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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囿宏开曙色霎，羽林双引翰詹齐，抱从佛脚灵当乞，仰过天颜候渐稽。荐寝拜沾嘉果赐，留田策罢远粮赍，茂先王佐臣何有？惭愧枋榆斥低（试拟张华鹪鹩赋：新疆屯田议。紫禁朱樱出上阑诗）。
白华朱实捧宸赓，草屋标题兆豫成（省钦自号白华，伏闻御制朱樱诗，首联有“白华细语三冬月，来实纷垂首夏天”之句），新进无资还压卷，故人有分辄连名（省钦列一等第一，褚侍讲廷璋一等第二，自召试朝考，省钦名皆在褚上）。寸心得失终难问，鼎甲回翔暂比荣（一等例止三人），今后好修衷倍矢，敕头何易副亲旌（历奉谕旨，观其文，复观其人，亲定等第）。
按：壬戌者乾隆七年。翰詹大考，始于雍正十一年，至壬戌定制为六年一举行，此即吴省钦诗所谓“六年大比宜循典”。照此计算乾隆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五年、三十一年、三十七年各有大考。兹以诗中叙事考证，吴省钦乃乾隆三十一年应大考。《高宗本纪》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甲戌，上诣黑龙潭祈雨。”此即“雩典”。
膺馆选者，三年散馆，分别去留，散馆试例在四月下旬。吴省钦三十一年散馆授职编修，五月初一引见，旋应大考，以一等第一擢侍读，升迁如此之速，且年未三十，何必依附和？至于其弟省兰，至乾隆四十三年，始成进士、点翰林，省兰为和家西席。至嘉庆三年，吴省钦授左都御史。和一败，省钦亦革职，而其同乡曹锡宝则追赠副都御史。《清史稿》曹锡宝传云：
仁宗亲政诛和，并籍（刘）全家，乃追思锡宝直言，谕曰：“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资丰厚。彼时和声势薰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治罪后，并籍全家，资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锡宝赠副都御史。
嘉庆之初，下诏求直言。此为历代天子即位后，例行的故事。但嘉庆亲政求言，则有特殊的目的，即希望言官对和群起而攻。《清朝野史大观》载一文，题曰《嘉庆初年谏臣》，其中有可资为谈助者，引录注释如下：
广公泰，满洲人，下诏时，泰与广兴首先应诏，参劾和奸慝诸款，即时伏法。
广泰隶镶蓝旗，姓氏不详。约乾隆五十年前后由户部员外补授江西道御史。广兴，号晴溪，字赓虞，姓高佳氏，隶镶黄旗，乾隆五十六七年由礼部郎中补授江南道御史。广兴当是高朴之子。高朴及其父高恒，皆以贪黩被诛。而高恒为皇贵妃高氏胞兄，当获罪时，傅恒为之缓颊，请推皇贵妃恩贷死。乾隆反问：贵妃兄弟犯法，可不死，皇后兄弟犯法又如何？傅恒战栗失色。因为这话正就是指傅恒而言。
乾隆裁抑外戚，手段狠辣，甚至连太后的面子都不顾。高贵妃一兄一弟皆伏法，此为前朝所无之事。但高恒父子不幸是生为汉人，乾隆藉此以儆满洲、蒙古的椒房贵戚。俗云“借人头”，正此之谓。
按：嘉庆亲政，首劾和者，为高邮王念孙，时官吏部给事中。劾和为陈奏剿川楚教匪六事之首。《清史稿》本传谓“援据经义，大契圣心”。此必对诛和如何不悖孝道，有所发挥，立言得体，故合帝意。其子引之，即于是年中探花。
嘉庆于颁遗诏日，宣布和罪状，大罪二十款。《春冰室野乘》作者李岳瑞，曾亲见当时奏陈和供词原件，其中颇有异闻，试摘数条如下：
又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其馈送之人，一时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丰绅殷德为和子，即尚和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至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
又太上皇帝所批谕旨，奴才因字迹不甚认识，将折尾裁下，另拟进呈，也是有的。又因出宫女子爱喜貌美，纳取作妾，也是有的。
又苏凌阿年逾八旬，两耳重听，数年之间由仓场侍郎用至大学士，兼理刑部尚书。伊系和琳儿女姻亲，这是奴才糊涂（琳，弟也）。
侍御—谢振定御史巡城—谢振定（3）
福康安受乾隆之眷爱特深，别自有故，已如前述，而竟亦不得不行贿于和。海兰察为乾隆朝名将，黑龙江索伦人。一言为“鱼皮鞑子”，即肃慎系的赫哲人，世居伯力东北的松花江两岸，夏日以鱼皮为衣。鱼皮取之于鲑鱼，用特殊技巧剥皮，以木槌击落其鳞，使之柔软，制以为衣。
海兰察生有异禀，骁勇善战，复多智计。为阿桂所识拔后，乾隆用之以佐福康安。可以说福康安的仗，大部分是他在打。以功封一等公，殁于乾隆五十八年，谥武壮。病殁者本不得入昭忠祠，乾隆以海兰察受伤多次，特许入祀。他是乾隆的爱将，又有福康安的倚重、阿桂的回护，而亦不能不对和厚馈，可以想见和当时的权势。
继公善满洲人，虽为和相所引，无所依傍。时绎科场皆近臣子弟藉以进身，顶冒传递之弊不胜言。善首论之，场务始肃，迁太仆寺卿。八旗士卒蓄养马匹，多有冒领干饷，饲者十不二三。出牧时啖番使以金帛，为蒙古所哂。善复犯众怒言之，弊遂清，满洲人恨入骨。至验马日，众误以戴菔塘（璐）为善，殴之几毙。
按：《清朝野史大观》所收“嘉庆初年谏臣”，采自《啸亭杂录》。书为礼亲王昭所著，生前未梓行。至光绪初年始由醇亲王奕谖就其府邸搜集原稿，请人修订增删以付梓，事过境迁，所记间失真相。如“继善虽为和相所引”云云，语气失实。
和将六部满洲、蒙古司员庸弱无能者调补御史，并非援引而有投闲置散之意。其间自不免有意排挤，俾便位置私人。如继善，本为吏部员外，嘉庆二年补授福建道御史。满洲部员，俸满多能外放，而满洲御史俸满则多授给事中，冷衙闲官，默然无声，为李慈铭讥为“仗马”，不过点缀朝仪而已。继善后亦由福建道御史转刑科给事中。观其陈奏，实为满员中佼佼者，而任太仆寺卿，整肃马政一事，实为难得。《清史稿》兵志十二：
清初沿明制设御马监，康熙间改为上驷院，掌御马。御马以备上乘，畜以备御者曰内马，供仪仗者曰仗马。御马选入，以印烙之，设蒙古马医官疗马病。上巡幸及行围，扈从官弁各给官马，以副都统或侍卫为放马大臣主其事。
上谒祖陵需马二万三千余匹，东西陵需马四千三百余匹，悉取察哈尔牧场马应之。迨乾隆时，每扈从用马匹辄二万余。嘉庆中物力渐耗，停木兰秋。十二年，减额马之半。道光九年，如盛京谒陵，额马视乾隆时约略相等，计取给场马暨各盟长所进，盖二万六千余匹云。
嘉庆朝“减额马之半”，犹须一万余匹，而此只是供御厩之用，此外京中八旗及各驻防营马，总计约十一万匹，马干岁费四十四万两。易言之，每匹马每年的草料，仅费银四两，当然是不够的，因而有“出青”之制，即继善奏中之所谓“出牧”。《清史稿》兵志十二又云：
天聪时，征服察哈尔，其地宜牧马蕃息。顺治初，大库口外设种马场，隶兵部。康熙九年，改牧场属太仆寺，分左翼右翼二场，均在口外。……置牧长、牧副、牧丁任其事，辖以协领翼长总管，官兵皆察哈尔蒙古人充之。饲秣所需木槽、镞、镢、铁、杓，每群各二，五年之一给之。总管三年番代。二十四年，定牧群牲畜岁终汇报增减数目，视其赢绌，以第赏罚。二十六年，令八旗豢马，春夏驱赴察哈尔牧放曰出青，秋冬回圈曰回青。四十四年，将军杨福，请市马给兵丁，上不许。谕曰：“朝廷屡以太仆寺场马，并茶马给各兵丁，故无赔马之苦。历观宋明议马政，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最善，水草肥美，不縻饷而孳生甚多。如驱入内地牧之，即日费万金不足矣。”
侍御—谢振定御史巡城—谢振定（4）
清朝以武功得天下，在道光以前历帝皆重骑射，木兰秋，无异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又《清史稿》皇子世表序：“清初封爵之制”，“顺治六年复定为亲郡王至奉恩将军，凡十二等，有功封、有恩封、有考封。”“非国有大庆，不得恩封；非娴习骑射，不得考封”。既然如此，马匹喂养，自为要务。而继善长太仆寺，毅然揭发数十年积渐而成的盗卖马匹、侵蚀马干的弊端，勇于任事，殊可称道。
至误以“戴菔塘为善”的戴菔塘，名璐，浙江乌程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由工部郎中考授湖广道御史。他著有一部《藤荫杂记》，谈乾嘉京师的人物、时事，极有趣味。内多柏台故事，选记如下：
明重御史巡方，权倾督抚，统辖文武，士人释褐即得，人艳称之。昔有一富人二婿，一为守备，一为秀才，富翁轻生重备。后备历副将，生成进士。以御史巡方阅兵，副将披执郊迎，报名入谒，五更禀请开操。生于枕上赋一绝云：“黄草坡前万甲兵，碧纱帐里一书生；而今始信文章贵，卧听元戎报五更。”康熙初停止，雍正初直隶三府设一巡察，二年报满。台湾巡察如之。今惟满科道巡察东三省，闻犹是巡方体制。
按：所谓“巡察东三省”，实即“查旗”。照会典载：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骁骑营，每营以御史一人；前锋营护军营，每翼各以御史一人；火器营以御史一人，凡御史二十九人，于满洲、蒙古、汉军御史内点派。八旗各营有驻关外者，查旗亦自必出关；盛京将军为旗营长官，则亦在被查之列，自然便具巡方的体制了。
诸城刘文正公，乾隆六年甫任总宪，即以桐城张、姚二姓官多，奏请裁抑。尚书纳亲，管理事务太多。任事多锐，一时风采凛然。纳亲果于金川偾事，桐城未久去位。
钦定台规，乾隆初告竣，其时未分十二道，迄今五十余年，更定典礼若干，亟应续纂而未有议及者。不若六部卿寺，频见有纂修则例之举。向日御史到任，京畿道吏送台规一册，内载仪注甚详，此历久不废者，近闻久不呈送，并饩羊而去之。
“刘文正”为刘统勋，与子刘墉（石庵）为乾隆倚重，眷顾不衰，主要者即因刘统勋以此一事，上结主知。
刘统勋字延清，雍正二年甲辰翰林。乾隆六年丁忧服阕，授左都御史，到台即上两疏，一疏论张姚两家子弟，做官太多，大意是：
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官者姚氏孔等十人。
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谦，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
又一疏论讷亲云：
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
刘统勋这两道奏疏，对乾隆一生的帮助极大。其作用在破朋党之局，犹为其次，最主要的是解乾隆尾大不掉的窘迫，并使他能够完成弥补雍正种种过恶的心愿。
这话要从雍正夺位说起。雍正能够得位，内靠隆科多，外靠年羹尧。及至脚步站稳，则非杀隆、年不可。平心而论，这倒也不尽是为了怕丑事败露，杀之以灭口，主要的是雍正对整饬吏治，确有办法，更有信心。但制人要先想到勿为人所制。今有把柄在隆、年二人手中，好比打拳的人，身受暗伤，如果用劲稍大，暗伤牵掣，何能制人？因此，去隆、年即所以治疗本身的暗伤，以便能充分发挥本身的力量。
隆、年二人中，去隆易，去年难。因为年羹尧的关系很多，换句话说，他可以动用的帮手，远超过隆科多。在年羹尧的诸般关系中，有一种形迹不太显，但影响很深很远，即是“年谊”。
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甲第二百十八名进士，居然亦点了庶吉士，同榜有励廷仪、沈近思、史贻直、张廷玉，皆为世宗所重用，此即笼络庚辰一榜的汉人、分化年羹尧的手法，其中特受眷遇者，是张廷玉。
张廷玉，大学士张英次子。当雍正即位时，官吏部左侍郎。《清史列传》本传：六十一年十二月，世宗宪皇帝御极，命廷玉协同翰林学士阿克敦、励廷仪等办事，赐一品荫生。十二月擢礼部尚书，恭纂圣祖仁皇帝实录，充副总裁。
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书房……八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御制诗一章赐之，诗曰：“峻望三台近，崇班八座遵。栋梁材不忝，葵藿志常存。大致资经划，谟待讨论。还期作霖雨，为国沛殊恩。”
励廷仪庚辰二甲，点翰林，其时官内阁学士，被恩命后，充翰林院掌院，调兵部侍郎。
阿克敦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翰林，时官兵右，世宗命之充翰林院掌院，为圣祖实录副总裁。阿克敦即阿桂之父，出身满洲正蓝旗，姓章佳氏，此即为被雍正重用的缘故。
侍御—谢振定御史巡城—谢振定（5）
雍正在康熙朝夺嫡的纠纷中，伙同皇长子直郡王胤，谋害太子胤，后为皇三子诚亲王胤祉举发，胤被圈禁，而雍正即其时的雍亲王胤，以皇十三子胤祥顶罪，故终圣祖在世之日，胤祥未封，而圣祖崩于畅春园时，胤祥亦犹在圈禁之中。
雍正夺位后，第一个行动即是释放胤祥，并封之为怡亲王。此段秘史我曾发其覆，今以阿克敦于雍正夺位后，即被重用，更得一佐证。怡亲王之母敏妃，即出身于章佳氏；又乾隆朝四督两江，为袁子才恩师的尹继善，亦出身于章佳氏，后为怡亲王胤祥记室，雍正与章佳氏有特殊亲密的关系，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只以雍乾两朝，怡亲王胤祥与雍正之间的秘密，删改殆尽，故不能明其究竟。但只看章佳氏之后，阿桂与尹继善在乾隆朝宠信不衰，则其先世，必曾建殊勋，亦可想而知。
张廷玉等三人，受命所谓“办事”，即是在“内廷行走”，做雍正的“特别助理”，主要的工作，即控制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三人皆受命为翰林院的堂官。
又，三人皆充圣祖实录副总裁，则于康熙“末命”一节，及皇十四子胤祯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准用正黄旗纛旗，无异亲征，明示大位有归等等迹象，自能承志巧为掩没改饰，厥功亦殊不细。而张廷玉入直南书房，则更为雍正心腹中的心腹，此于当时政治体制，及后来乾隆杯葛张廷玉备至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按：清朝中央政制，在雍正七年军机处未设置以前，内阁的权力已大为削减，所处理者，大多为例行公文的“题本”。其重要而具机密性的事件，用封奏直达御前，有汉文、有清字，由皇帝亲自处理。其方式有三：一种是交有关衙门议奏，再作裁定；一种是就原折批示发回；一种是命侍卫或奏事太监口传谕旨。康熙又规定疆臣之外，某些人得以专折奏事，必须亲笔书写。目的除了增强效率以外，更有了解民隐、相互稽察的功用。
此法至雍正更加扩大，并规定朱谕旨，必须缴回。在雍正初即位时，派定总理事务大臣，略似以后的军机大臣。但雍正自“承末命”之时起，便面临着一场无比严重的政治斗争，此即如何得以保持及稳固篡夺的政权？为了要证明“天心默许”、“大位早定”，他不是夺了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胤祯的皇位，曾连篇累牍地颁发朱谕。其时雍正的工作负荷，非常沉重，照例的仪注，如大丧的各种祭祀、母后宫中晨昏定省，已占去不少时间。而处理政务仅接见总理大臣、看奏折，以及召见部院大臣暨三品以上文武官员赴外任前的“陛辞”、“引见”，询问履历，慰勉指示，一天的时间已深感不足，更何来工夫，洋洋洒洒地写自辩的文章。
因此，雍正必须找几个了解他意图，而文笔畅达快速的助手，置诸南书房，以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为他代笔。其中最得力的就是张廷玉。
张廷玉奉旨协同阿克敦、励廷仪“办事”，所办者即是此事。他在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书房，中间且一度充顺天乡试副主考，入闱一月之久。到八月间即蒙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