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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边乔还不是党员。党员在团部开会，他就出去搬个小桌子、小凳子，找块毛巾铺上，把他的怀表零件拆开，左看右看，东摸西擦，再一件件装上。别人问他“你老摆弄这玩意干什么”，他说“这里面有文章。这表虽然零件多，却安装精密，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作用，还照样能成为一个运动整体”。大伙笑笑，也就明白他的意思，不去提他入党的事了。
政治处组织的那些活动，边乔也只是看看，很少参加，这就显得很另类了。团长政委找他谈话，到最后总算成功了，他答应参加活动，可却是另搞了一套“马术体操”，还分文的和武的两种，带着一帮人训练出来，好看极了，结果以后弄得军区、军分区和地方上有些大的会议，都来请骑兵团去表演马术。可表演时，边乔自己却又不去了，叫五连长司家荣去指挥。司家荣又客气，每回都要声明“这是我们团的边乔发明的体操……”。领导高兴地问“边乔同志呢？”“他生病了，没来……”。
除了这些新连队和新干部，还有包括新任参谋长王玉珂在内的一些新战友陆续补充到了骑兵团，团队的力量逐渐恢复并增强了。可就在这时，华北遭受了数十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大片地区粮食绝产。
没有粮草，不仅在物质上给骑兵团造成了生存上的威胁，在精神上，也给战士们带来了极大的打击。
1942年到1943年，是日伪军扫荡最多、最残酷的时期，根据地广大群众遭受了很大蹂躏，房屋被烧毁、许多群众和抗日家属惨遭杀害，扫荡所经之处，村村穿孝，处处居丧。而偏偏在这时候，老天也不开眼，华北地区又遭受了数十年不遇的大旱灾，冀南和鲁西土地大面积绝收。
刚开始，八路军战士们还没有感觉到有多么困难。当时，在后方根据地，抗日政府已经实行了减租减息，老百姓家里一般都还有些存粮。
减租减息，实实在在地保证了劳动人民的权益，农民群众缴纳公粮的积极性因此极为高涨。八路军并没有粮食仓库，公粮就存放在老百姓各自的家里，军队需要的时候再临时收集。如果有部队和“公家人”来到村里，乡亲们就赶紧把麦子磨成面，提供吃喝，干部则如数付给粮票，那粮票就可以充抵公粮。汉奸们没有这粮票，想来白拿白要？门都没有！
遇到困难，拖欠地主地租的事是有的，可不交公粮的情况极少。八路军实行“拥政爱民”，和根据地群众是鱼水关系啊。本来军粮是只计数量、不分种类的，可老乡们宁愿自己吃高粱米棒子面，也要把白面留给子弟兵。谁家要是吃了“独食”，不仅农会要批评，连周围乡亲们也不待见。有一次，刘大爷送一个伤员到老百姓家休养，进门的时候，人家婆媳正在闹矛盾，原因是家里唯一的一只母鸡好些天没下蛋了，婆婆怀疑是媳妇把鸡蛋偷拿去换了东西。正吵着，看见伤员同志来了，老婆婆毫不犹豫，转身就把这母鸡炖成了汤，八路军战士感动得直掉泪。
那时候，周边的环境都很恶劣，许多部队和机关就陆续到元城一带来休整，这里本是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地方，所以各地来的人马都有。闲暇的时候，大家就搞篮球比赛，骑兵团活动范围大，到处转着和不同的对手打。
其实，团里面以前见过篮球的没几个，但政治处李庭桂主任原来是搞学生运动的，有体育基础，边乔参谋在东北军参加过球队，技术不错，这就使得骑兵团篮球队具备了相当的水平，见了军区球队都不怵。当时，最厉害的是青抗先的一位干部，人家是天津来的大学生，专业，“拍皮球的动作都和咱们不一样”，每当他上场，男女老少都围着看，把他当明星了。
比赛场地很简单。找老百姓借两架梯子竖起来，在篮板的位置上用柳条编成米字格挡着，再用柳条圈个篮框绑上，哨子一吹就可以运动了。篮球场地大小不一、凹凸不平，边线也不清楚，有时候拍着球跑出去好远大家还在抢。最有趣的是一次和二十一团比赛，他们输急了，派人把这边的梯子扛起来就走，骑兵团找不到地方投篮，只好哈哈一笑，握手言和。球赛没有赢，大家也挺高兴，李庭桂主任说“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可是到了年底，部队就乐观不起来了。大旱之后，颗粒无收，进入隆冬以后，军粮和老百姓的生活用粮都成了问题。部队走到哪里，地方干部都是搓着双手，满头大汗、一脸焦急，想不出办法来。即使得到了一些从其他游击区支援过来的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八路军不能眼看着老百姓挨饿啊，往往是刚领到一点军粮，就分给乡亲们一半，自己再将就硬扛着。
天气越来越冷了，可战士们还穿着“五一”反扫荡时的军装，冻得直打哆嗦。地方上这时也没有能力为部队换装，于是军区拿出一笔资金来，叫骑兵团自己想办法。
根据地的那些布匹棉花早就送到太行山上去了，周边地区的物资也被敌人控制得很严。刘大爷参加了冬装制作组，在供给处老舒处长的带领下，穿着便衣满世界赶集，也没收购到多少布匹棉花，真是愁死了。在成安县，听说漳河店有个叫“老严”的布贩子，三教九流的很熟，别人弄不来的东西他都有办法。刘大爷他们也是病急乱投医了，立刻去找他。
漳河店，刘大爷刚参军的时候，在这里打过伏击。到了“老严”家，八路军一亮明身份，他全家人都很紧张。老舒处长说“老乡别慌，我们一不要东西，二不抓人。我们是来找老严帮助买棉布的”，他们这才放下心来。
彼此一聊，才知道大家还是熟人，原来这个“老严”，就是大扫荡时参与守备大邢庄的那个伪军中队长，他被惨烈的战斗吓坏了，连夜脱了军装，跑回老家干老本行，继续当布贩子。当他知道刘大爷他们就是当初英勇作战的骑兵战士时，对曾经的对手很是敬佩，一再表示要把事情做好。
老严说“你们要我买棉布，不知给什么票子？若是银元、老头票就能买到，若是别的钱恐怕不中”。老舒处长一听这话，就知道他是要去敌占区采购，当即表示钱不成问题，但他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办完事。老严又问“每尺布咱们出多少钱？”，老舒处长回答“随行就市，公平交易。你看着办就行了”。老严很高兴，说“八路这么相信我，兄弟我跑路子，一定不让你们吃亏。十五天后各位到我家来取货，那是决不会失望的”。当下收了定金就出发了。
过了不到半个月，老严真的把布匹棉花弄到了漳河店。在他家结帐的时候，舒处长又问老严一天给多少佣金，老严说“我自己就免了，这位老夏，带了十个人，每人算2块，一天20吧”。老舒说：“你们很辛苦，一天25块”。
老夏是个河南人，见状很激动地说“早听说八路军公平和气，还真是这样。要是给别的军队买东西，不给钱还要挨骂呢”。顿时就和刘大爷他们亲热起来了。
老舒处长和地方上的同志商量把物资运到根据地的事，刘大爷就和一连的排长胡彦明陪着老夏闲聊天，这胡彦明是刘大爷的同乡，俩人同时参的军，他为人聪明好强，比刘大爷进步得快，大扫荡前就是排长了，也是一连在元城战役中唯一没伤亡的排长。
胡彦明问老夏：“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棉布呀？”
“从河南辉县”。
原来，日本人在新乡有个会社，既推销他们的工业品，也收购当地的土特产，新乡以北的卫辉车站旁三公里处，有这个会社的一个经营点，很多交易都在那里进行。闲聊中，老夏吹嘘这趟帮八路军贩布买卖合算，原因是日本人要集中资金去抢购粮食，棉布反倒比平时便宜多了。
“那里有粮食么？”
“当然，鬼子仓库正收着哪……”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胡彦明立刻去找老舒处长。
“老舒处长，有粮食”
“哪里有？！”
“河南卫辉”
“哦，那里是敌占区。买粮食太贵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没有钱买，咱们还不能抢吗！”
“………………”
对于到卫辉去抢粮食的事，老舒处长和刘大爷都觉得挺玄的，可胡彦明却很上心，从漳河店回到根据地，他就急着去团部汇报这个情况。
那天刚好是四连的李树茂伤愈回部队，在团部闲聊，曾团长问他这是第几次受伤了，李连长回答说：快二十次了，习惯了。老舒处长以前跑交通，被军阀抓过好多次，也受过伤。于是俩人脱了衣服比伤疤，一个全身是坑，一个满身是沟，看得大家触目惊心。曾团长就说，受过二十次伤的人，功德圆满，以后子弹都会绕着走了。
听了粮食仓库的事，况政委说辉县在河南那边，离这里太远，先请示军区吧，等等再说。
两天后，陈司令的警卫排长周开树来传达命令，说是决定由冀鲁豫军区去打卫辉仓库，我们这边从骑兵团派一个连配合，周排长还说陈司令也同意他参加这次行动。接到命令，曾玉良团长和周开树换乘黑马，带着一连就出发了（一连是“黑马连”）。
过了几天，一连回来了，人马都没少，可就是只带回来三、四袋粮食，垂头丧气的。原来，辉县那边是敌占区，在当地，我们的政权已无法活动，这次冀鲁豫军区派了四个步兵连出击，而骑兵连的任务是掩护。过铁路线的时候，部队被敌人发现了，立刻引来了日军机动部队，步兵连队见状马上跳到路西去，骑兵连则按计划在路东骚扰掩护。可是，由于路西是太行山方向，敌人似乎认定了过铁路的是太岳军区的部队，所以不受骑兵的吸引，始终咬着往西面追。骑兵一连后来又绕回去，除了发现一些被丢弃的大车，没有联系上步兵部队，而且再往西走就是山地了，那里对骑兵的运动不利，曾团长觉得在摸不清情况的条件下不能盲动，就带着队伍回来了。
途经滑县的一个什么地方，路边有个乡公所，看见八路军，他们敲锣报信，骑兵连顺手就把那里端了，没想到还找到了几袋粮食。胡彦明美滋滋地告诉刘大爷，那乡公所本来可能是正在等着招待什么人，准备了三大桌酒席摆在屋里，有鸡有肉，还没有动筷子，结果都便宜八路军了……这可羡慕死其他人了，跑了几百里，混了顿好伙食，值啊！
不多久，军服也发下来了，都是老百姓配合着染布、缝制的。式样不大统一，纽扣也是布袢袢，看上去有些怪怪的，但毕竟是棉衣。晚上睡觉，穿着棉袄，再抱着马鞍子，抗冻多了。
人是暖和了，可还是饿，每天喝两碗稀汤，走几步就消化完了。当时的部队，无论步兵骑兵，都取消操练了，大家闲躺着不动，保持体力，争取让肚子里的一点汤汤水水多保存一会。也有人听说了延安大后方在搞生产运动，可大伙都觉得不可思议，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别说新八路，就连老红军也没见过要部队去种地的，再说了，这天寒地冻的，怎么种庄稼？于是问老前辈：当初你们没吃食的时候怎么办？“简单！打地主呗”。可这办法现在也不行啊，放眼四周，个个饿得眼发蓝，打地主？地主家也没余粮呀。
人饿久了就发傻。出太阳的时候，士兵和老百姓都在场院里坐着，你看我我看你，木木呆呆的。况玉纯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给部队找点事情做，还不能费体力。政治处李庭桂主任想了个主意，学文化！把战士们按水平高低分成好些班，有的念报纸，有的认生字。刘大爷算是有学问的，还作为老师，被派去给“文化班”（就是扫盲班）上课，识字课本是李主任编的，第一课是——老大爷老大娘大哥 大嫂 小弟弟 小妹妹 我们是人民的八路军。
这认生字的确难倒了不少人，可战士都很认真。上课时借老乡的门板当黑板，下课后把门板还了，大伙就到人家门口蹲着，偏着脑袋看字迹，拿木棍在地上学着划。房东老大娘乐了，说“八路军给咱家派了好些个歪脖子门神”，二连的刘长生，一边刷马一边用手指头在马身上写字，写到一半忘记了，于是他的手就这么举着，冲着马屁股发呆，大家看见了都笑，说这小子魔怔了。
上了几节课以后，刘大爷就被抽调到军区学习班去了，这次不是去学文化，而是参加军事培训。各部队的操练停顿了，可战斗骨干的素质提高却不能放松，为此，军区抽调了部分战士进行轮训，学习班学员的伙食定量比教员和军区首长还要高，不饿肚子，每天训练。主要是提高射击、刺杀、爆破和工兵作业技术，也学习看地图认地形和步兵战术。刘大爷是骑兵，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很新鲜，学得也很起劲。
有一次战术演练，轮到刘大爷当组长，两边各十几个人，比赛看谁先占领一个小村子。老刘心想这还不简单，带着大家数一二三就开跑，结果气喘嘘嘘还是慢了一步。输了的人不服气，说对方的距离比他们的短，不公平。结果教员骂他是“猪脑子”，说“你们地势高，他们地势低。如果你不急着往村里跑，先在那边坡上架几杆枪，他们还敢跟你比赛跑么？在战场上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讲”。刘大爷顿时觉得这战术里面还真有学问，兴趣更浓了。
学习结束时，陈司令来讲话，主要说战术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多动脑子总结经验，打得巧才打得好；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有什么武器就打什么样的仗，机枪大炮是武器，土枪长矛也是武器，甚至毛笔标语也是武器，要发挥我们的长处，牵着敌人鼻子走。
轮训毕业再去锻炼，实际上就是参加武装工作队。
当时，上级已经明确指出，不主张大规模机动使用民兵，认为大批集中民兵，不仅不能发挥更大作用，反而容易使其丧失战斗力。所以很多地方部队都分散了，除号召一部分人参加县区武装打游击外，在“不丢失一枝枪”的原则下，其余民兵陆续回到乡里，生产自救，配合抗日政府开展斗争。而八路军则抽调部分人员和区干部一起组成武工队，深入敌后给群众撑腰，并开展各项工作。
武装工作队里除了刘大爷这样的八路军战士，还有区干部。一般一个组七八个人，如果组成队就有二三十人了。武工队经常去敌占区，其实那些地方以前都是游击区，有的甚至还是根据地，大扫荡之后丢失了，现在正慢慢恢复。队里总有本乡本土的人，所以出任务之前，既不必事先通知谁，也不用找人带路，说声出发就摸着上路了。不过毕竟是在敌后秘密活动，白天住下研究工作和休息，夜晚行动，路上没人说话、咳嗽，连喘气都得憋着点，通过敌人据点旁边都不会被发现。
武工队每次出去，任务各不相同。有时候是摸情报，就是到了目的地附近的村庄，找个地势比较安全的人家，悄悄地进屋，先对房东进行教育，从对方的利害说起，使他容易接受，然后再询问当地情况，拿小本子记上。驻一村，只有一家人知道，多走一些地方，再把情报对照起来，就可以画一个图表，标明敌人的据点、兵力、兵种，以及群众基础和我们活动的条件，甚至还可以了解到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做到知己知彼。
更多的时候，武工队有宣传的任务。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中心口号，主要是教育群众克服“和平”幻想，坚信抗战一定能胜利；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监视坏分子，保卫自己的利益；在经济上，宣传在灾荒时期，八路军不增添老百姓的负担，鼓励大家坚壁清野，反资敌，“如果资敌，就是把敌人养肥了，使他们更凶狠地来杀害自己”。
搞宣传，采取的是“空讲话”的办法，很有效。武工队夜里摸进村子，四下警戒，宣传员选个高地方站好，拿个梆子敲几下，“老乡们，大家坐起来听消息……”，然后这边开始讲，乡亲们不点灯不起床，趴在炕头上就能听。宣传员讲话简短、明白，说清楚一个问题，武工队就迅速离开。一晚上走几个村，第二天就传得神乎其神，若是再遇到赶集，那更是到处都知道了。
队里也有能写信的文化人，了解到谁在帮鬼子汉奸办事，就写一封信投到他家门上，严肃警告，不许死心塌地替敌人效劳！并且，还要求他在多少多少天内，找到多少多少户人家担保，证明他没办坏事，然后再把联保信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收信人吓坏了，第二天赶紧四处讨好发誓，求人担保，因此对乡亲们也就不敢太欺压。有的地主，吓得把收来的公粮还给农民（这叫做“倒粮”），有的乡长、保甲长，赶紧辞职不干了，说“八路没走干净，再干下去就没命了”。
但是，日本人的赏赐，使一些汉奸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暴富起来，这对部分民族意识薄弱的人具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武工队一手搞宣传、一手拿枪，对这种“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