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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殷在当年（3）
九
十一年后的1973年，那时我在《体育报》社工作，去广州出差，我仍惦着看望萧殷同志。阔别了这么多年，他到底怎样了？见了面，见他头发已花白，显得又瘦又老，简直大变了样，我心里涌起一股酸楚之情。他正在阳台上晾晒王羲之的草字帖。他一脸苦相，向我诉说，这是仅存的王羲之的草字帖，是他最后的一件文宝。“文化大革命”期间，家中像公共过道，任何人可以进来随便拿走他的书籍、字画，经过反复抄捡、洗劫，他几十年辛苦积存的心爱的藏书、字画、音乐唱片已经荡然无存，有些未完成的手稿也丢失了。现在最苦恼的是，要写点什么，没有参考材料，没法找参考材料。一个写文章的人，没有参考书、参考材料，那还怎么干下去？
十
粉碎“四人帮”后———
1980年，是萧殷第一个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要关怀、重视编辑，正确、客观地评价编辑在发展文学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萧殷编辑的《作品》月刊，发行份数猛增、陡增，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作家，发表了深刻揭露、控诉“四人帮”的作品，受到全国读者欢迎。
他还不时发表短文，对当前文艺思想问题、创作问题，表达他那成熟、精湛的见解。
但他的身体日渐衰弱。这既是几十年工作劳瘁所致，也是“文革”期间对他的无情折磨所致。他过早地离开人世，远没有做完他想做的事情，这实在遗憾。
萧殷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赞扬别人时，曾引述过一段话。用这番话来评价他自己的一生，我觉得是准确、恰当的：
不知休息，不逃避任何困难的工作，把自己的一切力量，把自己的全副精力贡献于党所托付他的事业———鞠躬尽瘁。
吴伯箫投稿
1976年10月金秋粉碎“四人帮”后，那时许多理论问题还没来得及拨乱反正，“文艺黑线”论还没有批倒，文艺界还没有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坚冰毕竟已经打破，春的气息在浸润大地，人们的心已开始转暖，多年被迫搁笔的作家们又提起笔来跃跃欲试。尽管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组织，报刊的编辑还来不及去拜访他们。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万物复苏的趋势，任谁也阻拦不了。
我那阵子在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工作。记得初冬的一天，天已经有点儿凉了，外边下着雨。上午9点多钟，忽然一位身穿大衣、手拿雨伞、足登雨鞋的老者兴冲冲地走进编辑部来，微笑着说：“你们辛苦，我来投稿的！”我一看这不是老作家吴伯箫吗？伯箫同志早在抗日时期就以写作散文、报告文学而闻名于世。60年代他是刊物经常联系的散文作家，他发表在《人民文学》的散文《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以其朴实无华而意蕴丰厚的个人风格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在“四人帮”肆虐时期，刊物虽说终于恢复了，但知名的老作家不经允许谁敢随便去联系？而一般有头脑有经验的老作家，宁肯暂时保持沉默，也不愿轻易去向刊物投稿，发表作品，而自找麻烦。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伯箫同志真是久违了！伯箫为人就像他的文章、衣着那样朴素，而今他冒雨亲自登门送稿，在场的编辑部同仁无不深受感动。当即请老作家坐下，他于是从怀里取出他的新作散文稿，标题是“努力奋斗”。他笑着给大家解释，才知道这是1939年在延安，毛泽东主席亲笔赠给他的题词。我们愉快地收下这篇稿件，想像着这样深情地忆往的散文，会和他以前发表的散文佳作《记一辆纺车》等衔接起来，一定会再受读者欢迎。散文很快发表在《人民文学》1976年最后一期。
据我所知，“四人帮”被粉碎后主动给刊物送稿子的，老作家吴伯箫属最早的一位。这无疑是个信号，预示着春已萌动，百花盛开的春天将很快到来！也促进了编辑部同仁想一想：还不快快制定计划“主动出击”，还要等待老作家、中青年作家自己“送上门”吗？
郭小川与李季（1）
郭小川和李季都是活跃在文坛上的诗人，不幸过早地仙逝。
我认识小川时，他已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的处长，但实际上他是个天真单纯、待人赤诚的人，没有一点“官”架子。不久，大区撤消，我们先后上调北京，后来又处于同一机关系统。记得1954年秋末，共青团组织机关青年去十三陵野营，我惊喜地发现作为长者、又是领导干部的小川夫妇也来与我们同乐。那天晚上的篝火晚会，小川夫妇潇洒的舞姿，不知疲倦的狂舞，成为大家注目的中心，于是我看见一个更加年轻热情奔放的小川。
小川在诗歌创作道路上也是个不倦的、永不满足的探索者。
他在诗歌的形式上先是采用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但气度的开阔、奔腾直泻式又有点像美国诗人惠特曼。其后小川在长叙事诗、短歌中又广泛吸收融会了中国传统格律诗、民歌、民谣以及元人小令等等的长处，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时在诗艺上已趋成熟。
更加可贵的是，小川在诗的内容、题材、主题的容量等等方面，勇敢不倦地探索。
1956—1957年，小川写出了长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就是在探索方面很突出的例子。
《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发表在《诗刊》上。《深深的山谷》通过一位女子的回忆，写了她在参加革命之初，对两个和自己关系密切的男性留下的刻骨铭心的印象。其中一位尽管有吸引人的风仪，却耐不住环境的艰苦，而最后在黄河之畔下山而去和我们的女主人公分道扬镳。作品自然是深刻地批判了革命营垒的逃兵，但写斗争历程的艰难曲折，女主人公内心的波澜，罗曼蒂克的诗化背景……给人留下的回味则是无穷的。我认为这是小川最成功的、内容形式完美统一的一部长诗。《白雪的赞歌》对被人们目为恐惧的婚外恋情做了些探索、反思。
《一个和八个》，小川的初衷是要探索革命队伍内部暂时出现的曲折、失误（如“左”倾路线下的肃反扩大化），以及在特殊复杂条件下革命者的心态、灵魂。显然在1957年的情况下，小川这样的探索是大大“超前”了。好些小川的同时代人都没有像他那样天真未泯，而比他明智、现实。“君子爱人以德”，《人民文学》、《收获》两大刊物的编者先后给小川退稿，劝他收回《一个和八个》，不要发表。也确实“好险呀”！假如《一个和八个》于1957年夏季发表，小川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记得小川的《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发表后，我去看望诗人李季（我认识他与认识小川，差不多在同时，他是小川的莫逆之交），问他对小川的新作有何看法，李季淡淡地说：我劝过他，劝也没用，他不接受延安时期的教训，写这些有什么意思！这样的题材有的是，我才不写呢！
李季有他的倔劲！他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诗歌艺术的大胆探索者，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民族的形式、淳美的色彩、革命的内容使人耳目一新，开一代诗歌新风！但其后，李季更多的是在诗歌的表现、形式等等方面的探索，而在诗歌的题材、内容上除了像《菊花石》、《海誓》较为特殊外，他不倦地讴歌的，是他所热爱的“当红军的哥哥”、忠实于爱情的农家女子端阳、桂叶，以及石油工人们。在李季的创作构想世界里，似乎有明显的区分，哪些是可以表现的，哪些是不可触撞的；他决不“越位”，决不像小川那样“不守本”、“不安分”，总是想在新的领域去探索，总想做个开拓者、跋涉者。或许他认为像小川那样，有可能“走火入魔”，不够慎重？这也许正是李季作为一个诗人在政治上的老到之处。
1969年，我与小川、李季同处一个“黑窝”里，那时工、军宣队刚刚进驻，我们还都没有被宣布“解放”，李季、小川的表现迥然不同。
那正是中、苏边境发生冲突的时刻。苏联诗人叶甫杜申科当时发表一首诗《乌苏里江上的红雪》，那自然是站在苏联一边、反对中国的立场。诗人郭小川跃跃欲试，他小声地对我们大家（李季也在场）说：等我解放了，我立即回《人民日报》（他本来编制在《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活跃的记者，“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回我们机关接受批斗），立即申请到边境前沿去，我也可以写出与叶针锋相对的好诗！众人沉默不语。而李季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比小川严峻得多了。在所有发言表态的场合，李季总是说，我愿在今后的劳动中好好改造自己，“俯首帖耳”，重新做人。却从来不说自己是个诗人，哪怕仅仅接触“诗”这个字眼。私下我们曾聊过，你往后便不写诗？李季瞪我一眼：现在是什么时候！……事实证明，李季对形势的观察、感受是对的。极“左”路线和“四人帮”其后还肆虐了好些年，而诗人郭小川却一再为自己的天真、单纯、热情付出惨重代价：郭小川很快被宣布解放后，“四人帮”严密控制的报纸不光不接纳他，还将他的档案退回。他自然去不成乌苏里江前沿，相反地，被发配到干校长期劳动、“改造”。而在“四人帮”倒台，希望的曙光初现之时，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为什么说小川死得不明不白呢？那至今确实是个谜。那个夜晚，小川住在河南安阳一家旅馆的一个单人房间里，他已经知道“四人帮”倒台，兴奋、喝了酒，晚上也一定难以成眠。抽烟。自然是吃了安眠药入睡。奇怪的是点着的烟只烧着了被子上一小块地方，而小川不知什么时候窒息了，停止了呼吸。当地有关部门很快鉴定了说是既不是他杀也不是自杀。但是听见这个不幸消息的他的朋友们心头的疑窦并不能解除。了解小川的朋友们说：倘若小川还在世，以他的胆识才干，该对中国作家协会那些日子的“拨乱反正”起着多么大的推动作用，那是无人能够代替的。正因为如此是不是有人提前下了毒手？这难解之谜而今只有望着茫茫苍天了！当然，在“四人帮”猖獗的末后几年，倔强、老练的诗人李季，也没有躲过“四人帮”的迫害，健康严重受损，亦导致诗人早逝，不能不令人十分痛惜！
郭小川与李季（2）
小川和李季，同是人民热爱的诗人，同样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和诗艺，但他们走路的步态，又是那么的不同！
两作家之忆（1）
新中国建立半个世纪以来，确曾出过相当好的作家和作品。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两位作家，是难以忘怀的，这就是东北老作家马加，还有山东作家王安友。
马 加
马加生于1910年，是现今仍健在的有很长生活阅历和写作经历的老作家。我记得，我最先是从读他的作品认识他的，那是他50年代初期发表、又出单行本的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那是当年我读到的最受感动、印象最深的，我认为来自老解放区的作家所写最出色小说之一。就像我以前读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那样一种感觉：是动人的诗意、诗化的小说，从小说的人物、形象、情节到文字、语言都是那样诗意、诗化地感染人。《开不败的花朵》就是这样一篇小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也没有机会再读这篇作品，然而，那美丽的鲜花盛开的内蒙古草原；在共产党一支干部队伍开赴东北行进途中，遭遇了土匪，它的指挥员———工作队长或指导员为剿灭土匪，保卫队伍的安全而英勇倒下，鲜血染红了他心爱的土地，北方的草原……这动人的形象、意境，一直储存我记忆中，不曾抹去。这样的源自真实生活，又经作家精心构思、再创造，诗意、诗化的小说，是很难得的。一个好的题材，譬如酿酒，必须经过作者精心构思、“酿造”，精美的语言表达，方能成为香气四溢，醇美的酒；成为一件艺术品，传之久远。这几种因素，缺一不可，所以佳作难得。当年《文艺报》上，曾有人写文章给此作以好评。后来小说曾被译成日、英、德、蒙等国文字，面对外国的读者。
1954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东北，到了沈阳，我是跟着一位小说编辑女同事，晚上去马加家里，匆匆看了马加，这位我钦慕的作家。马加，中等身材，眼睛很大，气度温和，有长者之风，话语不多，带着东北口音，人显得很朴实。这是第一次见面的印象。马加有段时间是东北作家协会主席，后来一直是沈阳作协、辽宁省作协的第一把手，“文化大革命”前，还是中共辽宁省委的候补委员。每次去沈阳，我必去看看他。但我从未同他深谈过。而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好就好在，我觉得，在那政治运动频繁的年月，马加始终是一位坚持埋头写自己作品，心无旁骛的作家，这点格外引人尊敬。他虽有官位（改革开放年月，听说他还做过中共全国党代会的代表）丝毫不图做官，而始终保持一个写作人就是以写作为业的这一本色，这一点非常可贵。所以他直到高龄还在写作，就像世界上终生写作的文学大师们那样，这一点更令人尊敬，这也是他跟他同时代某些热衷搞“政治斗争”的作家不大一样的地方。
辽宁现已出了马加老作家的文集，我祝他健康长寿。
王安友
王安友生于1923年，出生在山东海边的日照县，他出身农民，是由农村基层干部成长起来的小说家，曾当过民兵队长、区委书记，后来才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他最早发表的是表现婚姻自由的小说《李二嫂改嫁》，这部小说以其反封建的内容，有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以及浓郁的农村生活情调，而率先被改编成山东地方戏吕剧，而久演不衰；随后又被全国好些地方剧种移植上演。因之，在50年代初期，知道王安友这个新作家的人越来越多。1955年，王安友首次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作品《十棵苹果树》，其后在毛主席推动合作化高潮时，又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整社基点村的一天》，这篇小说被发在刊物的头题，当时是一篇较有影响的反映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干部心态的作品。作者无疑是站在批评保守思想的立场，编者自然认为其主题是积极的，而今回过头看，或许有可供商榷之处。但是王安友的小说，毕竟有其自身的特色及优长之处，就是他是个土生土长的，非常熟悉农民、农村干部和农村生活的作家，他善于刻画农民及农村干部，作品人物个性鲜活，语言生动，又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其表现方式，较合乎“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故为广大农村读者“喜闻乐见”，也较易于接受欣赏。我一向认为，王安友是位懂得老百姓心理、生活风习的作家，这一估计可能不算过头。
我感觉王安友留下的较有分量，又好看的作品，可能是60年代前后（因手头无资料，时间，我可能记不大准确）他在《收获》杂志发表的长篇小说《海上渔家》（后来由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记得，我先是拿起登有这篇小说的杂志看，几十万字的小说，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主要是描写的海上渔家，生活气息浓郁，各式各样的人物（包括渔村的男女青年），生动传神，语言也好。我总相信，创造了有生命人物的作品，是有久远的生命的。尽管作家处在当年那种环境，作品体现出来的，对生活、事物的认识，可能有一定局限性，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因杂志社组稿需要，自然多次见过王安友，但个人私交不深。留下的印象，他肤色偏黑，是在农村自然的太阳，新鲜空气下长成的，很像个农村干部，甚或老农，没有作家的架子。
近年，文艺界的评论，似乎很少涉笔“文化大革命”前曾有影响、虽不是最有影响，却仍是较好的中、长篇小说。马加、王安友的小说，似也少有人提及。我希望这篇小文所涉，能引起评论家们某种兴趣。
两作家之忆（2）
写于1999年7月31日
冯牧书生（1）
提起冯牧，文艺界谁人不知，何人不晓？但人们不一定知道，冯牧是湖北人，原籍夏口（今汉口）。冯牧同我聊起他的家世时说：“我的祖籍应该是安徽徽州。但祖父已在夏口做官、定居了。父亲留学回国后，最早也在汉口做事。因为他会几门外语，在外交司当参事。后来才迁居北京。所以我的籍贯是湖北。”
冯牧的父亲是谁呢？他名叫冯承钧。冯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