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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在大蔡家附近围住了大股顽军，这时候，四连只要右旋半圈就能加入战团。于是大家都看指挥旗，只见旗子向右划了一圈，再刷地指向左方——左旋追击！“好嘛！老连长这回是想捉大鱼了”，战士们想起出发时杨勇司令员号召开展杀敌竞赛的事，明白李树茂是要让四连立新功夺锦旗呢，顿时兴奋极了。
四连向左兜了个圈，再度以散兵线队形杀向奔逃的顽军。敌人彻底乱了，公路上、原野上，跑得到处都是，跑不动了就把枪一丢，抱着脑袋坐在地上喘气。有个家伙被骑兵追急了，“噌噌噌”爬到树上去，刘大爷喊他下来，他还讲条件：“我下去，你不能拿刀砍我”。
“行，保证不砍你”。
于是就下来了，看一看，枪啊，手榴弹啊，什么武器都没有，早丢光了。
“你是干啥的？”
“吹号的”。
“你们当官的呢？”
“不知道，都跑了呗”
“骑马跑的么？”
“没骑马，我们长官不骑马”。
好消息！当官的徒步跑，一定能追得上。
于是赶紧追，追了一截，看见前面有一个军官，背上背着个包，身后一把手枪晃来晃去的挺显眼，听见刘大爷喊站住，他头也不回地猛跑。老刘策马从左边抄上去，本来是想砍一刀的，可不清楚他那包里装着什么，怕硌了马刀，就顺手在他脑袋下撩了一下，再兜马从正面劈。
这动作是连贯的，平时不知道练了多少次，转过身来时战刀已经举在空中。那军官半跪在地上，一只手撑地一只手遮着头，脖子猛向外喷血，一张小脸煞白。老刘定睛一看：哎呀，女的！
赶紧收刀，由于动作过猛，把马鞍都带动了。
这真是个女军官。老刘第一次遇到这情况（这也是他戎马生涯中杀的唯一一个女人），一时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女的挺年青的，看见老刘不再砍她，还讨好地笑了一下，但老刘知道她是活不成了，战马的力量加上骑兵的刀法，她脖子上的伤一定很重。果然，战斗结束后经过这里，发现这女军官就死在路边，军帽盖在她脸上。老刘没有下马去看，他只觉得自己右手不大舒服，有点后悔那一刀下手太重了。
敌人跑进程楼，四连也跟着追进村子，刘大爷本来准备带人搜查房屋的，听见李树茂在街上喊：“不要在村子里停留，追出去，咬住敌人就是胜利！”，于是立刻打马冲了出去。村子西北面有一片坟地，两个排的顽军躲在那里阻击骑兵，副连长王元力正指挥着机枪和他们对打，刘大爷见状也下马步战。打了一会，看见一队骑兵冒着弹雨，斜刺里硬冲上去了，领头的正是副营长李树茂和连长周开树，王元力说：“坏了坏了，要挨骂了”，赶紧爬起来往上冲，刘大爷也回头喊：“把马带上来”。
给他们照看马的是四连文书孙志林（河北河间人，刘大爷对他的印象是：学生、戴副眼镜、会用照相机），骑马赶过来，旁边并排跑着的是王元力和刘大爷的战马，刚到跟前，旁边飞来一枪，孙志林摔下马来当场牺牲，他的马一惊，乍着毛就跑开了，带着其它两匹马也瞎跑。王元力手快，一把抓住马尾巴，翻身上去就冲锋，刘大爷没办法，只好徒步前进。
战斗很快就结束，抓了四十多个俘虏。李树茂却还在不依不饶地批评王元力：“敌人已经乱了，一冲锋就会垮，你和他们对打什么，难道要让敌人聚集起来么？”。又问刘排长：“让你们二排不停顿、追出去，你反倒怎么趴在地上打起来了？”，老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这时候有战士把战马找回来了，刘大爷急忙上马，没想到，先前孙志林把马肚带松了几个扣，老刘没注意，一踩马镫，马鞍子就垮到了马肚皮上，害得他栽了一个踉跄。周围的人都乐了，连长周开树也笑着说：“大刘今天有点犯迷糊啊，象个新兵蛋子”。他们哪里知道，刘大爷是为那女兵的事，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呢。
连队调整一下继续追击，追到张双楼，又赶上二百多顽军，一阵砍杀，敌人四散逃跑，这回刘大爷不敢停留了，一直冲下去，出了村南口，看见二十多个人跟着一个又高又大的胖子，边打边退。副指导员马书龙说：“他们要进道沟了，快开枪打”，旁边的七班长和八班长都有机枪，立刻开火，其他人也用步枪打，那大胖子应声倒下了。
骑兵追到跟前下马查看，大胖子手握盒子炮，肩挎皮包，背部中了三弹，已经死了。问俘虏：“他是谁？”，答：“一百二十支队长关玉平”。
战士们取了他的手枪和皮包，这才发现他穿着一身士兵的军装，马书龙便问：“他为什么穿士兵的军装？怎么没看见抬棺材？”
“关队长平时就只穿布衣服和士兵服。棺材是仪仗队……这次是长途急行军，没带仪仗……”卫兵又问：“长官，我们能先把他埋了么？”
“埋吧，好歹他也打过鬼子，曾经是条好汉”。
294打死了关玉平，四连又接着追，直追到沛县，追上了一百二十支队的军需处，抓了军需处长。问他们：“前面还有多少人？”，“我们是后尾，撤退时在最前头，前面没有人了”，于是拨马转回。
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一伙顽军围着高马村打枪，看样子是村子里有我们的部队，骑兵立刻冲上去，敌人没敢抵抗就交枪了。这时候，从村里出来几十个沛铜大队的战士，嚷嚷说战利品是他们的。原来，这些游击队本来是准备实施伏击任务的，看见敌人垮了，就不再打埋伏，跳出来跟着追。可没想到，溃败的顽军越逃越聚拢，越跑人越多，回头一看，跟在后面的就只有这么几个土八路啊！于是转身就把游击队包围，差点把他们给灭了。
李树茂和四连长觉得人家沛铜大队也怪不容易，就让他们把俘虏和枪都带走了。
其实，对骑兵来说，抓俘虏并不难。往回走的沿途，不断可以遇到三、五个或者十来个溃兵，只要喊一声“缴枪不杀”，他们就乖乖投降了。
部队到张双楼集结，清查人数和马匹，登记缴获的武器弹药。盘点下来，四连光顾追击了，只缴获了四挺机枪，可一连却缴了十六挺，大家都很不服气。周开树说：“不要紧，我们打死了关玉平，这可没得比”，大家这才想起把关队长的皮包打开看，发现一份作战计划，是命令他们接应魏楼守军突围南逃的。从这份计划上看，顽军有二千多人，而且“沛县狼”穆伯仁也应该在这队伍里，就在这时，有人跑来说：“沛铜大队从高马村的俘虏里找到了顽军支队长穆伯仁！”，这下可把刘大爷他们搞郁闷了。
这么大的一个战果，稀哩糊涂送给了游击队。
这一仗打得痛快，半天时间就消灭了耿聋子的主力。一连冲得猛、四连追得凶，都立功受到了表彰。
可接下来却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骑兵作战地域宽大，于是民兵也来帮忙打扫战场，有个小伙子发现一匹战马守在尸体前不走，认出那是牺牲的八路军骑兵，于是就把烈士遗体横搭在马背上驮着。一路上，他又拣了不少七七八八的东西，也都随手压在了上面，不料，被二连的战士遇上了。
骑兵是最忌讳把战友的遗体搭在马上的，再一看那是自己连里的班长，还被乱七八糟的行李器械压着，顿时火了。那民兵莫名其妙被骂一顿，也觉得委屈，双方就打起来，结果，一个战士失手把民兵打死，自己随后也被枪毙了。
四连的伤亡不大，但由于奔跑时间过长，战马损失不小。王元力骑垮了两匹马，刘大爷也骑垮了一匹。一般战马跑累了，就要慢慢牵着“遛”，让马把身上的汗收回来，但如果战马累过了头，就怎么“遛”也恢复不了，脚打软、跳不起来，这是伤着了，不适合再作战。44年的时候，骑兵团条件已经比较好了，后勤处有部分备用马，基本上能够保证干部的换乘，刘大爷说：“这是当官的好处”。
魏楼之战后，又经过陈楼、孟寨、常庙、大屯等多次战斗，骑兵团已拥有上千匹战马，再加上辎重部队，行进的时候十多华里尘土飞扬、首尾不见。敌人见了，军心混乱、士气低落，他们说：“这次遇到的是老八路，攻城用的是掘子军（指坑道作业），冲锋用的是铁甲兵”，还说骑兵的红马会咬人、黑马会踢人什么的，弄得神乎其神。
到了十月份，冯子固已经不敢和八路军正面交锋，东躲西藏地打起了游击战。
十月中旬的一天，部队在沛县境内休整训练，刘大爷拉着副营长李树茂、供给处长舒明昌和军需员去看马。这是一匹三岁儿马、灰白色，比大洋马矮点、比蒙古马高，身段矫健，漂亮极了，可就是没骟过也没训过。军需高韵轩不主张买，说是三岁马驹没法骟（连骟带训会把儿马弄死的），再说这儿马是洋马和蒙古三河马的混种，将来也许很好、也许很差，买这匹马就跟赌博似的，太玄。
可刘大爷守着马舍不得离开。李树茂牵马走了几步，又策骑了一圈，觉得步子、身段都不错，也喜欢上了，大家都盯着舒明昌看。老舒处长犹豫了半天，说：“要不，这马……你们自己训练……”，大家高兴地跳起来。
当时通货膨胀、钞票各式各样，因此做买卖时老百姓不要钱，只要粮食。这匹马要值三千斤小麦，老舒心痛得不行，可战士们却不在乎。李树茂抱来一床毯子搭马背，再三提醒这马驹现在不能上鞍子、不能跑伤了，还说他要来帮着吊马、压马。刘大爷多了个心眼，他怕营长“见财起意”，就没敢麻烦别人，一直把儿马带在身边自己训练。大半年以后，这匹马驹成为老刘最后、也是素质最好的坐骑。
就在大伙忙着给新“公鸡”剪鬃毛、打烙印的时候，团部通知紧急集合，骑兵团编入“南下支队”，跨越陇海线作战。
南下支队由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指挥，由七团、十团和骑兵团组成。大家心里咯噔一下，这三个红军团都是军区的宝贝疙瘩，现在一家伙全用上，准是出大事了。
接下来，团长又宣布：“部队从砀山、黄口之间越过陇海路，直插肖县、夏邑地区，沿途不许恋战。突破作战时，第一梯队一律不准救护伤员，由二梯队负责抢救；行军途中不准等待掉队人员，一律由后续部队收容。任何人不得以救助为名擅自脱离队列，否则按临阵脱逃处置！”。此令一出，全团惊悸，大家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都想：南边的新四军遇到麻烦了！
老兵们都听说过“皖南事变”，所以当时都以为又发生了类似事件，大家都急得不得了。
在老八路眼里，新四军是“小兄弟”，更何况自己是老八路中的老红军部队，那是豁出命也要去救援的。战士们纷纷表态，即便累死也不拖部队的后腿。有的还向战友们打招呼：我受伤了不要你们管，赶紧去接应新四军，千万别给咱们红军团丢脸。刘大爷说：“那时候，主力团队的荣誉感、责任心强得很”。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是：9月中旬，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在八里庄战斗中牺牲了，但这消息并没有公布。10月中旬，敌暂十四师、骑八师、暂三十师3个师，刘子仁、段海洲等6个纵队以及其他地方顽伪武装，企图南北合击，消灭四师西进部队。四师参谋长张震担心抵挡不住；就向冀鲁豫军区杨勇、苏振华求援，电报落款是“彭雪枫”，而杨、苏首长是知道彭师长已牺牲了的，顿时觉得情况危机、不同寻常，因此立刻派遣主力驰援。
骑兵团不顾疲劳、日夜兼程，一路上不断突破顽军的拦阻。行军越紧张，越需要把马调理好，部队停下，人不吃饭也要先给马筹粮筹料，战士们眼熬得布满了血丝，困得常从马背上掉下来。刘大爷他们这些当干部的就得强撑着时刻留神，发现前面的哪匹马停住了，就赶紧去捅一下，弄醒睡着的战士。徒步大队的人拽着马鞍绳跟着走，也是边走边睡，夜里赶路，刘大爷听见旁边的一位班长嘟嘟哝哝，接着又嘿嘿地笑，正想问他乐什么，他就一头撞到马肚子上，原来是睡着了说梦话呢。
涡河以北的敌人察觉我冀鲁豫部队快速南下，顿时乱了手脚，四师随即反攻王貌文的暂十四师和马彪骑八师。骑兵团开赴永城时，一路上看见顽军丢弃的辎重和伤兵，知道仗已经打完了。四师副师长韦国清、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和旅政委赖毅前来欢迎南下支队，先是宣布：下一步的任务是歼灭涡阳、蒙城的敌人，可过了两天又说不打了。原来是顽军方面提出停火谈判，我军则根据毛主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同意谈判。于是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八路军三个主力团辛苦奔波一场，没捞到仗打，有的人就不甘愿了。十团的一个营和新四军某部一起看戏，不知怎的就吵了起来，十团这个营长也有点“二乎”，跳起来喊一声“十团的，上刺刀！”，楞把别人赶了出去。结果，害得骑兵团以后参加联欢会都不许带马刀了。
其实，骑兵团和兄弟部队的团结友谊搞得是不错的，开会的时候，那边喊一声“欢迎坚持华北抗战的八路军！”，这边就回一声“向善于斗争的新四军学习”；那边喊一声“向八路军老大哥部队致敬！”，这边就答一句“向英雄的新四军致敬”。大家手拉手、肩并肩，参观访问、交流经验、听报告看演出……忙得不亦乐乎。
11月中旬，南下支队返回沛县、丰县。用刘大爷的话说，这次战役，是虚惊一场，到南边旅游了一趟。
刘大爷说“南下会师”就象是一趟旅游，确实这样。南下支队从大老远的沛县万分紧张地跑到淮北，却一直没打什么正经仗，每天只是看演出、开大会、参观交流……这让大家都很不自在。
本来嘛，这部队开的是打仗的买卖。现在放着涡阳、蒙城都不让打，整天看戏喊口号的，算是怎么一回事？交流经验的时候，领导们讲得很起劲，底下的人却觉得挺无聊。当时，新四军还不知道“坑道作业”，所以每次开会都要求介绍这个新战术。次数多了老八路就有些不耐烦，说：“光说不练有啥意思，还不如下个命令，看我们把涡阳城打下来就明白了”。
其实，八路军自己对坑道作业也不熟练。打魏楼的时候，弄不清该放多少炸药（迫击炮弹的装填药）才合适，为保险起见就往多里装，还连接了三根导火索。结果轰隆一声，把守寨墙的一百多敌人全部炸死，也把埋伏在最前面，准备冲锋的突击排战士震死了几个、震傻了一个。
南下支队闲着，可新四军四师倒是挺忙的。他们打土顽、开展“急性土改”、广泛建立人民政权……却一点也不用不着八路军插手，因为国民党军根本不经打。
自从四一年新四军被迫撤出淮北以后，国民党军就和日伪军就在这一带达成默契，搞“和平共处”。结果几年下来，顽军打仗的功底严重退步，可搜刮积累的财物却着实不少。现在新四军回过头来，不仅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还发了一大笔财。
国民党的“保安常备军”打不过日本人就谈判，打不过新四军也谈判。于是共产党就和他们谈，结果，广大的乡村归我们管理，留部分城镇给国民党。
南下支队实际上是担任了谈判时的威慑力量。想想看，七团是原先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红军三虎”之一）、十团是红三军团四师十二团，骑兵团则是红十五军团的骑兵团。有这样的老牌“模范主力”守在谈判桌前，是够顽军们肝颤一阵的。（说起来也有意思，新四军四师的新任师长张爱萍，以前当过红二师五团的政治部主任、又当过红四师十二团的政委，还当过红十五军团骑兵团的团长兼政委！他和“南下支队”倒真是很有渊源）。
谈判结束后，南下支队于11月中旬返回丰县。临走之前，地方财政干部拖了几麻袋钞票来，不仅发津贴，还按照当地公务出差的标准发放“伙食补助”，每人每天一角钱，这可是八路军以往从没享受过的待遇，刘大爷领到了八块六。当时，日伪顽对涡河一带实施经济封锁，所以工业品紧缺、农产品便宜。一斤牛肉5角、一斤羊肉3角、10个鸡蛋1角钱，于是战士顿顿有肉吃，战马天天吃鸡蛋，大家开心极了。
战士们吃得高兴，干部们却有点发愁。主力部队都是有“战果任务”的，比如骑兵团，44年有一项任务指标是：缴获重武器100件。现在眼看到年底了，还差十多件没完成，本来以为南下作战能“捞一把”的，没想到又弄成了旅游，这可怎么办才好？
回湖西的路上，支队一直想找机会打一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