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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我想到你为他们所花的那么多时间，每个周末你都得为警方工作，我们从来
都没有度过假。你从来都没有索要过一分钱，而事情到最后竟然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她不知道如何称呼这样的事情，最后她说：“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我努力帮助她明白一些事情：“我所参与的哪一件案子得到过准确的报道？”
“一件都没有。”她说。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希望事情会扳过来？”
她耸耸肩：“没有道理。”
可笑的是，当我的匿名状态第一次因为斯戴芬妮·斯雷特绑架案而打破以后，
讲我的故事时一直都是正面的。但是，当时我就知道，最终会有人来咬我一口的。
澳大利亚人称此为“树大招风综合症”。所谓枪打出头鸟。
如果我走开，再也不去理会任何犯罪现场，也不去起草任何心理轮廓描述，玛
丽莲会高兴得不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在为未来准备各种计划了，但我
们从来都没有考虑到再把业余时间拿去为警方服务了。我实际上已经决定这次审判
是我最后一次向警方提供凶案方面的咨询了。
这一切现在都已经颠倒过来了。如果我现在住手，人们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认为我已经夹起尾巴跑了。如果尼克尔案的裁决会被当作使心理轮廓描述倒退的原
因，我必须继续努力，告诉人们事情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有太多的因素会使单独一
个案件的结果损害一种重要的调查方式的发展。
我向玛丽莲解释这个道理，并说我们的“正常”生活必须等一阵子。虽然很失
望，但她还是表示理解。我觉得在我同意帮助沃德尔案的时候她已经开始产生怀疑
了。
我已经花了好几天时间沉浸在这次绑架案、抢劫和谋杀现场的陈述以及图片中
了。总体的印象是，从一个职业团伙作案的角度看，这是一件愚蠢得不能再愚蠢的
案子。同时，但如果作为单独一人作案的结果，它又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我对自
己说，看过现场之后，我会有更多的了解。
我和贝利斯从警察局的后门出去了，避免有记者看到。我们首先去离警察局不
到100码远的伍尔韦奇分社很快地看了看。前窗处已经堆满了鲜花，行人有时候会停
下来看看，表达他们的敬意。卡罗尔是个受人欢迎的人。
之后，我们顺着风景如画的B路穿过伍尔韦奇郡，经过一些自我采摘农场和果园
到了麦里登，那是离纽艾顿12英里远的一处小村子。每年秋天都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但这条路上没有什么值得欣赏的东西。
波纳维尔克罗丝是相对较新的一处居民区，有成排看上去类似的房子摆在安静
的街道上。沃德尔夫妇住在一个两层的红砖房子里，有很大的漂亮窗户，还有一个
漂亮的花园。一只陶制的蝴蝶贴在大门附近的木制横梁上。
走出汽车后，我注意到我们完全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避邻
居的注意。正面墙上有一个防盗盒，还有保安灯，这些东西指明事主有很强的安全
意识。这家人的朋友曾对警方说过，卡罗尔很担心有人跟踪到家里来抢走她在建房
合作会的钥匙。她甚至还提到不当钥匙保管人的可能性。
这就使劫匪如何进入房子里面的问题更加神秘了。卡罗尔不会为生人开门，但
又没有强行破门的痕迹存在，也没有窗玻璃掉落过的证据。
警方铺的木板道在车库的地上形成了踏脚处，我们就踩着木板道从后面进去了。
看起来很有顺序，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一切东西都在原位——工具、胶水、密封
剂、细线、砂纸、花线和几节绳子。这里没有任何翻动过或者捣腾的痕迹。
房子其他地方都是一样。厨房案板上一点痕迹也没有，连一个人给自己倒一杯
水的印迹都没有。在餐室桌子上，有一个果盘碗，也是一动没有动过。每个碗柜的
门也都是紧闭着的，所有用具都放得好好的。
进入客厅之后，我看到长靠椅推到了远处的墙角，而且面对着错误的方向。一
把安乐椅翻了起来，叠在另一把安乐椅的上面。
有些东西没有意义。沃德尔描述有两个人朝他扑过去，一边一人，那是在他进
入客厅的时候，但是，房间后面没有可以站人的地方。而且家具为什么搬动了？
有金属框架的麻袋夹持器仍然在地板的中央，而且附近有一根黄色的塑料棘齿
型编织带。这是一种奇怪的捆人方式，我想。在房间的别处，一个火炉地毯已经被
扔到一边了，卡罗尔的手包里面的东西被翻了出来，扔了一地。哥登的衣物和鞋子
扔在附近的地板上。但是，这个场景看起来错得很微妙。手包并没有很多翻动痕迹，
里面的东西看来是逐一排出来的。同样，哥登的衣服看起来也像是有人小心地摆放
起来，就好像洗澡前摆好的一样，并不是他们绑一个人的时候随便一扔的样子。他
的鞋子和卡罗尔的便鞋也是成对放着的。
他们生活中的小玩艺儿仍然整整齐齐地摆在火炉和窗台上。鲜花放在花瓶里，
一个花盆有一个极精致的架子，但已经移到了房间一个比较拥挤的地方，但里面的
内容并没有被捣烂或者剪掉。一切看起来绝对没有动过，损坏，也没有暴力毁坏的
印迹。
我的任务是根据所提供的陈述看看房子。由4个人组成的一个狂暴和残酷的匪帮
对一名妇女展开了疯狂的攻击，他们毒打她的丈夫，并用麻醉药让他昏迷，还剥掉
了他的外衣。然后才用在他的车库里找到的一台架子绑住他。这个匪帮一整个晚上
都在房间里，但并没有去喝他家的一点水，没有吃一点水果，也没有打开饮料柜。
暴力和挣扎的痕迹在哪里？我自问。走道里没有暴力攻击一名女士的痕迹，客
厅里看起来是重新安排而不是当时受到破坏的样子——就好像有人小心翼翼地不要
把东西弄乱一样。同时，哥登·沃德尔总共在地上躺了16个小时，但并没有任何证
据证明他的膀胱会出现一点小小的麻烦。
在楼梯的顶端，也就是平台上，有一个卫生巾盒。它的样子和卡罗尔平时的整
洁不太相称。它是从哪里来的？谁将它放在那里的。也许这什么意义也没有，但是，
在设法使一切变得有意义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会代表一种意义。
问题很快就来了。为什么抢劫者什么都没有从房子里面拿走。他们甚至都没有
搜查过这个屋子。为什么要从车库里拖一口箱子出来？为什么要绑上沃德尔先生？
在楼上的第二间卧室里，我看到一台计算机和一台小打印机。旁边有一张工作
申请表，里面有一份简历。警方对这些东西不太可能产生很大兴趣，但一份简历告
诉给我的内容远远超过一个人的工作经历。它能够说出哪些东西是人们说的，哪些
东西是人们实际知道的。你然后会开始得到一些点子，知道他们用了哪些欺骗手段，
也许还能够知道他们对自己是如何评价的。
我扫了第一页，在“个人简况”下面，沃德尔描述他自己为“一流领导人，有
杰出的交流技术。有亲手管理经验，积极性很高和精力饱满的性格，有创造力，有
远见，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守纪律，有战略眼光，有分析能力，在仓储管理和分
销方面有可资查询的业绩。”
他列出了他以前的一些雇主的名字，然后还列出了“职业资格”这一栏，并在
下面写着“运输研究院会员”一项。贝利斯看到了我的反应，他立即问我发现了什
么。“这才是关键，”我说，把上面的字指给他看，“如果沃德尔先生的确杀了他
的妻子，那么，这就是他使谋杀活动得以成功的关键。这次活动显然是有背景的。”
“你意思是？”
“我们一直都在根据沃德尔的故事寻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证据，而我们都
认为事情不太容易说得通。”我说。
贝利斯点头，我就继续说：“同时，看起来这件事情要让一个人来完成的确不
容易——太多的过程要走到，太多的障碍要克服。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个运输问
题。从A点到B点再到C点，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框架下，一路还要解决很多
物证和技术问题。这就像一个项目管理练习，能够预想和计划到一系列简单的行动，
同时又要达到一个复杂的目标。”
贝利斯慢慢体会这里面的信息，他努力把我所说的话与这次调查的进展联系起
来。
开车回到纽艾顿的途中，我开始回想有关卡罗尔和哥登的朋友、邻居和同事的
大量的事实、报告和观察。整理出所有这些东西之后，我知道其中很多都在卡罗尔
的死亡当中没有意义，但是，每一片消息在开始的时候都值得给予同等的注意。我
现在必须把一切信息都进行归类，决定哪些消息是可靠的，哪些是可以彼此产生联
系的。而且看看它们如何跟各种各样的叙述产生联系。
贝利斯邀请我去参加犯罪咨询小组，这意味着我必须从头到尾卷入其中，也在
调查活动当中担当正式的责任。不是局内人很少接触到一次调查行动的内核，而我
也认为这是对我的相当大的赞赏。在许多方向，我都有一种优势。跟已经参与了数
百次刑事调查，而且面对时间、金钱和媒体关注的压力的警官不一样，我可以退后
一步，观察更大的一个图景。
刑警最容易落入的一个圈套是形成一个概念，或者关于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的
假设，然后想法找到符合自己的假设的事实。接连而来的信息在他们的头脑里以不
同的方式予以处理，这取决于它是否符合自己的假设，如果有数十名警官都卷在一
个共同的目的当中，而且还在时间和精力上投入很多，问题就会被夸大。如果一条
信息突然间出现，但又不符合事先的假定，那就有可能贬低它的价值。他们会找到
理由来否定这个来源，或者说服自己这条线索并不重要。
有可能影响大型调查案的另外一个困难在于个别刑警会感觉到他们自己的调查
意义最大，因为这就是他们自己的投入之所在。我记得在斯戴芬尼·斯雷特的绑架
案当中，我就在莱切尔格林的专案室里，当时有数名刑警都在执行不同的任务，比
如查找服刑释放人员档案、当地的线人和其他的一些房地产公司代理人。至少有三
个人单独到了我跟前来，他们都相信绑架案的答案就在于他们正在做的工作当中。
托尼·贝利斯知道人们多么容易就会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哥登·沃德尔的身上，
因为他以前有过刑事犯罪记录，而且他的陈述当中也有反常的现象。但是，我同意
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政策，不能够仅仅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每一条调查线索都应该追
查下去，否则，有潜在重要性的信息有可能会错过。不能够因为沃德尔先生的历史
上有暴力攻击犯罪的记录就确定他是凶手，而且也不能够成为他躲避坏运气的理由。
犯罪者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会被抢劫、攻击，也有可能被汽车轧死，就跟我们所有人
一样。
卡罗尔·沃德尔是在考文垂出生和长大的，她从出纳一直做到伍尔韦奇房屋合
作会的经理助理。她以前是主日学校的老师，一般人都认为她胆小，神经紧张，在
现实条件下没有果断的判断力，而且很担心安全的问题，尤其是在家里。
她是在当地保龄球会认识哥登的，当时他25岁，她23岁，4年之后，也就是198
2年4月17日，他们在考文垂市中央的圣三位一体教堂结婚。他们被人认为是一对安
静、彼此相爱的伴侣，一般都在家里过日子。
根据哥登的说法，卡罗尔是他惟一知心的女朋友，婚姻当中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彼此不忠诚或者暴力冲突的事情。他说卡罗尔知道他以前犯罪的事情，他也用自己
的监狱号（522537）当作自己手提箱的密码，这样他就不会忘记自己干过的事情。
卡罗尔死之前的那个星期一，他去上了班，然后声称自己生了病，拉肚子，接
着便回家上床睡觉。第二天，他仍然觉得不舒服，因此一整天都泡在家里，卡罗尔
也开着她的灰色标致106车去上班。星期三，他约在中午起床，然后去考文垂的一家
工业地产公司参加面试。他说他在英国文格公司工作不开心，因为该公司对“员工
的法律责任和安全保障意识不够好”。
他于星期二又去参加了另一份工作的面试，是在约克郡凯夫莱，上午10点离家，
然后开了140英里的车。他留下一张便条说：“卡罗尔，外出了，约6点回家。”这
很奇怪。为什么一个男子要去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地区寻找工作而又不告诉妻子？
卡罗尔最后一次活着为人看见的时候是星期六晚上，她的同事朱恩·奥康纳尔
及丈夫一起与沃德尔一家吃饭。卡罗尔与哥登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磨擦痕迹，康纳尔
一家离开的时候，他们还看见那两口子手挽着手站在门前挥手道别。
研究犯罪现场的照片时，我不断地碰到与沃德尔先生叙述的不符之处。一方面，
他描述了一次有预谋犯罪的因素，描述了口罩、手套、连衫裤工作服和不连贯的命
令，但是，尽管有这么多安排，警方还是要想办法相信，他们没有自己带绳子来绑
他。反过来，他们必须去找个东西，而且必须去车库找东西。他们找到了黄色的塑
料编织带，那是哥登在车库用的东西。绑人用这种方式是很奇怪的。
车库的照片显示，固定在墙上的有塑料横格的箱子里仍然可以看见一两根编织
带。但是，车库里明显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可以用来绑人，这些东西近在手边，绑起
人来更方便。这批劫匪不仅仅没有用这些东西，反而找到了那几根带子，而又没有
引起任何翻动或者查找的迹象。
同样，我会预期一个哪怕半职业化的匪帮更有效地绑起人来，他的手会给绑到
背后而不是前面，还会在他的嘴里塞进东西，不允许他发出任何声音。反过来，他
们却在他的头上缠了一根带子，并从车库里拖来了一只麻袋架。这是毫无意义的。
他本可以绑到餐桌或者椅子上的。他的手和脚也本可以绑在一处的。
所有这些情况都提出一个问题——沃德尔先生有没有可能伪造了这起攻击行为，
并利用棘爪编织带作为自己捆自己的紧固器械？
我回头来看卡罗尔尸体现场的照片。她面朝上躺在地面，穿着休闲的周末服装，
她的左脚附近有一只露跟蓝色女便鞋。鞋带是解开的，正如在伍尔韦奇那边找到的
那一只便鞋一样。在挣扎当中丢了一只便鞋是有可能的，但同时在两个不同地方丢
了鞋却是不正常的。地上或草上靠近卡罗尔的地方没有刮磨痕迹，也没有拖拉痕迹。
同样，便鞋上没有印迹表明她的鞋子是拖着丢掉的，也没有被人在地上拖过的痕迹。
死后尸斑表明卡罗尔死后根本没有穿便鞋，任何一段短时间都没有。
我记下了一个问题准备问病理学家：“她的鞋子按照原来的鞋扣位置还能够再
穿回去吗？穿上去合不合脚？会不会很容易就松脱？”
我记得沃德尔在自己的声言中所说的话。他描述卡罗尔在家里一般都穿拖鞋，
楼上卧室有一双，楼下也有一双，就在客厅她的椅子旁边。很显然，星期天的晚上，
她在自己家里坐着看电视的时候一定是穿着拖鞋的吧？那为什么一批残忍的匪帮挟
持她去房屋合作会抢钱之前还要等她换上自己的便鞋？
最后，我研究了“第三犯罪现场”——伍尔韦奇房屋会——我很快意识到，袭
击者一定非常了解这里的保安系统。他们必须先进入屋里移动一张桌子接近摄像机，
握住带子，挡住保安摄像机，再打开保险框——所有这些都必须在黑暗中进行。从
卡罗尔的嘴里问出来的东西不可能让他们如此熟悉这个地方。要么她在场，要么匪
徒已经很熟悉这个地方。
9月19号星期一，也就是凶案发生之后的一个星期，警方在3个地点拦截车辆和
行人进行盘查，希望了解卡罗尔·沃德尔最后几个小时的情况。从早晨4点30分起，
在那个停车带，在纽艾顿市中心和她家附近都设了路卡。当天早晨稍晚一些时候，
我也回到了专案室。某个爱开玩笑的人从周日报纸上剪下了我的一大张照片贴在墙
上。照片用的是黑白色，使我看上去更加像个马基雅弗利式的政客。
罪案咨询小组由贝利斯、吉诺、瓦里亚勒、我本人和情报室的负责人组成。有
时候，负责刑事案件的局长也来参加。
我很快发现，吉诺是这起调查行动当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因为是他使很多事情
发生的。作为一名警督，贝利斯要负责策略的问题，而且要发布命令，但是，确保
命令得以贯彻的人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