二年级就中断了学业，虽然后来你自学完大专的课程，但正如你自己说的“知识结构失衡”三十年后，你悟出““文革”的派性像毒品，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没有法则，没有民主……”文革不按历史规律办事，希望你能记住教训。管子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
你曾在一篇自述文字中写道：“1976年夏天，我开始了大建砖窑，有人打小报告说我搞资本主义，县里把我调走。”“有人向我透风县里准备向自治区给我报副县长职务”可是在县四级大会上，你进行了长篇发言，否定了县委批判你办砖窑的文件。随后，你被抄了两次家，大小会批判三十余次，不准回家整整两年。1978年县委解除对你的批判，承认对你批判是错误的，才重新分配你工作。你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只看到自己正确的一面，你自己也说过：“刚易折”“正易激”在有条件不“折”时，何必非要去“折”呢？“折”了，就什么也谈不到了。
你原来坚持扎根农村，坚决走毛主席号召的与农民结合的道路，把一切可回城上大学、入工厂的机会都让给别人。可最后你还是随你的孩子回北京了。可见生活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没有一成不变的观点。你应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找出适合于你的实事求是的生活方式。现在社会的英雄许多都是知识阶层，知识永远能造福人类。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制者强”你名小强，希望你能深谙老子的辩证法。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妈妈已经是日薄西山，每况愈下，来日不多。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老母的心情。
你弟弟建一1998年6月28日永远离开了我，我经常在梦中见到你弟弟，见到你，还有你那离开我又于1990年永远离开人世的你们的父亲。有时我感叹和你爸爸的结合，完全像场噩梦。醒来，一切空空。唉！春花早已凋谢，秋叶枯萎落地，飞雪寒气袭人，只有在梦里寻找往日的欢声笑语。
第十九章生正逢时
我的心，你不要忧悒，
把你的命运担起。
冬天从这里夺去的，
新春会交还给你。
有多少事物为你留存，
这世界还是多么美丽。
凡是你所喜爱的，
我的心，你都可以去爱。
（海涅：我的心，你不要忧悒）
一、儿子送我新房
我73岁时，住上了新房，是二儿子建一送的。
1949年我参加工作以来，不知道伸手向组织要房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和查汝强离婚时，我俩在市委住的宿舍，全给了他。当时一些对我友好的同事说：“你怎么把房子都给了老查？”我说：“我有房子住呀！”我一直将西单成方街35号小院——母亲的家，当成自己的家。离婚前后，母亲的院落里有我和我两个儿子的床位。七十年代；市里建筑长途电话大楼，母亲的院落正在其规划地中；被拆迁。我搬入和平里某两居室单元楼房的一间，是拆迁单位补租给我的。虽然与别人合居，不方便，但也没想到自己需要向工作单位要房。1989年大儿子和儿媳、孙女从内蒙插队归来，和我挤着住。也没想到要房，只知道疯狂地工作。
离休10年后，逐步地发现同龄人许多都住上了大房、新房，这时才想起问本单位领导：能否给一间房子？但我已离休，机会没有了，也就不再想这事了。还是“休争闲气，都只是南柯梦里。”？还是逆来顺受惯了，还是有立锥之地，就能凑合？还是忙得只想干一番事业，别的也就不在乎了？也许都是。
进入二十一世纪，改革开放的年代，人们早已忘记“文化大革命”掠夺性的没收私房的可怕记忆，又纷纷买起房子来了。政府不但号召大家买房，还贷款给人民买房，原住国家的旧房，也全部折价卖给人民，这下子几乎无人不是“房产主”了；大家都认为没收房产的时代没有了。在这种买卖房屋的社会新潮中，我卖了逝子建一遗留的股票，也买了新房。自我安慰道：“这是儿子对我的孝顺，房子陪着我，就是儿子陪着我。”儿子啊！我时刻忘不了你的音容笑貌，不由得又将无穷的怀念化着诗篇遥寄给你。
含笑花（遥寄建一儿）
那年我六十岁生日，
你兴冲冲地送来一盒蛋糕。
你说：“妈妈，这是特为你定做的，
您看这上面做了朵含笑花，
祝福您寿比南山，永远含笑。”
言犹在耳，儿却归西，
亲爱的儿子，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早？
为什么？为什么？
只有你才是妈妈“永远的含笑。”
二、“生正逢时”
青年是百灵鸟，有他的晨曲。
老年是夜莺，有自己的小夜曲。
新房厅内正墙，挂上了一条横幅，是作家吴祖光亲笔写的四个遒劲大字“生正逢时”，两边的条幅是清末书法家何绍基写的对联的复制品，上联是：“自知性僻难谐俗”，下联是：“且喜身闲不属人”。来贺新居的一位老同学说：“这横幅与条幅的内容矛盾呀！”我说：“不呀！”他说：“条幅是出世思想，横幅可是入世观，岂不矛盾？”我说：“吴祖光是‘大家’，其题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吴祖光和妻子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共同经历了反右风暴的摧残，又欣逢‘四人帮’倒台后的盛世。经历截然两个不同的世纪，遭遇历史的大悲大喜，也真是千载难逢，也许这就使他深感“生正逢时”。他写了许多幅，凡来客索要，必赠之。我与吴祖光同命运，因此我喜欢他的这张横幅。
至于那两联条幅对我来说，与“出世”、“入世”无关，不过是表现了我无拘无束的本性和体现了我改正后的生涯。
我26岁被打成右派，就离开了北京市中共党委机关，亲朋也离开了我，孤家寡人，独来独往，成了习惯。后来到了京剧界搞剧本写作，基本不上班，虽位居人下，倒也自在。为了这难得的自在，改正后自觉地拒绝了任何当官的机会，只干自己想干的事，正因为这样，京剧电视剧《曹雪芹》才得以创作并摄制成功登上荧屏。
在经历了人生的跌宕后，我的性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丢失了家庭、前途，却从一个羞涩的女孩磨练为一个性格洒脱、不卑不亢，敢想敢干，坚韧不拔的的所谓‘女强人’。儿子建一就曾经这样评论我：“妈妈！我总觉得你凡事爱幻想，可奇怪的是你的幻想居然也都实现了。”
看到了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经历了从人变成鬼，鬼又变成人的悲喜剧过程，活生生的今古奇观，从这个角度说我也感到是“生正逢时”！
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希望未来不再重复历史的错误。我与我的同命运的人能熬到改革开放，庆幸中仍改不了杞人忧天的性格。仍做不到“旧酒没，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闲吟和。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闲快活。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过。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我虽然不争，但我们这些人就是不能丢弃思索。
布莱希特说：“思考是人类最大的乐趣。”
看到祖国突飞猛进：港、澳回归；进入世贸组织；争取到2008年奥运在北京举行；科技力追先进、神舟6号遨游太空；取消农业税；关注民工生活。广泛开展外交和台湾人民及其各政党友好往来、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等等，打心眼里喜悦。看到贪污腐化事件层出不穷，生产浪费大，资源枯竭……，又焦虑兴叹。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每天看到首都处处有人随地吐痰，公共汽车上年轻人装睡觉，不给老人让座等事，也为有些人素质太差而烦恼，觉得李慎之先生一再强调的要‘普及公民教育’的呼吁有道理。
兴叹中又经常自我宽慰：中国原本是个落后大国，想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彻底变化成世界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不可能的。只要敢于揭发自身的问题，力求改进，这比过去只谈成绩，掩盖缺点好得多，这就说明世道在“变”，在向前走，只要不停步，就可达到绿洲。我能赶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如游泳在波浪起伏的海涛中，虽不主沉浮，能随之前进，也可谓“生正逢时”。
三、不再是井底之蛙
改革开放后，自我封闭的锁国政策被废除，普通人民也能出国旅游了，井底之蛙可以爬上来了，大开眼界，原来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精彩。
1962年左右，我的姑外婆——辛亥革命元勋黄兴的三女儿黄德华，从美国来京探亲，她想见见我，我母亲告诉了我：姑外婆在临别前一天下午3点钟，在东华门华侨饭店门口等我。可是我失约了，我不敢去，我怕背上“有海外关系”“里通国外”的黑锅。后来听母亲说姑外婆一直在大门口徘徊，等了我快一小时。至今想起，仍觉得很对不起她老人家。
现在国门开放，进得来，出得去，听到了、看到了许多连想也不敢想的事，也可谓“生正逢时”。
1994年首先去了泰国，热带风光的泰国，到处是奇花异果。果子硕大的榴莲，厚皮内的果肉，其臭无比，像臭豆腐。其实它的口味似芒果又比芒果甜软厚腻并含奶油味，号称“水果之王”，许多人被其气味吓跑，不敢吃，可我爱吃。它使我想起前些年有人曾将我国的知识分子比作“臭豆腐”又臭又香。那么知识分子就是榴莲的同类了。
泰国的佛教气息很浓，城市里有不少金碧辉煌的庙宇，楼房与楼房之间，也有佛龛，袅袅香烟，回旋街市，行人纷纷跪倒在佛龛前。我也在街口的四面佛前默默求佛保佑我永不再坠入“反右”“文革”这样灾难的深渊。从小我不信佛，但佛像慈祥的容颜，却能给人以精神上莫大的安慰。
1983年我出差苏州，路过寺庙进入参观时，看到人们对佛的虔诚膜拜，感受到菩萨的威力，曾写诗记之。
菩萨，你笑了几千年
我来到苏州西园大雄宝殿，
慈祥的观音塑像，笑容安恬。
莲花台下烟雾缭绕，
是顶礼膜拜者点燃的香烟。
穿着蓝花布衣的村妇，
踏着千层底鞋的市民，
身着西装革履的海外旅游者，
还有俏皮潇洒的男女青年。
他们点燃香火，
跪倒蒲团、磕头连连。
是残存的陈规旧习，
还是对古老风俗的怀念？
忽然，
一位中年妇女出现，
穿着时兴的翻领上衣，
眼镜镶着金边。
她向菩萨跪下，
祷告、磕头，一而再、再而三。
泪水蓄满她忧郁的双眼，
纯情覆盖她蜡黄的秀脸。
她不像愚昧无知，
她为什么那么诚虔？
她在企求什么？
难道是希望劫难永不复返？
啊！菩萨，
你笑了几千年，
还在笑！
你还要笑多少年？
我逐步懂得人们处于苦难无助时，往往会幻想神灵的援助。改革开放已经15年了，我心中的恐怖余悸还未消除，所以我也想从慈祥的佛那里寻找佑护。
在泰国，佛事岂止于此。在大理寺我遇见许多中年男女送儿子来学佛，都是10岁左右的男孩子，剃光了头，穿着黄色的袈裟，捧一个食钵。听导游说孩子们学佛主要是学做人，学习佛教的五戒——戒酒、戒盗、戒谎、戒色、戒贪。
佛学不仅有五戒，还有更多的戒律，特别是“不得杀生”。而在我国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所奉行的神旨恰好与此相反，以杀人打人侮辱人为乐。怪不得遭到人民的痛恨，而佛的慈祥能得到人民永远的爱戴，能长笑几千年，并且将一直笑下去。
1995年去了巴黎和意大利，巴黎的空气是那样柔和、自在。1806年拿破仑发出命令：“我的军队要高唱马赛曲通过凯旋门！”可是三十年后，凯旋门才建成；四十年后，拿破仑的灵柩在庄严的军乐中通过了凯旋门。拿破伦第一次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凯旋门就象征着“民主、平等”。一个黑人姑娘和三个白种女郎挽臂高歌走过凯旋门；一对中国青年男女在这里举行婚礼，长长的白色婚纱飘进了凯旋门。
意大利圣马可广场，鸽群昂首阔步，我蹲下来向他们伸出手，一只红嘴灰鸽飞上我的手腕，转动着小圆眼睛对我问好，并张翅与我握手。我想起60年代我国“大跃进”时，领袖号召全国人民消灭小麻雀，我也曾敲着铜盆轰赶它们，可怜的小麻雀四处遇敌、无处落脚，纷纷坠地而亡。小鸽子啊！如果你知道我曾经参与造孽，使小麻雀在我们国家也失去了飞翔和歌唱的自由。如果你知道这些，还会和我握手吗？
无论是法国还是意大利，他们都保存了许多闻名世界的古文物。古城墙依旧，不过是城墙上栽了花草，成为公园。城内基本上是古老建筑，高楼大厦建在城外，保留古建筑也就是保留历史。古斗兽场的断壁残垣，带给你悠悠遐想，你仿佛听见早已被文明进步尘埋的那当年的血腥厮杀声。
荡舟在威尼斯狭长的河街，观看两旁近在咫尺的老楼房，似乎那每一扇窗里，都包藏着神秘的故事。走进朱丽叶华采依旧的城堡，抚摩着清纯美丽的朱丽叶铜像，好象进入了《罗米欧与朱丽叶》脍炙人口的悲剧里。维罗娜远古塌陷的城池的一角，就在一条街道的一端，周围用铁栅栏圈着，供游人观赏地壳变动的遗迹
当我踏上法国凡尔赛宫的广场，那坑坑凹凹的老石板路，历史的旧景霎时幅幅重现：我似乎看到了1682年路易十四的金马车碾出的轮辙，听到了王公、贵妇肆意的荡笑；我触到了1787年起义人民奔腾在广场上的脚印；我感受到1870年那淌血的石板在德国侵略者铁蹄下的呻吟；仿佛还踩着法国人民1875年庆祝共和国胜利的舞步……脚印叠着脚印，坑凹接着坑凹，喜剧叠着悲剧，悲剧叠着喜剧。凡尔赛宫广场啊！是历史波浪的化石，也是凡尔赛宫最好的解说员。
对比我国20世纪60至80年代近四十年来，对古文化的毁灭，实令人无限惋惜。
北京的古文化遗迹本来也是极其辉煌，可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被大拆大卸。天安门左右的三座门，巍峨的内外城墙，宫殿式雄伟壮丽的城楼，全部推倒；东单、西单、东四、西四雕梁画栋的牌楼全被拆毁，说它们的罪过是阻碍交通。只有象征皇权的午门、故宫、天安门与中轴线上的德胜门没有拆。当时我国著名的建筑专家梁思成建议：“北京古城古貌基本不动，可在西郊开辟一个新北京。”可惜梁思成的建议变成了后代中国人永远的遗憾和他本人被打成反动权威的根据，学者被愚昧蹂躏了。
发展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在破四旧，反封资修的口号下，全国红卫兵、造反派蜂拥而起打砸抢。几乎将祖国所有珍贵的文化典籍焚烧，打倒所有的学者，毁坏所有的庙宇，打碎了庙里的菩萨。山东曲阜的孔庙被破坏，连孔子的坟也被挖了“焚书坑儒”，远远地超越秦始皇时代。这些现象也决非为创建一个美好的共和国流血牺牲的先烈们的愿望。
这些无知的野蛮行为，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被批判了，能恢复的一部分逐步恢复。
现在二十一世纪又开始修起永定门城楼，但那些厚实的城墙永远不会有了，许多被糟蹋得面目全非的王府官邸，绝大部分难以恢复。
2002年去了俄罗斯、瑞典、芬兰三国旅游，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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