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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早我而来，我是第一千一百零一个”
杨牧在北疆那条公路上虽几次碰壁，但是帮助他的人却甚多。他（她）们都是在老家待不下去，才背井离乡流亡到新疆的，虽是些普通的农场工人，汽车司机，保管员，架子工、泥瓦匠，马车夫等等，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善良、有爱心，把这个初次相遇的小“表弟”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他的难处，当作他（她）们自己的，给以物资支援和安慰；虽没有权势，却有集体意志形成的力量。在石河子农八师第二农场修配厂，他（她）们终于有办法让组织科接受了这个小“表弟”成为最后一个名额“劳动管饭”的人。“我家的表哥数不清”那一章写得格外动人。杨牧深有体会地发现“共同的遭际常常酿就超过骨肉的一种至情。”他既然融入了，此后十多年，他就一直与他们共命运。
20年后，他写诗赞美他们：
……
他们围着这坩埚歌唱
我也当赞美这神圣的爝火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3）
蓬头垢发，脚指甲被沙砾烫熟，缫而为丝阳光这样酷厉而煦和“潜入生命顺手第一页，再潜下去”这是些什么人、什么生活呢？这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或许可以叫做边缘人，是一种边缘生存。他们干的话———开荒种地，造房子造林，还要制造一些需要的劳动工具，大多是劳动强度大的体力活，而报酬是从“劳动管饭”到不多的赖以糊口的工资。但也还有生产建设不可缺少的知识精英。这些人至少是双重负担，工作负担、体力负担之外还有精神负担。在五六十年代，他们找见了新疆这个能够生存下来，比较宽松的环境。但仍是边缘人，背着各式各样的精神包袱，比之劳改犯略强，算个自由人。也只能是这样的边缘生存。到了“文化大革命”动荡年月，有些人连个边缘人也做不成了，成为扫灭对象，有的包括肉体消灭，剥夺生存权。
的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运动，制造了数不清的“边缘人”，他们本可以活得舒舒坦坦的，但在当地再也没有这种心情舒畅的条件了，只好离家到新疆这样偏远的地方去谋生。杨牧书中写了好些本也是工农兵劳动者的人，例如，他在修配厂寻到的朋友介绍的那个姚文培，是40年代到过印度的“远征军”，汽车修理和驾驶能手，可惜为人过于耿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家乡，不讨某些人喜欢；而“远征军”也可以成个历史问题。再加他又娶地主女儿为妻，情况似乎更不妙。遂决心西出阳关。杨牧在安集海客房遇见的一个愣头大汉，他是贵州苗族，在西藏当了五年兵，复员回到老家，还让他做村武装委员。但是坏就坏在他带了块表回去，一个副乡长要“打来吃起”。他不买他的账，于是日子不好过了，副乡长政治上挑不出他的毛病就给他捏造了个“坏分子”罪名。他就跑出来到天山深处流浪，什么都干过，而今挣了些钱，他还想回家“气气那个狗杂种”。还有他在西行列车上的同路姜大哥，本是川江上的驾船好手、共产党员，不知哪回招风惹蝶“翻了船”，只好来个“脱党逃脱”。还有杨牧在“四清”后被发配至农场良种队浇水班干活的他的师傅吴理云，是一个处于农场最底层的中坚分子，是以自己一身干活的绝技自立于人的人。因家庭出身不好，小有文化，他老早就“盲流”到新疆。“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悄没声儿地突然胃出血死去，后来才被人们发现。对他非常了解和尊重又同情的杨牧叹曰：“他自卑自傲，是万事不求人的，即使在要断气的时候。他是属于整体被碰伤的一类。他身上没有具体的刀伤，但有无数的暗创。而他维护人格的办法，是抵触，是漠视，是死到临头也不开口。他用他的年轻生命写了对人世的看法。他是一个血腥季节到来的前奏。”至于知识精英，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是集中了许多的。例如杨牧“文化大革命”初期在的那个良种队，本是繁育良种的科学研究单位，为兵团经济作物如小麦、棉花、玉米的良种研究、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时知识精英集中的这个单位，已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还是先说说杨牧这个来到兵团莫二场（又名148团）“劳动管饭”的小知识分子从1964年下半年发动了新运动———“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遭遇吧。他劳动管饭干过许多工种的活，如打土坯造房子，推车拉砖、拉沙等重活，也在工程队里干过测量、绘图等技术活，“四清”（杨牧说“四清”时发给每个“劳动管饭”的一张表，要他们去填。杨讲，这至少说明我们已被视为可入册的人物，即便是副册。填表我最积极，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本人经历，乃至我如何“盲流”进疆，都从实招来，般般件件清清楚楚。我只有一个想法，反正我不想再流了，萝卜白菜，就这么一堆，你看着可食就留而食之，如若嫌腐臭，弃之可也。反正到哪儿都这一套，这点我明白。）后，杨牧被收留，作为试用工定级，月钱33元4角5分。在杨牧，已觉这是个胜利。这之后短暂时期，还被调回队部代理文教，不久又调宣传队，让他写剧。然而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杨牧一夜间成为革命对象，贴了“揭开杨牧的反动本质”的大字报。新调来的宣传队头儿在策划“进一步剥开杨牧的画皮”。他被孤立，不让参加宣传队演出，孤伶伶地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队部。杨牧难以理解。但心里怀着恐惧，不知最后会怎么样？想到最早由武则天发明的检举箱，而今这类告密、检举已遍及神州大地。想到老家整过他的那个当权派仍在基层主事，这样的人什么事都可以干出来，弄不好再来封信函，还可编出更多的“罪恶”，那他将被押解回乡。押解回乡是什么样子，王书记会一声大喊“扣起来！”，母亲会哭……不堪设想！22岁的杨牧自此夜夜无眠。他究竟做错了什么？究竟是为什么？心灵的痛苦向谁诉说？苯巴比妥针无济于事，只好买了劣质烟，让它烧肺烧心。20年后他在诗中写道：“没有学会尼古丁，就开始无边地服毒燃烧。烟气弥漫，长长地吞噬我的黑夜。如白昼断裂，如深更、如深更洞穿，如野火、如野火流磷……”
很快他被打发到良种队劳动，而引而未发的弓弦仍将他作为瞄准对象，那箭仍悬在他头顶。他这才知道良种队已成为有“问题”的人的收容所、管制所、受难地。良种队已被夺权，大学毕业的队长已被打倒。他目睹了良种队两代知识精英和许多像他这样本已处在边缘生存的无辜者的受难。这就是他笔下知识精英和某些对农场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们的形形色色和他们的悲惨处境，他都详细书写了。这是些感人肺腑的血泪文字，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荒唐和从领导者到底层社会，众多人的苦难。比如，关在“打包间”的那个人……“这些天来时闻惨叫，远远地，闷闷地，如物在嘴。”“打包间”里装有手工杠压机械，以前轧棉花是见过的。但此时一堵高墙拒人于千里，唯见灯光通宵达旦。一天早上，终于撂出一件血衣，搭在墙内的棉花包上。有消息传出，那人已被“打包”就遂，呜呼了。原来他竟是我堂堂兵团农业建设第八师副师长，从一片荒滩到具有七千五百平方公里膏腴之地的石河子垦区最早的“开国”元勋之一的王慕韩同志。又如，上海医科大学的学生王家禄被划“右派”后，已在良种队劳动多年了，但造反者还要将这只“死老虎”拖出来折磨。这天晚上全队召开空前大会，食堂兼礼堂里灯火通明，王家禄已被反手而捆，一条粗绳高系梁上。一声：“吊！”王家禄即腾空而起，喊爹叫娘。再一声：“放！”绳子松手，悬空之肉“飞流直下三千尺”，坠在地上，血淋淋一片。他晕过去了……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4）
杨牧像一条鱼，潜入深水之中。他对底层人们生活的感受、理解是那样深广。他自己是个受难者，因之他对那些善良人所受的痛苦，完全是感同身受的。
废墟的名称是一种偏见，沙砾的屈辱有声有色
闪着光，金子诞生
是的，杨牧的诗歌和文章，喜作两重性探寻。“这是在罪恶与建树之间，在沉沦与突现之间”“为生存而并不只得到生存，不仅为生存又得到悲辛”、“阳光这样酷厉而煦和”、“黑暗像光明一样辉煌，死亡和分娩都是生长”……都是这样的句式。
是的，两重性是事物的精髓，是深层地了解事物的必由之路，也是生活给人们、给作家上的课。
废墟、荒原、沙砾和屈辱的正面，有开拓、奋进、荣耀、尊严和有声有色，有金子。不仅仅是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样的金子；更有人心的善良、美好和富有，这是金不换的金子。杨牧在写作中很注意，也很珍视这一方面。
杨牧散文体的《西域流浪记》中，有不少这样的金色篇章。如他做测量工时，第一次走遍全场（他存身的148团，又名莫索湾二场）他的新鲜体验；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大小三十多个连队，所到之处，我皆震慑！这绝非我当初想像的那样，只是一方栖身的僻壤。林带如织，渠垄有序，每片房屋都分布井然，一块条田竟可大到近千亩。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机械如林，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农场。而每一个连队，又都是一个“联邦国”，各“省”都有代表加入。问其来由大都有不光彩的经历。但是他们谈起农场，都有“创业主”那种骄傲，即使刚被集中到“新生队”的人们，也像是仅仅受了一点冷遇的主妇，对农场的草场如数家珍。“四清”把他们“清”出去了，他们也仅是叹口气而很快又像拣了个什么便宜似的：“好多啦！好多啦！要是在口里（内地）还不知是咋样呢。”当他们知道我也是自流而来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甚至显得亲近起来。声音压得很低像老妇怀念风流韶华：“那时候……讲什么阶级！嘴上讲讲，只要干出高工效了，犯人都坐光荣席！”还讲王震广庭训话，“同志们”———看下面的不能叫“同志———”“他妈的！不管你是，什么人，就看你，搞不搞社会，主义，建设！你干好了，可以，摘帽可以，提干，可以……参军！”———“骂也痛快，干也痛快。”那真是黄金岁月哟！
所爱，永远不会变老。爱，永远不会长大
杨牧是个至情的人，从《西域流浪记》所写亲情、友情、师生之情即可看出。这样的人间至情是永远不会老的，永远是童年童心般的纯洁，是撼天动地的，我这样看。限于篇幅，我仅引录他去看他的养母和与养母再别离的两段文字，供大家欣赏、感动：“……我就睡在妈妈的床上。妈妈睡那头，我和小女儿睡在脚头。同一条被子，我总触到妈妈的脚，到了半夜还是冰冷。这是一双缠过的小脚，走路总是一颠颠的。夜更深了，妈妈已发出轻微的鼾声，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想这间屋子，想我当初就坐在那扇方格窗前，一坐就半夜，总是听到妈妈咳嗽。她有时半夜起来抽烟，也决不叫我，她总认为她的儿子在看书，是一种有‘出息’的表现。每月只打半斤‘洋油’，她从不心痛，甚至还叫我把灯拨大点，别像她那样弄成瞎子。妈妈确实眼睛不好。她说我走后，她吃蕹菜常吃到里边的猪儿虫。她看重文化，在这个家庭作为一个阻碍历史进程的阶级被摧毁之后，她仍旧让子女们读书，种蛾眉豆卖，背白泥巴（一种乡下人洗衣用的带碱的泥土）卖，即使半年不吃盐巴用咸菜水代替，也一定要交上学费。我是从婴儿时候就在她手里的，自然应该属于她的‘财产’，1964年我提出要走，她非但没阻拦，还说：‘娃儿，人不出门身不贵呀，火不烧山地不肥呀，你走吧！’倒是我犹豫，我说我走了你就是个孤人了，她说没关系，反正她老了。我走后的十年，她就在这间小屋，为队上做点零星活儿，靠我的姐姐转弯抹角寄点钱，聊以度日。”再看他和养母的再离别：“临别的这天，妈妈半夜就起床煮饭，就像我当初在家时，要出早工或上山挑炭，她总是早早地煮饭一样。她一声不响，但我听得到她在抽泣。吃饭的桌上，她却显得若无其事，只是嘱我好好工作，别想她，带好孩子。天亮了，我到院里一家家告别，然后穿过院侧的竹林，从井旁上路。妈妈送到井旁一棵李子树下，泪才簌簌落下来，哽咽道：‘幺儿，你再好好看妈妈一眼，下回你就看不到了……’我也知道她说的是真话，那一副弱躯，无论如何也熬不到我下次回来。我直直地看了她一阵，那脸色，那银发，那一双翳雾很浓的眼睛，我已经分不出她是我妈还是我的乳娘张映珍。我怕我泪会掉下来，叫了最后一声‘妈妈’！就大步大步走去。走过田坎，走向正沟，走到对面的大路上，回过头，妈妈还站在井旁边的李子树下，不知是她还想要看我（其实她根本看不见了），还是站着让我看……”
……我的石窟中全是碎雕，出于一万个人之手
我很珍视骨针的缝媾
杨牧是讲自己精神世界的构成吧，那是出自上万人精神、物质方面，对他的输送，缝媾，结合，凝聚，于是他“石窟”的“石雕”焕然一新。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5）
我想说的是，杨牧作为一个破落的世家子弟（说白一点，读书人家的子弟），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正逢我国社会急骤变革，他这个“敌对阶级”的后代，无端受了惩罚，最后竟在老家待不住了，只好出走做“盲流”，到西域去寻找自己的一片生机。
中国许久以来，已经没有了贵族，但官宦人家（当然是读书人家）是有的，中国的泛读书人家，既包括官宦人家，也包含破落的官宦人家，还有一部分贫寒人家虽在艰难中仍有读书子弟。所以读书人并非全是富家子弟。
在我国社会的发展前进中，杨牧这个读了一点书的旧世家子弟流入大西北的盲流群中，并且融合进去了，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这对本应该继续上学并深造的杨牧不能不说是个损失；而当了“盲流”后在农场就业的上十年，又正遇中国发生了“左”的大转弯，发动“文化大革命”，杨牧作为生活在中国最底层人群的一分子，他们既承担繁重的，报酬极少的以体力活为主的营生，又还背负沉重的另类“边缘人”的沉重包袱，自己身经、也目击了这一大群体的苦难，这看起来很倒霉。在生命遭受威胁的严重时刻，他甚至不得不携未婚妻一度逃亡南疆躲避。这种处境还不是坏到极点吗？然而回过头来看，这番长期自己变为农工而又融入农工的经历，却又成为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诗人、作家的杨牧，平生最为难得、最值得珍惜的机遇，天大的好事，无尽的精神财富。我想杨牧最大的收获，是在一个非人年月，他作为一个善良、诚实、正直的本色好人，在苦难中，受迫害中却发现了无论是普通农工，还是知识人中却有这么多和他一样的良心和是非、正义感未泯的好人，愈在底层愈多，他们的心是金子。愈是黑暗的角落，光却在那儿闪耀，它照亮、温暖了受苦人们的心，它是对非人化有效的抗毒剂。杨牧自己经历的，就足够说明这一点，在任何危难中，有了这些人支撑、保护，杨牧和他的家人就平安，精神得到安慰