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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哥哥都受过良好教育。她是最小的,也最受父母宠爱的孩子,聪敏,伶俐,性格文静,娴淑。她14岁进入董必武主持教务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读书。1925—1926年,那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学校里有党的组织,新文化运动活跃。她酷爱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尤喜恽代英、萧楚女撰写的针砭时弊的文章。她和同学们一起议论时政,抨击社会黑暗,主张思想解放,男女平等,尊重女权和妇女婚姻自主。她还用实际行动援助因反抗封建婚姻而无家可归的同学,把她们接到自己家中。同时,她还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冒着危险在车站、 港口,大街、小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给市民报导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要他们做好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她那善良、热情,勇敢、正义的品格受到同学们拥戴,被选为“女师”学生会和妇女会负责人。董必武称她是“有为青年”。1926年10月,北伐军到达武汉,万众欢腾。她也从“女师”毕业,被分配到汉阳蔡甸乙等工业学校当教务主任,还担任蔡甸共青团书记和汉阳县“妇委”筹委会主任。在欢迎北伐军的日子,她忙得不可开交,组织街头宣传,发动募捐劳军,参加反帝游行。第二年3月,她主持召开了汉阳县开天辟地第一届妇代会,被选为妇女协会委员长。正当革命事业如火如荼地发展,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却在上海叛变了革命,隔不多久,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也向革命人民举起屠刀,武汉陷入一片血风腥雨之中。但18岁的姑娘唐义贞毫不动摇,坚决、果敢,沉着、顽强地完成党交给她的一件件工作,还常冒着风险到江岸铁路工人中间去,继续撒播革命火种。1927年秋天,党组织决定送她赴苏联学习。她不忍割舍地告别爱她的父母亲人,服侍了病中的母亲一整天,在一个夜晚悄悄离去,从此,再没回过自己家园。
与陆定一在莫斯科结成爱侣。唐义贞于1928年初到达莫斯科,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办的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但这时学校内已形成受东方部长米夫支持的以陈绍禹(王明)为首的派别小集团,他们对持不同观点、意见的中国同学,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唐义贞很看不惯这点,起而和他们辩论、抗争,立即被他们以“反对支部领导”的罪名,遭开除团籍、学籍。但她不气馁,仍然赴一个医务训练班接受培训,准备回国后到苏区从事医务工作。正在这时,她遇见了也在莫斯科的陆定一(那时他是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两人很谈得来,一见如故。终于在1929年结为爱侣。
艰难时世,患难夫妻。1930年夏天,陆定一先她回国,两人依依惜别,约定在陆定一工作的上海再见。不久唐义贞回了上海,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一起工作。在莫斯科受到错误处理的团籍,这时也予恢复。1931年春天,在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卖革命的最严峻时刻,陆定一夫妇住所,一天上午,有幸接待了周恩来,在那儿隐藏了一个小时。唐义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1931年5月,唐义贞要求去苏区工作的愿望得到共青团中央批准。这次和陆定一分别,两人不知何日何地再相逢,他们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以各自多为事业奉献相勉励。 唐义贞和何叔衡扮作父女坐海船在汕头登岸,沿着秘密交通路线,到达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福建永定的虎岗。7月,国民党军队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唐义贞协助苏维埃政府准备转移,不意有一天竟遇见陆定一,两人大喜过望。唐问陆定一:“你怎么在这儿?”陆说,我也没料到,我也不知道你去了哪个苏区(因为当时依照秘密工作规定,也不好随便问)。他又小声地对爱妻说,在你离开上海不多久,我被作为奉行“调和路线”的人,被撤消了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委员职务,几经辗转,从上海来到这里。两人互诉离别之情,欢喜之情盖过了悲伤。9月,随着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义贞随陆定一到了红都瑞金。此时陆定一已由团中央巡视员改任苏区团中央局宣传部长。他们在叶坪附近一座废庙里安了个小家。他们的第一个女孩随即也在这里降生,取名就叫“叶坪”。周恩来夫人邓大姐很喜欢她,另起名“爱生”。孩子学着说话时,让她喊她“爱外婆”。但义贞怕影响工作,不久就将孩子寄养在当地一位工人家里。1932年初,她就任红军卫生材料厂厂长,这期间,她加入了党组织。此地是新开辟区,离瑞金有八十多里路程。9月,中央军委设立总卫生部,唐义贞任下属的药材局局长。10月,她兼任了在瑞金朱坊成立的总卫生部卫生材料厂厂长。当时苏区药品、药棉,医用纱布及医疗器材等奇缺。她昼夜辛劳,依靠技术人员和工人想办法,并组织车间及个人之间的劳动竞赛,提高工作效率,终于生产了更多的医药产品,包括常用医疗器械,保证了中央红军卫生工作大部分需要。她们的出色工作,曾受到《红色中华》报表扬。但义贞和陆定一虽同在一地,却很少见面。一天,她突接陆定一一封信,读后大为吃惊。原来苏区团中央局在当年“左”倾领导人指使下,指控陆定一犯了“右倾”错误,撤消他现任职务,又重新派回上海去当团中央组织部干事。为了不影响义贞工作,陆定一上路前写了这封短信。 泪水模糊了义贞的眼睛。他知道定一肯定是冤枉的。但在那个时候,不少有威望的领导人,都受到错误处置,一夜间被宣布“靠边”。她除了同情和愤慨,又能做什么呢?就在这之后不久,义贞还意外地遇见被押解着的形容憔悴的邓小平,对这位学长,苏区出名的县委书记,她差点认不出来了。她立刻请看守将他带到她住处,她用仅有的一个银元买了两只鸡,美美地给邓小平打了一回牙祭。临走,还让邓将没吃完的鸡,带回他的禁闭室。邓小平一再感谢她的盛情款待。她脸上笑着,心里却酸酸的。这中间还发生一件事,一位掌权的大人物,突然跑到唐义贞住处,满脸堆笑地说:“你还想他吧?”“想不想,不关你的事。”义贞冷冷地回答。那人说,“你看看这张报。”随即掏出一张报。他念道:“陆定一已经逃跑回家……这是团中央机关报登的,你看这还不是千真万确的。你还死心塌地等他吗?”唐义贞把脸扭向一边,不理会他。那人不知趣地还往义贞这边凑,口中还在说:“你这么年轻,又有作为,何必为一个逃兵败坏自己名声呢!”唐义贞抑制着自己的愤怒,望了望他:“你不要再说了,陆定一不会当逃兵,他会回来的。你走吧,别再来了。”那人只好悻悻而去。唐义贞好久没接到定一的信,也没有得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她心里惆怅,但决不对任何人表现出来。她相信陆定一。苍天不负苦心人,1932年下半年陆定一从上海经由赣东北又回到中央苏区,他的案子也得到中组部平反,一对患难夫妻再次相聚。
狂涛激流中的陆定一(4)
生离死别。1934年10月,“左”倾错误路线的恶果,造成敌人大军压境,形势急转直下,中央红军被迫将进行战略大转移。一天夜晚,一向沉着的唐义贞,慌忙火急来到陆定一住处。“你怎么来了?”望着腹部隆起,步履蹒跚的她,陆定一有点吃惊。因为从她有了身孕,这一阵是他去看她,没让她跑腿受累。义贞强作微笑地说:“听说你要走了,我来看看你。”原来在“左”的领导人控管下,长征的准备,保密。虽然出发迫在眉睫,但陆定一自己并不知道。而唐义贞是在军委卫生部的会上知道的消息。陆定一说:“还有一个月,你就分娩了,我一走,怎么放得下心?敌人来了一定要大肆烧杀抢掠,你的困难太大了。”义贞说:“你就放心走吧,不用担心我,担心也没用。反正小叶坪,我已托付厂里一个本地同志收养,他人很可靠。其他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她清楚了解形势险恶,这回跟定一一别,说不定再也不能见到。恩爱夫妻一场,就这么简单地了结吗?太不甘心了。可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要服从大局嘛,大局就是这样。她怕加重陆定一的牵挂,担心。所有她想说的,她什么也没说。沉默了许久,义贞慢慢站起来,留恋地望着陆定一。她要把定一眼神中对她的情意,刻在脑子里,刻在心底深处。她又强颜一笑说,“我走了。”定一想说的说不出来。他托口而出:“吃了饭再走吧。”“不吃了。”走出几步,义贞又回头望定一最后一眼,又赶快折转身。她在心里深情地呼唤:“定一啊,我多想跟你们一起走!”而定一呢?他站在那儿像定住了一般,一直默默地目送着最知心最体贴他的爱侣的身影,直至完全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这就是他们的生离死别,实际上是永诀。而感情的冲击波,两人都尽力抑制了。
千古女杰,义贞赴义。红军主力撤出中央根据地后,国民党军队进来了,整个苏区变成了他们烧、杀,掳掠,反攻倒算的对象。面对严峻形势,卫生材料厂已经转移。唐义贞将三岁女孩寄养在别人家,自己拖着沉重不便的身体,去到中华苏维埃政府临时办事处工作。她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一心扑在工作上。可是王明路线把持的苏区当权者,却在宗派主义干部路线影响下,无辜地开除了唐义贞党籍。这沉重打击令她心痛欲裂,而她强忍着,将痛苦委屈自己吞咽,以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赤诚,埋头工作,努力抢救红军伤员,使他们转危为安。1934年11月,她随被派往闽西的福建省委秘书长毛泽覃一行人前往长汀。然而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加上省委指挥失当,形势越来越不利,只好采取分散隐蔽办法,以求保存实力。一次唐义贞、贺怡等5位女同志在一起,她们郑重相约:如若谁将来见到她们中间谁人的丈夫,要互带口信。义贞要传的口信是:“一息尚存,必为革命奋斗。党籍虽没恢复,但我一定这样做。至于夫妻,是次要的。能团聚固是所愿;为了革命利益而办不到时,也只好随它。”11月19日,唐义贞在邓子恢母亲杨老太太陪伴下,到达长汀圭田,在汀西县保卫局区队长范其标家中分娩,20日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小定。为了坚持斗争,十几天后她含泪和新生婴儿分别,回到自己队伍。1935年1月中旬,部队处境日趋险恶。为了摆脱困境,他们决定往江西方向转移,去寻找陈毅的部队。队伍通过两山夹峙的峭壁上一座独木桥时,有人为切断追兵,拆毁了这座桥,哪知反而暴露了部队去向。这样一来,敌36师迅速密集地包抄过来。27日中午,唐义贞预感形势危急,遂向身边的少共福建省委宣传干事陈六嬷托付自己身后事。她说:“这一次我不知能不能脱险。你是本地人,可能突围出去。我送你一对银镯留作纪念。日后有人问起你,你就告诉他:我丈夫叫陆定一。前不久,我在圭田生下一个男孩,名叫小定,一生下来就送给圭田乡的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抚养。我若牺牲了,希望我的丈夫、儿子、女儿将来能晓得我是为革命牺牲的。”
经过一场殊死战斗,部队被打散了,困在乌蛟塘大山中的唐义贞等二十余人,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被关押在四都下赖村敌36师一个团部。当晚趁敌看守松懈,义贞等三人曾经逃出。不料很快被敌察觉,1月30日在深山坳中,他们再次被捉。敌团长气急败坏地审问唐义贞:“你还想活吗?”“被你们抓住,我只有一死。”“你这么年轻,死了不觉得可惜吗?”“为天下劳苦大众死,死而无憾。”此后她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敌人恼羞成怒,施以酷刑。她报之以轻蔑一笑。敌人将她押回牢房。夜晚,被亲友保释出来的陈六嬷买通了牢房看守,得幸匆匆见她一面。1935年1 月31日凌晨,坚贞不屈的女革命家唐义贞,在敌人罪恶的枪口下倒下,逝时年纪不到26岁。
“梦断香消”超过五十年,陆定一不可能不思念他患难之交的第一个妻子唐义贞和失散在南方的一双儿女。特别是1986年老伴严慰冰去世,他第二次成为鳏夫之后。本来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之时,他就动过去江西寻找失去的妻子及儿女下落的念头,但是由于公私两方面的原因,尤因公务紧张繁忙,他有不便之处。到了晚年,他的思念似乎愈炽,从人性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牵挂,总觉得在见马克思之前,这种情绪牵挂,该有个落地之日,有个了结。他拜托了江西、福建两省有关地方政府部门。他们办事认真负责,对死去的烈士极尊重,对寻找革命前辈和烈士留下的儿女也尽了最大努力。当地地方政府部门在详细访察唐义贞烈士生平事绩和查找失散的一双儿女线索的过程中,人民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 像义贞托孤的建国后仍健在的那位高龄的陈六嬷,还有她将儿子托养在其家的范其标家,他们都不负所托。查找失散的儿女,最先是找见在范家的儿子小定,其后才在江西赣南一个县的农村,找见了女儿叶坪一家。
狂涛激流中的陆定一(5)
1985年春天,长汀县人民政府在唐义贞烈士英勇就义的地方四都下赖村,树立起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义贞失散五十余年的一双儿女也被寻找回来,当然,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和儿女,也就是陆定一的外孙、孙儿。
陆定一知道这喜讯,可能要晚些时候。他先是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农家出身的知识分子、他的亲外孙赖章盛,率先去北京探望了从未见过面的外公。外公看了他们寄来的各自家庭、孩子们的照片。当看到女儿叶坪生的女娃,他的外孙女(外孙赖章盛的妹妹),一个风华正茂的女青年,老人眼睛定住了,随即老泪纵横,不能自已,因为她的容貌、神气,太像她的外婆,当年自己的爱妻唐义贞。对于将要到来的团聚,老人和儿女,孙辈,彼此都很慎重。儿女和孙辈考虑,老人已过八旬高龄,体弱多病,先要有充分精神准备,不能让老人太激动。从老人方面,他觉得和失散多年的儿女、孙辈团聚,是一件隆重的值得纪念的大事,要选择个好日子,作精心、仔细安排。地点,他选择在江西南昌。
1987年,一个风和日丽的佳日在南昌一家旅舍,陆定一和失散多年的儿女亲人们重聚,那悲欢离合,细诉系念之情的场景不必详说。我只说陆定一老人要求外孙女儿穿着红丝绒旗袍同他见面的那一刹那,那真是她外公记忆深处永铭不忘的,20年代青春焕发的她外婆唐义贞形象的复活。外公拥着自己的外孙女痛哭失声,外孙女扑在外公怀里思念着慷慨赴义的比自己还年轻的外婆,抽泣不已。满座的人也默默饮泣。但是陆定一老人最终擦干了自己的眼泪,他为改革开放的年代,为新生代的迅速成长而真正欣喜。
1993年5月下旬,我去福建汀州。26日早晨瞻仰了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秋白烈士就义处),便去山上拜谒唐义贞烈士墓。义贞烈士的灵,安卧在山巅,有长青的松、柏簇拥。可以俯瞰她生前战斗过并为之付出青春、鲜血、生命的闽、赣大地。墓前石碑上有她亲密战友、夫君陆定一亲笔题字:“义贞知己,我的夫人。”我正在墓前沉思默想,忽见有位五十来岁,穿着朴素的老者上山来,为墓园打扫,清除杂草。我乍一看,觉得这人的长相有点像陆定一部长。后来赖章盛告诉我:你看见的老人,就是我舅舅陆范家定,汀州民政局退休干部,他天天早晨去打扫外婆的墓园。这个名字,包含陆范两家的姓和他的名字,范姓是我外公添上去的。
1998年9月18日初稿
1999年5月12日修定
(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10期)
郭沫若、茅盾往事(1)
一、郭沫若和茅盾,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
郭沫若和茅盾,在鲁迅先生逝世后,是中国进步文化界和文学界的两面大旗。新中国建立后,他们一个是中国文联主席,一个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当然还有一些重要职务,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沈雁冰(茅盾先生的本名)是中国的文化部长。这些在政府部门和文化团体的领导职务,两位均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的。
两位都是19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深重时期降世的。郭沫若生于1892年,茅盾生于1896年。中国20世纪革命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出生于这最后十年。郭、茅同中国第一代革命家,不仅是同代人,且曾是亲密的合作共事者。如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沈雁冰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毛泽东曾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政治周报》总编辑,而沈雁冰应毛泽东之邀当了宣传部秘书、《政治周报》副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