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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就存在一个蒋子龙复出的问题，这应是不困难的。写作那样的作品，不能完全由他本人负责，有关编辑部尤其编辑部上边的决策人首先应该负责。同时在他自己，这也是不难“说清楚”的。
但在1979年春天，许多老作家、中年作家复出，纷纷为读者献出他们的佳作；还有一批新作家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脱颖而出，发表了为文学添彩的佳作。而就在这时候，不见蒋子龙的名字、声音，没有哪家报刊向他约稿。最先发表他的轰动作品《机电局长的一天》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决意改变这一沉闷状况。他们打听到，蒋子龙已经“说清楚”，没事儿了，就是还没有一家报刊敢于向他组稿。于是决定先走一步，我立即派一位有经验的女编辑王扶往访蒋子龙。那天，正逢天津大雨，王扶冒雨前行，可谓正是时候。一肚子话要说，酝酿了许多的精彩素材憋闷着无人理睬、无处诉说的蒋子龙对自己尊敬的全国权威文学刊物的编辑之盼望，差不多可以说是大旱之年盼一片云彩、盼及时的雨，对她的到来，自然是欣喜之至。而编辑部呢？盼蒋子龙的佳作、新作，最好是拿出再受读者欢迎的佳作而在文坛复出。王扶极佳地表达了编辑部的愿望。这正是双方都有需要而“一拍即合”。蒋子龙答应不久之后拿出一篇不叫编辑部和读者失望的新作。果然，没过多久他送来新作手稿《老厂长的新事》给《人民文学》。这篇手稿复审时我改题为《乔厂长上任记》，我请《机电局长的一天》原来的责任编辑崔道怡（当时他正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建国三十年短篇小说选）参加对小说稿的文字润饰。定稿后在《人民文学》1979年7月号以显著地位刊出。发表后，再次引起轰动，因为“四人帮”被粉碎后，拨乱反正、兴利除弊，人们到处在呼唤有作为的“乔厂长”“上任”，蒋子龙了解民情并深有感受，传达了人民的意愿。
何士光成名作《乡场上》
改革开放十几年，古老神州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经济体制的变革，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的解放和变化。文学作品，尤其短篇小说率先敏感地、生动地、准确地写了人的这一精神、意识的变化，这正是新时期文学的重大成就之一。而在这一进程中，也就崛起了一批新作家，有的人原是无名的，且来自穷乡僻壤。
一叠不起眼、字体小但字迹尚清楚的手稿放在我面前，这是小说编辑赵国青交给我的一篇可用稿。作者的名字何士光，从未听闻过，是贵州山区的一个中学教员。
小说的开头，仿佛也是极“不起眼”的。一个平常人物出场，极其平淡的乡间生活：
在我们梨花屯乡场，这条乌蒙山乡里的小街上，冯幺爸，这个四十多岁的、高高大大的汉子，是一个出了名的醉鬼，一个破产了的、顶没价值的庄稼人。这些年来，只有鬼才知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是怎样过来的，在乡场上不值一提。现在呢，却不知道被人把他从哪儿找来，咧着嘴笑着，站在两个女人的中间，等候大队支书问话，为两个女人的纠纷作见证，一时间变得像一个宝贝似的，这就引人好笑得不行！……
这般没精打采、疲疲沓沓的叙述，乡村里两个女人发生纠纷又请来第三个顶没意思的人作证的平淡故事，怕是要把人的瞌睡引来了吧？编辑部里有时就有编辑打瞌睡的事。有时打瞌睡就是因为一篇沉闷的来稿造成疲劳效应。可是我没想到何士光这篇语不惊人、以平淡叙事起头的手稿，竟步步牵引着我不知不觉间渐渐走进偏僻乡场上这几个平凡人物性格、命运、心理冲突的漩涡中心，而这些性格、命运、心理的冲突又和时代的发展、变革紧密相关。随着这些冲突起伏跌宕，渐次紧逼，丝丝入扣戏剧性地展开，于是我看见了惊涛骇浪，听见了平地一声惊雷。这就是小说主人公、那个从前被人瞧不起、穷愁潦倒“顶没价值的庄稼人”冯幺爸精神上的新觉醒！他为那个受欺侮的女人（民办教师之妻）公平作证！他不再畏惧横强霸道的乡场上“贵妇人”、食品站会计之妻罗二娘，也不再惧怕那个一向偏袒、向着“贵妇人”的曹支书会吊销他的“回销粮”！因为“国家这两年放开了我们庄稼人的手脚”，“这回销粮，有———也由你；没有———也由你”，“我冯幺爸照样可以过下去。”至于买肉，“保证不找你姓罗的就是！”“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人照样有猪杀，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多这么一角几分钱，要肥要瘦随你选！……跟你说清楚，比不得前几年啰！”这真是异军突起，挣断锁链走蛟龙啊！作品结尾写道：
不公正的日子有如烟尘，早在一天天散开，乡场上也有如阳光透射灰雾，正在一刻刻改变模样，庄稼人的脊梁，正在挺直起来……
这一场说来寻常到极点的纠纷，使梨花屯的人们好不开心，再不管罗二娘怎样吵闹，大家笑着，心满意足，很快就散开了。确实是春工忙忙啊，正有好多要做的事情……
我不禁拍案叫绝！何士光确实是一位以“小”见大，善于从生活的细微平常处感受变革之风，发掘、发现不平常事物的作者；善于调动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在有限的篇幅里（这篇小说仅七千字），一瞬间集中了那样多的生活，展示了乡场上几个人物迥然不同的性格历程！写小说譬如揉面，他是很会掌握松紧、弹性、力度的人；譬如作曲，他是颇会掌握节奏快慢疾徐、音调抑扬顿挫的人。我读这篇小说稿如欣赏一首乐曲，明显地感觉，它是由压抑、沉郁、沉闷，渐进到开朗、昂奋、明快；由“乌云四合”，演变到“云散天开”。没有对乡场上层、底层诸种人物生活熟透、了解，不可能做到描写时掌握恰当的分寸、火候；也不可能“一瞬间集中那样多的生活”，并做到有节律，分轻重、疾徐，从容有致地展开。这正是写小说的硬工夫、真工夫所在。何士光虽是从未见过面的陌生新作者，可是从《乡场上》这篇看，他已是一位生活有较深功底，艺术有相当历练的作者，可以期待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读他这篇小说，我马上联想到50年代初期贵州一位善于描写乡土的作家石果，他的短篇小说《喜期》、《风波》、《官福店》，曾在《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再自然是那位描写四川乡场的圣手，老作家沙汀。何士光的笔墨，明确地可以看出有这位老作家的影响。正在编的《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恰好缺一篇头条小说，我觉得何士光的《乡场上》做这期小说的头题当之无愧，很快获得主编的首肯。次年春天，《乡场上》没有争议地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韩少功出道（1）
1977年下半年，王朝垠编辑去湖南组稿，说他在长沙遇见过几位年轻的业余作者，他们思想敏锐，谈吐不俗。其中一人叫韩少功，时在汨罗县文化馆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韩少功这个名字。
第二年春天，他送来一篇小说，人也在编辑部见面了。他瘦瘦的个子，宽阔的前额，显得年轻而精神。小说稿经过初审复审，我们觉得由于作者力图驾驭大的场面和众多人物，小说结构显得有点庞杂。然而可贵的是作品表现了对生活一股激情和作者分明的爱憎。小说以抗洪斗争为背景，塑造了一位老干部———市委书记的形象。他顶着“四人帮”的强大压力，带病坚持工作，为人民鞠躬尽瘁。小说的题材并不特别新鲜，然而在1978年初春还是可以发表的。我们更看重的是作者对生活的激情。小说经过王编辑精心压缩修改，重新取了个题目。这就是韩少功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2月号的处女作《七月洪峰》。
1978年下半年，韩少功已考入湖南师范学院学习。这时又寄来一个短篇《夜宿青江铺》。这个短篇在少功写来似乎不太费劲，却更加表现了他的灵气儿———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善于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生动、深刻的戏剧性场景。这回仍是写一位老干部———地委副书记的形象，他与民同甘苦，作风朴实，深入群众。我没有重读这篇小说，但脑子里至今仍留着似曾亲历的夜景：着装平常的地委副书记带领一群辛劳了一天的民工去一家旅店投宿，而年轻的服务员小姐刚刚洗罢头，却在那儿慢条斯理地梳理自己的秀发，对那“不起眼”的老头儿代表一群人急不可耐地求宿带搭不理的，最后还一口回绝，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后又出现一个叫“吴党委”的人，竟以“无理取闹”为由，将身份不明的地委副书记扭送到派出所。当然，一旦地委副书记的身份被证实了，可以想见那位代表“区一级党委”的“吴党委”和服务员小姐尬尴的程度。这就是韩少功在《夜宿青江铺》中描写的人物、场景和故事。神妙在于那位梳理自己的秀发而对旅客的问询带搭不理的服务员小姐，我和许多人好像都在生活里遇见过。而那位居然让人家呼他为“党委”、颐指气使，身上并没有半点共产党员气味的人物形象也叫人过目难忘。韩少功再次试笔，确实显出了一个青年作家的才华———对生活探索（思考、问询）和表现的才华。这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最后一期。
1979年开春，韩少功寄来一篇小说《最后四只鸡》，这是一个农村妇女的悲剧。读过这篇小说原稿的人，无不感动得落泪。作品以70年代“四人帮”在农村疯狂推行极“左”路线为背景，他们粗暴地剥夺了社员种自留地、饲养家禽的权利，结果酿成悲剧。一个热爱社会主义新农村，曾以十几个鸡蛋和甜酒为集体的耕牛添力的女社员月兰却因为了供养孩子上学而仅存的四只鸡被公家的农药毒死而自杀身亡。作者感情委婉深沉，直面现实，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路线反人民的实质。这是一篇优秀作品，表现了作者的胆识，显示作者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对生活的体认和表现更加深化也更富有作家个人的特色。然而在送审过程中，主编坚持要将《最后四只鸡》这个题目改掉。可能是出自“投鼠忌器”的考虑，要冲淡一点它的尖锐性，作品遂被改题为《月兰》。结果载有这篇小说的《人民文学》第4期要目广告登在前，题目仍叫《最后四只鸡》。而刊物出版在后，小说改题为《月兰》。遂在读者中闹出了误会，以为《最后四只鸡》有“问题”，临时抽下，补上《月兰》一篇。从《月兰》这篇小说起始，韩少功坚实地奠定了他作为中国一个优秀青年作家的地位，也是正在崛起的文学新军湘军中重要的一员。
1980年下半年，韩少功给《人民文学》一篇新作《西望茅草地》。这篇小说以“大跃进”时期开垦荒地办农场做背景，成功地塑造了农场场长张种田，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具备战争年代的拼命精神却又不讲科学、不顾实效，盲目蛮干。他大公无私、生活艰苦朴素，却又强迫年轻人实施清教徒式的生活，粗暴地禁止他们谈恋爱，甚至以奇特的方式———模拟一个严酷的对敌斗争环境来“考验”年轻人的立场是否“坚定”、“可靠”。他办事认真、雷厉风行，却又实行家长式的领导，独断专行，工作方法简单，容纳不了不同的意见。结果阿谀奉承的人得逞，真正爱护领导、敢提正确意见的人反而受到压制……农场以年年亏损、没有效益而终于被宣布解散。这既是张种田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小说中的青年主人公“我”———带着深沉、复杂的感情来反思“茅草地”。我们也从“茅草地”这面小小镜子来思考那刚刚过去的时代的某些人和事。
无疑，小说《西望茅草地》意味着青年作家韩少功的创作进入一个成熟时期。首先是他对人物和生活的把握更加准确而客观，这正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他长期苦苦追索、求索的结果。对生活和人物（包括人物性格、心态情绪等等）的表现，他改变了“单调”，创造了更加接近真实的“复调”，这也是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
“茅草地”原稿送到编辑部时，初审者和复审者都给予基本的肯定。但送至拍板的副主编那儿，他差点儿给以否定。可这并不奇怪，因为副主编对小说中经历了战争的老干部形象的描写持极为谨慎的态度。他自己就是经历了战争的老干部，他对老干部形象的描写自然有发言权。小说组遂传阅了这份原稿，并开了《西望茅草地》的讨论会。小说组全体人员参加，请副主编也出席。这次会取得了很好效果———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小说组的一些同志充分谈了张种田的形象创造值得肯定的理由；副主编就张种田形象把握的某些不足谈了很具体细致的意见，有些很富建设性，值得提供作者参考———于是达成了共识，请作者来京修改这篇作品，争取改成一篇佳作在刊物发表。
韩少功出道（2）
韩少功来京，听取了编辑部对小说的修改建议。小说很顺利地改成，得到了副主编的肯定，发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10期小说的头条。
评定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际，《人民文学》编辑部曾由张光年（他兼任《人民文学》主编）主持召集了一次作品的预选讨论会。在这个会上，编辑部一些同志发言，力主将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列入候选作品中。张光年认真听取并采纳了这个意见，这就为《西望茅草地》最终入选全国优秀短篇之列创造了条件。
叶蔚林获奖短篇《蓝蓝的木兰溪》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文学界有一支崛起的“湘军”新军。像这些名字：莫应丰、韩少功、叶蔚林、水运宪、谭谈、任光椿、何立伟、彭见明等等，在70年代末期以前，恐怕对全国多数读者还是相当陌生的。湘军新军的崛起自然有其天时、地利的原因。但若论人的因素———论其“家世”，两位老“湘军”沈从文和周立波对一代新军的“血缘”式影响则是不应被忽视的。在这株枝叶繁多的湘军新树上，叶蔚林这一枝有其“独秀”的不同于别人的魅力。
“湘军”不全是湖南人。叶蔚林原籍广东，但他曾长期工作和生活在湘南一个瑶、汉杂处，风光旖旎，民俗古老，靠近广东的山区，这是他制作最先一批中短篇佳作灵感的源泉。叶蔚林的小说创作在求美求新上自然深受他的前辈大师沈从文等人的熏陶以及某些外国作家的影响。但我要说的是在新一代“湘军”作家中，叶蔚林更是一位文体专家，他的小说文笔之美，遣辞造句之求美求新，讲求韵味，恐怕是与他同时的某些新作家所不及的。“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小说家还是应讲究语言、文字，这样会对你内涵好的小说更增加三分魅力，否则会减去三分迷人的力量。
叶蔚林以一个独具风格的新作家呈现在世人面前，就是因为他那个短篇小说《蓝蓝的木兰溪》。
叶蔚林在1979年2、3月间将小说稿《蓝蓝的木兰溪》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那时联系中南地区小说作者的是王朝垠编辑。这是个目光敏锐、判断准确、从不轻视无名作者来稿的编辑。但王朝垠事务繁忙，加上要准备去云南前线采访，叶蔚林的小说稿放在他抽屉里，近两个月没有来得及阅读。5月间他要出发了才将叶蔚林的小说清理出来。一看之下，他吃惊了，感觉是这样一篇好小说。他连忙提笔给叶蔚林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并抱愧地讲自己不该将他的佳作压了两个月。这才在稿签上写下他对小说稿的评价，快快将稿件交给了复审人。
作为第二个读《蓝蓝的木兰溪》这篇稿件的人，我首先被它优美、鲜活的文字语言所吸引，心里不断生出一种熨帖感，如同自己是一块起皱的布被它烫得熨熨帖帖、美滋滋的。像这样的写景：
菇母山腹地，有一道清流，人们称它木兰溪。木兰溪像一条蓝色的丝带，挽起两岸错落的村寨和高高低低的吊脚楼，组成了木兰溪公社……
像这样的情景交融中写人：
……明月初开，夜色清朗，傍山小径，浓重的暗影，刀也割不开，针也刺不透。我走着，仿佛潜游在凄深的海底，而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