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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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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缰绳放长,被别人发现了。这要在平常,最多也就是拌嘴吵架的事,可这段时间人们火气太大,结果竟发展到动刀杀人,出大事了。

保卫部特派员来了,一经调查,他认为骑兵团成分复杂。的确,当时在华北,马匹是个贵重牲口,一般贫穷老百姓平时接触马匹的机会很少。因此,除了那些老红军,一般战士当兵前有乘骑基础的,都有些跑江湖的阅历,部队的战斗骨干也有不少是富裕户子弟出身,或者,起码象刘大爷这样,在外面跑过腿当过伙计,社会关系复杂。特派员觉得问题严重,立刻就调了一帮干事过来,开展政治审查、防奸除奸,一时间,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惶惶。

刘大爷这个新排长上任,首要任务就是防止叛逃。晚上,各班长睡觉都把铺位安在门口,房门用绳子拴着,另一头系在自己手上。连排长一天要查几次人数,出任务时更是紧张得眼都不眨一下。有个战士偷偷来找老刘,说“你让我走吧,我不带枪、不骑马,保证不去当汉奸。我回家吃几顿饱饭就回来接着打鬼子”。刘排长回答“你讲的这些我都相信,可是如果你敢逃跑,我一样开枪打你……”。

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又传来了一个很让人沮丧的消息:120师的骑兵团在大青山解散了,129师骑兵团也要下马改成步兵!这个消息是确切的,因为,上级有人认为,骑兵消耗太大了,养不起。

的确,养骑兵困难,算一笔帐就知道:当时,八路军士兵的口粮已经降到每天六两杂粮,其中,留一两作为应急储备、拿出二两支援群众,实际上只剩下三两左右;而由于没有草料补充,战马的豆料降到每天三斤就不能再减了。这样一来,一匹马的消耗几乎是一个战士的十倍。解散一个骑兵团,可以多供应四五个步兵团。

还有个消息说,骑兵解散后,大部分战马都将被宰杀。这更让部队军心大乱。团领导没办法向下做工作,只好去找上级提意见,说明“骑兵团从红军时期保留到现在不容易;再说,把马匹都杀了也没有多少肉,解决不了大问题”。战士们也提出:“如果嫌骑兵消耗大,我们宁愿到敌占区去活动。到那里战马可以吃草,我们也能和鬼子拼一下”。七七八八的意见反映上去,上级领导也犹豫了,正式文件就拖着没有通知下来。

过了些天,冀鲁豫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突然跑到骑兵团来,笑嘻嘻地东看西看。原来,上次骑兵团派人配合四分区到河南卫辉抢粮,虽然没成功,但骑兵的作用给张国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回听说骑兵团面临解散,他就提出意见,认为:其他根据地都有山地作为战略依托,只有冀南和冀鲁豫完全是平原,在这样的地形开展游击作战,保留骑兵作为机动兵力是必要的。张国华还保证,四分区有办法解决骑兵的供给,如果别人觉得难办,他们要!

上级经过协商考虑,同意将129师骑兵团从冀南调到冀鲁豫军区,由四分区领导。当时,四分区的正规部队只有一个二十一团(也是趁灾荒缺粮刚要去的),现在又白拣了一个红军底子的主力团,张政委能不高兴么?

骑兵们也很高兴,能保住部队、保住战马,大家都松了口气。骑兵团长期在冀南征战,现在要到河南去了,战士们也感到新奇和兴奋。

部队到了范县(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区党委书记黄敬和四分区司令员赵承金来看望大家,在干部大会上传达了一个新任务:到沙区去帮老百姓种地。原来,因为旱灾,老百姓大部分逃荒去了,地没人种。为了不耽误春耕,军区、行署和区党委机关都要派人去参加生产救灾。黄敬书记是个很开朗的人,他告诉干部们“你们执行任务之前,要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犁地可能要伤战马。我在冀中工作时是有体会的,伤了马战士们可想不通了,哭鼻子,难办啊难办”。况玉纯政委当即表示“豁上一个连的马也要完成生产任务”。当时,其他人都没接嘴,黄敬书记见状也挺明白,笑笑说“任务要完成,也要做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是在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是反对盲目的单纯依赖上级的错误情绪;同时,号召全体同志爱护病号,爱护身体,爱护马匹,加强生活管理,宣扬先进单位,增强官兵团结,克服认为参加生产是“额外负担”的思想。另外,犁地伤害战马是不可避免的,但曾玉良团长和边乔参谋组织大家想办法,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点。

部队出发前,发了几大车粮食。马匹和人的伙食一样,全是黑豆。黑豆这东西,虽说是杂粮,也比不了小米,甚至不如山药蛋和荞麦面。它一般是用来喂牲口的,即使最穷的人家,也不会拿它当正经粮食。刘大爷当兵前,家里是开豆腐坊的,见到的豆子多了,可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要吃黑豆。这玩意炒着吃,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下锅一煮,出来的是黑红色的稀汤,气味难闻,本来饿得很,闻到那味道,还是猛翻胃,简直吞不下去。

刘大爷参加革命后,从没有当过逃兵,可确实,有两次动过开小差的念头。

第一次是当兵不到一年的时候。当初刚参加八路军时,还谈不上有多少革命觉悟,更多的只是受到干抗日工作的荣誉的吸引,觉得光荣。再加上和伙伴们一起,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既不受长辈的约束,也没有掌柜的催着干活,扛枪骑马,十分痛快。可时间长了,新鲜劲一过,就有些想家了。有一天在村口站岗,看见个六岁大的孩子哭哭啼啼地回家。那孩子大概是到哪里捉鱼,掉到水里了,衣服破了个口子、浑身满是泥汤,他妈妈拎着个小棍跟在后头,走几步敲一下,那孩子咧着嘴大哭,被敲一下走几步,再敲一下又走几步……刘大爷开始的时候看着笑,可看着看着就突然想起自己妈妈了,想家得不行,于是把步枪挂在了树上,准备开溜走,可最后,还是没有动身。

再一次,就是这次去沙区的路上。当时,刘大爷作为收容后卫,远离大部队有十多二十里,慢腾腾地走着。这时候,路边岔道上过来两个生意人,边走边开心地说着话,年纪大的那人带个礼帽,年轻的头上包着白毛巾、穿着小褂,一看就知道是河北老乡。俩人干净整洁,见人就热情地打招呼,很有礼貌。这让刘大爷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在石家庄饭馆里当伙计时的情景。“如果不当兵,现在自己也在跑买卖了吧,也许成家了吧……”这么想着,就动了开小差的念头。可这次也只是痛苦地想了想,没有行动。

为什么没有行动?是因为看见了老百姓。“群众热情地冲着我们笑,打招呼、问好,他们那么尊敬军队、相信八路军,怎么还好意思去当逃兵呢”。

虽然如此,但到沙区去的路越走越穷困荒凉,部队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以往行军的目的是去打仗,对周围景致并不在意,可这次是去搞生产,战士们对地理条件就比较关心,走着走着,四边逐渐全是荒地了,连路人都看不见,大家于是越发敏感起来。领导们也觉得气氛不对,一个劲地鼓动打气,可效果不大。

到最后,大家都是阴沉着脸赶路。

 

所谓“沙区”,是指内黄、濮阳、滑县之间的黄河故道一带。43年,这里早已没有了滔滔河水,四周只剩下些大大小小的沙丘。领导们说,骑兵团的代耕地在内黄县,那里原来是群众基础较好的根据地,并且盛产花生和大枣。可是,一路上,战士们只觉得人烟稀少,看不到有什么粮食作物。

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了沙区中心的井店集,发现这里也是冷冷清清,毫无生气。以往,八路军到老根据地,路口总有男女老少迎接,热情地张罗着安排住宿,可这次,等了好久,才出来一个人,病歪歪的,虚弱得有气无力。曾团长和况政委一面和他交谈,一面安排干部们分组进村探访百姓。

进了村,发现四处房屋破败,大门半掩,十室九空。有的院子里停着尸体没人管,即使有活人的屋里,也只剩下个把老人,灶里的火早熄灭了,人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还有间房子里,床上躺着饿死的母亲,怀里还抱着死去的婴儿……幸存的百姓看见八路军队伍来了,象见了大救星,泪留满面、不停地作揖,却哭不出声音,要隔上好一阵才能出声说话。

村里的惨状,让久经沙场的战士们都禁不住捂住了眼睛,大家回到村口集合,汇报情况,很多人都哭了。

原来,就在去年,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汉奸地主孙步月的配合下,对沙区进行了6天的大扫荡,为制造“无人区”,敌人施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进行残酷的大屠杀,无论男女老幼,只要遇上,无一幸免。仅在南张堡等十五个村子,就有1872人被害,有的人家因此绝户;杨固村有7口水井,其中6口填满了被害的群众。 

汉奸孙步月,是鲁西豫北一带的大地主,挂过“千顷牌”。他不仅帮着鬼子杀戮抢劫,还把沙区的枣树都砍了,有的木料拉走,其它的就放火烧掉,试图断绝群众的生活来源,逼迫人们搬走。汉奸的手段和鬼子一样的毒辣、一样的疯狂,以至于灾区的好多百姓听见孙步月的名字就发抖。

自然灾害和敌人的抢劫使得当地粮食断绝,大屠杀又使得许多村落成为了废墟。大批群众被迫外出逃荒,留下的老人和孩子身体虚弱,大多冻饿而死,昔日的乡村,如今到处是残垣断壁,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如果再不及时把春耕春播搞好,沙区的一些地方也许就真的要变成了“无人区”了。

日军的罪证是最有力的反面教材,惨不忍睹的的现状胜过了十次思想教育报告。骑兵团战士们的拳头捏紧了,握枪握刀的手捏紧了,满腔的激愤化成了无穷的力量,也化成了战天斗地的实际行动。所有的人,原先软弱的想法消失了、埋怨的情绪消失了、动摇的思想消失了,大家都明白,如果不坚强地战斗下去,就会当亡国奴,就会有沙区百姓一样的悲剧再重演。

《铁骑报》连续发出了动员号召,曾玉良团长说的是“洒尽全身血,还有硬骨头,拼死和日寇干到底”,况玉纯政委提出“变沙区为绿色原野”。有个新战士,外号叫“皮皮”的,提了个口号,还被政治处写在了墙上——打仗勇敢杀日寇,生产勤劳救群众!
    部队分散到各代耕点,首先打扫卫生、掩埋尸体,再分发粮食、修理房屋,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八路军的军粮也很紧张,支援群众以后,自己就挖野菜、吃树皮。由于先前敌人把死人塞到井里,上面压上磨盘,使得生活用水遭到破坏,所以吃水饮马也都要另建设施……这么忙碌了五六天,才开始耕种。

团里规定,每人每天至少耕种一亩地,但干部和党员都纷纷给自己加任务,政治处也开展了“看谁耕地多,看谁贡献大”的竞赛活动。刘大爷原先在家里时并没有怎么种过地,团里象他这样的战士也不少,可大家都咬紧牙关、勒紧腰带拼命干活。每天,各班留一人准备饭食(挖野菜),其他的人则牵马下地,早出晚归,抢种粮食。为了保护战马,人和马一起拉犁;那些有战伤的干部战士,自动结成小组,互相鼓励。每个人手上都打起了大血泡,每天都有同志因饥饿劳累,晕倒在地里,但谁都没有怨言,依然你追我赶地进行生产。三连指导员赵有金每天能耕二亩地,被评为模范;团长曾玉良天黑了还在地里忙活,被称为“铁汉”,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经过了二十天的劳动,沙区的耕地补种上了粮食。与此同时,地方政权组织也重新建立起来,当地群众得到了救济,体力有所恢复,村庄也又呈现出了生气。骑兵团告别了沙区群众,又接到命令,星夜赶往鲁豫交界处的莘县,支援八旅完成生产任务。

在莘县,八旅的旅长李聚奎和政委肖永智指定了任务。骑兵们到了代耕地以后发现,这里和沙区一样,也是“无人区”。赤地一片,满目凄凉,部队住进房子,先要清除杂草和灰尘,还要清理床边屋角无人掩埋的尸骨残骸。耕种开始没多久,有人病倒了,一检查,才发现是霍乱。团领导立即报告上级,八旅旅部闻讯也吓了一跳,赶紧设置疫情观察哨,还送来了一大批烧酒,派人到处喷洒。同时,也通过当地土顽齐子修的关系,去济南搞防疫药。

当时,从敌占区弄药品一般都很困难,惟独治瘟疫的药是例外,不仅不会受到查收、限制,还免费。那一次,防疫药品运来的时候,竟然还跟来了俩日本医生!刘大爷说,当时大家都恨透了日本人,而这两个医务人员敢跑到“无人区”来,胆子真够大的。他们好象是姐弟俩,弟弟是大夫,叫都筑敦,姐姐是护士,叫什么不清楚,俩人都懂中国话,但很少说什么,只是忙着打防疫针、给人看病,还到处消毒,等疫情缓解以后就走了。

当初,马甲我曾经表扬这姐弟俩是“日本白求恩”,刘大爷不同意,他认为白求恩是国际主义,而这俩人只是人道主义,差远了。

 

 莘县的代耕任务完成后,骑兵团立即回到冀鲁豫四分区归建。这时,春耕时节已过,八路军要打仗了。

春耕生产结束以后,骑兵团回到昆吾,向四分区报到。这时候,部队的番号虽然还是叫“129师骑兵团”,但事实上已是属于冀鲁豫军区四分区领导下的一支机动兵力。 

四分区的主要活动区域是东明县、长垣县、濮阳县和滑县一带,这里,除了一部分日军以外,在濮阳驻守着伪军孙良诚部、东明有伪赵云祥部、长垣则是顽军邵鸿基。以前,四分区的武装力量比较弱,不仅分区机关所在地总是需要转移,对敌作战也只能是采取游击策略。二十一团和骑兵团来了以后,机关住所稳定了,可军事上还是习惯于“小打小闹”,经常是把正规部队分散了去搞偷袭。刘大爷他们刚到分区时,曾经组成手枪队,化装到东明县的临濮集,随随便便就击毙了十几个前去赶集的赵云祥部军官。分区领导因为这个战果高兴得不得了,可骑兵们私下里却觉得动作太小,没意思。

当初,张国华政委之所以敢拍胸脯,保证能够负担骑兵团的供给。一方面是因为四分区的一些区域靠近黄河,受旱灾影响不严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里的游击区正在逐渐扩大,新建立的地方政权有征粮的余地。

43年春节,长垣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可是,由于敌顽的骚扰,县政府花费了好多功夫,一直进不去。一天,曾玉良和况玉纯到军分区去找张国华政委商量事情,正巧遇到长垣县委的一帮人在他那里抹眼泪告状(张政委兼任地委书记,也管地方上的事情),原来,他们又被邵鸿基赶出来了,除了两位女同志,其余的都挨了顿板子,屁股都被打肿了。曾团长见状很气愤,立刻就提出申请,要求出兵保护县政府。

第二天,分区下达命令,派二十一团和骑兵团“到滨河地区侦察敌伪作战意图”。当时,战士们都很奇怪:派两个主力团到滨河一线去,到底要侦察什么情况?曾团长笑了笑,私底下对干部们说:估计,这次侦察的目的,就是找机会教训一下邵鸿基。

二十一团那边也是心照不宣,两个团不约而同,径自就开到了长垣县,转悠着,等邵鸿基出来。

说起这个邵鸿基,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是个旧官僚,从北洋政府时就当县长,可是不贪污也不坐轿子,骑个毛驴到处跑;他受过新教育,却又是旧做派,喜欢升堂判案,还有跟班举着棍子板子,旁边还放着虎头铡;他是文人,偏又乐意弄武,军事本领不怎么样,早年被“红枪会”抓住打了一顿,从此就佩服上了江湖好汉,他的部队都是会道门底子,什么“赵元帅”、“丰县虎”、“沛县狼”是他的几员大将。他则自诩儒将,仿佛宋公之明、诸葛之亮;他坚持抗日,拥护老蒋,却又同情理解汪精卫,使劲地帮伪军辩护,说什么“曲线救国也是有道理的”;他在前些年和共产党合作过,还当过边区政府的专员,可后来又极力反共,凡是八路军的主张他都要唱反调,写文章说“共产党的那一套我都懂,我都有办法对付”,因此,他被敌人吹捧为“反共专家”。

严格地说,邵鸿基并没有以武装与八路军摩擦,但他就是不让共产党政权进入他的地盘。他说自己是正宗官老爷,八路军是流寇,可地方上的老百姓偏偏也就相信了那一套,对他敬畏有加。不打掉邵鸿基,抗日民主政权真没办法在长垣县立足。

过了些天,有消息说邵鸿基部一千四百多人要出动了,曾团长马上派人通知二十一团,常仲连团长和参谋长魏文建都来了,商量以后都说要打。于是曾玉良动员部队,说顽军邵鸿基侵犯我根据地,要到大小索庄抢粮食,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狠狠把他打痛了”。干部们听了直乐,三四月份,青黄不接的,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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