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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灿烂的微笑也是有原则的，那就是收钱与不收钱的效
沈阳市原中级人民法院副院梁福全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果，收钱与不收钱的同志关系就是不一样。那些收了钱的见面就格外亲，慕绥新说起话来，就显得格外灵；那些不收钱的部委局官员，就不好说了，慕绥新心里难免不打个问号？因此，慕绥新的目标是在他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也要把部委局的孝心钱收遍。
比方那个在法庭上发出哀鸣： 法院大楼盖起来了，我却倒了！那个敢于包养情妇、生私生子、什么钱都敢拿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梁福全，本身就是一个大贪污犯。1995年10月从大东区法院院长上调到沈阳市法院副院长，主管执法工作，特别是主持新建总投资为18亿的办公大楼后，他就成为众多建筑公司炙手可热的人物。
“情”与“法”的较量（2）
他知道自己手中权力的“含金量”。为了保证和扩展手中的权力，获得更大的好处，当上法院的第一副院长，他极想与更高的人物挂上钩。于是，他选择了顶头上司慕绥新。用他自己赤裸裸的话说： 慕绥新是市委副书记，沈阳市市长，又敢作敢为。我当时选择他有十分清楚的三个目的： 一是从区法院调到市法院是平调过来的，副局级待遇想解决个正局级待遇，想当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副院长，请慕市长今后研究这个问题时说句话；二是我分管法院的基建，市政府拨款1500万，总投资18亿，我想请慕市长给追加一部分拨款；三是现在官场上竞争十分激烈，只要有了靠山，这样才能有一种被信任感，安全感。为此，他于1997年7月，专程来到慕绥新家，向慕绥新的妻子贾桂娥行贿3000美元；1998年春节，他又以拜年为名，给慕绥新送去两万元人民币。
比如当老干部活动中心需要扩建、改造工程，以及疗养院改造维修方案的申请费用，慕绥新都批了。当老干部局找他时，他就批了700万元给他们，但他说主管财政的马向东没有批。以后经过慕绥新协调，还是给他们解决了300至400万。关于疗养院的改造工程，他也批了。应该说他做得不错。
但是，错就错在当这个单位前后分三次送去8万元时，慕绥新都笑纳了。慕绥新收这份钱不亏心的原因是心里有数： 羊毛出在羊身上，又没有让他们出“血”，实际上那都是国家的钱，他收了属于“体内循环”。他不能因为老干部局特殊，就特赦这个局，那他将不是一视同仁了。
既然连老干部局这样的单位都不能“幸免”，那么还有什么单位可以熟视无睹？于是，沈阳的官场上便产生了一种奇特的互动逻辑。首先是收礼人认为： 市场经济什么东西都应该有价值，那举手之劳的什么公文，也都应该有价值吧！而送礼的干部们呢，一想这种价值交换，既不用掏自己腰包，又可以一举多得，何乐不为呢？1999年，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了争取日本汽车项目能在开发区落户，就先后给慕绥新送去6万元，得到了落户权。这样的事在沈阳各部委局屡见不鲜。但是我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么些部委办局送礼，只有一个干部承认他是自己掏腰包，除此而外都是公家掏腰包。显然用公款送礼，与用公款旅游、吃饭、嫖娼一样，也是我们干部队伍，腐败创造出的一大特色。慕绥新大概也没有想到他倒卖公文，也能成为“经济大亨”。
面对慕绥新收礼办事的魅力，马向东的“哼哈二将”，沈阳财神爷李经芳，沈阳建委主任宁先杰，开始向慕绥新暗送秋波，脚踩两只船了。
李经芳利用职务之便，除了与马向东、宁先杰共同私分12万美元外，他在1993年1月到1999年6月，被检察机关指控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712万元，美元3万、港元9万元。而宁先杰也不示弱。在此期间，他被检察机关指控非法索取的财物115万元人民币，92万美元。
论理，慕绥新和马向东因为争夺工程项目审批权、土地审批权，慕绥新在市常委会上，不惜与马向东撕破脸皮，提议并制定了新措施，把权力收回自己的手上。由此而来，他们的关系由好变坏急转直下，产生了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看不上马向东独霸审批权，看不惯马二爷搞的小帮派，搞的朋友小圈子，他心里明白应该提防点。而马向东的小圈子的人，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可谓“麻秆打狼”两头害怕，两头都得罪不起： 因为一头是根基深厚的“地头蛇”，一头是无所顾忌的强龙。他们作为下级，即怕冷落了多年的铁杆老朋友、老领导，又怕一手遮天的慕绥新对他们另眼相看，因此，他们又不敢不对他们都进行“感情投资”。尤其是马向东被“两规”前后，树倒猢狲散，马向东的那些朋友别无选择，纷纷向慕绥新靠拢，或给慕绥新送钱，或给慕绥新送物，慕绥新都笑纳了。
慕绥新的逻辑是不能暴露他对他们有看法。如果暴露出来看法，就等于把自己置身于矛盾的漩涡里去了。比方李经芳在1999年“五一”节前是被慕绥新的秘书指令取走5万元，用于慕绥新外出费用的。随之，李经芳便开窍了，1999年春节前，慕绥新在市财政局开完表彰会后，李经芳请慕绥新到办公室坐坐，临走时恭恭敬敬给慕绥新递上一个信封。说市长这是年终奖，人民币不好拿，就换成美元了。还有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李经芳又一次到慕绥新办公室汇报工作后，对慕绥新讲：“市长，我给你办个卡，你用起来方便些。”然后，就交给他一个招商银行的一卡通，上边是20万人民币。这按慕绥新的说法，他与李经芳的关系开始时，属于主动出击、联系情感，他没有想到这么一联系，财源便滚滚而来。
“情”与“法”的较量（3）
而宁先杰在慕绥新入主沈阳市前，是建委的副主任。慕绥新一到沈阳，马向东就给慕绥新吹风，要提宁先杰为建委主任，换掉当时的建委的老主任，慕绥新没有看清内幕不同意。1998年，马向东又一次提议宁先杰任建委主任，慕绥新考虑与马向东的关系，宁先杰又多次主动找过自己，就同意了。但是时隔不久，慕绥新与马向东的关系出现紧张，外边也开始盛传慕绥新对马向东不信任。也许宁先杰想“水不来先垒坝”，害怕慕绥新不信任他；也许宁先杰为了保住乌纱帽，脚踩两只船；也许宁先杰有感谢慕绥新提拔的成分，想进一步联络感情。反正从1999年春节开始，他就到慕绥新家拜年。那时慕绥新可能没有多少钱。他们在客厅聊了一会儿，他就主动说：“市长，过年了，我来看看你，给你拿点钱。”说着递给了慕绥新一个信封，里边是两万元。慕绥新那时并不十分富裕，他对宁先杰讲：“这些钱留给我弟弟，别告诉老贾。”谁知宁先杰理解错了，隔了几天，他又来到慕绥新办公室，一进屋就说：“市长，你的钱挺紧的，我又给你拿点。”说完又给慕绥新5万人民币。慕绥新又笑眯眯的收下了。1999年4月，宁先杰得知慕绥新要出国访问，他到慕绥新办公室送去1万美元。1999年6月，慕绥新在陆军总医院住院期间，宁先杰又去看望，他对慕绥新说，市长住院了，给拿点钱吧！他这次又给慕绥新拿了5万元，慕绥新都一一笑纳。在社会上盛传马向东出事了后，慕绥新知道宁先杰与马向东的关系，害怕受到牵连，必须处理掉这些钱，就把在办公室与陆军总医院送的钱10万元，收了后又吐了出来，当了一把“二传手”，转手交给了秘书长，叫他给康平、法库的扶贫点和希望小学送去。他说他不能退给宁先杰。
当然，慕绥新集中大收钱财，还是他住院之后。
据说，慕绥新在北京301医院癌症住院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似的，很快就传回了沈阳。于是，各路人马争先恐后很快就纷纷杀到北京，有坐飞机的、有坐轿车的、有坐火车的、还有坐汽车的；而这支探访队伍人员很杂： 有市里的领导、有企业家、厅局长、个体大款、亲属朋友等。由于探访的人太多，不得不排成一排长队，成为该医院建国以来最独特的一道风景线。以致前来看病的一位高层领导非常吃惊，不由得问：“什么人住院，这么大派头？这么兴师动众？”当听秘书说是东北的一位市长时，那位高层领导气愤地说：“风气不好！”
慕绥新据说当时也急了，他岂能不知道在这特殊时期，自己的行为要收敛，便急忙找人写了一个“免战牌”： 谢绝探访，挂在走廊门口。他同时还请求院方帮助制止一下。然而，这些雕虫小技，岂能挡住他亲手培育出的送礼大军？
于是，来人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人便乔装打扮，借了医院的白大褂、戴上工作人员的徽章，混进慕绥新的病房；有的人声东击西，乘医务人员方便之机，或交接班忙乱之机，溜进慕绥新的病房；还有的人干脆打起持久战，白天送不进去，那就晚上来。这些人都非常自觉。如果看到慕绥新没睡，点点头交流交流眼神，就心满意足，如果看到慕绥新睡了，一句废话没有，撂下东西就走。无疑，他们表现了东北人特有的认真与执著。
面对滔滔不绝的送礼大军，慕绥新无可奈何了，据说他的笑非常尴尬，充满了凄楚。因为他现在的境地，对有求于他的人来说，已经失去了作用，别人还仍然这么看重他，他只有继续坚持这是一种“人情往来”。此时此刻，无疑，这些送礼大军，对于他的心灵是一种安慰，他就是死也不能辜负了朋友之情，也无法摆脱世俗的绑架，那就是他要把收礼之笑坚持下去，坚持笑到最后。
由于送的钱物太多，平晓芳白天照顾慕绥新，没有时间看。有一天晚上清理钱物时，看见了一个鞋盒子。她非常新奇： 老慕有病送鞋干什么？她用手一拎沉甸甸的，打开一看： 喝！里边不是鞋塞，而是整整30万元！他们也惊呆了，他们惊呆不是因为钱太多，比这送的多的、钱数大的也有过。而是慕绥新有个原则，那就是“廉者不吃嗟来之食”。就像喝隔夜凉茶要犯病一样，他不会犯这个“规”的，这不明不白的东西一定要送回去。否则，这不是给自己凑材料吗？于是，他立即叫秘书，嘱咐他务必查清楚这礼是谁送的？由于鞋盒子上没有写送礼者的名字，秘书闹心了，还好费了很大劲儿，最后总算查出了送钱人。
“情”与“法”的较量（4）
慕绥新和平晓芳把巨款原封包好，出院回沈阳后，他们把那个人找到家里来，好言相劝让他拿回这笔钱。这位款爷说：“市长，我什么都不求您，您也别害怕，您都病成这样了，我看看您还不行么？这些钱是我的一点心意呀！”慕绥新没有力气解释了，只得挥挥手，那个人拎起装钱的鞋哭着走了。
当然，他就在那个非常时刻，收礼还是创造了百万记录。
“责任心”与“虚荣心”的异化（1）
金钱与权力无疑是人类创造的最得意而又最无奈的“孩子”，一对非常特殊——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既互不服气，又谁也离不开谁的“孪生兄弟”。
谁是老大？一直是这对同床异梦兄弟争斗的焦点，也是他们之间永远无法和谐的伤痛病根。
金钱说我是老大，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这个世界离开我们一天也玩不转。
权力说我是老大，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象征，百姓的衣食父母，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我们的存在，就会变得没有秩序，乱得不堪收拾。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在哲学界老掉牙、谁也说不清楚的命题。就像高官傍大款，大款傍高官一样，理论上都无法做到泾渭分明，现实生活中就更难以得到一个准确的定义。
人们说，慕绥新受贿千万，与其说他傍大款捞钱，莫不如说他在寻找一种感觉，一种领袖人物般的那种舍我其谁、万富朝拜，君临天下的感觉。
我想此刻，大款们一定在背后窃窃私喜地笑了：你们看哪，我们的“弟弟”穿着我们送的名牌西服、开着我们送的宝马，在为我们做广告呢？
既然双方互不服气，都有强烈的表现欲；既然两斗则伤，两和则旺；那么为什么不适应形势，创造出一套“双赢理论”呢？既然是创造，就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的核心就是：“责任心”让位于“虚荣心”。
于是，慕老大的“双赢理论”应运而生了，他也在自己高妙的理论中，变成了一个多面人生的怪物……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这不仅仅是老生常谈。
专案组与慕绥新第二回合的谈话开始了。
慕绥新是个责任心极强的人，也是虚荣心极强的人，而无论是责任心，还是虚荣心，他们拥有共同的本质： 就是要使别人注意自己。慕绥新作为一个高级干部，长期培养出来的心理素质，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那就是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面对什么人？几个人？他都要保持着一种永远是中心的身价……这就意味着他不仅要使别人注意自己，更要尊重自己。
第二次谈话，慕绥新没有抢先发言。他不知是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以免陷入被动的困境；还是已经把哪些应该说，哪些不应该说，说到什么份上的顺序与程度，早都在大脑中过滤了一遍，就等待专案组的询问，然后他一一给予解答。这样一来，他的回答将是巧妙而严密的，可以把所有不利于自己的问题都拒之门外，有利于自己的问题发展发挥。好处是变被动为主动，能够处于主动位置应对一切，并及时掌握办案人员到底了解多少情况。也可以避免言多有失而暴露目标。
冷场！可怕的冷场！对峙！意志的较量！在这种对峙中，专案组很快就猜到他的心理。那就是他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不准备认识问题了。其实是他害怕出现第一次那种说与不说，拿不准的痛苦。
为了打破这种寂寞，以满足他的复杂心理，办案人员故意抛出了一个“氢气球”： 说说你与私营企业老板刘宝印的关系？
慕绥新暗暗窃喜了： 其实专案组这一招，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玩这种“小把戏”。那就是我国在全民除四害时，创造出来的办法： 先用小棍支起一个筛子，在筛子下边撒一点小米粒，然后躲到隐蔽处，把连接小棍的线掌握在手里，单等嘴馋的麻雀，或者饥饿无比的麻雀自投罗网。然后拉线的手只要轻轻地一动，棍倒筛落，那个麻雀就成了网中之鸟。他是不会上这个当的。
于是，他马上承认与私营老板刘宝印有关系，并且收了他一些钱物，说事后都由他女婿跟刘宝印结清了。他回答得非常巧妙，他的女婿、女儿都跑到国外去了，是没有办法找来对证的。他知道与他非常亲密的刘宝印早就进去了，也知道刘宝印这种暴发户的素质，就他那两把刷子，根本就不是精明专案组的对手。不用说他架不住专案组的狂轰滥炸，就是一招“杀手锏”，反复打“攻心战”，交代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他贿赂干部，主动坦白了，可以宽大处理。不说，把他抓进监狱。他就会尿裤子全都说出来。为此，慕绥新说女婿都与他结清了，那不就万无一失、相安无事了吗？
“责任心”与“虚荣心”的异化（2）
他认为他的回答和解释非常高明，就像开茶馆的阿庆嫂，说起话来滴水不漏。他暗暗庆幸自己准备得充分。言之意外，我早就把旧账结清了，那就没有什么事了？
他不是瞧不起专案组，但是他低估了专案组。他这么笼统的一推六二五，岂能蒙住专案组的眼睛？于是，专案组提示： 他给你多少现金？有没有存单？有没有卡、美元、手表、金寿桃？无疑这些都是从慕绥新手上过过的东西，他可以说不在乎这些东西，但是他无法否认他熟悉并拥有过这些东西。
当办案人员向他做了这些物品的提示之后，尤其是画龙点睛的“金寿桃”，他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妈的，刘宝印尿裤子了！但他不得不暗暗吃了一惊： 原来专案组已经掌握了他不少证据，甚至很细，细到了金寿桃。他感到人生的确是一场游戏。幸亏他有先见之明，把这些东西都推给了女婿。当然此刻，他不得不与这些专案组的年轻人，做着这些费力不讨好的游戏。
慕绥新知道这种送礼与以前的交往，以及在官场上当官的给他送礼不一样，那些基本属于“体内循环”，这是明显的体外“注入新鲜血液”。当他有一天认识到其实质是一样的，是属于更大范围内的游戏时，他敢于收这些人的礼了。况且，他自认为没有违背“游戏规则”。眼下尽管他的日子不好过，已经危机四伏，他还是想控制在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