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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跟内奥米说过话。
同样，警方曾给他机会再次叙述他当晚不在场故事。这有可能确凿判定有无可
证明的谎言。霍普金斯已经给警方讲了一个故事，他相信这个故事可以使他与犯罪
行为脱钩，但是，警方持有DNA证据，毫无疑问地说明他当晚去过乐场，而且还在攻
击中咬过内奥米。
问讯开始的时候，霍普金斯很少说话。面对DNA证据时，他承认这使他与现场和
内奥米产生了联系，但他坚持说他没有杀害她。11月20日，他出现在纽艾顿治安法
院，罪名是谋杀内奥米·史密斯。他没有提出抗辩要求。同时，另外两名分别为23
岁和21岁的男子也因为涉嫌企图歪曲司法公正而交保候审，他们届时将去贝德沃斯
警察局接受问讯。
1997年1月22日，也就是14个月后，艾德温·霍普金斯在伯明翰刑事法庭接受审
判。向他宣读罪名的时候，这个稍稍有些发胖的20岁青年对6名男性和6名女性组成
的陪审团说：“不服罪。”
他是个动作笨拙的青年，智力水平一般，为人处世也一般，看上去不像是那种
特别邪恶或者可怕的人。事实上，托尼·贝利斯后来对记者承认说：“他（霍普金
斯）将自己描述成一名相当没有攻击欲的青年人，从外表看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
他会被认为是本案中的嫌疑犯。”公诉人柯尔曼·特雷西对陪审团说，内奥米是一
次“极不正常的性攻击”行为的受害人，而对此负有责任的人是毫无疑问的。他透
露说，在DNA测试排除当中从霍普金斯嘴里提取的唾液样品表明他是一名极有可能的
嫌疑犯。
为供分析之用而进一步采取的血样化验导致与内奥米尸体上发现的唾液中形成
的DNA样本相符。结果，不是霍普金斯而是别的人杀害内奥米的可能性为四千四百万
分之一。
牙科专家也提出了不利于他的进一步的证据。霍普金斯7岁时曾从自行车上摔下
来过，因此门牙缺少一颗。其他的牙齿挤占了这个位置，因此他的上颌骨向一侧倾
斜。
安德鲁·沃克医生是牙科法医，他对比过从霍普金斯的牙齿上取下来的石膏模，
结果发现所有不规则处皆与内奥米乳房上出现的咬痕完全相符。
“这样的证据比他本人在现场签字还要确凿。”特雷西对陪审团说。
霍普金斯走进证人席时，他说他认识内奥米，有时候会骑在自行车上停下来跟
她和她的同学说几句话。他有一阵子跟艾玛的姐姐瑞贝卡约过会，根据艾玛的说法，
内奥米“相当喜欢他”，不过他们从来没有一起外出过。
在所说的那天晚上，霍普金斯坚持他的故事，说他一直在安斯雷公地区他姐姐
朱莉的家里喝酒和玩电子游戏。他约在9点30分离开她家，去那个小商店买了一些啤
酒和小吃，来回骑车大约半个小时。尽管内奥米投信的时候他在同一个地区，但他
不记得一路上看见过任何人。
但是，泪水涟涟的朱莉·霍普金斯毁掉了她弟弟不在场证据，她对陪审团说，
他去那家商店的来回时间肯定更长。“我不想让他陷入任何麻烦。”她说。解释了
她为什么开始对警方撒了谎。
霍普金斯出去的时间很长，因此朱莉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事故。45分钟之后他回
来了，她注意到他换了一身衣服。他说他因为车上没有灯而停了一会儿，而她以为
他只是淋了雨。
进一步的证据显示，霍普金斯对弯刀和兰博型的刀具非常有兴趣，他的卧室里
面挂满了这种刀，而且身边还时常带着这种刀。他父亲很早的时候曾教他如何剥兔
子皮，两个人还经常去纽艾顿周围的乡下打猎。
经过7天的证据宣读之后，陪审团判他有罪，霍普金斯面无表情。
大法官塔克先生描述这是一次残酷的谋杀行为，带有虐待的成分，他说：“在
我看来，你是一名非常危险的年轻人。我记得你才20岁。我判你终身监禁。”
托尼·贝利斯和吉诺·瓦里亚勒不想就此住手。虽然调查已经得出了满意的结
论，但是，他们看到那么一个小区有如此之多的痛苦。混乱和不合作，因此决定详
细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明白了事情发生在谁的头上了，为
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一个人可以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他就是艾德温·霍普金斯。除非他拿出答案，
否则贝利斯和瓦里亚勒不会就此罢休，因为他们下次会准备得更好。
25 尾声：我如何能说不？
自从我的名字跟警方刑事调查公开联系在一起以来，我一直很关心人们如何看
待我所做的工作。像《沉默的羔羊》这样的电影和像《解密高手》一样的电视剧于
现实却无补。就连亲朋好友也对我的工作如何激动人心做出种种评论。我花了相当
长的时间才能够理解这样的反应。有些人觉得，心理学家或刑警就是去犯罪现场轻
轻松松地走一走，而那些犯罪现场一般也是整整齐齐和非常有顺序的，就跟阿加莎
·克里斯蒂的侦探故事一样。事实上，村舍发生的凶案跟城市的贫穷住地里一名妓
女死亡有可能同样复杂，造成这些犯罪的动机也是一样令人憎恶。有些人觉得心理
学家是介于千里眼与巫医之间的某种人。他们不相信自己不明白的事物，或者不愿
意毫无条件地接受一些事物。
我记得起来的最令人难于接受的话是另外一名心理学家说出来的，他曾为警方
的凶案刑事调查提供过建议，他描述那样的经历“激动人心，令人兴奋，是我一辈
子回报最大的经验。它比性交刺激多了”。
我觉得这话听起来恶心。我很害怕警察打电话来，而且不喜欢现场重构的任何
一个时刻。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嗯，这很容易解释。在过去的15年当中，
我几乎每一个星期都是在由一些伤亡事件和犯罪而导致的悲痛当中度过的。我听到
强奸受害人的声音，我看到失去亲人的家庭被毁灭。我还看到和听到一些性犯罪者
以及杀人凶手的所作所为，我也明白是什么在驱使他们。还能够有比希望结束这一
切更强有力的动机吗？
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刺激或者英雄主义的成分。一般来说，当我卷入的时
候，某人已经死亡，我经常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犯一个错误，从而误导调查行动
的方向，那么别的人有可能还会死掉。这就如同站在忘却的前沿，惟一美好的时光
就是它过去的时候。
当心理轮廓描述于1980年代初期在英国开始的时候，问题不是它有多么可靠，
或者说警方能够对我的发现给予多大程度的重视。更直接的问话是：“我们拿这个
干什么用？”
我可能会告诉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犯罪，罪犯的年龄为四五十岁，做某种
特别的工作，所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地理方位以及他们会对警方的调查产生何
种反应，但是，除非调查人员决定利用这些信息，否则它就没有任何操作价值。做
某件事情就意味着执行一项任务，并且要花时间和金钱和人力资源去做。但他们如
何能够确定我说的是对的呢？如果我错了会怎样？
大部分警督都接受我的建议，有一些会置之不理，还有一些会等等看，直到我
的预测之一证明是正确的时候，他们才回头去仔细看看我的总体结论。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心理学犯罪分析有了一些发展，而且广为人们所接受，最
初持怀疑态度的人现在也变成了支持者。利用心理轮廓描述来设计内奥米·史密斯
的谋杀者的DNA筛选程序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它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调查严
重的犯罪时已经对它产生了很大的依赖。
我不知道自己还会花多长时间处理谋杀和性暴力案件。多年以前我曾意识到，
与其说我将工作带回家来了，还不如说我自己的一小部分都留在了每个犯罪现场。
我不知道以后再没有什么可以留下的时候会怎么样。
我在一台踏车上工作了很久，到目前为止这台踏车已经经历过百余宗严重的犯
罪，我还必须说，这比很多高级警官一辈子的职业生涯中参与的刑事调查还要多。
也许我还可以继续做下去，但现在看来更重要的是要帮助警方不要对我产生需求，
除开个别极难应付的案子以外，我应该去开一些硕士班课程和讲座，告诉刑事调查
人员如何辨别基本的心理学线索，还有涉及不同犯罪类别的基本原理。
更重要的是，我会继续更多地涉猎风险评估和犯罪预防领域。这意味着增多在
不同领域里面的工作，包括我们如何能够以最佳方式培训人们，让他们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时时提防自己，降低使自己成为犯罪受害人的机会。
我还会继续为一些公司和其他机构提供自己的咨询，告诉他们如何对威胁产生
反应，并组织他们的保安措施，使其达到最佳效果。我从来都没有忘记阿比·汉弗
雷的绑架案，因为女王医疗中心的监控摄影机的定位极不科学，它们提供的照片成
为那次调查活动当中最有毁灭作用的一个因素。它的质量也很差，根本都没有什么
用途，但是，就这些东西是否应该扔掉，或者是否应该装在公众看得见的地方的问
题还产生了激烈的辩论。最值得注意的是，从那家医院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部分却无
法取出那个“护士”的照片，而那个地方往往是风险最高的。我还记得亨氏婴儿食
品案，当时，心理学建议证明在确定警方调查反应方式时起了关键的作用。
从研究的角度看，我们知道是什么东西促使一些人去杀人的，因此必须找到一
些方法来利用这种知识，并在事件发生的中间就阻止他们。这种紧迫性在登布莱因
小学可怕的扫射案中得到最强烈的支持。根据我所掌握的跟托马斯·汉密尔顿有关
的少数材料，我都可以看出，已经有足够多的早期信号表明：“让我们夺掉这个家
伙手中的枪吧。”
我并不是说那样的杀人行动就一定能够逆转。哪怕没有枪，汉密尔顿先生也有
可能找到别的办法来杀死登布莱因小学的那些孩子，但是，正如后来的事实一样，
他手上有这么一件凶器，夺掉他的枪之后，至少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已经有某些事
情不大对劲了。
1992年6月，我为内政部完成了《罪犯心理描述国际评估报告》。我在里面提出
的一些建议得到了采纳，旨在让英国在两到三年内成为欧洲明确的心理轮廓描述中
心。不幸的是，事情发展的速度远远低于这个预期。
问题在于，有太多的人事安排和太多的个人投机挡住了这些目标。任何领域的
努力都有小小的嫉妒存在，但罪犯心理轮廓描述因为有很多公开度围绕着它，似乎
是最容易引起嫉妒的一个领域。我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位BW：无线电制作
人希望就罪犯心理轮廓描述做一个节目，然后哀叹说：“我做纪录片已经有很长时
间了，但在我一生的职业生涯当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充满政治斗争和可怕的
人际困难的领域。”
已经到了别的人也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了，有很多人本身并没有在某个案例当
中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也没有显示出别的某个人是错误的。纯粹的研究者必须说：
“好吧，我来看看心理轮廓描述。让我们来把它变成一个工作和研究的领域，就跟
记忆、语言和认知一样。这些东西不再与半打人相关，而且会成为一门学问，可以
拿去教授，也可以拿去加以改进，并且能够导致更有效的刑事调查。”
这就谈到了彼此不相关的实验心理学家的问题，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刺痛它，
摇晃它，向它的各个方面挑战，剔除杂草，留下真正的知识体。
我在职业生涯中有幸跟最为优秀的一些警官工作过，他们聪明，直爽，讲究实
际，对复杂的细节有极精当的把握，经验也非常丰富。总体来说他们的态度是：任
何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刑事调查活动的东西都应该加以利用。
可悲的是，心理学家来到专案室的事情也经常被媒体拿去炒作。这有可能导致
一些人的鼻子气歪——不一定是在调查小组内部，而是在警察服务的政策制订人的
水平上。他们担心会被人替代，或者得不到足够多的荣誉。
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变化的。几年以前，上报纸头条和进入公众印象的往往是一
些法医，他们会激发犯罪小说、电视剧和电影故事。现在又是司法心理学和“罪犯
心理轮廓描述”。这也会过去的，不久之后，心理轮廓描述就会变成警方可以加以
利用的资源之一而已。
从其对我产生的影响而言，我看世界的方式与我开始这项工作时大不一样了。
我是从风险因素来看待事物的。我注意到一些妇女穿着晨衣下楼取信，晚间睡觉也
不关窗帘。这有可能成为窥淫者需要的惟一的刺激因素。人们很容易就想到，如果
萨曼莎·比塞特生活在二楼，她和佳丝明就有可能活到了今天。但是，同样容易想
像的事情是，如果她在夜晚将阳台锁上，并将百叶窗放下来，罗伯特·纳帕尔可能
根本就不会盯上她。
同样，我看到年轻妇女从旅馆出来，手挽着手在街上走的时候还在大笑。我看
着她们，按照她们所处的风险等级来排列她们。我们都通过自己所穿的衣服，做出
的动作和所说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公众形象。这就使人们能够评估我们生活的其他一
些方面，从而影响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被打击的风险。
如今，当我在街上走的时候，会注意到一些我15年前不可能看到的事情。我看
到人们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面孔和声音。他们穿什么、如何开车、如何彼此产生
联系。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是，我觉得我倾向于在谈话中有所保留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现在了解了一些人的事情——不是我故意去了解，也不是我特别希望如此——这
不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而是他们的性格和思维的方式。我发现自己更多地
了解他们了，而在以前我是根本就没有兴趣或者愿望去了解的。
有一天，我拿起一块面包，上面还粘着另一块，我的儿子艾思，他现在是我的
助手，还有我的女儿艾玛对此做了非常精彩的描述。
艾思说：“我敢打赌，如果你是一名材料工程师，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
都禁不住会从扩张强度、摩擦系数和其他的一些方面来看待这两片面包。”
艾玛补充说：“你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做三明治时所需要的一块面包，但是，你
所受的培训和经验会给你所有这些额外的信息。”
回想往事，我已记不住受害者的面容，因为我看到的照片通常都是死后拍摄的，
他们的眼中已经失去了光芒。我的确记得住的倒是他们的内心，因为我做的事情当
中，有这么多涉及他们最隐秘的细节和生命的悸动。这就是要了解他们，了解什么
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头上，从而使他们死亡的痛苦和悲伤更难忘怀。这可不是开心
的工作。
这样的回忆挥之不去，也是最充足的理由使我在警察打来电话时无法说不。每
次我都看到他们的内心，看到数以百计的人、海洋一样的人，他们被强暴、谋杀、
虐待和毁灭，每次我都明白在某个地方，还有某个人将继续伤害别人。他有可能坐
在什么地方，回味自己的所作所为，仔细品尝它，并在细细的把玩中获取性快感。
他是真实的人，他就在某个地方等待着，最后，他的冲动会再次慢慢增强。任何时
候我都无法预先知道这样的事情何时发生，但我确信，除非有人阻止他，否则他会
再次杀人，一次又一次地杀戮下去。
我如何能够说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