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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自行车、骑电动车、骑摩托车，”侦查员说，“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如果是骑车到现场，”我说，“鞋子上会有这么多稀泥吗？”
“你是说，”丁支队眼前一亮，“你是说凶手是走去现场的？”
“是的。”林涛说，“初次勘查的时候，在现场东边五百米的地方，有一处修路的泥坑里发现了和现场形态相似的足迹。虽然没有认定条件，但是从形态上看还是非常相似的。当时你们只考虑了凶手是从东边走到现场的，但是没有发现雨衣的线索。”
“两者结合起来看，”我点点头，说，“凶手是穿着雨衣走去现场的。这样的人不多吧？”
“不多。”侦查员恍然大悟。
“如果从现场周围的监控寻找徒步穿着雨衣的人，我相信不会找到很多。”我转头问祁法医，“郑巧慧的死亡时间定下来没有？”
祁法医说：“当时我们根据尸体身上的蛆的生长程度，判断郑巧慧死于九月二十一日。”
“通过调查，”侦查员说，“也印证了法医的推断，二十二日早晨就有人注意到郑巧慧没有开门，但是因为不熟悉，所以也没有人去关心。”
“我说的是具体的死亡时间。”我说。
“具体死亡时间，只有通过胃内容去推断。”祁法医说，“死者胃内容基本排空，只剩极少量食糜，所以我们推断死者死亡距其末次进餐有四至五小时。”
“这个死亡具体时间问题，”丁支队插话道，“我们当时没有重视。法医和侦查也没有碰，其实侦查已经调查清楚郑巧慧最后一顿饭是在隔壁小饭店里吃的，当时是大约晚上七点钟的时候。”
“时间很吻合。”我说，“和陈蛟被杀案一样，凶手选择的时间都是深夜。郑巧慧既然是二十一日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左右死亡的，那么调取当天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一点这个时间段附近路口的所有监控录像，寻找徒步穿着红色雨衣的人，这个不难吧。”
“不难，”侦查员跃跃欲试，“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能找到嫌疑人的视频资料。”
比想象中顺利许多，四十分钟后，侦查员拿着一块硬盘走进了专案组。他扬了扬手中的硬盘，眉飞色舞地说：“找到了！”
视频中，一个穿着红色雨衣的人匆匆从摄像头前经过。后面一段录像，这个人又匆匆从摄像头前反方向经过。后面一段录像中，红色雨衣的侧面垂下来一个东西，随着这个人的步伐而摆动。
“看，”我兴奋地说，“这个东西，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死者的外套！”
“你们注意到没有，”林涛把视频暂停，走到幕布前指着穿红色雨衣人的说，“这个人的后背，好像有个凸出来的地方。”
“难道是背着一个包吗？”丁支队说。
我走近看了看说：“不是包，应该是个驼背。如果是包的话，背包的位置不应该这么靠上，而且这个人走路的时候，有明显头部前倾的迹象。说明，这个人是个驼子！”
“你要是不说是个驼子，我还不太敢认。”辖区派出所民警说，“我们辖区有个环卫工人就是个驼子，走路有些跛。刚开始看这段录像，我就觉得他跛的姿势很像那个环卫工人，可是监控模糊，不太敢认。”
我抬头笑了，问：“丁支队，你看是先抓人呢，还是先搜查？”
“反正我们手里有嫌疑人的DNA样本，不怕他不交代。”丁支队说，“依我看，人抓来，同时对其住处进行搜查。”
“那就交给你们了，”我笑着说，“我们得回去睡觉了，大宝最近累得都开始梦游了。”
“什么梦游？”大宝瞪着眼睛说，“明明是你幻视！”
第二天一早，我们走进专案组办公室就觉得气氛不对。
专案组里烟雾缭绕，侦查员们都红肿着眼睛，疲倦地翻看着卷宗。
“怎么，”我问，“出现问题了？”
丁支队显然一夜没睡，伸了伸懒腰，说：“这家伙嘴硬，拿不下来。”
“搜查也没有结果吗？”林涛急着问道。
丁支队说：“没有。红色雨衣、血衣、郑巧慧的外套，都没有找到，连郑巧慧被害现场的鞋印，都没有在孙建国家里找到类似的鞋子。”
孙建国就是那个驼背的环卫工人。
“那DNA比对上了吗？”大宝问。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两起命案中交叉DNA确实属于孙建国。”丁支队说。
“那不就得了，”我高兴地说，“之前我们有详尽的判断，这个DNA应该就是凶手的。既然这个DNA是孙建国的，那么我们就没有抓错人，他应该就是凶手啊！”
丁支队无奈地耸耸肩，说：“可有什么用呢？他死活不交代。”
“交代不交代有什么关系？”我说，“我们有物证啊。”
“这个物证没有证明效力啊。”丁支队说，“孙建国很狡猾，他承认自己去过这两家美容院嫖娼，但是坚决不承认他杀了人。我们的物证也就只能证明他去嫖过娼，而不能证明他杀过人。”
“监控录像也说明不了问题吗？”我问过后就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么苍白无力。
丁支队盯着我，没有说话。
“我去看看孙建国。”我说。
孙建国是个四十岁的长相丑陋的男人，见我走进审讯室，贼眉鼠眼地瞟了我一眼。
我见审讯桌上放着一排用塑料物证袋装着的东西，应该是从孙建国身上搜出来的。我在审讯桌前走来走去，突然，一袋十几张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的纸币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之前办理狗咬死人那起信访案件的情形。案件的原始资料我都看过，民警之所以发现死者是被狗咬死的，就是因为老太太的一张纸币上，被血液黏附着几根狗毛。
我迅速地戴上手套，打开物证袋，一张纸币一张纸币地翻看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发现两张二十元和一张五十元的纸币上都有可疑斑迹。我的心跳突然加快，赶紧打开随身携带的勘查箱，取出联苯胺试剂瓶。
经测定，纸币上的斑迹，是人血！
“这是陈蛟的钱，对吗？”我瞪着孙建国说。
孙建国看着我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动作，有些心慌，显然他不知道我这些动作意味着什么。他动了几下嘴唇，没有出声。
“还不说？”我厉声道，“陈蛟的钱为什么会在你兜里？”
“因为她找了我的钱。”
“她收了你多少钱？”我问。
“五十。”
“五十？那么你是给了她多少钱，她会找你九十块？”
这句话显然出乎孙建国的预料，他翻了翻眼睛，说：“不知道。”
“那钱上又为什么会有陈蛟的血？”我拍了下桌子，说，“还不交代？”
这一连串发问，显然让孙建国认定我们掌握了全部证据，他的心理防线迅速崩塌了。
钱上的血迹的DNA做出来之前，孙建国就交代了他的全部罪行。
除了这两起案件，孙建国在两年前还做过一起案件，杀了一名卖淫女。
根据孙建国的交代，侦查员找到了孙建国焚烧、掩埋物证的地方，找到了郑巧慧的外套和他的血衣、雨衣的残烬。至此，这起系列卖淫女被杀案胜利告破。
庆功宴上，我多喝了几杯，搭在林涛的肩膀上说：“看见没，法医比你们痕迹多了个资源，那就是信访案件。我们在信访案件中，也可以有所收获。若不是前天的信访案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去突破这起案件呢。”
第十章 站台碎尸
〖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是残忍的。他们是唯一将快乐建立在制造痛苦之上的动物。
——马克·吐温〗
【1】
春运期间上哪儿都拥堵异常，尤其各地的火车站，更是人山人海，真是一个非常令人不爽的“中国特色”。
每年的春节前夕，也是我们这些“被犯罪分子牵着鼻子走”的人最为焦虑的时刻，害怕这一年一次可以和家人团聚的节日会被突如其来的电话轻易毁掉。
两个小时之前，我接到了师父的电话，让我去森原市出勘一起现场，因为当地公安部门在电话中没有说清楚案情，所以我满怀疑惑地坐上了赶往森原的车。
好在现在离春节还有两个多礼拜，只要不是过于复杂的大案，我坚信用两个礼拜的时间肯定能把这个意图扰乱我们春节假期安排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临走前我让铃铛不要担心，不会耽误过年。我也理解她的心情，毕竟这是我们婚后的第一个春节。
森原市是我们省最西北的县级市，处于四省交界的位置。一般来说，多省交界地都是不安定的代名词，但是森原市是个大大的例外。近十年来，森原市就没有发生过几起正规意义上的命案，各类犯罪发案数量在全省最低。凭着几个电子工业厂商的发展壮大，森原市居民过着富裕而稳定的生活。
可能是遇见了十年不见的大案，当地公安机关有些乱了阵脚，连向师父汇报案件的电话都说得不清不楚的。
森原市虽然是个县级市，却是这一片区域的铁路交通枢纽。森原市火车站每年春运期间发送旅客数达一百多万人次，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这实在是个很沉重的压力，但也无形中带动了森原市的经济发展。
原来只是听说，当我第一次到达森原市火车站的时候，就切切实实地相信了。
GPS显示森原市火车站还有两公里，我们的车越开越慢，已经无法换上三挡了。我没有拉响警笛，因为除了多招来一些白眼，警笛也帮不上什么忙。
作为一个急性子，我最怕的事情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开车。我又忍不住回头对坐在后排的刚刚醒来还惺忪着双眼的大宝和林涛说：“上次让你们去考驾照的建议，你们考虑得怎么样了？”
“嗯？到了吗？怎么看上去像是到上海了？”林涛答非所问。
我无奈地回过头，继续切换着空挡、一挡和二挡。
又挪过了一公里，我发现了堵车的原因。在路的前方，停着几辆警车，幽幽地闪着警灯。警车之间拉起了警戒带，警戒带外站满了缩着脖子、跺着脚的围观群众。
“这些人背着这么多东西，还在这儿受冻围观，精神真是可嘉。”大宝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
围观的人足足站了几圈，占据了半幅路面和全幅自行车道。自行车走上了人行道，汽车挤上了另半幅路面。十几名民警在人群中穿梭，既得疏导交通，还得劝散人群。可是，显然两者效果都不甚理想。
我们的车距离现场还有两百米，可是偏偏这时候堵着不动了，又不能弃车，那只会让这一段更堵。我重重地拍了一下方向盘。
后面的两个人倒是悠闲。
林涛说：“你看，这个围观人群像个圆，圆心就应该是中心现场。”
大宝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中心现场应该是一个公交站牌？”
“公交站牌那儿能出什么命案？”林涛说，“众目睽睽的，不会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吧？那让我们来做什么？多没成就感？”
车辆行驶到离现场三十米左右的时候，负责保护现场的民警终于看见了我们的警车，赶紧疏导人群，开辟了一条狭小的通道。人们还是不愿意离去，紧紧地夹在通道两旁，让我把车开得如履薄冰。
“省厅警车在人群中飙车，导致×死×伤。”想到这些标题党的恶劣行径，我下意识地又点刹了几下。
出乎意料，现场没有尸体，甚至连血迹都没有，只有站牌一角堆放着几双橡胶手套。
我把刚刚拿出来的手套又重新放回勘查箱里，知道用不上了。我转头问身边的民警：“这是个什么情况？法医呢？”
“尸体运走了，法医去殡仪馆了。”
“几点钟报案的？”
“九点半接警的。”民警朝一旁的警车里努努嘴，“报案人还在警车里，情绪不太稳定，我们同事正在慢慢问。”
我抬腕看看表：“现在十一点半，两个小时现场就扫尾了？你们动作不慢呀。”
“这个我不懂，但貌似现场没啥东西。”民警挠挠头。
“现场没啥东西？那让我来做什么？”林涛说，“你们法医来不就好了？”
“走，去问问报案人什么情况，然后陪哥一起去殡仪馆。”我拍拍林涛的肩膀，拉着他钻进停在一旁的警用面包车。
警车里，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姑娘正在瑟瑟发抖，她满面泪痕，身边还放着一个大的旅行包。
小姑娘的身旁坐着一名身材高挑儿、长相清秀的年轻女警，正在拿着笔录纸书写。
见我们进来，女警开始介绍前期问询到的情况：“这个小姑娘是我们市农林学院的学生，今天准备坐火车回家的。刑警队太远，为了不耽误她的火车，我们就没带她回去了，就在这里现场询问。”
“她是报案人吗？”我问。
女警点点头。
“怪我手贱，不该看的。”小姑娘显然已经缓过了劲儿来，“我昨天来火车站买票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包放在站台的一角。今天来坐火车，看见那包还在那里，以为是谁不小心丢了包。开始我只是隔着包按了按，觉得很软，心想肯定是被子之类的东西，不打紧。拎了一下又非常重，拎不动。都怪我好奇，顺手就拉开拉链看了看。”
小姑娘打了个冷战，眼眶里又浸满了泪水。
看来这个小姑娘本该快乐的寒假算是泡汤了。
“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包？”我问。
“就是那种红白蓝相间的蛇皮袋。”小姑娘说，“很普通的那种，街上的民工返乡都背那种袋子。”
说完，小姑娘用手比画了一下大小。大概是边长八十厘米的那种中号蛇皮袋。
“你昨天就看见了？”我问。
身边的侦查员插话道：“据我们前期调查，最早对这个袋子有印象的是一个老婆婆，她住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小区，每天买菜都会经过这个公交站牌。昨天早上她经过站牌的时候没有这个包，大约中午十一点钟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包了，只不过当时没在意。”
“我是昨天下午一点来火车站买票的，”小姑娘使劲儿点点头，“那时候包就摆在那里。”
“一个普通的蛇皮袋，大家确实不会太在意。”我若有所思地说。
“那你看见包里装着什么东西？”大宝见我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有些急了。
“是一床叠好的棉花絮，中间夹着死人。”小姑娘低头抽泣，身旁的女警替她说道。
“废话，”我点了一下大宝的脑袋，“不是尸体，让我们来做什么？”
“嗯，”女警顿了一下，说，“准确说不是尸体，是尸块。”
“我说嘛，”林涛在一旁恍然大悟，一边比画，一边说，“我还在想，这么小一个袋子，怎么装得下一具尸体加一床棉被？除非是婴儿尸体。”
女警看了眼林涛，掩嘴笑了笑。
“不是不是，”小姑娘使劲儿摇了摇头，“我看见的是一个女人的下身，没有腿。”
因为现场是个公共场所，现场勘查员们在蛇皮袋周围的站牌、垃圾桶、隔离带铁栏杆和地面进行了勘查，结果找到了数百枚指纹和十几个鞋印。这些指纹和鞋印中，到底哪个是犯罪分子的，则不得而知了。换句话说，这起案件的现场，没有任何价值。
唯一能给我们提供线索的，就是那个蛇皮袋和里面的棉花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具女性尸块。
临去殡仪馆前，我还是不放心地问身边的女警：“你们确定这个公交站牌附近没有摄像头？”
“确定。”女警说，“我们在办理一些盗窃案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公交站牌是个监控死角，前后左右五百米内没有任何监控能够拍摄到。我们早就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可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这下发了这起案件，不信他们还不重视！”
“那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公交站牌是监控死角？”我问。
“你是怀疑了解这一带的监控情况的人作案吗？”看来这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女刑警，她说，“知道的人不多。但是我不认为是熟悉的人作案，因为我们市有很多更加隐蔽的地方，他完全没有道理选择一个人多眼杂的地方抛尸。凭着这些年的办案经验，我敢肯定这次是凶手走了好运，碰巧来到了这么个监控死角。”
我点头赞同女刑警的说法：“那你的意思，可能是住在附近或者刚从火车站里出来的人抛尸？出站口有监控吗？”
女刑警遗憾地摇了摇头：“有倒是有，但是已经坏了大半年了，没人修。”
“也就是说，现场附近是不可能通过监控来发现嫌疑人了？”我一脸无奈。
“有也没用。”女刑警用手指着车外的围观群众，“你看外面十个人中就有一个背着类似的蛇皮袋，即便有监控，你能分辨出哪个蛇皮袋才是现场的蛇皮袋吗？”
“就是，”林涛说，“这样的蛇皮袋是流行款，LV都出了款一样的。”
女警又偷看了林涛一眼，笑而不语。
“好吧，”我耸耸肩，“看来我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不容耽搁了，去殡仪馆吧。”
走出车门，艰难地挪到我们的车旁，围观群众丝毫没有散开的意思。
“那个，”大宝说，“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些人看什么呢？能看得到什么呢？尸体都运走了。”
“就是因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