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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的虚荣心，与慕绥新的表现又是何等相似？
世有莫盛之福，也有莫痛之祸。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慕绥新在反思时说：“这是一笔债，简单地说对送钱的人来说是一笔债。你收了人家的钱，关系就要进一层，就要为人家办事。另外，在情和理之间，在情理上欠了人民一笔债，这个债使自己内心深处有压力，不管现在和过去我都承认有压力，都是不正当的。可是，那外部的力量太强大了，而我本身受到的监督太微弱了，再加上我本身接受党的教育这个过程中，要求自己比较松。作为一个党员，他一定要在组织之中，如果不在组织之中，他就变成了党内个体户，没有了监督和约束。不接受监督的党员是没有力量的党员，没有战斗力。这是我的体会。”
事后，慕绥新也曾对记者说：“我没有脸再见沈阳的父老乡亲，我不敢看那些曾经对我无比信任的目光，那目光就像一把锐利的剑刺痛了我的心，因为我曾经在他们面前发过誓，做一个好市长，为人民多办实事。当好人民的服务员，我没有做到，成了人民的大老板，成了腐败分子，变成了一个贪官。”
是呀！他在人生最后的岁月，终于醒悟了，他不是老大！也不是大老板，他只不过是国家机器中，一个“高级打工仔”，他没有权力疯狂地贪欲，因为归根结底，人民才是老板。他不仅是欠下了人民一笔债，也欠下了我们伟大的国家一笔债，更欠下我们追求光明的一笔债。
反腐败是“衰败”，还是“兴旺”（1）
山雨欲来风满楼。揪出大贪官马向东，揪出了“政绩市长”慕绥新，相继牵出了沈阳许多高官，尤其是代表沈阳的权力机构“一府两院”的主要领导，几乎“全军覆灭”。一时间震惊中外，众说纷纭。然而，令人费解的是饱受苦难的沈阳老百姓，并没有出现那种人们想象中的吃惊、愤怒，或欢欣鼓舞，鞭炮齐鸣，而是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是麻木了？是理智了？还是无可奈何？
而象征着沈阳最高权力机关的那幢褐色大楼更是变得静悄悄的，昔日那些指点江山的官员们，一夜之间变得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但在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似乎都变得非常守纪律，三缄其口。
但沈阳各阶层的人物，都没有停止活动，只是不在公共场合“表演”了。于是，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流言蜚语甚嚣尘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这么三条： 其一，中纪委小题大做，把沈阳干部、大款都抓起来，影响了沈阳整体的形象？其二，中纪委工作组采取“高压政策”，把大款都吓跑了，跑出去100多有名有姓的大企业家，沈阳的经济将来怎么办？其三，中纪委把沈阳弄得“洪洞县里”没好人，谁还敢到沈阳做生意，最后谁来负这个责任？谁来收拾这个乱摊子？
这些说法来势凶猛，是伴随着“慕马大案”的深入、沈阳专案组把“慕马大案”的大本营最后确定在沈洲路武警总队招待所、真正对“慕马大案”展开总决战时开始的。
由于“慕马大案”中，“慕老大”和“马二爷”，在沈阳经营了多年，他们就像两只大蜘蛛，编织了纵横交错的两张大网。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又有共同利益；有各自成体系的现状，又相互交叉的关系。因此，专案组面对的是涉及面越来越广，战线越拉越长；牵扯的人越来越多的复杂局面。伴随着被“两规”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排除马向东干扰办案，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当机立断，决定兵分两路，成立“11·15”专案组，把马向东交给了江苏省纪委。
而沈阳专门办理慕绥新大案的专案组，为了抵御各种说客、电话、各式登门拜访人员的干扰，不得不三迁“根据地”，最后把“大本营”拉到武警总队招待所。
那是相对独立的大楼，除了一楼是大厅外，从二楼到五楼有100多个房间，干脆不对外营业了，由专案组全部包下。尽管如此，房间还是显得紧张。而办案人员根据工作的需要，由当初的10多人，不得不从各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抽调精兵强将，总数高达1500人。正常情况下，这里的办案人员也有300人，分成12个专案组，针对不同的“两规”对象，同时发起了一场斗智斗勇、艰难困苦的攻坚战。因为专案组非常清楚，如果不拿下这些人，拿出确凿的证据，就无法给慕马大案准确定案，就无法使受冤枉的干部尽快解脱；如果不把跑出去的商业人士请回来，就会给沈阳经济造成损害，就无法平息各种谣言；如果不拿下慕绥新，就会贻害无穷，就无法给沈阳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于是，这里变成了人生的另一个大舞台、角斗场。在这个舞台上，人们看到了那些被“两规”的官员、大款们的另一副面孔，有的表现得十分镇静，有的表现得十分焦躁，但是大多数一到这里就蒙了，只要能保住自己，不管对谁都一阵乱咬。于是，这个受传讯、被“两规”的队伍，伴随着他们的互咬越来越大，最多时竟高达数百人……
面对情绪各异、千状百态、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人物，以及他们每天提出的那些永远无法满足的要求，怎样才能在案情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做到忙而不乱，有条不紊？怎样才能在困难阻力面前，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而是积极主动地出击？怎样才能把马桶倒进臭水沟“同流合污”中，让那些表现较好的干部、大款们，尽快解脱出来？
韩勇和侯尚升知道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公生明、偏生暗。这里没有什么诀窍可挖，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硬着头皮，顶住来自任何地方的压力干扰，老老实实地按照中纪委的总体部署，通过周密策划、精心组织、因人施策、集思广益、选准突破口，正确地运用办案策略与手段，用最有效的办法，最快的速度，最准确的证据，把他们的一个个问题都搞清楚，使慕马大案快速突破，变成一个铁案。这些都使专案组负责人不敢有一点疏忽，韩勇、侯尚升他们每天都在不断地研究，每天都在不断地实践，每天也都在不断地总结。作为慕马专案组一线总指挥韩勇就不用说了，他是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才生。他一步步从基层做起，从一个小法官到地市级检察长、省检察院检察长，无疑是中纪委信任的专家型指挥员。韩勇虽然年富力强（才46岁），可是面对惊心动魄的反腐败斗争，面对各式各样的压力，他坚持党性原则、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以至日夜操劳，胆结石发炎了也不离开指挥岗位，最后疼得直打滚。被强制送到医院。他在医院里感觉稍稍缓解一下，就回到岗位上继续指挥。这样，他先后病倒两次，都是住几天院，就偷偷溜出来。甚至他母亲病重，做大手术，他都没有回去。因为他不敢有一点怠慢？
反腐败是“衰败”，还是“兴旺”（2）
而作为一线总指挥的“主要助手”沈阳办案组组长侯尚升比慕绥新小5岁，他1948年10月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偏僻贫苦的农村家庭，兄妹6人排行老四。由于生活在三面环山的大山沟里，几乎与世隔绝，祖辈世代没有文化。他告诉我，他一生有四次重大转折，他最看重的是第一次转折，提供这次转折的是他的父亲一个不可思议的农民，也许他是给富人赶大车的车老板，有机会走出山村，到过铁岭市、抚顺市，开阔了眼界；也许他天天听评书、二人转，见多识广，天南海北知道很多： 按现在的话说，他有“超前意识”，他觉得他的家不能窝在穷山沟里，便勇敢地砸锅卖铁，把家搬到了大甸子镇上。尽管那个小镇也是农村，但毕竟比那个偏僻的小山村开阔得多，他们兄妹6人终于相继走出大山，实现了人生的伟大跨越。自打他们上学开始，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他们兄弟一直享受政府助学金和免费照顾，所以侯尚升这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内心非常感激党和政府；1963年他初中毕业回乡务农，1964年成为全公社最年轻的团支部书记，1965年其所在团支部被评为省“建设社会主义青年先进集体”，同年入党，并经过选举担任了大队会计。1966年又调到供销合作社当记账员，成为国家干部，后又任镇供销社革委会主任。他的第三次转折是1968年当兵，到长春空军七航校，他一步一个脚印，先后在空七校担任过二团二中队机械师、副指导员、空七校政治部宣传科干事、二团军需给养股副政指、二中队指导员、二团飞行二大队政委、空军七航校政治部组织干事、空军七航校学员大队政委、空军七航校司令部直工科科长。他的第四次转折是1992年转业，当时整个社会的大背景是下海经商，许多人都去开公司挣大钱，他却义无反顾地报考了省纪委。当时家里人强烈反对，告诉他那是清水衙门，不是有句俗话叫“防火防盗防纪检”，那是费力不讨好得罪人的角色。可是老侯认为这是他的长项，谈话、调查、宣传、写材料、把握党的政策，他手到擒来，干别的才是浪费资源。于是，他参加了考试，果然他考第一。到部队一考核，他的优点更多了，不仅思想作风正派、品德好、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坚持原则、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善于处理各种矛盾，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特别是爱动脑筋、爱学习，有较强的文字能力和写作水平，已有200多篇文章见诸报刊，5篇征文还在省及全国获奖，又曾4次荣立3等功。他根正苗红，毫无困难就进了省纪委案件室。他先后参加了惊心动魄的大案，如通化市委副书记受贿案，硬把市委副书记拉下马，判了11年；吉林市信托投资公司非法融资17亿案，把副市长、副总经理判了刑。长期的农村与部队政治干部生涯养成了他正直、谨慎、富有责任感的性格；纪委工作又使他不爱应酬、不爱喝酒、不爱玩，除了工作，就是看书。
而作为慕马专案组一线总指挥的“右臂”大连办案组组长姜德志以及他的“铁搭档”李国栋（四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别看他们年龄不大，一个1954年出生，一个1956年出生，可在反腐败一线战斗经历上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他们两人，一个直率、倔强，敢打敢拼、敢想敢干，认准了一条理，坚决走到底；一个胆大、心细，沉着老练、步步为营，不管遇到什么阻力，从不叫苦，都会想方设法解决，因此，他俩的组合最适于打攻坚战，适于攻破任何艰难险阻。在省内的大小战斗就不说了，在全国闻名的成克杰特大腐败案中，他们俩就是主要办案人。
专案组同志都为了早一点攻下慕绥新这个堡垒，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牺牲。
因为他们知道，专案组即使拿到了贾桂娥的口供、平晓芳的口供、慕绥新的口供，只能说露出了一线曙光，还不能算最后一锤定音。他们要到各地找有关当事人取证，取证后，再找慕绥新谈，互相验证。如有不准确的，还要继续验证，反反复复，必须准确。即使到了这时，他们还是不敢松一口气，因为还要转交给司法部门，司法部门根据中纪委提供的证据，最后还得转换成法律的认定，才能进行法律判决。
反腐败是“衰败”，还是“兴旺”（3）
比方最简单的到外边找人取证吧，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活。找不找得到人是个问题，找到人见不见你还是个问题，见你说不说具体情况更是个问题。但是侯尚升总会有办法，最后与那些被取证的人关系处得非常好，这里边有个策略问题，那就是反腐败不能戴着有色眼镜，不能打击一大片，不能一锅面烂到底。尤其是沈阳这样的“重灾区”，更要掌握好政策和策略，掌握好分寸，要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否则，将寸步难行，还办什么案？沈阳市原国税局局长赵士春
况且，对立面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其成员一个个都曾在沈阳是位高权重、指点江山有头有脸的人物。这里除了慕绥新和马向东，涉及到违法乱纪的还有沈阳市中级法院院长贾永祥、沈阳市政协副主席、市法院副院长焦玫瑰、市法院副院长梁福全、市法院副院长苑育良、市检察院院长刘实、市政府秘书长董镇广、市国税局局长赵士春、市规划局局长李德森、市地税局局长李天心、市电信局局长邵文章、市烟草局局长周伟、市物价局局长王秀珍，以及沈阳客运集团公司总经理夏任凡等106件严重违法乱纪案。其中党政干部59人（副省级1人、厅级22人、处级25人、一般干部11人），沈阳市原中级法院院长贾永春
国企领导干部16人，私营企业主等31人，光移送到司法机关立案的就有84人；涉及金额285亿元。而被中纪委给予党政纪律处分的人更多。
这是明面上的一股非常强大力量，而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比看得见的力量不知要大多少倍！如果不能彻底迅速地查处，那么他们活动起来，将会变得更加危险可怕，甚至使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所以专案组丝毫不敢掉以轻心，针对这张看不见的关系网，他们提出统分结合、异地办案、分而治之。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专案组找涉案的一些官员与大款，本来不是冲着他们，只是叫他们配合揭发慕绥新，交代清楚就放回家。谁知这些平时衣冠楚楚、一言九鼎、教育起别人头头是道的人，一到这里便晕头转向了，就犯糊涂。他们本来也没有送过多少钱，或者是随大流送点钱，没有多大事，属于可以教育的对象，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对象，可是，一到这里，却做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来。
专案组立即清醒地意识到这里无疑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他本身有问题，不知专案组为什么找他，害怕真把自己牵扯进来引火烧身。对于这种人，专案组的策略是虚虚实实、顺藤摸瓜，决不手软，不放走一个腐败分子；另一种情况是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不知底细，对慕绥新抱有幻想而顽固不化。比如铁西区九路市场的一位大老板就是这样一个“活宝”。他一进来就装疯卖傻，有屎时，他蹲在床上就拉，一边拉还一边用手抓着吃；有尿时，拿个茶缸接着，尿完后，他还拿起来看看摇摇，然后就往嘴里“吱吱”地喝；当武警战士制止时，他会挤眉弄眼地一阵傻笑：“妈的，我就是齐天大圣，谁敢抓我？”
专案组配备了医生，经过反复检查，看了他的眼神，听了他的心脏，认为他没有毛病，是装疯。
他却冥顽不化，装疯装到底，干脆就不吃不喝，他万万没有想到装疯装常了，也会进入那种状态。他因为长时间不吃不喝，营养不良，时间一长，身体就真的很虚弱，脑子里就真的产生了幻觉。
没有办法，专案组只得把他送到医院控制起来，给他加强营养，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这时，他才自觉没趣，主动交代了他的问题。
还有一位铁西百货的老板贝仕新，尽管他在进专案组的时候，专案组三令五申，不允许带任何东西，也检查了他的行李与洗漱的用具，但他在脖子上，还是偷偷地带进了一个三寸高的小金佛。
他进来后，在专案组的强大政治攻势下，由于感到自身的问题太多，行贿53万，受贿22万，怎么掂量都是死罪，心里非常害怕。一天早上借上卫生间洗漱之机，偷偷地吞下了小金佛。吞后也不说，回到屋里上床后挺着，静静地等死。谁知一会儿，小金佛在他肚子里“大闹天空”，痛得他龇牙咧嘴，面目表现异常，像孙悟空一样，在床上来回翻身打滚。负责守卫的武警战士把这一情况向专案组报告后，专案组立即决定，送到附近省医院检查。经过透视检查，发现他胃里确实有异物，已经无法吸取出，只得做手术，在他上腹部拉个口，取出了小金佛。
反腐败是“衰败”，还是“兴旺”（4）
住了15天院后，他回来后自知罪恶更加深重，只得坚持当茅坑里又臭又硬的石头，坚决不配合。
这时南京方面传来音信，说他与马向东有经济牵连，为了便于侦破马向东案，专案组决定把他与另外一个与马向东案有牵连的人，用飞机押送到南京。为了防止他再出现意外，离开“大本营”前，专案组制定了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安排4个人监护他。然而，当车开往飞机场的路上，贝仕新却说： 我吞东西了。
他是不是耍花招？专案组分析后认为他是不愿意去，耍个小花招。侯尚升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出了事，我们都不好交代。因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专案组便立即决定调转车头直往省医院，一查，还真吞东西了，是房间里挂衣服的挂钩。原来他是在进电梯那一瞬间吞下的，没有办法，还得再开一刀。一个月不到又开了第二刀。第二次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