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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说，妈妈那个弟弟，就是后来去了台湾的那个舅舅，是最小的，就到了成都一个熟人那儿暂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考取了成都的军校，读了不到一年就毕业了，毕业后就上了前线。打完日本人，又打内战。打败了，就去了台湾。因为和舅舅失去了联系，直到快解放，妈妈才听说了舅舅的下落，后来还在什么地方见了一面。从此妈妈就不再提到他。
本来，这件事妈妈老家的人也不知道。就在清队小组的人去妈妈老家外调的前几天，刚好舅舅当年在军校的一个同学，也被调查了，这两个专案组的人，在妈妈老家碰上了。如果这事晚几天早几天，或许妈妈就躲过去了。
妈妈被他们找去谈话，他们一说出舅舅的名字，妈妈就知道完了。她答应马上把所有经过写出来。其实，她当时就已经准备走绝路了。还有，他们说，妈妈在战地护训班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也对组织上隐瞒了。
卫老师听到这里，沉沉地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当初她匆匆和我离婚，又匆匆离开此地，从此无影无踪，大概也是这个原因了。
方虹宜说，再就是你的事，专案组也对她点了出来。
卫老师说，按你妈妈的性格，这就必死无疑了。她太要强，又太脆弱。
卫老师喃喃问道，她怎么死的？
方虹宜说，她撞了火车。在铁路边留了一张纸条，说自己死有余辜，但是这些和自己的丈夫孩子都无关，他们对这些全都一无所知，他们无比热爱毛主席，无比热爱党，自己欺骗了他们。
艳丽的盆花，精美的贺卡，花花绿绿的糖果，红红火火的彩带，还有茹嫣带来的那一只吉祥的大白羊……这样喜庆的年节气氛中，离散半个世纪的父女，从未谋面的祖孙，互相间讲述着刻骨铭心的往事。
卫老师说，你们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的名字吗？
女儿说，不知道。
卫老师说，你叫卫蓝。蔚蓝色的天空，蔚蓝色的大海。我们都叫你蓝蓝。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在你这样的名字当中了。
女儿说，蓝蓝，我很小的时候，听妈妈叫过。
卫老师说，你哥哥叫卫鸽。保卫和平的鸽子。你哥哥出生的时候，正是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召开，还出了一套邮票，是毕加索画的，一只很有名的和平鸽。
卫老师说到这里，达摩说他也记起来这套邮票，三角形的，三张一套。自己当时用硬纸板和玻璃纸做了一本邮册，它们就插在第一页。图案都是一样的，一只展开翅膀的很壮实的鸽子，每张的颜色不同。可惜那套邮票和那本邮册一起，不知在什么时候没有了。
卫老师终于问到自己的儿子。
女儿说，妈妈死后不久，哥哥也死了，他也是自杀的。哥哥是一个性格很内向的人。他自杀之后，留下来好几本日记，这次我带来了。他当时暗暗喜欢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女孩子，但是一直没有对人家说过，在日记里写了很多自己的感情。妈妈的事发生以后，他就绝望了。这几本日记我一直藏着，谁都没有告诉。我当时看了一遍，以后再也没有看过。
在这父女俩长长短短、零零碎碎的对话中，一个凄绝又恐怖的故事，从尘封久远的岁月中渐渐显露出来。
女儿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失去两个最亲的人……那个多年来被妈妈硬说成是自己父亲的人，终于也由妈妈亲自证实了，不是自己的生父……那时候，我像傻了一样，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和一个突然陌生起来的男人一起住在一个阴森森的屋子里，我也想过，不如死了好。
但是，就从那以后，继父突然对我特别地好起来。哥哥死了的头一天，等我睡下，他摸着黑来到我床前，我以为他要干什么坏事，在被子里吓得直哆嗦，可他就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一直坐到快天亮。好几天都是这样。我就知道了他怕我出事。后来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心里难受，还不敢翻身，我就对他说，我说，爸，你去睡吧。我没事。我就听见他在黑乎乎中呜呜地哭起来。他说， 你对我发誓， 你一定要发个誓……我也哭了，我说，我发誓。后来，我知道自己没走那条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心里有一个愿望，我想知道，我的老家在哪里，我的父亲是谁……一年一年过去，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特别是继父去世之后……但是心里也越来越害怕，我不知道，真的这一天来了，我受不受得了？这次女儿寒假回来，说在北京见到舅爷，然后她就问我，我是不是还有一个外公？一个亲外公？家里的事，我从来没有对孩子说过，我想，这些往事，就埋在我们这代人心里，跟我们一起带进坟墓算了。没想到这孩子自己把它提出来了。那天听女儿说，她和外公联系上了，我就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天旋地转，我都有些恨女儿多事了……
方亚说，那个舅爷，到了台湾以后就退伍了。后来考取了大学，又到美国念了博士，然后回到台湾教书。八四年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我们，那时候是我和妈妈最苦的时候。那个舅爷就一直资助我们，一直到现在，他说让我念完大学再去国外深造。十二月，他到北京开会，我去宾馆看他。他突然说，在香港买到一本书，是一个叫斯卫的人写的。一看作者简介，原名叫卫立文。想起你外婆最后和我见面的时候，说已经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叫卫立文，说他是一个文化人，写过作品，笔名叫斯卫。又说，以后如果国共两边彻底闹翻，我们就不能来往了，就当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谁。那是四七年，是我和你外婆最后一次见面。八四年那次，知道你外婆早就和你外公离婚，没想到一二十年后，又看见了他的书。
见卫老师父女俩情绪平和了一些，赵姨就让大家吃点东西，喝喝茶。
卫老师问女儿，现在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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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说，没念到书，中学毕业以后，继父当时在商业局，就到他们下面一家百货公司当营业员。八七年，那家商店垮了，那时继父已去世了几年，方亚才三四岁。后来舅舅知道了，资助了一些钱，一部分留给孩子念书，一部分用来开了一家旅游品店，还做过餐饮，好好坏坏的，一直撑到现在。现在身体也不行了，生意也不好做了，可以糊个口吧。倒是方亚，能够把书读成这样，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想，真是老天有眼呢。
卫老师问，方亚她父亲呢？
女儿说，方亚一岁多的时候，就离掉了。离了以后，他也从来没管过孩子，现在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
卫老师说，没有再成个家啊？
女儿说，哪有这个心思呢，再说，拖着个孩子。
赵姨就问方亚学的什么专业。
方亚说，哲学。
毛子一惊，抢着说，如今小丫头主动选择哲学专业的，像外星人一样稀罕啊。
卫老师说，你看，你在这儿一下就碰上两个半同行。
方亚问，哪两个半啊？
卫老师指指毛子说，这个，哲学所研究员。指指达摩说，这个，民间哲学家，货真价实的。又指指自己说，这个算半个，当年读书，也是读的哲学系。你就知道，有一天会遇见你的同行你的老外公啊？
方亚说，见到您以后，我就觉得面熟，我记起来，我真的几次做梦梦见过您。
方虹宜说，这孩子真会说话。她从小就爱胡思乱想。
方亚说，真的，读高中的时候，就做过这个梦。
卫老师终于开始笑了，说，我在你的梦里对你说，我是你外公？
方亚说，没有，但是我心里感觉到，这个人是我外公。
卫老师高兴地说，我是宁可信其有啊。我跟你说，那是我在想你们，就走到了你的梦里。
方虹宜说，这孩子就喜欢读书，什么书都读。其实，家里没什么人读书，也没有什么书，就到处去找。
卫老师说，那也是我在梦里教她的。
方虹宜说，七八岁的时候，还偷过人家的书。
方亚说，那是向人家借人家不借才拿走的。
方虹宜说，反正人家妈妈找到家里来了。倒是上课的那些书，也没见她怎么用功，可是考试总是很好。省了我不少心。开始我还着急。
看着渐渐聊得平和了，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达摩就说，我们出去吃饭，边吃边聊。
方虹宜有些腼腆地说，我们带来了一点新疆的风味食品，我来给你们做吧。我很小就做饭了，后来开餐馆，成天都做。这次来，我想，一定要为您和赵姨好好做一餐饭，算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孝敬你们。
方亚也说，妈妈做的东西可好吃了，比外面的好。
卫老师说，好好好，这辈子终于吃上女儿做的饭了。
赵姨一想，说，那也好，我给你打打下手，让你爸尝一下女儿的手艺。八十多年，第一次享享女儿的福，是吧？
赵姨便领了女儿到厨房，看她需要用些什么器具和调料。
至此，一次世纪相会，总算将最艰难的一段度过去了，达摩几个都松了一口气。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在缓缓讲述中，那焚心煮骨的痛楚渐渐释放出来，卫老师数次长叹，仿佛将郁积半生的陈疾也吐了出来一样。
茹嫣第一次听一个如此真切的大悲剧，心里一直隐隐颤抖着，像看一次血淋淋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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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儿，方虹宜就利利索索地开始上菜了。
大西北天高地阔，吃食也特别的豪迈夸张，第一道菜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手抓羊肉，卫老师家没有大菜盘，便用了赵姨平日里和面的小盆，满满当当堆得如小山一样端上来，这些人中，除了毛子在北京的新疆饭馆吃过，其余只是耳闻，没有见过。那羊肉朴素极了，白白净净，带着骨头，一块块足有冰棍大小，没有任何花哨，看起来，好像还只是半成品，只在一边配了两碟椒盐和生蒜。然后又是大盘沙湾鸡，这一盘倒是浓艳无比，绿的香菜，红的辣椒，黄的孜然，强烈的辛辣味，让人闻着就兴奋了。一时间，屋子里就弥漫开了大西北游牧部落的粗犷气息，羊肉是昨天就煮好的，加水热了一道。方虹宜说，可惜那原汤不好带来，加了调料，再喝那汤，就有味道了。
两盆菜，那份量已经相当平日一桌。接着又上了米肠子、油塔子和一张金黄的大馕，大馕没切，方虹宜说，馕是要自己用手掰了吃的。赵姨直说够了够了，让方虹宜快快入席。
众人纷纷洗手，达摩等不得了，先就抓了一块羊肉蘸上椒盐嚼了起来，接着就喊，大美！大美啊！这才是羊肉呢。见达摩此等馋相，茹嫣也抓了一块吃起来。茹嫣平日并不吃这些腥膻物，但现在，入口之后，不但未觉不适，却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想着自己的祖先，戎马倥偬间，燃起篝火，架上锅罐，吃的就是这样朴素又大美的肉块，就浮想联翩起来。
方虹宜说，还带了一瓶新疆特曲来，不知道大家喝不喝酒的？毛子几个就说，喝啊，大喜日子哪有不喝酒的。
方虹宜就去开了酒瓶，给每人斟上一小盅，自己却拿了一只大杯，哗哗倒满，走到卫老师跟前，叫了一声，爸，敬您了。一路上，就想着醉这么一回……说完，咕咚咕咚就喝尽了。
卫老师不喝酒的，此刻也将那一小盅酒往喉咙里倒了进去。
大家纷纷起立，为卫老师祖孙三代的团聚庆贺祝福。
卫老师说，一场悲剧，半个世纪，祖孙三代，两次被撕扯得伤心裂肺。要不是你这次来，我可能要永生永世错怪你妈了。当初，她带了你们兄妹两个——一个三岁，一个一岁，远走他乡，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心里真是将她痛恨到极点，觉得这是个人世间最无情义的冷血女人了。现在想来，她当时也是恐惧到了极点，感到了倾巢之难就要到来，衔了两只雏鸟匆匆逃命，逃得越远越好，宁愿背上种种骂名。她的苦楚，不比我更轻。唉，最后还是难逃一死，又死得那样惨烈。从何说起，从何说起啊！
方虹宜说，七九年，给妈妈平反，大家才知道，妈妈是四○年就参加了新四军的老革命，资格比他们教育局长还老。
卫老师说，现在想想，你妈这一生，干过什么坏事恶事啊，须得她付出如此代价？可以说的，一个是三青团，一个是隐瞒了你舅舅。前者是人生经历中的一次选择，况且是国共合作当中。至于你舅舅的事，如果没有那种封建的株连歧视政策，一个在前线上救护伤兵连死都不怕的人，犯得着担这么大的风险，承受这么大的心理压力隐瞒这件事吗？
方虹宜说，八四年舅舅第一次回国，那时候他已经是台湾学界的名人了，对台湾当局也有影响。我们这边，上上下下都把他奉为上宾，我们也成为台属，享受一些待遇，每年台联开会，也叫我去坐坐。我想，妈妈干了那么多年革命，我都没有沾上一点儿光呢。舅舅来看我们的时候说，没想到你妈妈为我而死。
卫老师又要了一点酒，说，这杯酒，算祭奠你妈妈吧。
毕竟是西北女子，又做了多年商贸餐饮，方虹宜一杯烈酒下肚，竟无醉意，只是话语多了，动作大了，她又为自己倒上一点，和父亲一起喝了。
茹嫣和方亚坐在一起，他们说话的间隙里，两人就低声私语几句。
茹嫣问方亚，你怎么想到读哲学？
方亚说，可能是我们家那种气氛，有一种哲学意味。
茹嫣问，什么气氛？
方亚说，我很小就感觉到，我们家有一种诡秘的气氛，似乎背后有什么东西，有我没有察觉到的隐秘。许多事情，找不到来龙去脉，你想弄清楚它，这就和哲学有关了吧？
她又笑笑，好奇，一条路通往自然科学，另一条路往往通向哲学。
茹嫣问，毕业后想干什么？
方亚说，想读心理学，想到哈佛去读心理学，然后回来做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刚才听他们说那些往事，我这种想法就更强烈了。
达摩问卫老师，当年方虹宜她母亲出走之前，给您留下过信啊便条什么的没有？
卫老师说，什么都没有。家里凡是和我有点关系的东西，都毁得干干净净了，倒是一些还值点钱的，都还在，没带走，也没变卖。照相机啊，手表啊，衣物啊，我收藏的一些字画啊，还有一房当时很好的家具，都在。后来，我发配到乡下劳改之后，房子被人占了，这些东西也不知去向。最可惜的是我的那些书，都没有了。我那两张照片，是放在我的一件衣服口袋里，我出差的时候随身带的。我想那个时候，钱财对于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她只剩下恐惧。
卫老师长叹一声说，恐惧，恐惧……一个民族，苦不怕，难不怕，饥不怕，寒不怕，如果人人心中都有某种莫名的恐惧，才是最可怕的。便是今天，吃好了，穿暖了，那心中的恐惧却远远没有消失掉。穷有穷的恐惧，富有富的恐惧，贱民有贱民的恐惧，权贵有权贵的恐惧，写文章的有写文章的恐惧，连读文章的，也有读文章的恐惧。
卫老师说这些的时候，达摩便想起毛子当年的疯病，想起那一声狼一样的干嚎和呛了水一样的闷咳。
大约是过度激动，话也说得多了，卫老师脸色比平日苍白，不胜酒力，颧骨和眼皮又是艳红，有一种触目的病态美丽，仿佛一下年轻了许多。
赵姨一直默默注视着卫老师，有时见卫老师的话说得多了，她便插进另一个话题，让他歇一口气。见大家吃喝差不多了，便对方虹宜母女俩说，你们一路上好几个小时的飞机，一定也很累了，许多话，这几天还来得及慢慢说。今天都早点休息。
赵姨就问她们是愿意住宾馆呢还是住家里。
方虹宜说，我们想住家里。这几十年，第一次住在自己的家里……
毛子一直在给大家照相，他对卫老师说，这两天可以带她们出去转转，看看一些风景名胜。
卫老师说，我想带女儿她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当年住过的老屋，趁现在还没拆掉。
回家的路上，达摩三人一路无语。
45
第二天，毛子开车带卫老师一家四口到五十年代的那幢旧居去了。
旧居在老城区一条闹中取静的背街上，那条街原来是这个城市有钱人居住的，用现在的说法，该叫高尚小区。这里的房屋都很考究，有的门楣上，还刻着建成的年份——1904或1923。近一个世纪过去，这条街已经变得陈旧又杂乱了，许多房屋开出门面来，做餐馆，做小店，或者成了一些小公司的写字间，各自装潢得五花八门的，像一个垂暮老妇，穿了一身花哨廉价又不搭配的衣物。
在卫老师指点下，车在一幢中西合璧式的青砖小楼前停下。
卫老师指着这幢楼房对方虹宜说，你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你哥哥也是在这里出生的。这栋房子原来是一个国民党官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