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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我问谢菲尔德的时候，他只能耸耸肩，然后承认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节目
在这次调查活动的范围之外。
他的情绪到了下午后更糟糕了，因为他听说一位身着警服的警官对“加利的妻
子”做了一次特别的现场恳请，因为“加利”说她一般是在下午2点和3点之间看电
视的。这次行动得到了总部的高级警官的同意。
对谢菲尔德来说，事情好像是第二次刑事调查活动已经开始，而他本人根本不
知情。
哪怕如此，他还是决定继续按照原来的策略行事，并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这是
根据这样一种可能性来进行的：绑架者已经决定不理外面的事情，根本也没有听到
前面的那些恳请。结果，她会在她的新的家庭环境里更觉得安全，那个婴儿对她也
更加亲近了，邻居和旁人也不再怀疑了。因为这个原因，第二阶段的恳请主要针对
绑架者身边的那些人——亲朋、好友、熟人和邻居，他们有可能产生了怀疑，而且
有可能受到鼓励说出来，特别是当他们觉得他们的朋友或者家人并没有被看作一个
十恶不赦的大罪犯的时候。
到此时，录像上的照片可以公布出来了，因为阿比彻底进入绑架者生活的风险
大过了阿比受到惊吓的风险。我还指出过，如果请更多的人参加恳请，比如卡伦的
姐姐，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她们有另外一些说法来确证卡伦的伤悲。
星期四下午，等待许久的录像图像终于公布出来了，同时还有根据罗杰·汉弗
雷、吉姆和朱莉·莫里斯以及女王医疗中心员工的描述而形成的三张拼凑照片。到
第二天早晨，全国各大报纸都登载出那些照片，专案室在12小时内共接到400多个电
话，工作人员累得精疲力竭。
尽管哈里·谢菲尔德仍然是刑事调查案的主要面孔，但在警方的请求下，我还
是接受了几次采访，所以现在也无法回避了。我并不想牺牲警方的形象而强化自己
的作用，因此坚持认为我只是他们能够利用的一个资源。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一
般性的几个问题之后，我接受了一对一的几个采访，并解释了绑架者可能的心态。
有人问我她此刻可能在干什么。
“一方面，她将努力与阿比建立完全排它的关系，她会将一切挡在外面，直到
她的世界里没有别的任何人，只有她和这个孩子，”我说，“同时，她会尽量使这
个孩子融入她现在的家庭生活。她要阿比成为她的女儿，她希望一个孩子爱她。她
希望两个人都忘记还有别的什么人，换句话说，要忘记卡伦和罗杰。”
“接近她的人必须意识到，这不是真的，至少他们会产生怀疑。他们就是我们
希望能够站出来的那些人。”
当天下午，我又回到了阿诺尔德洛奇的钢网后面，赶紧弥补上我在国民卫生服
务处的工作，并回顾与一个年轻姑娘在临床诊断中的谈话。现在只有靠媒体去寻找
那些有可能掌握着关于阿比·汉弗雷的真正信息的人了。
在我做的工作当中，有很多可悲的事情会出现，阿比·汉弗雷的案子也不例外。
离西布里奇福德警察局专案室不到半英里远的地方就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住着很
多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母亲。我的病人之一就在那里，她有一个很小的孩子，但
必须表明她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这个婴儿，否则这个孩子就只能够交给别人去照看。
我的任务是评估她的能力，因此我发现自己在考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一方面，
这里有汉弗雷夫妇，他们是许多人眼里最理想的父母，他们的新生儿却给人从身边
抱走了。但在不远的一个地方却生活着这样一个带着自己的孩子的姑娘，我的决定
将影响到她是否能够带走自己的孩子。
那同一个星期里，我还花了一天时间去监狱检查一名男子，他的孩子在沐浴中
受了严重的烫伤，他因此被控严重的身体伤害罪。警方认为这是故意行为，但是，
鉴于该名男子容易受到暗示，到底谁才应该负责任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
7月8号星期五，也就是阿比被绑架的一个星期后，大批警察又回到了女工医疗
中心，再次问询医院的员工，调查来访人员，并拉住外面的路人、公汽和摩托车，
希望有人能够想起重要的细节。已经引发的大量电话本身表明，这次行动几乎伸及
全国的各个角落，但我仍然认为实际的绑架者有可能就住在医院附近的几英里内。
星期天下午，谢菲尔德打来电话，说对不起又搅了我一个星期天。一名妇女给
专案室打来了电话，声称她抱着阿比。
“什么东西使你相信这是真的？”我问。
“我们还不能够肯定，但不能放过她，她心情狂乱，不停地挂断电话。”
我开车去了西布里奇福德，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没有经过训练的警方谈判人员，
现在显然已经有一名正在路上。那女的又打来了电话，她大致说出了一些细节，但
在警方追踪到她之前她又挂了。我向跟她谈过话的警官问了几个问题，寻找一些细
节，看看能不能够使其与其他一些诈骗电话区分开来，因为上个星期已经有3000条
消息从公众反馈回来了。生命验证和犯罪知情并没有确立，但很明显那个女人听上
去情绪不太稳定，而且如果她手上果真抱着阿比，则不应该做任何使她感到恐慌的
事情。
谈判者到达之后，我大致对他讲了讲我对这个打电话者的情绪的了解，建议他
应该将她锁定在电话线上，并从她那里得到一些信息，但又不能够让她感到害怕。
然后，我们又等她打电话来。这次，警方得到了一个名字和地址——一是社会
服务处知道的一名年轻妇女，她有两个孩子，但都不是婴儿。
“我听到婴儿的声音。”那位警官坚持说。
“你能肯定吗？”谢菲尔德问，“你必须肯定。不能够是电视里面的，也不能
够是收音机里面传出来的。你能肯定那是婴儿的声音吗？”
他点头。
已经是晚11点了，我和谢菲尔德到了当地的社会服务处，我们想掌握那名妇女
的档案，从而更多地了解她。虽然她并没有威胁要伤害孩子，但她明显流露出歇斯
底里的迹象，还有极快的情绪波动。我们正在处理的不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
人，看起来警方必须采取非常快的速度了。
一个反应小组很快组织起来，早晨2点，我们开车去了诺丁汉，并在几英里外的
一个小小的乡村警察局集合。反应小组都配备了盾牌、防弹背心和警棍。最后讲过
一些注意事项之后，我们开车跟在警方的运输车后走，穿过了一些黑暗的街道和胡
同，走过了一排排沉睡的矮房。我们在离房子一英里远的地方停下来，房子那边根
本看不见任何东西，几名警官在前面搜索，我们跟反应组一起等在后面。在炎热的
夜风中，双声道无线电发出很响的声音，厚重的皮靴在碎石路上踩得很响。不久，
灯都亮了，人们开始在自家门前聚集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
情，请大家回屋内去，”警官说，“没有什么事情好担心的。”
向前进的消息传来，我们就开始走过去了，沿着安静的街道朝着好像是一条环
形路向前走。虽然我们尽量散开，并看上去若无其事的样子，但眼前的情形还是很
难掩饰，因为大家都穿着厚重的皮靴，戴着头盔，还拿着盾牌。
我们到了房子跟前——是很小的一个两层台地，上面两层，下面两层，后面还
有一间偏屋用作厨房。计划是打去电话，让那妇女去接电话，同时警方在外面等候，
随时准备进去。她将被告知有人会去敲门，她必须保持绝对的镇定，如果她产生了
恐慌，反应小组将强行进入。我听到电话响了，经过令人神经紧张的几分钟后，前
门打开了。警方很快进入屋内，翻遍了每一个柜子、盒子、抽屉、板凳和隔板。那
名警官事先听到过婴儿哭的——她在哪里？是不是被闷死了？还是被藏了起来？我
们已经失去了对她的命运的控制吗？
那名女士二十七、八岁，她感到万分震惊，并否认曾打过任何电话。毫不奇怪，
她自己的孩子，一个4岁，一个8岁，都受了惊吓，厚重的皮靴从一个屋子响到另外
一间屋子的时候大哭起来。搜查什么都没有找到，我反倒轻松一些了。我盯着她看
了半天，也听她回答了一些问题，之后确定这显然是讹诈。因为警方的确在地毯底
下找到了有关此次绑架案的剪报。
不管她是否绑架了阿比，她的情绪明显显示她需要咨询和关怀。她的孩子由一
名社工带养，母亲被带到了奥克斯胡同警察局。
虽然没有找到阿比，但是，我没有责怪接听电话的那名警官。他一直高度紧张，
一直在想这个案子的事情，而且决心要找到阿比，因此他说服自己的确是听到了背
景中的婴儿哭叫声。这是过度紧张的一个指标，像这样沉重的担子压在一名谈判者
头上，设身处地谁都受不了的。
不幸的是，当天再晚些时候，那名神秘的“加利”也证明是一个哄骗者。在一
片愤怒声中，来自格鲁斯特的这名36岁的失业者和离婚者于次日（7月12号星期二）
出现在法庭上，他被控对卡伦和罗杰·汉弗雷形成了严重的伤害。
同时，调查小组还在继续工作，他们极有可能会就此埋在山一样高的文件堆里。
有报告从远自爱尔兰和伦敦的地方送来，重要的是，好的信息不能埋没。在我看来，
碰到的合适年龄范围内的所有孩子都应该进行检查，并与医生、保健人员和接生婆
进行交叉询问。孩子在哪里出生的问题都必须询问，什么时候出生，谁接的生等。
虽然媒体有吵闹声传来，但是，哈里·谢菲尔德不让任何外部的压力分散他的
注意力，而且他还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他的上司允许中央电视做一个“未察觉的观
察者”的纪录片，专讲寻找阿比的事情，这使哈里的工作更难做了。我被告知这是
一项决策，调查小组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够配合。负责媒体关系的警官和中央电视
问我是否愿意参与，我对此予以拒绝，我不想接受采访。但是，这个纪录片小组有
权随便拍摄这次调查活动，因此，我有时候会抬头发现他们从门道或者走道里拍摄
我的镜头。
绑架之后的第12天，开始有问题提出来了，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错过了。也许
有人报告自己有怀疑，但在数千份声称看到阿比的目击报告中也许排错了优先位置。
7月15号，星期五，我有时间慢慢思考这一切，同时慢慢躺在床上修复自己的肢
体。不知道是哪根椎间盘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整个脊椎出了毛病，或者是肌
肉劳损吧，我的腰已经成了一块硬板，最轻微的动作都成了一个折磨人的刑罚。星
期六早晨我也是处在类似的一个状态，突然间，早间新闻宣布说，阿比·汉弗雷已
经安全找到，而且没有受到伤害，是早间在诺丁汉的一个人家找到的。
有3个人被逮捕了，其中包括22岁的朱莉·凯莉，她以前是一名牙科护士，她承
认是她两个星期前从女王医疗中心抱走婴儿的。她跟男友莱夫·吉尔伯特共住一所
房子，莱夫23岁，是一个汽车修理工，他跟母亲苏珊住在一起。在采访中已经透露
出来的故事是，凯莉抱走阿比是为了巩固她与男友不断恶化的关系。去年8月份，吉
尔伯特跟别的人见过面之后威胁着要中断两人的关系，但凯莉后来又对他说她怀孕
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一直把这个游戏玩下去了，允许他为这个孩子装修一个
小屋子，并且让他的家人买一个小婴儿车、小床和礼物。这个欺骗行为想得如此周
到，她早晨起来假装恶心，说总想吃东西。她塞满了东西走路，并劝说吉尔伯特带
她去女王医疗中心进行孕期检查，她让他在接待室里等着，然后她就假装去看医生。
到了3月份，因为渴望得到他更多的注意，她告诉他说化验表明“孩子”可能有
伸舌样白痴，这使得这两个人一起去了一所严重智障学校。
可笑的是，凯莉到5月份真的怀孕了，但她并没有抛弃她原来的精心骗局。到7
月初的时候，她的孕期已经超过了10个月，她遇到了压力，必须要生下孩子了，因
为她周围的人都在等待。她利用自己以前的护士服，然后戴上了假发，再去母婴病
房抱走了孩子。再后她回到自己家里，是沃拉顿布兰道大道的一所红砖墙房子，离
那个医院不到一英里远。凯莉在莱夫上班的时候打去电话，告诉他说她在家里生了。
在激动与兴奋以及家人的欢庆之中，没有人问到她是怎么生的。
同样，大多数邻居也都知道她怀孕的事情，窗台上出现一大堆毛绒绒的玩具，
晾衣绳上出现一长条小孩子衣服也就没有人觉得奇怪。但有一两个人产生了怀疑，
尤其是因为凯莉以前告诉过她们说她要生个男孩子。在家生孩子也不是常见之事，
也没有看到接生婆或者保健人员，因为这些人会仔细照看新生儿的。
朱莉·凯莉最后接受审判的时候，她被描述成有严重的人格障碍，因为她严重
依赖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她觉得怀孕和生孩子会解决她的个人问题。
做咨询工作的心理分析师劳伦斯·贝尔医生为她做了检查，并说他觉得她形成
了对吉尔伯特先生的强迫性人际关系，他是她最早的真正的男友，她从17岁就认识
他了。“她感觉无法让电梯停下来走出去了。她无法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一切。她不
能够让自己鼓起勇气来说出真相。”从我的角度看，拯救阿比的行动是一个极大的
成功。绑架者没有任何抵抗就被找到了，不存在人质扣押的问题，也没有任何人受
到伤害。阿比一直得到很好的关照，几个小时之后重新回到了卡伦和罗杰的怀抱，
他们对警方的行动感恩至极。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调查小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后来发现，专案
组接到过5次暗示报告，说阿比就在布兰顿大道的一所房子里。第一份是一个匿名电
话，就在绑架发生的4天后，当时只说出了街道名字。第二个打来电话的人是格伦尼
斯·史密斯夫人，她是吉尔伯特的邻居，她说出了自己的疑虑，两天后警方去了那
所房子，并发现一家人在庆祝孩子出世，还有礼物和贺卡。
谢菲尔德对记者说：“他们在寻找一个要拯救的孩子。而他们找到的却是一个
看来就在一个极好的合适的家庭里。”
还有两个匿名电话来自一位药剂师，他担心一名想要一些面霜去治孩子的肚脐
眼的妇女有可能带着阿比。后来，邻居格伦尼斯·史密斯跟一位朋友谈到了自己担
心的事情，这位朋友就把这件事跟一个接生婆说了，这接生婆又检查了记录，说在
布伦顿大道并没有发现有在家生孩子的记录。当这份提示报告出来的时候，侦探已
经准备搜查这间房子了。
这5个电话（其中3个是匿名电话）都在媒体策略之后的15天内接听到的4700个
电话里面，正好表明这样一个教训，是我们以后必须要注意的。我并不责怪在绑架
发生的4天后搜查了那家房子的警官，他们不可能认出阿比来，只有罗杰和卡伦才有
可能做到。但他们的报告呢？醒目的细节是不是堆在山一样的文件堆里了？
当一个成功的媒体宣传引发如此庞杂的信息时，人们需要有一个准确分类和优
化的办法，让这些信息形成一定的形状和顺序。没有这个工作，很多时间都会在查
找一般提示的过程被浪费掉，而不是一开始就集中精力查找适合心理轮廓描述的线
索。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易事，这意味着不能够让一个处在危险之中的婴儿的紧急、
压迫和情绪化的因素影响到这些信息管理的要求。不管怎么说，应该理解这里面的
痛苦和所涉及到的风险，但是，应该退后一步，用几乎是数学的眼光来看看这些搜
查活动。
哈里·谢菲尔德和他的小组不应该受到批评。谢菲尔德一天工作24小时，因为
他称这次调查活动为他从警28年来最动感情的一次。“但是，你不能够让感情挡住
你做的工作，”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永远不可能有绝望的时候。担心是担
心，但是，不能够绝望。我从来都没有过百分之百的把握，说阿比一定能够找回来，
但是，我总是感觉到我们能够把她找回来的。”
21 崩溃的审判：皇家法院总是搞错吗？
温布尔顿治安法院初审过后三个星期，200英里之外的利兹市进行的一项完全不
同的起诉将极大地改变拉雪尔·尼克尔案的局面。一名流动杂货商基斯·霍尔原被
控谋杀了妻子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