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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一次事件，也没有任何一个生活中的分水岭会使我确信，自己将来会
成为一个心理学家。人们常常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寻找触发因素，但是，任何决定
或选择，无一例外都是众多细小的事情及其影响积累起来做出的，这些涓涓细流汇
集在一起，因为偶然的因素就形成了决定。
在少年时期，我对事情如何以机械的原理运作并没有什么兴趣。我不拆老钟，
对母亲厨房里的一些无线电器也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对蒸汽机也不太关心，玩具
飞机和在学校里搞的那些机械工程实验也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东西。
后来，我买了第一辆车，是一台老式的斯坦达10型带篷车，根本就没有二挡，
总共花了我39英镑，当时，我对车轮如何转动的道理一点也不通。我记得第一次跟
随妻子玛丽莲一起开车出远门，到她在威尔士的老家去看她祖母。那辆带篷车的最
高时速是56码，我们就那么慢慢地滚着，乐得一路庆贺自己新发现的自由。
刚过切普斯托，到了老路的某个地方，我注意到这辆车的最高速度在下降。我
的脚板已经把油门踩到跟车地板一样齐了，那车还是只能爬到35码。事情越来越糟
糕，一直到最后只能跑20多码了，我决定该找个修车的地方。一开始，我还以为是
燃料问题，也许汽车最高能够跑多快取决于油箱里面有多少油，油越少，速度就越
低。
一位修车工从油脂井里跑出来，他看上去一脸厌倦，一堆头发盖住了一只眼睛。
他用油布擦着手，慢腾腾地来到篷车的前盖处。我说出了什么问题，尽量装出内行
的样子，听上去好像了解内燃机的工作原理。
“油怎么样？”他说。
“油？啊，呢，我觉得没有问题。没有发出吱吱的响声。你听到响声没有，玛
丽莲？”她摇头。
修车工奇怪地看着我，让玛丽莲把车盖拉杆拉开。我从他肩头望过去，看见他
在摆弄一些线头，并查了一下电池。然后他就抽出油杆。
“你看看。”他说，把亮闪闪的油杆举得高高的。
“看上去很干净的嘛。”我主动说。
“干净？听我说，伙计，里面没油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提起这件事并不仅仅要说明我对大多数机械性的事情一无所知，而且还要说
明我真正的兴趣在什么地方。虽然机器让我提不起精神来，但是，我对人有很大的
兴趣，很想知道他们的思想和肉体是如何工作的。我想知道人们为什么会做一些事
情，为什么会成为彼此不同的一些人。
这些答案有很多都隐藏在我们的过去，而我自己的过去是从1946年5月开始的，
此时和平突然在欧洲出现。我在利明顿皇家温泉出生和长大，那实际是个小镇，它
的辉煌年代早在一百年前就过去了，但名字听上去还是相当悦耳的。维多利亚风格
的台地上许多客房和旅馆曾接纳过来此一试温泉水的大人物和良善之人，但如今都
已经改作了公寓和平房。
我不记得自己曾有过一个父亲——我还没有长到有能力注意这类事情的时候，
他就已经走了。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听说有关他的事情，并非所有的故事都那么赞
美他，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他自己讲的故事。我最早的确切回忆是在利明顿一
处受人诅咒的地下公寓里长大的日子，那地方受人诅咒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也许是
因为那片沼泽地的涨落，但是，我母亲确认，那是一个极干净的地方，人们甚至都
可以把地板拿起来全都吃掉。
母亲一生都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每个星期天她都勤勉不辍地带我和弟弟去圣
彼德教堂做弥撒，她感谢教会给予她的一切帮助，因为她是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孩子。
她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在一家老人院里当助护。这个印象
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有位看上去有一千岁的老人叫布鲁厄，有一天我在学校放假
时看见了他，当时，母亲给他带去了午餐。他一身的烟草味和陈茶叶味，经常穿着
拖鞋和晨衣坐在那里，看上去是在盯着一处想像当中的窗户朝外看。他一定有80或
90多岁了，当时我只有7岁。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保罗，先生。”
“你喜欢海盗吗，保罗？”
“我不知道海盗。”
“什么？从来没有见过？”
“探险家怎么样？”
我摇头。
他用牙齿吸气，然后朝我身后看去，就好像他话说到一半就忘了我们的谈话。
但是，几天之后，我母亲带着几本书回家了。
“这是布鲁厄先生给你的书。”她说。
那是我们家头一批真正的书，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这些书现在都还在——艾伦
诺·斯特莱德的《迷失在加拿大的荒野》、罗伯特·路易·史迪文森的《瑞土之家
罗宾逊》和《金银岛》，还有詹姆斯·奥利弗·克伍德的《猎狼者》。
我猜大家一定在想，这就是我终生喜好读书的开始吧。布鲁厄先生继续送我一
些书，直到他再也无法送书的那天为止。一年后，我自己就开始跑到利明顿图书馆
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搬到了利明顿的一栋房子里，那是利明顿郊外扩建的一
个新村，不久就被那个城镇吞没了。
图书馆与我家之间是堪皮因山，是我儿时的玩乐场。一棵孤零零的橡树站在山
顶，爬到橡树主干的树权上以后，可以看到全镇的风光，还可以看到沃韦克那边，
那是郡政府所在地，离这里4到5英里远。橡树是一个令人着魔的儿童游乐场所，它
可以是一个城堡，也可以是一条海盗船或骑士的堡垒，这取决于伙伴们所玩的游戏
内容。
我并不觉得家境贫寒什么的。有些人家钱多，有些人家钱少。同样，没有父亲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战争总会让人体验到这些感情。因为这个原因，继父来
到我家的时候，我带着矛盾的感情迎接他。当时我已经12岁了，我看不出自己的生
活当中有多大一个洞是他能够突然间予以填补的。
他是俄国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女儿。他是个极端的反共产主义者，
是俄国军队中的一位少校，后来逃出了斯大林的营垒，从他的家乡一直走到瑞士。
最后他来到沃威克郡，当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名工程师。
他阅读英语的能力很有限，这是他烦恼的一个原因，但是，他的英语讲得很不
错。哪怕如此，他看来还是一个异乡人，很不自在。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可能出身
富贵人家，有很高超的技能，还有指挥作战的经验，他发现自己与背景完全不同的
一批人混在一起做工。哪怕在同样来自东欧的移民当中，他好像也是不合群的，因
为他有智力，因为他以前是位有身份的人。
在当地的天主教学校里，获取良好的教育是一件相当碰巧的事情。那间小学为
很大的一个受托区服务，来此就读的学生的社会背景也各不相同，有富贵人家的子
弟，也有孩子来自野蛮人的人家。那是个严酷的地方，管教极严，孩子们每年升一
级，教学是在启蒙，也可以说是在带孩子。
13岁之前我手指上的每一片指甲都没有了。奇怪的是，这可不是同学当中一些
粗野的孩子干的事。这都是亚当斯先生干的好事，这位老师把人弄疼的时候特别兴
奋，真是个变态的人。他最喜欢的惩罚方法是让学生把手指放在书桌上，然后用约
两尺长的木条敲指甲。
我并不是因为接受这样的惩罚而特别出众的。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班上任何
一个没有手指变黑的男孩子都被认为是那位老师宠爱的学生。另一位小学老师把我
们的拼写课上得“生动活泼”，他让我们站起身来举着双手，每拼错一个字，他就
用尺子很尖的一边猛敲一下手。到今天，我还不能够拼得很正确，那都是他打人引
起的恐惧造成的。
如果当时的教育水平很可悲，英国教育制度的不公正却使事情更糟糕。在刃回
岁的那年，学生都得参加一项称为满11岁的考试，这个考试决定学生是继续上文法
学校还是上次等的新式学校。一条路能通往大学，另一条路为大学之外的学生做好
准备。
我不知道别的学校是如何组织这些考试的，但是，我们班几乎是按富家子弟和
穷人家的孩子来分成两组的。因为文法学校要求穿校服，而且要求孩子们在文化上
要有所追求，因此，让人感觉好像只有富家子弟才有钱支持这样的一种教育。
当时，这些孩子放学后得留下来多做温习和辅导，准备应付满11岁的考试。别
的孩子，包括我在内，就可以随自己的便了。如所预期的一样，一组的所有学生都
通过考试，而其他的人就都看着试卷说：“这是什么？”
这样，我的未来就决定好了，我去了次一等的新式学校。这里没有O级，也没有
A级。我得准备将来自谋生路了。这个现实有一天击中了要害，当时，我站在一个教
室的前面，注意到附近有扇纸板门开着。我朝里面看去，看到了一些化学烧瓶、试
管、本森灯和架子——所有那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秘密。
我拿起一个试管问老师：“这是什么？”
“啊，放回去，”他说，“你以后永远也不会需要这些东西。”
虽然我不会想办法重写自己的过去，但是，我觉得任何一种决定一个11岁儿童
未来的教育制度，都是对当时的少年最大的犯罪行为。
哪怕在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我都还在想，我本来是想上大学的。为什么我不是
很清楚，但是，我计划存够钱后最终拿到自己的O级或者A级。这个进一步求学的概
念当时并不为家人所完全理解。我母亲是在爱尔兰的一处小村庄里长大的，她的生
活需求是最基本的，最直截了当的。她认为大学教育并不在当务之急的事项当中，
她害怕学者，对他们也是敬而远之。
我记不住为什么决定要当实习警员的，也许我们当地有一两个警察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吧。尽管有一次因为打破了一只破旧街灯的灯罩而受到当地巡警的训斥，
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在我长大的那些年里，利明顿发生过任何一次犯罪事件。这
也是儿童时代好的一面。人们几乎是夜不闭户，车不上锁，母亲可以把婴儿车放在
商店外面，孩子们也可以自己走路上学。犯罪只是传奇故事书中发生的事情，或者
是别的民族发生的事情。
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我假定真正的流氓恶棍很容易辨认出来。柯南道尔和查
尔斯·狄更斯在我的想像当中描绘了这些犯罪分子的形象——那是像莫里亚迪和比
尔·赛克一样超凡出众的人。当然，在现实世界里可并不这么简单。
我非常清晰地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恶行并不会像一枚勋章、一块
纹身或疤痕一样磨损的。我曾在沃威克郡当过警员，因此曾在利明顿警察局工作过，
当时，也就是1963年8月8日星期四的清晨，15名戴面罩的劫匪在莱顿布萨德附近的
布里德高桥上阻劫了从格拉斯哥开往伦敦的夜间火车，掠走了263万多英镑。这个事
件称为火车大劫案，当时都震动了全世界。
照警界的话说，那就像让人抄起一桶冰水往自己脸上倒过来了一样。有一阵子，
整个警界都是一阵木然，人们在想，杰斯·詹姆斯抢了火车，事情并没有发生在这
里。有一种被侮辱和愤怒感，特别是在报纸描述那次事件为罗宾汉式的抢劫时——
那笔钱并不属于任何人，反正是要被毁掉的，那些强盗只不过帮了自己一把，祝他
们好运吧。不幸的是，开火车的杰克·米尔斯在抢劫过程中遭到毒打，而且，不管
那次抢劫在公众听起来有多么浪漫，警方还是对所犯下的暴力罪行做出了严肃的反
应。
作为一个警员，我在这些事件当中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我记得，电传机咔嚓咔
嚓地响个没完，坐在办公桌后十多年都不怎么挪窝的警官突然间都行动起来。几天
之后，他们将嫌疑犯的照片登了出来，当时，我盯着布鲁斯·雷诺尔茨、查利·威
尔逊和吉米·怀特的脸看，心想他们看上去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可能就是
在我旁边长大成人的那些人，或者是一个朋友的父亲，或者是当地的商人、店主、
出租车司机、学校老师……他们看上去像是任何人，就是不像火车抢劫犯。
我发现自己在问：“这些长相一般的普通人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东西使他们
变成这样的人的？是什么使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还有别的选择没有？”
克雷兄弟也是一样，我记得看到龙恩和莱吉早年的照片，他们与体育名星和伦
敦东区的名人一起喝酒吃饭。他们看上去就是普普通通的人，那些事业成功的男人。
只是在后来，当他们的照片越来越多地公开出现，人们也慢慢了解到他们的谋杀生
涯之后，他们的样子才变得凶险起来。
我作为一名警员的一部分工作就是从隔壁的小餐馆把饭菜端去送给国室的人。
我会敲响铁门，并把餐盘从窄口里递进去。
“你好，保罗。”有天晚上，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出来。
那是我上小学时的一个同学，比我高几个年级。他现在给锁在国室里了。他发
生了什么事？我想。他为什么会与我不同？
一年之后我离开了警界，但是，这些问题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这可能也是我
成为心理学家的一个原因吧。同时，我开始干各式各样的工作，什么样的事情都干
过，我都记不清名字了，范围从商店的地板到董事室不等，还有这中间无数其他的
工作。
虽然仍住在家里，但我可以享受到挣钱的自由。我买第一条牛仔裤的时候，我
继父是不怎么赞同的，但那次不止是一次时装的选择。我挣到钱了，因此有权选择
自己穿什么。“我家到处都是泰德熊。”他说，还极不耐烦地叹口气。
有时候，我去当地的舞厅，特别还记得有一次，大约是在1963年的年底，就在
考文垂的洛卡诺舞厅。有位年轻的小姐一晚上似乎特别喜欢跟我跳，我也没有怎么
注意到乐队，也没有注意到乐队非常奇怪、笨拙的领唱歌手，他不停地在台上跳上
跳下，还在大厅里跑来跑去。那就是米克·杰格和滚石乐队。
几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2月27日，我以前的一位同学约我到利明顿的科特舞校
去跳舞，说伍迪·艾伦和挑战者乐队在那里表演。我不是特别有兴趣，但他借了我
一件大衣，我就跟着他一起去了。
那地方很吵，很挤，但是，有两个姑娘特别出众。我跟其中的一位一起上过学，
后来她当了护士，但是，我不认识她的朋友。她个子很高，很苗条，生着一头棕黑
色的头发，穿着格子呢裙，外面扎着皮带，还有带长袖口的白衬衣。我的眼睛无法
从她身上移开，我请她跳舞的时候，她还红了脸。
之后我送她回家，她家是在城的另外一头。那是个清澈明净的夜晚，小路和树
篱上都结着一层霜，亮闪闪的。在她家门外，她很害羞地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步
行6英里才回到家里。每走一步我都对自己说，我已经找到了将来要娶的姑娘。
婚礼在1966年6月上旬进行，我们到威尔士的登比度蜜月，在海岸的一家宾馆过
夜，然后坐火车旅行。后来，我们一起搬进了我在利明顿租的一栋维多利亚式的公
寓一楼。我的妻子叫玛丽莲，是沃威克大学的一位私人秘书，我也继续做些变动不
定的工作，甚至还在伯明翰的一家赌场当过收钱人，直到有位警察“劝导”我说，
这工作对一位年轻人的生涯来说没有什么好处。
艾玛生了下来，两年之后艾思也出生了，我们就找了一处抵押房，是一个三居
室的半独立式房屋，我们两个人都认为那地方不错。上大学的梦想只好搁置起来，
因为有时候我要打两份工才能够让日子过下去。同时，玛丽莲处理家中的一切事务。
我们默默无闻地过着日子，我自己的童年加上我孩子的童年都是如此。
到1972年秋天，我在汽车产品公司当出口联络官。那是一家国际汽车零部件公
司，当时是城里最大的雇主。我的工作是确保分配给我的客户在需要的时候得到零
部件。那当然不是一份“事业”，我明白为别人工作的单调乏味，因此脚下走不出
快步来。我永远也不会肩负任何一种责任，只能够希望40年以后得到足够的退休金，
好让自己安度晚年。我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其中一些需要动脑筋，但是，没有一
份工作让人有成就感。我知道自己得找到一份事业，让自己真正能够投身其中。那
必须是一份我愿倾尽毕生精力做下去的事情。
在玛丽莲的支持下，我上了夜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