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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皇四子名胤，“传位十四子胤祯”，改为“传位‘于’四子胤‘’”，添加笔画，固甚容易。雍正后来以避音讳为名，改皇十四子之名胤祯为胤“”。复以御名避讳应增减笔画，乃改为祯，既夺同母胞弟之位，复夺其名，用心奸巧，无与伦比。
雍正为灭夺位之迹，修改实录、大收禁书，历乾隆数十年而未已，乃天壤间竟尚有其书，康熙崩于畅春园之日之真相，不可谓冥冥中并无公道。可惜邓石如虽存此钞本，竟未印行，自红卫兵造反，大陆文物，空前浩劫，此一钞本不知犹在人间否？
邓石如作《清诗纪事》，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言必有据，其记大汕云：
释大汕，字石濂，吴人。曾灿以为九江，沈德潜以为嘉兴，皆非。本姓徐，或金或龚，则托言也。康熙初，主广州长寿庵，夺飞来寺为下院，岁收租七千余石。下海兴贩，益称富厚。工诗及画，有巧思，制器精美。喜结纳名士，尝为吴绮身后刻集，与屈大均龃龉，大均作《花怪说》诋之，事在康熙三十年辛未。
后与潘耒交哄，耒作书责其妄。并致书粤中当事，及梁佩兰，毒骂大汕甚厉，刻为《救狂砭语》，大汕以为讹诈，亦刊布《惜蛾草》以相抵拦，事在己卯庚辰间。
后大汕为按察使许嗣兴擒治，押发出境，至赣州，止于山寺，皈依者众，为巡抚李基和逮解回籍，死于常山途中，则甲申乙酉间事。据此集楼居漫兴诗，有“七十披缁老”语，殁年当七十以上矣。所著《离六堂集》十二卷刻于辛未，削大均所作序，凡与大均投赠之作，亦去其目，绝交后所为也。
与大汕交谊不终者，不独屈翁山、潘稼堂，尚有王渔洋。《中华艺林丛论》收不署著者姓名文一篇，题为《大汕和尚与王渔洋》：
王渔洋奉命到广州来祭南海神，到广州后，常与梁药亭、陈独漉游长寿寺。这时长寿寺在大汕的经营下，已成为广州名胜之区，具池泊园林宫室之胜。渔洋在《广州游览小志》里，曾大赞大汕“营造有巧思”，且手写楹联赠大汕，苏文曰：“红楼映海三更日，石涧通江两度朝。”
时适朱竹坨、徐菊庄、潘次耕诸人，先后到粤，渔洋不止一次在长寿寺设宴，为文酒之会。渔洋与大汕的感情，亦于这时候最为亲密。渔洋在游览小志中，也屡次提及大汕，并称之为“能诗善画”，颇致推许。
可是，渔洋离粤北归后，突然对大汕憎恶起来了。他在《香祖笔记》卷九中，再提到大汕时，竟是这样写着：“近吴湖州园次游广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抚将军诸监司之门，一日向吴自道酬应杂之苦，吴笑应之曰：‘何不出了家？’座上客皆大噱。”
柏台名官—李森先清初名官—李森先（5）
“吴湖州园次”者吴绮，字次，顺治年间奉诏撰《椒山乐府》，即以杨继盛（椒山）之官官之，由中书擢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时人所谓“曲子得官”，为唐宋以来所未有。康熙五年出为湖州府知府，因风雅好事而失官，从此游食四方，殁于康熙三十三年。所著《林蕙堂全集》二十六卷，由大汕出资刊行。渔洋举吴绮的幽默语相调侃，似稍欠忠厚。大汕不以吴绮相戏为忤，于其身后，为刊遗集，则其人亦自有可爱之处，转觉其人品比潘稼堂犹高一筹。邓石如为大汕辩护云：
其诗清丽，大均以为剽窃。借诗乞句自昔有之，眼前景物，遣辞命意，暗与古合者，亦常有之。大汕固亦列举大均诗之同于太白者矣。如以偷论，则自非阿罗汉，谁能免于偷乎？惟集中河泽行、地震行、剿“贼”行诸篇，悲愤乃同于儒生何也？《离六堂近稿》一卷刻于壬午，老髦及之，不事别择，精粗并陈，未免自累其书，耒之起衅。或云致饩不丰，两书二万余言，竟不惮烦，涉及彼教传法之争，可谓多事，皆刻入《遂初堂集》，后乃删之。
王渔洋之轻诋大汕，据前引文的作者考查原因是：“大汕在海外捐募，得款甚多，有人觊觎他的财富，诬他在海外与志士交通，密谋反清。后来大汕下狱，虽然与此事无关，但难保不是地方大吏，想要治他叛逆之罪，却找不到证据，因而以他事罪之。当流言传到王渔洋耳中时，他想起以前与大汕交游，往还密切，就不免畏惧，怎样才能免被牵连。那只有把他痛诋一番，以见自己并非有心和他要好。”
果如所言，则潘稼堂之“毒骂”大汕，动机或亦为此。潘为顾亭林入室弟子，受“牵连”的可能性过于王渔洋，则“畏惧”亦必更甚，无怪要毒骂了。
当时为大汕抱不平者甚多，如方贞观过长寿庵诗：“野性自应招物议，诸奴未免利吾财。”杭世骏诗：“纷纷志乘无公道，缔造缘何肖此翁？”但大汕的行径，自亦颇有可议之处。邓石如却为之作恕词云：
大凡红襦蓄发，竟体芗泽，买优伶，作秘戏图，祈而止雨，出招帖曰：“石头陀有些风雨出卖。”役鬼召魂、医卜星相，甚至依附势要，以财货奔走人，交通海国诸轶轨之事，务在惊世动众，皆由才情奔放使然。
大汕虽儇薄，毕竟还未到勾引良家妇女的程度，所以被捕后有人为之鸣不平。至于李森先所杀三折和尚，罪有应得。此外，李森先摧折豪强，尚有数事：
有一金姓者，为宰相金之俊宗人，恃势横甚，而家亦豪贵，为暴甚多。前有杀人事未白。李公既来，复聚全吴名妓，考定上下，为胪传体，约于某日，亲赐“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诸名妓将次第受赏。虎阜，其唱名处也，将倾城聚观。公廉得之，急收捕，并讯杀人事。决数十，不即死，再鞠，毙之。欢声如雷。
金案实为冤狱。褚人获《坚瓠集》载其事云：
顺治丙申秋，云间沈某来吴，欲定花案，与下堡金又文重华，致两郡名姝五十余人，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以朱云为状元；钱端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某某等为二十八宿。彩旗锦，自胥门迎至虎丘，画舫兰桡，倾城游宴。直指李公森先，闻而究治，沈某责放，又文枷责，游示六门，示许被害告理。下堡有严五，于鼎革时取又文饷，已而又文告官，置严五于狱，严妻顾氏因赴诉，刎于直指前。
李公杖毙又文于狱而释严。松陵徐崧花场即事诗云：“自是云严色界天，绮罗萧鼓日纷然。骚人竞欲题红叶，冶女私曾寄白莲。自欲酒浇歌舞地，何如粉饰太平年？无端一夜西风起，叶落枝头最可怜。”
结句指金又文杖毙。如褚人获所记，金又文本属无辜，徒以严妻自刎，因归罪于金又文。定花案即后世之所谓“花榜”，此风起于明朝嘉靖、隆庆间，至万历末年以后，大见盛行；贤者亦为，如“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密之，亦曾主持过花案。
丙申为顺治十三年，苏州大劫以后，犹待振兴，金又文定花案，亦是繁荣市面之一助。李森先干预其事，已有不当；小题大作，更可不必。只看金又文戴枷游街，许民申告，而只严五一案，况其曲本不在金，严妻刎于李森先之前，未始非抗议狱中无人道。或者李森先以煌煌告示，惟此一案，则游街放告，近乎无的放矢，因出以酷烈处置，自掩其轻率之迹。凡以清廉明察自矜者，每有此种过当或不近人情的举动。李森先当是赵申乔一流人物，较之汤斌、陆陇其、于成龙等，境界大有高下之别。
清朝富豪—季振宜北亢南季—季振宜（1）
清初豪富，号为“北亢南季”。“北亢”是山西亢家，致富之由，或言由于获得李自成败逃时所遗辎重，或言以贩米起家，莫衷一是。“南季”成巨富的原因比较清楚：一是做官，二是行盐。
南季者江苏泰兴季氏。富只两世：父名寓庸，字因是，明朝天启二年进士，官吏部主事。季寓庸是阉党，崇祯二年定“逆案”，自魏忠贤、客氏以下，共分六等，季寓庸名在最后一等，革职闲居，但已发了大财，买了大批书画古籍，在泰兴一面做盐商，一面享清福。
季寓庸有两子，一名开生，字天中，顺治六年翰林，官至礼科给事中。《清诗纪事》初编卷四记：
季开生……（顺治）十五年谏买扬州女子，几置之法，卒戍尚阳堡，居四年，为光棍殴死，声言欲焚其户，官司不问，疑有主使也。年三十三。撰戆臣诗稿二卷，为冠月楼诗，壬辰癸巳间谒假南归所作，出关草作于戍所，题识者甚众。
有恽格一再题语，不知何以得此于高士？其诗亦有规格，善作苦语，尚阳堡即事云：岩风易结杯中雪，炕火难融被上霜，衡门尽日空车马，冷甑连宵织网丝。顽山入屋霜连枕，断壑当门月上衣，窗中既得林峦对，门外从多虎豹踪。
当季开生死于戍所时，其弟振宜方以劾刘正宗，解官系诏狱待质。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早于其兄两年成进士，授职浙江兰溪知县，行取为部曹。顺治十五年考选浙江道监察御史。十七年左都御史魏裔介，疏劾大学土刘正宗，季沧苇亦纠举刘正宗树党纳贿。刘正宗是山东安丘人，前明翰林，弘光朝官至中允。清初贰臣中，有数人恶劣无比，刘正宗是其一。清朝南北之争，起于顺治，亘二百余年国亡不解，此人要负极大责任。邓石如在《清诗纪事》中介绍刘正宗，短短长长，语颇公允，录之如下：
刘正宗，字宪石，安丘人，崇祯元年进士。由推官行取，授编修。入清，授国史馆编修。顺治十年，为弘文馆大学土，翌年改文华殿。十七年以罪革职，籍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康熙初卒。正宗当国，有权奸之目，丁酉科场之狱，为其一手把持。与“慎交社”水火，自负能诗，力主历下。与虞山娄东异帜，挤二陈一死一谪，而独得善终。其诗笔力甚健，江南人选诗多不及之，门户恩怨之见也。
“慎交社”为“复社”支派，创立于苏州府属吴江县，陈去病《五石脂》云：
汉槎（吴兆骞）长兄弘人，名兆宽；次兄闻夏，名兆宜，才望尤夙著，尝结“慎交社”于里中，四方名士，翕然应之。而吴门宋既庭（实颖）、汪苕文（琬），涑水侯研德（玄泓）、记原（玄）、武功（敬士），西陵陆丽京，同邑斗改亭（东）、顾茂伦（有孝）、赵山子（云），尤为一时之选。当“慎交社”极盛之际，苕文尝往来吴江，一日汉槎与之出东郭门，徘徊垂虹桥，忽顾视苕文引袁淑对谢庄语曰：“江东无我，卿当独步。”其放诞如此！
清朝富豪—季振宜北亢南季—季振宜（2）
吴汉槎即在丁酉科场案中被祸，戍宁古塔。后由顾贞观言于纳兰性德，设法赎罪，夫妇白首同观，为清初有名的一重佳话，《季子平安否》金缕曲，几于家传户诵。所谓“二陈”者：一为陈名夏，江苏溧阳人；一为陈之遴，浙江海宁人。一死一谪，皆刘正宗受明末阉党冯铨指使所迫成。陈名夏的亲家为方密之，陈之遴的亲家为吴梅村，由姻亲的气谊，可以想见二陈的品类。
及至刘正宗罪名鞫实，季沧苇官复原职，持论侃侃，颇见风骨。康熙初，被命为河东巡盐御史。清初御史巡盐，不独综理盐务，兼有举劾地方官员、并查拿恶棍之责。《十朝诗乘》谓“沧苇巡按山西盐课，弹章数十上”，即指此而言，非谓劾盐官。一省盐官，不过三五，无烦数十弹章。
但季沧苇之享名，既不以其官，亦不以其富，是由于他的藏书。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咏“季振宜诜兮”云：
写韵楼高敞绮窗，旋风叶叶卷成双。沧州一卧何时起？善本连舻尽过江。
首句“写韵楼”疑有误，据我所知“写韵楼”为随园女弟子吴琼仙的别署，尚待考。次句指季氏所藏唐朝一钞本。钱遵王《读书敏求记》：
吴彩鸾书“切韵”，余从延令季氏曾睹其真迹，逐叶翻看，碾转至末，仍合为一卷。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旋风叶”者即此，真旷代之奇宝。因悟古人玉躞金题之战，《唐六典》所以有熟纸装潢匠之别也。自北宋刊本行世，而装潢之技绝矣！余幸遇此韵，得观唐时卷帙旧观。季氏零替，不知归之何人？惜哉！
“沧州”指季氏“吾道在沧州”藏书印。末句则哀季氏之衰之速。按：清朝中叶海内藏书家魁首的黄丕烈，序《季沧苇书目》云：
沧苇书目载宋元版刻，以至钞本，几于无所漏略。余阅述古堂藏书目序有云：“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折阅售之泰兴季氏。”是季氏书半出钱氏，而古书面目，较诸钱氏所记更详。今沧苇之书已散失，每从他处得之，证诸此目，若合符节，方信藏书不可无目，且不可不载何代之刻，何时之钞，俾后人有所征信也。
述古堂即《读书敏求记》的作者，钱遵王的别署。自谓“家藏宋刻之重复者”始售于季氏，殊不尽然，其中有极名贵的宋版。如《记北宋陶集渊源》云：
《陶渊明集》十卷，娄江顾伊人，藏宋椠本，题其读书处曰 “陶庐”，而请牧翁为之记。
伊人交余最厚，真所谓兄弟也，但各姓耳。见余苦爱陶集，遂举以相赠，丙午丁未之交，余售书季沧苇，是集亦随之而去。
沧苇殁，书籍散入云烟过眼录矣。伊人前年渡江，念陶集流落不偶，访求得之，持归示余。河东三箧，亡来已久，一旦顿还旧观，展卷相向，喜可知也。予畀之牧翁陶庐手稿，俾揭之简端，以见我两人郑重其书，互以藏之外府为快，视世之借书为一痴者，其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牧翁”指钱牧斋，为钱曾之叔曾祖。“顾伊人”名湄，本姓程，著有《水乡集》。苏东坡酷爱“陶诗”，曾有和陶之作，自道“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手书陶集付梓，真书林至宝，顾湄得之，题曰陶庐。黄丕烈以得“北宋本陶诗，又得南宋本汤氏注陶诗，不胜喜，题其居曰‘陶陶室’” （见王芑孙《陶陶室记》）。黄丕烈所得北宋本陶集，本为毛氏汲古阁旧藏，不知是否即顾湄所得东坡手书本？如是别一本，则较东坡手书本又逊一筹。
顾湄以举世奇珍，慨然相赠，而钱遵王转售于季氏，可知季氏所得述古堂藏书，必多精椠。丙午为康熙五年，钱遵王及身见“沧苇没，书籍散入云烟过眼录”，则季氏藏书不过十来年。但季沧苇藏书的历史虽短，对于目录学的贡献甚多。黄丕烈《百宋一尘赋》注云：
予思撰所藏书录专论，各本以宋椠一、元椠二、毛钞三、旧钞四、杂旧刻五分列。今宋椠粗就矣。昔人书目未有题以宋版者，有之自延令季氏始。但其目后仍厕他刻，此区区之未尽惬心者也。读书敏求记则凡宋元钞刻杂糅并陈。又或骋其行文之便，一概略去弗言，致令不可识别，尤不能无憾耳。
清朝富豪—季振宜北亢南季—季振宜（3）
所谓“毛钞”即毛氏汲古阁的钞本。《天禄琳琅记》：
毛氏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得者，则选择善手以佳纸墨，影钞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钞”。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而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
季沧苇的藏书，亦多钞本，尤多钞补本。钱牧斋绛云楼一火，烬余残本不少，辗转入季沧苇手，常以别本钞补成帙。但如谓季沧苇藏书，全为风雅好学，亦不尽然。近人有“一知”者，作《古书作伪种种》，内一节云：
余尝于北京书肆得残本汪文盛刻前汉书首册，印极精，蓝绫包背装。首叶有季振宜大印三方，真迹也。窃怪此不过正德、嘉靖之际佳刻耳，何以延令季氏珍贵如是！后二年乃于沪市得此注本汉书之余卷，每卷前汪文盛衔名一行，俱剜去，补以旧楮，上钤季氏朱文长方藏印，恰可泯去剜补之痕。原印皆真品，无可疑者。此事有两种可能：季氏即为作伪之人；或原印流落书估之手，用以作伪。若云季氏为人所愚，视明刻为宋版，则殊不类。
此深疑季沧苇即为作伪之人，“季氏朱文长方藏印，恰可泯去剜补之迹”云云意在言外，有意作伪，则量度剜补之痕，为治印的根据，自然相合。
然则季沧苇作伪的目的何在？无非冀得善价。所谓“善本连舻尽过江”，实为过运河，售书于扬州盐商及盐官。马曰“小玲珑山馆”藏书，自必收季氏之书甚多；又曹寅开局刻《全唐诗》，原本即得自季氏。黄六鸿·许三礼·郭
附记：洪升·赵执信·查慎行·王士祯·余国柱·高士奇·朱彝尊·何焯·陆陇其·徐氏兄弟·明珠父子
康熙年间的“柏台故事”，最足以资为谈助者，为黄六鸿奏劾国恤期间演剧一案，所谓“可怜一曲长生殿，误尽功名到白头”。此案牵涉名流，受累多人，只《长生殿》作者，吾杭洪升遭遇独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