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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留卡……那么您……请原谅，您多大岁数？”阿盖耶夫不知所措地微笑着，有些明白了主人的回答。
“我吗？28岁。怎么啦？”
“只是问向，没什么，”阿盖耶夫一下子全明白了，“请原谅，您知道，我是弄混了。”
“是吗？常有的事……”
阿盖耶夫顺手带上了门，漫无目的地沿街走去。他想２８岁的维克多生于五十年代末，毫无疑问，在那以前，巴拉诺夫斯卡亚的房舍里可能已经几易主人了。要是能在这条街上找到战前的老住户就好了，从他们那里肯定会打听到更多的事情。阿盖耶夫回头瞧了一下——穿白背心的维克多还停在院子里。阿盖耶夫转身走了回去。
’对不起，您能告诉我这条绿荫街上的老人谁还在吗？要战前就住在这里的。‘
“说不准，”维克多皱起眉头说。忽然，他一甩头上的淡色浓发，想起来了，说：“也许，有个苏普伦丘克……”
“什么苏普伦丘克！”怀抱襁褓婴儿的少妇来到台阶上打断维克多说，“你那个苏普伦丘克打从过节就入土了。您最好去问问波杜斯基，他也许知道。”
“他住哪儿？”阿盖耶夫立刻振作起来了。
’拐过去第三家就是。门前有一辆蓝色日古利车，‘维克多也高兴地接过去回答说。
阿盖耶夫快步沿街走去，果然拐过去第三座院落里停着一辆日古利，那辆车四门敞开，后面的行李仓盖和前面的引擎盖也都开着。一位身穿蓝色运动裤的年轻男子正在车前忙着。
“您好！”
“日安，”男子抬起头，满脸困惑不解地瞧着阿盖耶夫。
“我想找波杜斯基，”阿盖耶夫解释说，克制着自己的紧迫心情。
“我就是啊，”年轻人直起身子，手拿着一把扳子，回答说。
“不对，您知道……我要找……年纪大些的。”
“年纪大些的？找我父亲吗？他钓鱼去了。今天是星期天，又刚刚开禁。我这不也要去嘛，可这辆鬼东西倒耍起脾气来了。”
“您父亲多大年纪？”阿盖耶夫谨慎地问。能去钓鱼，这跟他想象中的年纪有些对不上茬口。
“多大岁数？55岁吧，”
“嗯……”
“怎么，嫌太年轻？我家还有更老的。爷爷，”年轻人转身喊道，可是院子里没有第二个人了。“他哪儿去了？刚刚还在嘛……”年轻人说着朝房角拐去。那里有一排花朵已经凋谢的树木，树干涂着白灰浆，树间最早晨刚浇过水的整齐的菜 。
“爷爷，你多大岁数了？”
没有听到回答。阿盖耶夫也随着走了过去。房后的丁香丛下，有位年逾古稀的老者坐在长椅子上。他两腿细瘦，穿一双旧毡靴，目光缓滞，似乎正沉洒于老年人特有的思绪之中。他对来人几乎毫无反应，只是抬头漫不经心地看着阿盖耶夫。
“我想请问您，”阿盖耶夫劲头十足地问道，“您在此地住很久了？”
“他一辈子都住在这里，本地生人，”年轻人抢先回答说。
“也许，您记得这绿荫街上住过一位巴拉诺夫斯卡亚吧？”
“从前叫绿荫街，”身后的年轻人解释说，“现在叫宇宙街。”
“改名了？”
“改多少回了。战后叫过坦克手街。后来又叫北京街，现在是宇宙街。”
长椅上的老者奇怪地前后摇晃着，悬在两膝中间的青筋嶙嶙的手臂也随着一上一下地滑动着。
“巴拉诺夫斯卡亚，瓦拉瓦拉……德国人枪毙了。”
“枪毙了？原来是这样……”
“枪毙了。在车站上。还记得，那是冬天尼古拉节的前夕。我在运柴禾……”
这个消息对阿盖耶夫来说，虽然够不上晴天霹雳——他早就料到结局会是这样的，但还是禁不住惊恐地想：因为什么呀？不会是因为他阿盖耶夫的事吧？他心里隐隐作痛，沉默地站着，还在等待老人说下去。但是老人没有说什么，不知是又陷入了沉思还是在等待新的问题。
“还有，也许您知道，‘阿盖耶夫怀着新的希望问道，“在邻街上住过一个人，记不清是白铁匠还是钳工了，战争期间还用马口铁造过研磨机，磨谷子的……”
“鲁卡什吗？”
“可能叫鲁卡什，记不清了。他家里住过一位女教师，外地人。女教师有个妹妹……”
阿盖耶夫说到这里，觉得自己来到了深渊边缘，那是他多少年来一直迫寻的主要目标，也许，马上就会听到对他的终审裁决了。要坚强起来，要经受住这一裁决——不论它是如何严酷。
“鲁卡什是个能工巧匠，是啊……会干木活，也会干铁活。战后还给我做过窗框呢。能工巧匠啊！是啊……”
一瞬间，老人的脸色变得开朗了，他的目光从地面移向阿盖耶夫这边。阿盖耶夫有些失望地喘了口粗气，倒换着两只脚——想坐，可是没有地方。
“能工巧匠啊……死了。老早就死了。”
“有个女教师住过他家……”
“什么？女教师？也许，住过。”
“您不记得这事了，老大爷？”
“女教师吗？”老人重复着，停了一会儿，回答说，“不，不记得了。”
这次访问使阿盖耶夫情绪一落千丈。他告辞出来，盲目地在街这边走走，又到街那边走走，又一次来到巴拉诺夫斯卡亚家，走进荒芜的、长满杂草的院落。他印象模糊地辨认着倾斜的屋墙、腐烂变形的屋角、歪歪扭扭的墙壁。他察看了同劈木场相邻的牛棚、仓房，劈木场里长着没膝深的滨藜草。他进了房后的菜园，但却找不到那座连屋小仓库了；可能，早就给拆掉当柴烧了。他记得，紧埃墙根的是一垄垄长势很好的马铃薯秧。他目测着原来为他放床的地方和墙上的空洞。就在那里，他把自己的ＴＴ式手枪藏在一块石板下面。那支手枪可能是给人拾走了，要不就是被警察发现了。
回到前院以后，他又站着着了看果园。原来，也是岁月无情：老苹果树也在脱落着于枯的枝丫，一棵棵地死去；黑豆果和醋栗果丛完全不见了，早年正是它们把院子和果园隔开的，而在菜园边上，只有几株樱桃树的枯枝俯视着木栅，那些樱桃树是他时常忆起的；这次，他甚至不愿走近它们。他的全身都被失败的沉重感压抑着。为了有所解脱，他再次朝街口走去，绕过德式屋顶的高屋，拐进另一条街。他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向遇到的第一个中年女人询问，她是否记得铁匠鲁卡什。手提口袋的疲倦的女人把装满粮食的袋子放到地上，整了整头上的花巾。
“记得，有个鲁卡什，他姓万科维奇。战后就死了。”
“战前他家住过一位女教师。”
“女教师？住过，挺标致的羌人儿。可我记不得她叫什么了……”
“维拉，”阿盖耶夫重又兴奋地提醒说。
“也许，是叫维拉，记不得了。”
“她后来的经历您还能想起来吗？她有个妹妹战前来到这里。叫玛丽亚。”
女人皱起本来就已堆满皱纹的眉头，瞧着远处街口轰轰隆隆驶过的一辆带拖斗的科尔希达牌拖拉机。
“不知道。我记得，是有过一个年轻姑娘。住过不长时间，可她上哪儿去了呢？…… ’
“战后没再来过？”
“说不好……”
阿盖耶夫在这条街和相邻的几条街上，又走了几个来回，最后在绝望中走到两位在院门旁闲聊的男人跟前。
他俩一个门左，一个门右，一边吸烟一边聊天，时而发出粗鲁的笑声。不过，一见有人走近，他俩就不再说笑了。
听过阿盖耶夫的问题之后，其中一个又高又瘦的人顿时活跃起来，他隔着栅门说：“我认识玛丽亚，她住在明斯克。外语学院毕业生，在中学教书。”
“是这样啊！”阿盖耶夫也跟着傻乎乎地高兴起来，“很早以前就毕业了？”
“１９７８年，没错儿。我也想考取，可竞争太厉害，给刷下来了。她可是读到了毕业。”
阿盖耶夫脸色一沉，心里盘算着，1978年她该有多大年纪。不对，1978年从学院里毕业，对她来说太晚了。不可能是她。
“对不起，她有多大年纪？”
“多大年纪？和我同岁。我们是中学同学。不过我服过兵役……怎么，不是您要找的？”
“不是，”阿盖耶夫气 地说，颌首告别了两位男人。
他继续询问着，被问的人有年纪稍大些的行人，也有售报亭的老年女售报员。他还多次进院打听，只要见到院子里有人。
有些人多少还记得鲁卡什，也记得巴拉诺夫斯卡亚，而记得女教师维拉的人就很少了，她的妹妹就更鲜为人知了。有人说，是来过一个姑娘，在姐姐这里住了不久。可她到哪儿去了？谁都说不出。说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时间太久了。连知道战前的区委书记沃尔科夫的人，也不多了。
沃尔科夫是1943年在莫吉廖夫战役中牺牲的，阿盖耶夫是偶然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沃尔科夫的特写，才知道这事的．可沃尔科夫是谁？怎么说，也是旅政委，而不是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者。沃尔科夫是不会“丢失”的。
种种迹象都说明，她是死了。可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阿盖耶夫为此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翻来复去地考虑这一问题，但总是百思不解其解。
他也做过多少次努力，向各级机关写信，想借助档案和查询打听玛丽亚的下落，可得到的同样是令人迷惑不解的答复：“没有编码”、“没有记载”、“没有资料”。事隔多年，阿盖耶夫唯一能够求助的，当然只有档案、名单、文献资科。它们浩如烟海，可惜关于她，都无只言片语。不过细想一下，也就见怪不怪了．在那个难忘的秋天里，他们最怕的就是档案、名单、记录乃至偶然丢失的一张纸片，因为这都会成为他们的罪证。而关于死后的纪念或者历史记载，当时又有谁会考虑呢？对于他们来说，进入历史之路是被每时每刻的杀身之祸堵塞着的，想逾越这些危险，常常连想都不敢想。这些年来，阿盖耶夫一直不断地发信查询，翻阅档案，到处打听，但他心里明白，这样做如其说是为了知道她的下落，倒不如说是在自欺欺人，在设法逃避那最终的、不可想象的答案。这一答案可能带来最最可怕的结论……
终于，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关于她，没有任何人能说得清楚，她的确是在1941年秋天失踪了。
出路只有一条了。
第三节
他来到小镇，住进澡塘附近一家狭小的乡镇客栈。一个带盥洗器的见方房间里，挤着六张可卸式捕位，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更换旅客，有过路的、检查工作的，也有开汽车的。只有他整整一周占据角落里的一张弹簧小床。
当女经理问他还要住多久时，他竟一时回答不出。他不知道还得在这个村镇里住多久，不知道他的事情何时才能理出头绪。但是区里要召开会议，客栈得腾出矿床来。对他并没有下逐客令，尽管完全可以这么做，仅仅是问了他什么时候离开。不过，那位因为老是坐着而胖得滚圆的、每只手指都戴着一枚金戒指的女经理，发问时语气蛮横，却使阿盖耶夫稍加思索后，答道：明天。
当天，他在小吃部勿匆吃过午饭之后，就到了百货大楼体育用品部，在那里买了一座单人帆布帐篷和睡袋，还有一些旅行用品，花掉了他很大一笔钱．他把这—切运到坟场上离坑口不远的地方。比起喧闹的客栈，这里一点都不差，至少他可以享受绝对的安静，一人独处，没有谁来干扰他的惆怅思绪——对于早已不是年轻人的阿盖耶夫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高悬的太阳直射着坑底，炎热的白昼来临了。阿盖耶夫甩掉夹克衫，不时地拉拉针织衫的领口，让火热的前胸透透空气，不过空气也是又闷又热。坑底吹不进来风，砂砾坑沿喷散着阳光的焦灼。阿盖耶夫已经用锹甩掉了半个土堆，不时地把各种杂物捡出扔到——旁，诸如生锈的铁皮、碎瓦片等等。但是没有发现一件同那远远的过去有关的东西。
也许，人们在区执委会里对他说的是对的，这里什么都没有剩下，牺性者的尸体在1944年解放后立即重新掩埋了。尸体共有三具，全是男人。没有见到女尸。当他追问，经过三年土埋之后怎样分辨是谁的尸骨时，人们就无言以对了。
而当他同客栈的—位清洁工老大娘谈起这事时，老大娘回答得更简单：“有什么分辨的！收起尸体分别装进三口棺材里就算完事。分辨什么呀……”
但是，阿盖耶夫后来找到过现场目击者，据他们说，事倩不这么简单，收尸时有医生在场，有些残损遗物甚至连亲属们都能辨认出来。总之，尸体鉴别还是有相当把握的。但是在三具遗体里，没有她。
她在哪里呢？
当然，即使她不在这里牺牲，那么在战时或战后也都随时有死亡的可能。德国人可以把她关进集中营——到处都有嘛。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就是说，假设她没有死在这个人坑里。阿盖耶夫在没有亲自验证她没有死在这里或她的尸骨没有被1942年春季坍陷的坑西沿掩在下面之前，他不可能想象别的结局。这个该死的人坑，直径竟有三十多步．它只能勉强地称作埋人坑。它真会严守秘密，它夺走了阿益耶夫大半个夏天，费去了那么多的劳动和汗水，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但是投降，在这—堆堆板结的瓦砾碎石前半途而废．阿盖耶夫连想都没有想过。他决心一寸一寸地翻遍它们，直到他找到需要的物证，或者确信她没有死在这里为止。
假如她不在这里，那么他就会保有一线希望了——尽管是微弱的、混乱的线索，但是却可能把他从这该死的人坑里引向未来，也许是永恒……
第四节
夏季的辽阔田野上，一整天都吹着干燥炎热的西南风，只是到了傍晚才稍见平息。在烟云迷蒙的空中，太阳已经西下，失却了昼间的骄横气势，不再那么炙手可热了。从布满牲畜蹄迹和人们脚印的黑麦田里，躲进低矮疏两的野蔷薇丛下，顿时觉得凉爽多了。
如果没有干渴的折磨，那么阿盖耶夫是能接受一切的。阿盖耶夫上尉已经不知道是第多少次把那只战利品裹毡水壶送往唇边了，他用力抖了一下——只有一滴水落在久末刮过的胡须上，水滴沿着下巴蠕动着，滚进敞开的军上衣领口里。水壶里和附近都没有水。大概，在这件铺在地上的沾满血迹的棉坎肩上他已经躺了半天了，但还在无尽无休地等待着，真难熬啊！起初他想用毅力克制自己的焦灼，尽量想些别的事情，但是渐渐地他不免对那个莫洛科维奇的火气越大越大了——莫非他进了村镇，就把阿盖耶夫给忘在这儿了？！不过，他又想到莫洛科维奇拖着他走了这么久，绝不可能为了快要到达目的地时甩掉他，不，莫洛科维奇不可能忘，于是，阿盖耶夫的火气就消了。再说，阿盖耶夫也知道，莫洛科维奇现在冒的风险要比他大：光天化日之下闯进村镇，要想不在街上撞见德国人或者警察，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行前，阿盖耶夫曾对他说，别着急，咱们在这里坐到晚上再说，晚上天色一黑，再到镇上去会安全一些。莫洛科维奇表示同意，但却我行我素，看得出来，他着急，等不到晚间了。当然啦，他熟悉每条小巷、每个角落和路口，但是反过来说，那里的每条狗也都认识他，它们完全可能把他暴露给警察。
阿盖耶夫不时地站起身，拄着步枪，用一条腿站着，焦急地朝凌乱、东倒西歪、熟过头的黑麦田望去。黑麦田和一片开阔的马铃薯田的尽头，可以隐约看见镶边的屋舍、院栅、篱笆和浓荫下因为干旱而有些发黄的果园和菜园。再远处，就是镇中心了。晴朗的天空里矗立着教堂的两座圆顶，圆顶附近有一尖顶的砖砌建筑物，很象消防队的暸望塔。镇边，古树参天——可能是昔日的庄园，也可能是墓地。从镇子里驶出了一辆马车，由于庄稼挡住了视野，看不见车路，只见一匹活泼的枣红马驹跑前跑后地跟着，车上坐首两个人，但是没有莫洛科维奇。阿盖耶夫失望地坐到揉皱的棉袄上，把被弹片炸伤的病腿摆好。伤在大腿部位，越是晚间疼得越凶。从负伤之日算起，已经过去了不少时间，但伤口愈合得很慢，长途跋涉似乎使伤势有所加重，尤其是夜间疼得钻心。阿盖那夫越来越担心：会否有弹片留在伤口里，要是有弹片在里面，可就糟了，伤口不仅不能愈合，还要化脓，转成坏 。那样一来，就只好进棺材了。他把裤子褪到膝盖处，抚摸着浸湿的绷带．伤口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腥臭。该换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